[陈树德]：对联为什么被“边沿化”？

不合时宜 · 发表于 2006-10-24 17:55

对联为什么被“边沿化”？
陈树德

 “边沿化”是个新词，表示某人、某事、某物不被人重视，只能在夹缝里过日子。对联的遭遇颇为类似，甚至更甚，因为对联既不入三教九流，连“经”、“史”都不入。王德亚先生在《对联三题》中列举了对联的“六大悲哀”：对联无史、对联无集、对联无家、对联无位、对联无课、对联无刊。这些说法虽然有些过头，但对联不入文史，不列文体，却是不争的事实。
　　对联是中国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艺术奇葩，但既不入文史也不入文体却是怪事。这个问题，曾经困惑了许多人。国学大师程千帆教授就直言“不知为什么”！但明确指出是文化界的“冤案”，应予“平反”！对联的这种境况，不是因为它平淡无奇，缺少耀眼的光辉；也不是因为它深奥莫测，无人知晓；更不是因为它可有可无，无关紧要。到底为什么？现在想借用“边沿化”这个新词，或许可以获得一些解释。
 要解答对联不入文体也不入文史的原因，我觉得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对联的基础性
 湖北大学涂怀珵先生说“对联成全了律诗”，还有人说“对联渗透进诗、词、曲、赋”。这里说的“对联”，严格的说是“对句”。我曾经将“对句”比作“源”，将具有对偶特征的文体比作“流”，并用《孔子家语》：“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来形容“源”和“流”的关系。因为有了汉语“对偶修辞”的“源”，才先后汇聚成了赋、骈、诗（律诗）、词、曲、联、八股等具有对偶特征的文“流”。这股洪流，浩浩荡荡，奔流不息，在中华大地流淌了数千年。从本质上说，对联是所有对偶文体的领袖文体。但因为对联以短小为主，比之诗、词、骈、赋，总是“小个子”比不上“大块头”，在浩荡的洪流里，对联反而淹没在众多的对偶文体中。
 对联的这种“渗透性”，实际反映了对联作为国文修辞手段的基础性。说实在的，在中国文学中，“对偶修辞”是很特别的。它是一种自然美、古典美、和谐美，既有对称美的表象，又有哲学美的内涵，这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对偶句不仅在对偶文体中广泛应用，就是传统的章回小说，所有回目的标题都使用对联来撰写。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对偶文字，古今文章，都将大失光彩。对联的这种“基础性”，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因为它好比建筑使用的砖头，高大的城墙虽然是由一块一块的砖头砌成的，但人们眼里见到的只是巍峨的墙体，而砖头则被人们冷落以致遗忘。再看历朝历代为应付科举考试的教育，“对课”一直是启蒙读物，对联始终是作为写诗、作文的“砖头”来应用的。虽然清朝的科举也正式考试对联，但对联作为“砖头”的身份已被人们认定，要改变已经不可能了。
 对联的这个遭遇，类似数学领域的“算术”。“算术”是数学的基础学科，但又是独立学科。应当说所有数学都和算术有关，但当代数、三角、几何、概率论、微积分、分析数学……发展起来以后，“算术”作为独立学科反而被冷落、被遗忘了。
 第二、对联的谐趣性
 对联作为格律文体，有严格的格律规则，这和一般散文不同。因为受到格律的限制，所以撰写对联有一定难度。如果在对联中再附加其它限制条件，如限数词、限地名、限方位、限颜色……还有叠字、析字、回文、猜谜等，使撰写对联难上加难。对联的难，必然引发趣和巧，这就是对联的谐趣性。楹联大师梁章钜甚至专门著有《巧对录》一书，张廷玉主纂的《御定分类字锦》，也有《巧对》一门。围绕“巧联”、“妙对”的名人故事、传说，更是举不胜举。在许多正规的对联专著和教科书里，都把“巧对”专列章节，甚至作为撰联的基本技巧来叙述。从“诗钟”发展起来的“无情对”，那就完全以“趣”、以“巧”取胜了。至今的对联刊物，“趣”和“巧”以及以趣巧为主要内容的“对联故事”，仍然占有绝大的比重。在严格格律限制下的“趣巧”，又是人类智慧的体现，所以对联又称“智慧的艺术”。1932年，陈寅恪先生用“对对子”为清华大学出国文试题，其目的之一，也是测验学生的思辨能力。从古至今，在“智慧艺术”号召下的“难对”、“绝对”，更是风起云涌，络绎不绝，对联实际已经变成文字游戏了。对联的这种“趣”、“巧”和“游戏”，恐怕是对联不能登入文学殿堂的主要原因。
 笔者近年在报刊上多有探讨对联的理论文章发表，也引起一些议论，但最近征集一则“谜联”，发现读者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理论探讨。说明在民间，对联的“趣”、“巧”，已经根深蒂固。
 对联的“趣巧”，在客观上抵消了对联的“敦雅”，也降低了对联的品位。尽管，有更多格高意远的楹联悬挂于宫殿庙堂，还有许多辞致雅赡的楹联遍布于胜迹楼台，但对联的谐趣“本性”已不可逆转。
 这又使我想到一个类似的现象：《三国志》是正史，《三国演义》是小说，两者的遭遇截然不同。正史《三国志》问津者甚少，而通俗的《三国演义》却妇孺皆知。对联的敦雅好比“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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