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说对课 对课,就是老师教学生对对子,或者说作对联。 对课是旧时私塾常见的乃至必开的课程之一,也是我国传统语文教学的一种重要手段。 一 对课盛行过一千余年 对课到底出现于何时,尚无确考。至迟不得晚于唐开元年间。其时官修的类书《初学记》,各卷每节皆有“事对”一项,置于“叙事”之后,“赋”、“诗”之前。多为二言对,亦有三言、四言、五言者。如卷一天第一之“覆盆,转毂”、“玉仪,铜浑”、“杞国忧,秦密答”、“白鹤云,黄雀风”,雾第六之“邓公呼吸,猛兽吐嗽”、“青山青天,四塞四起”,卷九总叙帝王之“忠恕无过言,仁厚有智量”,卷二十六饼第十七之“刘子扬知盐,何平叔疑粉”,等等,每节皆有数对乃至数十对之多。 “事对”一词,出自刘勰《文心雕龙·丽辞》。何以不说南北朝时即有对课呢?这是因为其时尚未用以进行教学。《初学记》则不然,其编纂目的,就是为玄宗诸皇子受教“学缀文”时“检事及看文体”之用。这一点,《大唐新语》九说得很清楚:“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唐初承六朝余绪,骈文还很盛行,文章讲究词藻典故,《初学记》为“学缀文”时“检事及看文体”而编,所“缀”之文,主要就是骈体文。不排除学作近体诗,但若说习作对联,则为时尚早,因为其时尚无此种意识。可以这么说,对联产生以后,那就兼而顾之了。 对课有一种重要的方式,就是“属对”。其特征是一人出上句,一人对下句。在教玄宗诸皇子时,若用了属对的方式,那就可以认为此时已产生了对联的雏形。但《初学记》对此并未提及,《大唐新语》之言“检事及看文体”,也只是让诸皇子将书放在身边以备随时翻检,即使列出了许多“事对”的例子,仍看不出有将其中任何一对独立运用的意思。因此,“事对”部份,不仅不能以对联视之,就是对课,也还处于原始阶段。 唐代确实已有属对。唐宣宗以“金步摇”三字“请求进士对之”,温庭筠以“玉条脱”相对而得宣宗赏赐,此即一例。这种属对,虽可以三字联视之,因与教学无关,不属对课范围。 由唐至宋,对课逐渐发展,且结合属对的方式进行。明代吴兴人朱国桢在其《涌幢小品》中,有如下记载: 刘珙少时,谒梦于大乾惠应祠。金牌上有“曲巷勒回风”五字,未晓所以。迨登第,除诸王宫教授。一夕,上幸宫邸,问诸王何业,珙答以“属对”。时月照窗隙,上曰:“可令对‘斜窗抝明月’。”诸王方思索间,珙遽对以“曲巷勒回风”。上曰:“此神语也。” 刘珙,字共父,北宋末登进士乙科。绍兴中迁礼部郎官,孝宗朝拜参知政事,官终观文殿学士。此条明言其作“诸王宫教授”后,曾教诸王“属对”,属对与对课,在这里就融为一体了。属对进入对课,不仅增加了对课的活力,也推动了对联的发展。 元明时代,对课已比较盛行。《春明梦馀录》言及明阁臣为太子授课,“皆有对偶之句”,且“由浅渐深,由近及远,比物连类,触发颇多”,这种教授方法正是对民间私塾教授方法的继承。阁臣还“将旧对佳者集为一帙,恭候东宫(即太子)时取观览”,足见对对课的重视。郎瑛《七修类稿》说有人曾以“人间自古无仙骨,地上于今有凤毛”一联“课徒”。而阁老袁元峰十岁时,县令审里役于清道观,元峰随父前往,县令问他“曾习对乎”,又出“三清殿上飞双鹤”一联使对,元峰对以“五色石中驾六龙”,被县令称为“神童”。袁元峰年仅十岁,对对子的水平就这么高,实属难得。而宋代以来,诸书所载之“神童对”比比皆是。其中不免有虚夸成分,但真实的情形亦当不少。这些所谓神童,能如此敏捷地对出好对子,同他们从小就受对课训练,是分不开的。 清代,对课在私塾中更是随处可见。直到清末,还是如此。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就有如下叙述: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民国年间,私塾在乡村中还维持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而对课也延续了下来。笔者小时候就读过《声律启蒙》,其时离解放已经很近了。等到新学取代旧学,对课便随之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