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帅名录】

剑隐琴风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8月13日，又大举进攻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9月22日，国民党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宣告两党重新合作。这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存在这两条对立的抗战路线。即：中国共产党坚持放手发动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国民党坚持的由政府、军队包办的片面抗战路线。1937年8月2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洛川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政策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后，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抵抗，表现出了一定的抗战积极性。如：先后有“八·一三”上海军民抗战、山西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的协同作战、台儿庄战役、武汉战役等等。但由于采取片面抗战路线，采取单纯防御的方针，害怕发动人民群众，因此，在日寇进攻面前，大部分丧失了战斗力。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与国民党战场相反，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开展路线，深入地后，充分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在敌后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
    为了驳斥“速胜论”和“亡国论”的错误思想毛泽东于1938年5月，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阐明了持久战的总方针，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基本规律，坚定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9月，党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批准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正确路线。
    1938年10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公开投降日本，蒋介石集团则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国民党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工作。先后有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毛泽东为《共产党人》刊物写的发刊词等，对加强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完整地阐述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纲领，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成熟和发展。
    1941-1942年，解放区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如：边区政府的“三三制”原则、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等，其中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是两个中心环节。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解放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不仅改善了军民生活，克服了物质困难，战胜了日寇的破坏和国民党的封锁；而且改善了军民关系，增强了革命队伍的劳动观念和革命纪律。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这次大会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党的七大路线指引下，八路军、新四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打通了各解放区的联系。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对日寇开展了大规模反攻。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历时八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大代价。据统计，中国军民伤亡人数在2100万人以上，财产损失在600亿美元以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敌后英勇作战12万5千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均52.7万余人。经过八年抗战，解放区人口由150万发展到1万万；人民军队由3万人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党员人数由抗战前的4万多人发展到120多万人。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极大地锻炼了中国人民，锻炼了人民军队，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也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

剑隐琴风

黄麻起义
    黄麻起义（1927.11.13），又称第二次黄麻起义。1927年11月中共鄂东特委的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等领导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的农军举行武装起义。192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爆发。当天，黄麻特委调集黄安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农民自卫军两个排，及七里、紫云等区千余精锐义勇队，组成攻城部队，与先期打进黄安城内的12名农民自卫军队员组成的尖刀班里应外合。在农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于当夜10时，自七里坪向黄安县城进发。麻城农民自卫军另一个排留在黄安、光山，麻城交界的北界河负责警戒，以防河南红枪会的进犯。李先念、詹才芳、王树声、陈再道分别率领农民武装参加了暴动。11月14日凌晨4时，攻占黄安县城，成立了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曹学楷任主席。建立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任副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
    12月5日，遭到国民党军队第12军任应岐部1个师的围攻，潘忠汝等牺牲，工农革命军突围后转移到黄陂县的木兰山开展游击战争。12月底鄂东军改称工农革命军第7军。1928年春，返回黄麻地区，不久，进入河南光山县柴山堡地区。1928年1月1日，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第7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为党代表，汪奠川为参谋长，部队以木兰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7月，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为后来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起了先导作用，1929年5月建立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
    平江起义
    平江起义（1928.7.22），1928年7月22日，共产党人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领驻湖南的国民党陆军独立第5师的部分官兵和农民举行起义，占领了平江县城，成立了平江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了工农红军第5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平江起义后，湖南军阀纠集6个团的兵力进行围攻。8月1日，红5军撤出平江县城，转战于平江、浏阳和江西的万载、修水、铜鼓，湖北的通山一带，进行游击战争，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12月中旬，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5军主力到井冈山与红4军会合，其余部分武装在黄公略的领导下，继续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它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推动了平江以至湘鄂豫边界革命斗争的发展。
    百色起义
    百色起义（1929.12.11），1929年12月11日，共产党人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利用国民党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和督办公署主任李明瑞同蒋介石战争失败后的混乱形势，在广西右江百色县领导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民军举行起义。成立了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建立了雷经天为主席、韦拔群等为委员的右江苏维埃政府。随后百色、恩隆、奉议、东兰等十一县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开辟了右江革命根据地。
    中国工农红军苏区五次反“围剿”
    中国工农红军五次反“围剿”（1930.10-1934.10），“围剿”与反“围剿”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我双方的主要斗争形式。国民党从1930年12月开始，对革命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妄图消灭红军，摧毁革命根据地。
    第一次反“围剿”（1930.10-1931.1），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先后调集11师另3个旅，即张辉瓒第18师、路孝忱新编第13师、罗霖第77师、公秉藩新编第5师（后改第28师）、谭道源 第50师、许克祥第24师、毛炳文第9师、蔡廷锴第60师、戴戟第61师、刘和鼎第56师、张贞第49师、第12师之马昆第34旅、刘夷独立第32旅、周志群新编第14旅，及3个航空队，共10万人的兵力，分布于樟树、抚州、南昌、靖安、 高安、上高及闽赣边地区，由江西省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 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准备 向中央根据地的红1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
    这时，红1方面军有第1、第3两个军团，共约4万人，部署于靖江至分宜的袁水两岸地区，以战备姿态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在面临敌人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于10月10日在新喻县罗坊举行联席会议，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红1方面军总部于11月1日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随即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反“围 剿”的准备。根据方面军总部的决定，11月上旬，红军主力从袁水两岸地区转移到赣江以东的新淦、吉水、永丰、安乐、宜黄、崇仁等地，以战备姿态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向部队、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讲清敌人进攻的必然性、严重性和红军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的必要性，说明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道理以及对付敌人“围剿”的方法，统一思想，消除顾虑，增强胜利信心。另外，还在根据地内进一步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分配调整土地，加强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 武装的训练，实行坚壁清野，肃清反革命分子，筹措给养物资，充分发挥根据 地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造成取得反“围剿”胜利的良好条件。
    11月5日，敌人首先向袁水流域推

剑隐琴风

反“围剿”胜利后，红军趁势转入进攻，首先在石城、长汀、雩都、会昌四县，开展群众工作，打击地主武装，乐后转向武平、寻邬等县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使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央根据地，范围达到21个县境，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50万，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造成了更有利的条件。
    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中央根据地区军经过三次大规模扳“围剿”，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红军的作战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是：在敌人“围剿”开始之前，积极作好反“围剿”的准备；在强敌“围剿”开始时，一般是先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造成反攻的条件，尔后转入战略反攻，打破敌人的“围剿”；在战略反攻时，慎重初战，实行歼灭敌的指导方针，作战形式以运动战为主，并与游击战相结合，在战役战斗上实行速决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敌人“围巢”被打破转入守势时，红军转入进攻，依托根据地向外发展，并适时准备打破敌人新的“围剿”等。这些作战原则，是在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十六字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的作战原则。
    第四次反“围剿”（1932.5-1933.3），早在1932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 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 实行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以后，再转移兵力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包围，转入“围剿”的第二阶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为此，蒋介石于1932年5月，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 在准备对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的同时，又组成以何 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 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
    1933年1月，陈诚把中路军编为三个纵队：第1纵队，队长罗卓央，指挥第11、第52、第59师，向乐安、宜黄地区集中；第2纵队，队长吴奇伟，指挥第10、第14、第27、第90师，向抚州、龙骨渡地区集中；第3纵队，队长赵观涛，指挥第5、第6、第9、第79师，向金溪、浒湾地区集中。第43师为预备队。总兵力约16万人。采用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妄图一举歼灭红1方面的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并摧毁我中央根据地。红1方面军根据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打算乘敌人“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抚河流域敌人主力，进而夺取江西全省的胜利。闽浙赣 的红10军和闽西的红12军、赣南的红21军，分别奉令南下和北上，统归方面军总部指挥。红10军渡过信江，与红31师合编为红11军。这时，红1方面军有第 1、第3、第5军团和第11、第12、第21、第22军，总兵力共7万余人。3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东南战线指挥部成立，统一指挥赣南、闽西前线部队编成的5个纵队，配合北线主力红军作战。
    2月上旬，红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敌人坚守城防，已不可能在抚河东求得以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的情况下，决定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城。同时提出，如敌情地形有变，不便强袭，或“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地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仍需放弃强袭南丰的计划，转为进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歼灭。2月12日晚， 红3、红5军团向南丰西北敌外围阵地发动进攻进攻，守敌第8师6个团凭据险要的城防工事，坚守待援。陈诚一面令南城第24师驰援，吸引我军于南丰城下；一面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同红军主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根据这种情况，周恩来、朱德于13日毅然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接着又决定撤围南丰，采取退却步骤。2月22日，以红11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迷惑敌人，主力秘密转移到我根据地前部的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
    这时，何应钦误认为红军主力已转向黎川地区，即令中路军向广昌、黎进推进。其第3纵队由金溪出黎川；第1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广昌、宁都；第2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企图围歼我军于黎川、建宁地区，并占领广昌。第1纵队与第2、第3纵队相距较远，并迫近我之集中地，其行进地区两侧山高林密。因此，红1方面军首长决定，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主力，在宜黄之黄陂地区，各个歼灭敌第1纵队之第52、第59师。2月26日，敌第52、第59师由乐安分路向黄陂前进，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戒备亦不严密，我军对行进之敌突然发起猛攻，从27日上午至28日下午，经过两天激战，全歼敌第52师，师长李明被俘，敌第59师除1个多团逃脱外，亦被歼灭，师长陈时骥被俘。
    黄陂战斗以后，敌人于3月中旬，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并调整部署，以第2纵队为前纵队，第 1及第3纵队第5、第9师为后纵队，其另两个师为预备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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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万五千里长征
    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10-1936.10），简称“长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根据地向陕北根据地进行的战略大转移。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连同后方机关人员8.6万余人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分别从江西的瑞金、雩都（今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随军带上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一切笨重的器材，使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红军英勇奋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转移到湘江以西地区，但已损失过半。这时，蒋介石已察觉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刻调集重兵，准备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在这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5日，红军攻占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黔北挺进。黎平会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12月底，红军进抵乌江南边的猴场（今草塘）。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后，红军强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指挥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在贵州以西，曾四次渡过赤水河，使敌人疲于奔命。随后，出敌不意，南渡乌江，进逼贵阳，直入云南，抢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5月顺利通过大凉山的彝族地区，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6月14日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与从川陕根据地转移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大主力会师后，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战略方针。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战略方针，而主张向川康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退却。由于张国焘的阻挠，使红军在懋功和毛儿盖地区停留一个半月，致使胡宗南得以重兵控制经松潘北去的交通要道，红军陷于被动地位。8月4日，党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鉴于松潘战役计划已被张国焘破坏，决定红军主力出敌不意，穿过草地，迅速夺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并依据这个地区东进，以便取得陕甘宁广大地区。毛儿盖会议以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穿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巴西地区，打开通向甘南的门户；左路军由朱德、刘伯承、张国焘率领，向阿坝地区开进。当左路军通过草地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反党野心大暴露，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率领左路军重过草地，向南退却到天全、芦山、大小金川等地，公然进行分裂红军的活动。张国焘还给右路军中的陈昌浩发密电，妄图以武力裹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密电幸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发现，并报告给毛泽东同志。中央在巴西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率领一、三军团组成先遣支队（陕甘支队）迅速北上，渡过渭水封锁线，到达俄界。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红军，违抗中央命令的严重错误。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攻占天险腊子口，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长征途中，中央偶然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9月27日，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决定放弃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计划，而把陕北作为革命的大本营。1935年10月19日红军抵达陕北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11月初，与由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遭到国民党军队多次围攻袭击，被迫退向西康的甘孜一带。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率领的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于1936年7月2日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二、六军团改称为红二方面军。其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他们同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与张国焘进行了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虽然此时红军已不到3万人，但这是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极为宝贵的精华。
    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用两年时间，长驱二万五千里，

剑隐琴风

平型关战役
    平型关战役（1937.9.25），1937年9月中旬，沿平绥路西进的侵华日军占领大同后，分兵两路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进攻，企图进逼太原。为了配合友军作战，阻挡日军的攻势，八路军第115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下，奉命开抵平型关地区集结待机。
    9月23日，第115师派出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涞源——广灵之间地区活动，以钳制和打击增援平型关之日军。24日夜，又以3个团的兵力冒雨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等待来犯之敌。
    25日7时许，日军第5师团（板垣师团）第21旅后续部队全部进入设伏地域，八路军预伏部队居高临下，迅速向敌发起猛烈攻击，顿时打乱了日军的指挥系统，敌军的车辆自相碰撞，人仰马翻，乱成一团。这时，我军战士勇猛地冲向公路，对敌实行分割围歼，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经过一天的激战，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
    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中共击毙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伏击战。在当时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1940.8.20-12.5），1940年8月20日夜，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3天，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自1939年冬以来，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交通破击战，重点破袭正太铁路和同蒲路北段，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这次战役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阶段。
    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八路军在正太、同蒲、平汉、津浦等主要交通线发动总攻击，重点破坏了正太铁路。经过20天的战斗，预定计划全部完成。正太铁路线的路轨、桥梁、隧道、水塔、车站等均被破坏；平汉、同蒲（北段）、石德、北宁铁路以及主要公路也被切断；华北各交通线陷于瘫痪。
    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任务是继续扩大战果，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抗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在这段时间里，我晋察冀军区主要进行了涞灵战役，第129师主要进行了榆辽战役，第120师主要破袭了同蒲路。在这些战斗中，八路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我军计划要拔除的敌据点未能全部拔除。
    第三阶段（10月6日至翌年1月24日），主要任务是反击日伪军的报复扫荡。在这段时间里，八路军先后粉碎了日伪军对太行、太岳、平西、北岳、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
    百团大战历时5个多月。从8月20日至12月5日的3个半月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达46480人。其中包括：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人，伪军18407人；日军自动携械投诚者47人，伪军反正者1845人。同时，缴获各种枪5942支（挺），各种炮53门；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此外，还缴获和破坏了其他大量军用物资。
    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推迟了日军的南进步伐，增强了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
    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1948.9.12-11.2），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后，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当时，东北战场是全国五大战场中我正规军数量超过国民党正规军数量并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的第一个战场。因此，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首先在东北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制订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规定了主力南下北宁线（今京沈铁路），攻克锦州，把敌人关在东北就地歼灭的作战方针。开始时，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不愿南下锦州作战，企图回师长春。在毛泽东批评和纠正了林彪在攻锦（州）打援问题上的犹豫之后，东北野战军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集中了12个纵队和1个炮兵纵队，连同各独立师共53个师，70余万人，发起辽沈战役。
    1948年9月12日，第四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罗荣桓指挥下开始攻锦作战。蒋介石急忙调集华北、山东的一部分兵力组成东进兵团，并以沈阳主要兵力组成西进兵团，两路增援锦州。解放军在塔山、虹螺岘一线对敌东进兵团进行英勇阻击；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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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1948.11.6-1949.1.10），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迄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二个战略性进攻战役。
    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分路南下。8日，国民党军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万余人战场起义。10日，我军把黄伯韬兵团分割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经过10天逐村恶战，至22日全歼敌军10万余人，并击毙了敌兵团司令黄伯韬。同时，中原野战军为配合作战，出击徐（州）蚌（埠）线。11月16日，攻克宿县，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这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一指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11月23日，中原野战军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包围了从华中赶来增援的黄维兵团12个师。28日，蒋介石被迫决定徐州守军作战略退却。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撤至蚌埠，副总司令杜聿明留在徐州指挥。12月1日，敌弃徐州向西南逃窜。4日，华东野战军追击部队将徐州逃敌包围。6日，敌孙元良兵团妄图突围，即被歼灭，孙元良只身潜逃。同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集中9个纵队的优势兵力，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经过激战，至15日全歼敌12万余人，生俘黄维。此后，为配合平津战役，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部队进行了20天休整。第三阶段，1949年1月6日至10日，华东野战军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经过4天战斗，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30万人，俘获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李弥逃脱。
    这次战役，我军参战部队60万人，敌军先后出动兵力80万人，历时65天，共歼敌55.5万余人，使蒋介石在南线战场上的精锐部队被消灭干净，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广大地区，使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1948.11.29-1949.1.31），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第三个战略性进攻战役，也是战略决战的最后一个大战役。
    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发展之际，1948年12月上旬至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共100万人，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当时，华北国民党傅作义集团除有5万余人分驻归绥和大同外，有兵力50余万人，位于东起北宁路的山海关、西迄平绥路的张家口的约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上，并以塘沽为海上通道口。在这部分军队中，属傅作义系统的有17个师（旅），属蒋介石系统的有25个师（旅）。在此之前，蒋介石已提出要傅率部南撤，加强长江防线。傅作义对蒋介石的排斥异己深怀戒心，不愿南撤。这时，傅作义所部为解放军在东北的胜利所震慑，已成“惊弓之鸟”，但估计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有3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时间，到第二年春天才能入关作战。傅作义根据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不断收缩兵力，先后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准备随时从海上南逃或西窜绥远。如果傅作义集团撤走，人民解放军虽可不战而得平津，但国民党长江防线得到加强或保存较多作战力量，这对今后作战是不利的。因此，稳住华北敌军，使它不迅速决策南逃或西窜，就成为能否实现就地歼敌的关键。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东北野战军主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从1948年11月23日起，就提前结束休整，取捷径隐蔽地挥师入关。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以神速动作，先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他们南逃西窜的通路，并调动原驻天津、塘沽的国民党军队第92、94、105军进到北平地区。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在12月下旬连克西头的新保安、张家口。在新保安歼灭傅作义嫡系主力第35军1600人，在张家口歼敌第11兵团部和第105军5.4万余人。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人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当东头的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改编后，1月14日，解放军以强大兵力发起对天津的总攻，东北野战军集中5个纵队22个师34万人在刘亚楼指挥下，经过29个小时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设防和重兵守备的大城市，天津国民党守军10个师13万人全部被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天津解放后，塘沽守敌乘船南逃。
    为了使北平这座举世闻名的古都免遭破坏，解放军在围城后，派出代表同傅作义接触。由于解放军力量的强大和作战部署的迅速完成，由于中共的耐心工作和各界人士的敦促，傅作义终于决心顺应人民的意旨，命令所部出城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傅部移动完毕，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在绥远，有意地保存下一部分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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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1950.6-1953.7），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为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保卫中国安全，派出志愿军于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赴朝进行的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继续在军事上援助蒋介石，同时扶持朝鲜、越南等国的反动势力，建立针对中国的包围圈。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即采取武装干涉政策。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宣布出兵朝鲜，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同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美、英等国的操纵下通过决议，联合国会员国要派兵随从美国军队入朝。6月28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遣责美国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
    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在14日发出《关于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的通知》。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播及全国，形成第一个高潮。
    1950年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75000人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登陆。此后，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损失严重，转入战略退却。10月1日，美伪军越过三八线，随后侵占平壤，并继续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进犯。
    从8月27日起，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进行侦察和轰炸扫射。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分别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等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参战。从10月25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歼敌5万余人，于12月6日收复平壤，并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初步扭转了朝鲜的战局。
    1950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成立。各行政区、省市先后成立分会或将原有的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合并改组为抗美援朝分会。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4日至11日，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全国科普协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全国妇联、全国青联等人民团体分别发表宣言，拥护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号召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11月27日，全国政协与各民主党派举行联席会议，于12月1日发出《关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对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运动的协议的通知》。12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新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的指示》。1951年2月16日，全国政协发出电文，号召把抗美援朝运动“进一步地普及和深入到每一农村、每一机关、每一学校、每一工厂、每一商店、每一街道和每一民族聚居的区域。”3月14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告，“努力普及深入抗美援朝的实际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个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行动。”此后，抗美援朝运动进入了更加普及和深入发展的阶段。
    1951年1月14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并救济朝鲜难民的通知》。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踊跃参加爱国募捐运动。到5月30日，全国人民就捐款1186亿余元，捐献慰问袋77万多个，慰问品126万多件。4月初到5月中旬，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分赴朝鲜各地，慰问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及群众。
    1951年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告，号召全国各界同胞捐献飞机、大炮。此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青年团中央、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国红十字会等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宣言、通告，号召各界同胞积极捐献。到9月25日为止，共捐献飞机2481架，捐款入库的达9970亿元。
    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7日，志愿军发动了第三次战役，歼敌1.9万多人。1月25日至4月21日，志愿军又发动第四次战役，歼敌7.8万人。4月11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由侵朝美军第八军军长李奇微接任。4月22日至6月10日，志愿军又取得第五次战役的胜利，共歼敌8.2万余人。
    1951年7月10日，联合国军方面和中朝方面在朝鲜开城首次举行谈判。美国在谈判桌上进行政治讹诈，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军队控制的三八线以北地区。以后朝鲜战场出现了谈谈打打的复杂局面。8月18日，美军集中8个师的兵力，发动了“夏季攻势”，接着又于9月29日发动了秋季攻势。与此同时，美国空军实行所谓“绞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