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联话之三】从一副对联说起——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是是非非

潇湘妃子

戊戌变法联话之一------翁同龢（3）

                  （谨以此文纪念戊戌变法120周年）

      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是是非非

                               刘锋  养心堂主   

1  从一副对联说起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

上联写李鸿章，下联写翁同龢。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曾官文华殿大学士，按例可称为宰相。按清代官场规矩，对比较有地位的人，为表示尊崇，习惯用籍贯而不是用名字来称呼，因此用合肥来替代李鸿章。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所以用常熟作为翁同龢的替代。因为翁同龢曾任户部尚书，其官职相当于古代的大司农。

合肥本是地名，又用肥的本义，隐隐指李鸿章贪污自肥。更用天下瘦（贫穷）来衬托。 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又让天下更瘦。

国家没有灾荒，人民本应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常熟也是一词两义。户部是管国家财政和税收的。备战，建设舰队要钱，怎么办？加税。仗打败了，赔款，怎么办？加税。所以“世间荒”，其实是说钱荒。

这一副对联把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归于李、翁二人，或许也体现了民意。老百姓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因为甲午战争失败归根结底应归罪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他们才是最高和最后的决策者。

2  李鸿章和翁心存的关系

李鸿章学历也是很优秀的，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李鸿章在安徽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应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曾作《入都》诗10首，豪气逼人，为世所传诵。其中一首云：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须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野鸥。笑指芦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李鸿章中进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

孙锵鸣是道光二十七年的会试同考官，是李鸿章的房师。温州市图书馆大门口有一副孙锵鸣所书对联，大字镏金，笔力遒劲浑厚（有人考证，对联的作者是福建人李兰卿）。联曰：

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礼记·典礼上》中曾写：“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此处当理解为单日与双日，各有安排。

孙锵鸣是有清一代名儒。然而，孙锵鸣的乡试老师（亦有文章说是会试座师，经考证，不实）是翁心存。旧时科举特别重视师门。翁心存当是李鸿章的太老师。

翁心存（1791—1862年）晚清大臣，字二铭，号邃庵，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督广东学政。咸丰元年以后，擢工部尚书，迁协办大学士，充上书房总师傅，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端，入祀贤良祠。

事实上，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曾予以极大的支持。

以礼论之，尽管李鸿章比翁同龢大七岁，但是在翁心存的儿子翁同龢、翁同书等面前，也当执晚辈之礼。略同于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的关系。

据夏敬观所著《学山诗话》云：

瑞安孙渠田学士锵鸣，······道光丁未会试，学士作房考官，李文忠（鸿章）、沈文肃（葆桢），皆出其门。是科学士房中卷独少，甚为牢骚。一日领门生辈，谒见太老师翁文端（心存），文端善风鉴，首见李文忠，即大惊赏曰：“是人功业在我辈上。”以次见及沈文肃，又激赏曰：“当为名臣。汝房中卷虽少，得此二人，复何憾。”

又据王闿运《论道咸以来事》云：

李少荃平生服事翁二铭，于曾蔑如也。后为翁叔平所排，至兴大役，欲致之死。先议铁路，扼颃关口，李失计，不敢出一言，赖张香涛陵空构虚，翁乃仓皇出走。然日本之役，李虽幸免，而名败莫赎矣。余尝诮之： “君推崇翁二铭过曾涤生，颠到是非，故其子以此报。”恩仇皆有冥数，初非身所自主也。

这是王闿运嘲笑李鸿章，推崇翁心存而瞧不上曾国藩而又遭翁同龢排挤。但这两句话，值得沉思。翁同书之事或与李鸿章无关。

3  李鸿章和翁同书的关系

翁同书是翁心存长子，翁同龢是翁心存三子。翁同龢是咸丰六年（1856年）的状元。翁同书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在咸丰八年（1858年）已经官至安徽巡抚。翁氏一门煊赫无比。

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时正逢战乱。清军与太平军、捻军大战，淮南北蹂躏殆遍。朝廷命令翁同书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务，因为苗沛霖忽叛忽降，致使安徽大局糜烂。其实，当时长江以南，很多省大都如此。

同治元年，曾国藩奏劾翁同书在定远失守时弃城走寿州，···又致寿州城陷。此杀机四伏的《参翁同书片》，相传出自李鸿章之手。尤其是结尾云“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样就无端将翁心存牵连在内。这一句话十分刻毒，意图株连。其阴险程度不下于唐代酷吏的《罗织经》。

经王大臣会鞫，拟大辟（死刑，杀头）。当时翁心存年过七十，卧病在床，听闻噩耗，病情加剧，并于年底去世。此间，翁同书被暂释，以后又流放新疆。同治四年（1865），翁同书死于甘肃军营。

这样一来，李鸿章岂不是忘恩负义？对此，我不太相信。当然大多数人对翁心存和李鸿章的关系并不知晓。因而在甲午战争中翁同龢公报私仇的话头又不断推演放大，很多人都信以为真。这是当时和当前最流行的说法，因为，这最符合小市民的逻辑。

我最好奇的是，翁同龢是不是也这样认为。根据有专家对翁同龢日记的专门研究，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翁同龢日记“弹章疑出其手”一句，翁同龢所怀疑的代笔者，不是李鸿章，而是李鸿章的老师、庐州三怪之一徐子苓。

徐子苓（1812～1876)清末安徽合肥人，道光15 年 (1835年 )举人，是李鸿章启蒙老师之一。 徐子苓与王尚辰、朱景昭并称“庐州三怪”。------特立独行之人，当有特立独行之事，作此弹章，不足为奇。

徐子苓在咸丰11年 ~ 同治3年入曾国藩幕府，参与讨伐太平军。时间上是合得上的。据称其“工诗古文词，为曾国藩、江忠源、刘铭传所赏。兼通医、卜、相人之术，以鬻文游公卿间，性介特有能名。”

李鸿章是咸丰九年（1859年）十二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在曾幕中，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咸丰十年（1860年）秋，曾、李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据薛福成的《庸庵笔记》：

“既而文正(指曾国藩)进驻祁门。傅相(指李鸿章)谓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退军，庶几进退裕如。文正不从，傅相复力争之。文正曰：‘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会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师守徽州，违文正节度，出城与贼战而败，徽州失陷。始不知元度存亡，文乃出诣大营，又不留营听勘，迳自归去。文正将具疏劾之。傅相以元度尝与文正同患难，乃率一幕人往争，且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文正曰：‘我自属稿。’傅相曰：‘若此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文正曰：‘听君之便。’

由李鸿章不愿拟稿参李元度一事，或可推论李鸿章也不会写《参翁同书片》。

咸丰十一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经没有主力军队。于是，在沪士绅派出钱鼎铭等，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最后转商于李鸿章，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李鸿章开始组建淮军。

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结。同治元年三月，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随李鸿章抵沪。3月李鸿章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12月改为实授。

李鸿章是干大事之人。以组建淮军的日理万机之时，李鸿章居然还以幕僚的身份（这得有多屈辱呀！）还有闲心去写《参翁同书片》，攻击曾经的恩师一家？反正我是不相信的。

经专家对李鸿章私人书信研究，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三日（1860年6月20日）李鸿章在宿松曾国藩大营曾经写信给翁同书，信中称：“鸿章会试出蕖田师之门，通家谊重，未敢以属吏之礼进。”并且称“往岁供职此垣，曾亲灸中堂太夫子渥荷训诲，铭感弗谖。”

    而且，李鸿章一直都没有忘记是翁门弟子。他在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光绪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致信翁同爵；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致信翁同龢是，落款都是“愚侄”，“侄”，“世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