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市新九条（存有关阅读资料）

之达

      哈尔滨新九条：禁止非本社区人员+车辆进入！
       2020-04-23

  连日来，哈尔滨市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第一位任务，坚持问题导向，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日前，出台《关于进一步强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意见》，靶向实施防输入、守住门、管好人、禁聚集等九条管控办法，坚决遏制疫情蔓延扩散势头。

  1、防输入
     《意见》要求，要严把前端关口，与边检、海关、航空、铁路等部门建立情报互通机制，确保在第一时间精准掌握境外和国内疫情重点地区到哈人员信息。建立“手递手”工作机制，在机场、铁路集中力量设立前端卡口，有效落实集中或居家医学隔离观察措施，确保所有入哈重点人员全掌控、不漏管、不漏一人、万无一失。
       对境外入哈人员和国内疫情重点地区进入哈市人员，一律按照国家和省相关规定进行隔离管理。根据国内学校疫情防控安排，要求境外的来哈留学生和外籍教师在接到正式开学通知前不得提前返校。
       2、守住门
     《意见》要求，所有村、社区（住宅小区）的进出口，要安排专人或流动人员值班值守，坚持“严进宽出”，人员进入必须“扫龙江健康码+测温+戴口罩”，人员外出无需扫龙江健康码、测温。
       要充实基层工作力量，强化社区（村）包保，进一步发挥社区（村）干部、网格长、楼长、单元长“守门员”作用。
       要发挥社区（村）基层首创精神，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做好开放式老旧小区管控工作，尽快适应由封闭式管理向流动式管理方式转变。
       3、管好人
      《意见》提出，要管住外来人。要求各村、社区（住宅小区）一律禁止非本村、社区（住宅小区）人员和车辆进入。快递、外卖等集中到村、社区（住宅小区）防疫卡点，消毒后由居民取走。发热病人外出看病，要由村（社区）专人做好个人防护，用专车直接送到设有发热门诊的医院就诊。
       4、禁聚集
     《意见》要求，要严防家庭聚会聚集。以户为单位，严格禁止城乡居民探亲、串门、打牌、聚餐、聚集。引导群众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觉抵制家庭聚集性活动。
        严防公共场所聚集。要对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等人流密集场所，严格执行“扫龙江健康码+测温+戴口罩”的准入要求，采取限制进入人数、分散导购等措施。加强对公园广场等场所管理，防止人员扎堆。婚丧嫁娶不操办。
        严防交通出行聚集。在机场、火车站、地铁站、公路客运站的候机厅、候车室、安检口安排专人引导，对进出站旅客进行有序疏导。市内公交车要合理安排班次。出租车要做好清洁消毒，严禁合乘。
        严防工作场所聚集。疫情防控期间，各类演出、赛事、论坛、展会等大型活动停办。
        5、早隔离
      《意见》提出，要对所有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全部按境外入哈人员进行隔离管控和医学检测，确保无遗漏。
       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住所楼栋单元实行为期14天的全封控管理，在其住处显著位置设立标识牌，封控人员生活必需品由所在社区（村）保障。
       对被封控人员全部进行2次核酸检测+1次血清抗体（IgM和IgG）检测。居家隔离要一律安装电子门禁系统，如擅自外出的，一律转送集中观察点，费用自理，隔离期限14天重新计算。
        6、控经营
       《意见》要求，要坚持常态化防控与应急处置相结合，做好园区、工厂、楼宇、食堂、宿舍等场所空气流通、清洁消毒相关防疫管理。发现员工出现发热、呼吸道症状，立即安排到发热门诊、定点医院就医。
        对近28天内新发现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凡是其去过的公共场所要全面消毒消杀。
        严格落实我省负面清单管理，对文化旅游、餐饮及空间密闭且人员集中的场所，通过预约、分流限流等控制人员密度。
        7、严执法
       《意见》提出，对出现发热（体温37.3℃及以上）、乏力、干咳等疑似症状，不按要求如实、主动报告，逃避、拒绝、阻挠工作人员测量体温、核查情况、防疫检疫、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的，要依法严厉打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因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而导致疫情蔓延扩散的，要追究相关人员和单位责任。要向哈籍境外人员宣讲政策，组织引导境外和国内疫情重点地区来哈人员先行申报有关情况。继续实行群众举报制度，凡举报查证属实的、未曾登记掌握的，每人给予奖励3000元，并为其保密。
        8、强管理
      《意见》提出，要积极推行网上预约挂号、网上诊疗，引导患者错峰就医。严格落实预检分诊、转诊制度，设立固定通道。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特别是发热门诊要发挥其及时发现的“哨点”作用，第一时间对可疑病例进行“拦截”，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凡到哈尔滨主城六区医院住院、就诊，应持一周内核酸检测报告，方可接诊。
        严禁不符合防疫要求的小门诊、小医院开门营业。
        所有药店对前来购买退烧药、止咳药、抗病毒药的人员，要登记购买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详细住址、电话号码、所购药品名称和数量，并落实报告责任。
        养老机构继续执行不再接收新入院老年人规定，禁止任何人任何形式的来访探望。
        9、抓督战
       《意见》要求，要层层压实责任，充分发挥好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凡防控不到位、不担当、不作为，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律从严追责问责。

之达

     抗击“信息疫情” 不能全靠“谣言止于智者”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白衣天使们在医学战场上与病毒正面迎战，然而在舆论场上，出于种种目的，有的人却正在制造和传播一场“信息疫情”。

　　过去的几个月，相信不少人都曾经从不同渠道看到过这样的文章：“疫情之下的某国：店铺关门歇业，华商太难了”“多国渴望回归中国”“钟南山：5月疫情将全面暴发”……这些文章散布虚假信息，无中生有制造热点，误导公众、引发恐慌，扰乱经济和社会秩序。国家网信办日前就统一部署，各网站自查自纠，清理相关文章6126篇，关停账号18576个。
      “信息疫情”这一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首先提出，说明这是全球普遍现象。为什么会产生“信息疫情”？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来袭以及史无前例是首要原因。由于其病毒特点和传播规律到现在仍未被完全认清，暴发之初各国难免应对仓促，科学家们也措手不及。科学力有不逮，全球情绪共振，让没有根据的猜测、流言和谎言有了传播的温床。
       此外，在“人人皆媒体”的时代，海量的自媒体不受媒体伦理约束，匿名发言，则在有意无意间又进一步打开了虚假信息的“潘多拉魔盒”。而新媒体的人际交互传播像是加速器，进一步助推了这些信息传播；加上部分别有用心者借此煽风点火，舆论场上泥沙俱下，真假难辨。“信息疫情”与病毒传播互相交织，威胁公众健康的同时，还助推恐慌情绪，动摇价值观念，煽动对立，撕裂族群，严重考验人类社会的应对和处置。
       历史上凡有流行疾病必定伴随“信息疫情”，但媒介迭变，生态进化加上病毒传播范围前所未有，决定了此次“信息疫情”的凶猛度、破坏力、反复性均超乎想象，也决定了应对之策不能全靠“谣言止于智者”——主动出击、雷霆手段、综合施策才能力挽狂澜。
       阻击“信息疫情”，需要权威信息的有效充足供给。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从1月27日开始，以每天一期到两期的频次一直坚持到今天，已经连续发布90天，每一场发布会都会进行广播电视和网络直播。权威及时，公开透明，为的就是在舆论场中起到激浊扬清的作用。
       阻击“信息疫情”，还须对有害信息及时“消毒”。“成都男子武汉经停10分钟被感染”“北京某某医院一确诊患者跑了”“吃抗生素能预防新冠肺炎”……各地相关部门都曾经及时针对此类谣言发布过诸多辟谣信息，用真相补位，用速度阻断传播，以将谣言危害降到最低。
       阻击“信息疫情”，更需要加强对包括自媒体在内的所有媒体形态的管理。清理有害文章，关停有害账号，为的就是明确行业红线和底线，加强政策引导，强化自媒体的责任意识；对问题严重、影响恶劣的网站平台、网络账号及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处置，则可以倒逼行业自觉与自省。其实，不仅是中国的社交媒体，很多国外社交媒体，也已开始向疫情谣言“宣战”，阻截“假新闻”蔓延。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全球携手，人人努力，才有可能阻断病毒的传播。同样，阻断“信息疫情”，也需要每一位信息传播者都能自省、自重、自警，不要让我们的世界陷入另一场灾难中。

　　（文 | 特约评论员 王磊）

之达

旧体如何实现当代复兴
2019


绵延数千年，为何流落于文学的边缘

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诗词一旦被冠以“旧”的称号，似乎就是与时代相悖，不入潮流。

“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学兴起，为了与用白话写的诗相区分，中国古典诗歌被称为“旧体诗词”。如同戴了紧箍一样，旧体诗词走下神坛，流落于文学的边缘。

四川大学教授曹顺庆把旧体诗词衰颓的原因，归于“进化论”逻辑在文学里的消极影响，“传统诗词因自身不可避免的落后与缺陷，不可避免地被科学、先进的新诗所淘汰、取代，时间这一尺度成为价值判断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标准”。

虽屡遭冲击，旧体诗词创作却从未中断。1925年，闻一多致信梁实秋写道:“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他宣布重回旧体诗词创作。鲁迅、郁达夫、田汉、俞平伯等一批新文学家也从未停止旧体诗词创作，开新诗一代新风的郭沫若创作旧体诗词就有1400余首。

1987年5月31日，中华诗词学会成立是旧体诗词发展史上一次标志性的事件。当时叶圣陶听闻此事，欣然致贺信写道:“诗词虽然是旧形式，跟‘五四’以来提倡的新诗一个样，也能反映咱们这个时代生活。所以我想，瓶子无论新旧，咱们总希望瓶子里装的酒又香又醇。”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旧体诗词的话题越来越热。2010年由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首次向旧体诗词敞开大门，2011年成立中华诗词研究院，成为旧体诗词发展史上的又一件大事，旧体诗词的地位已渐渐发生转变。

旧体诗词，何以绵延不断?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邸永君有深刻感悟:“尽管时过境迁，然旧体诗词仍具强大生命力，其根植于厚重的文化积淀，拥有只有一字一音之中文才有资格独享之结构、音律特色，集形式、意境、节奏、才思、气韵等诸多大美于一身，精巧凝练，朗朗上口，浸入骨髓，深入人心。”

高数量的创作背后，为何难有“高峰”之作

大众持续热，学术界一直冷，当代旧体诗词仍遭遇“冰火两重天”。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王兆鹏多年关注新诗和旧诗的争论，他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新文学家眼中，旧体诗词不具备现代性。“我认为这是荒谬的，旧体诗词，你可以不喜欢，但不能否认和无视它的存在。文学史首先应反映客观存在，然后才进行主观评价。”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张三夕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不太熟悉旧体诗词，研究旧体诗词的学者更倾向于研究更古老的文学作品。

除了外部因素，旧体诗词自身也存在诸多短板。“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张三夕一直忧虑当前旧体诗词创作现状，“很多作品格调不高，甚至不懂旧体诗词基本格律的作者，却在大量写旧体诗词”。

中华诗词学会曾做过统计，我国目前有诗词刊物800多个，网络诗词论坛远超800家，每天创作数量达5万首。高数量的创作背后，为何难有“高峰”之作?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李遇春指出，很多人传统文学学养和古典诗词素养与前辈相比皆有不及，他们创作的诗词重铺排和渲染，但难掩骨子里的疏阔苍白。另外，现在有很多名目繁多的诗词大赛，充斥着大量的应景应制之作，商业市井气息弥漫。

“写一首诗，不一定就是诗人;写一部小说，不一定就是作家。”王兆鹏认为旧体诗词缺少一个判断质量的标准。“那些既没有技术含量，也没有艺术和思想含量的作品，不能算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创作。”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陈友康坦言，现当代旧体诗词无论是创作还是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知识谱系有待梳理和建立。长期以来，好的诗词得不到认定，问题得不到批评，学术化批评长期处于缺席状态，导致创作越来越泛滥。

新时代的春风里，旧体诗词如何绽放

近日，由李遇春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编纂与研究》开题。该项目就是要通过为旧体诗词建立完整的编年史，推动旧体诗词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使其在新时代实现复兴。

新时代呼唤新文艺，旧体诗词应有新作为。中华诗词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蔡世平告诉记者:“新时代会出现许多与传统诗词不一样的东西，新事物、新题材，催生新的表现手法与艺术技巧。诗词必须要伸向社会生活的细部，这正是我们诗词发力并大有可为的地方。”

“与时俱进”是旧体诗词创作的关键词。“我们提倡尽可能将语言和意象与现代社会结合，尽可能熔铸使用现代生活气息的语言。有些随着时代产生或消亡的意象，就必须注意时代性。”王兆鹏举例说，有句古诗是“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描写油灯的。现代人早已不用油灯而用电灯了，如果还以油灯为意向，就与时代不符了。

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高昌坚持一种观点，新诗和旧诗应互见与互鉴，而不是水火不容。“当代诗词的发展，应该学习和借鉴新诗灵动的语感和鲜活的句式，于规矩严苛，词汇疲敝，同质化、趋同化的意象之中突围而出，创造出接近口语、轻快自然、奇诡灵动的新鲜风景，适应更多的当代读者。”

“创作队伍已经很庞大，但是研究队伍还严重不足。”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认为，好的文学作品要有评论引领。旧体诗词也需要加强评论，褒优贬劣、引导创作、提高审美，这样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网络诗词是旧体诗词发展的新现象。据中华诗词学会负责人透露，网络诗人近年来增长迅速，且以中青年为主，人数达百万之多。“网络也应建立相应的评选机制，把一些优秀作品，通过相对严格和可观的途径筛选出来。”裴涛说。

“不少老师在讲古典诗词的时候，基本上只是对作品进行文本赏析，很少有格律、用韵规则的讲解。”张三夕认为，大学诗词教育的地位应该进一步提高加强。

近几年，《中国诗词大会》《诗书中华》等传统诗词类电视节目在各类媒体“刷屏”。曹顺庆很赞同推广这样的节目形式，“它们能让观众更多了解旧体诗词的魅力，营造一个对传统文化更加‘懂得’与‘友好’的文化大生态。”

之达

李遇春：如何看待当代旧体诗词创作
2012年01月20日 18:35　来源：文艺报　参与互动(0) 1
　　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话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除了学界的争鸣之外，官方或半官方的举措无疑也备受关注：其一是2010年由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首次向旧体诗词敞开了大门，其二是2011年北京隆重举行了中华诗词研究院的成立大会，这是继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以后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发展史上的又一件大事。在过去的两年中接连发生的这两个文学事件是意味深长的，其象征意义不容忽视。如果说鲁奖接纳了旧体诗词意味着以中国作协为龙头的中国当代文学界已经承认了旧体诗词的历史和现实地位，那么中华诗词研究院的成立则象征着中国政府已经把旧体诗词研究纳入了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整体文化战略之中，因为中华诗词研究院隶属于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它将与中华诗词学会一道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与研究两翼齐飞。

　　所以，在新世纪的文化和文学语境中，我觉得再在旧体诗词及其研究的所谓合法性上展开论争已经没有多大必要了，因为旧体诗词将肯定不会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继续缺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场了。我们当然不必像陈独秀当年在致胡适的信中那样绝对化地断言“必不容反对者有任何讨论之余地”，但确实“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因为真正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在做扎实沉稳的旧体诗词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了，这从近年来黄山书社和巴蜀书社陆续推出的“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当代诗词家别集丛书”、“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等大型丛书的编印中不难窥见端倪。而且包括笔者在内的一批新老不同代际的学者，无论他们是以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业，也不论他们的文化立场和学术立场存在着何种内部分歧，但在致力于旧体诗词研究这一点上，大家算是走到一起来了。这意味着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我们的旧体诗词研究已经越过了纷纷攘攘的争鸣阶段，而转入了具有历史意义和学术品格的研究。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成就？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困扰着新文学界的一个同样的问题，即如何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成就？很多学者至今坚持现代文学30年的成就在当代文学60年的成就之上，而在当代文学60年中，后30年的成就又在前30年的成就之上，这几乎可以说达成共识了，当然反对的声音也不是没有，但比较弱势罢了。那么，“五四”以来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历史成就该如何评价，如果沿用新文学界的百年评价是否合适？我个人觉得有必要借用新文学界的评价角度，但结论并不完全相同。首先，必须承认，现代旧体诗词30年的成就在当代旧体诗词60年的成就之上，那个时代不仅新文学名家荟萃，在旧体诗词坛坫里同样高手如林，而且在新文学家中也盛产旧体诗词作手，旧体诗词不仅没有从现代文学的历史中退场，相反逐步在新文学界回潮，犹如闻一多所谓“勒马回缰写旧诗”的新文学家数不胜数，这在抗战军兴中达到了高潮，旧体诗词在民族救亡的历史背景中不仅重现了生机，而且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这只要翻看一下陈汉平倾力编注的80万字的《抗战诗史》就不难窥斑见豹了。

　　然而，在这里我主要想谈的还是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评价问题。众所周知，时下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习惯于把当代文学60年划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一个30年属于革命年代，后一个30年属于改革年代，革命年代的旧体诗词创作表面上看起来并不繁荣，但实际上取得了令后人瞩目的成就，而改革年代的旧体诗词创作则相反，表面繁荣的背后却掩饰不住内在的虚浮、匮乏与危机。这个整体判断似乎正与新文学界对于当代文学前后两个30年的历史判断相龃龉。谓予不信，不妨做一番简短的历史检视。在革命年代里，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红色经典小说大流行，新诗界则以郭小川和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最受欢迎，同时代的其他主流新诗人如今大都被当代文学史所遗忘，可见历史确实是残酷的选择。之所以革命年代的绝大多数主流新诗人及其诗作被时间所淘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后来的学者们在这些诗人及其诗作中无法开掘出具有文学史和文学经典意义的话语空间。“礼失而求诸野”，学者们只能到革命年代里的“地下写作”或“潜在写作”中去探寻“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他们找到了食指，找到了“白洋淀诗群三剑客”(多多、芒克和根子)，找到了昌耀，然而即令如此，仍然掩饰不住那个年代里新诗坛的落寞与黯淡。我以为，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学术时刻，是到了我们把文学史视野放开的时候了。如果不局限于新诗，而是把旧体诗词也纳入到整体的诗歌史考察范围，我们将会发现，革命年代的诗歌史无疑是辉煌璀璨的，一大批当代诗歌史上的失踪者将被我们重新发掘出来，这将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包括诗歌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考古学事件，其意义绝对不可以低估！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在那个政治风暴频仍、尤其是到了“十年浩劫”的灾难岁月里，我们的旧体诗词却迸发出了让同时代的新诗汗颜的诗歌力量。仅以地域而论，岭南诗坛的陈寅恪、冼玉清、黄咏雩、朱庸斋、詹安泰、李汝伦、张采庵等，京津诗坛的张伯驹、寇梦碧、俞平伯、钱锺书、张中行、郭风惠、陈宗枢、邓拓、李锐、巩绍英、黄万里、江婴等，皖苏沪诗坛的汪东、胡小石、洪漱崖、冒效鲁、陈声聪、潘伯鹰、周炼霞、陈小翠、张珍怀、丁宁、曹大铁、徐定戡、沈轶刘等，闽浙赣诗坛的夏承焘、吴鹭山、陈琴趣、宗远崖、许白凤、周素子、陈朗、周采泉、洪传经等，湖湘诗坛的沈祖棻、刘永济、罗密、朱雪杏等，巴蜀诗坛的曾缄、胡惠溥、吴宓、黄稚荃、许伯健等，西北诗坛的霍松林、罗元贞、胡 　　　　　秋、宋剑秋、徐翼存等，齐鲁诗坛的冯沅君、黄公渚、牟宜之等，无不在艰难时世中发出了不平之鸣，其人其诗都将在当代诗史上不可磨灭。至于当时的新诗人如郭沫若、田汉、叶圣陶、老舍、茅盾、沈从文、聂绀弩、胡风、何其芳等人的晚年旧体诗词创作，笔者已在《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中做过集中的探究，其文学史和诗歌史意义同样不可抹杀，尤其是他们由新入旧的创作转变更值得珍视！

　　我并非一个厚古薄今之人，但在多年以来的现代性反思语境中，我确实不再相信“五四”以来所流行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论”了。新未必优于旧，历史并非直线前行，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主要依靠那个时代的文学实绩来证明，这与先后无关、与新旧无关，也与文体无关。我们不能因长期以来对旧体诗词的文体歧视而自我遮蔽了文学史考察的整体视野，而应该正视历史，对那些确实应该被历史所铭记的作家作品，无论新旧，同样秉笔直书，这才是当今学者亟需坚持的学术立场。所以，当我以同样客观的视野来考察改革年代文学创作的时候，同样不分文体新旧。我必须承认，改革30年的新文学成就肯定在旧体文学的成就之上，这主要是因为这个30年的小说创作取得了重大成绩，其成就甚至是现代小说30年所不可小觑的，其实完全可以和现代小说30年相媲美。笔者多年来一直从事当代小说研究，举出各种理由来证明这一观点并非难事，此处就从简不赘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拿改革30年的旧体诗词与新诗相比较，其结果又当如何？这方面我显然不能苟同少数旧体诗词研究者的看法，他们彻底否定新时期30年的新诗成绩，甚至彻底否定“五四”以来整个中国新诗的成就，认为只有旧体诗词才是中国诗歌的正宗嫡传，只有旧体诗词才能代表中国现当代诗歌的成就，这无疑有些言过其实了。正所谓矫枉过正是我们长期以来难以摆脱的思维模式，五四时期陈独秀和胡适在打倒旧文学、树立新文学时是如此，如今刘梦芙和徐晋如在否定新诗、重振旧体诗词上也是如此。事实上，百年来中国诗坛的新旧之争一直未曾断绝，二元对立、矫枉过正、你死我活的思维和立场牢牢地控制着中国诗人和学人的判断和行动。虽然我很能理解刘、徐重振“国诗”雄风的良好愿景，但文学史的理性却告诉我不能轻言轻信。在我看来，改革30年的诗坛，新诗与旧体诗词不相伯仲，各擅胜场，也各有流弊。但无论是与革命年代30年的旧体诗词相比，还是与改革年代30年的小说相比，其总体成就都不是很高。这是一个让不少旧体诗词作者和学者都感到尴尬甚至是难以接受的事实，但事实很可能就是如此！新诗界30年出现了北岛、顾城、海子、舒婷、翟永明的诗，虽然不如小说界中那么骄人，我想也可以过得去了，他们的存在多少可以抵消一点所谓“口水诗”、“梨花体”、“羊羔体”等等给读者所带来的不快。旧体诗坛呢，老实说，近30年来出现的名家也不多，许多诗坛耆老虽然有幸渡过劫难活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但此时在创作上已是有心乏力，更多地是凭着惯性在写作，所谓暮年诗赋动江关者并不多见。这些诗坛耆旧的创作高峰期一般都在抗战时期或者革命年代，只有启功、杨宪益、荒芜等少数人的暮年诗作达到了新的境界。至于中青年诗词作者，虽然人数庞大，但像老辈那样卓然成家者寥寥无几。笔者曾读过岭南何永沂的《点灯集》，作者继承了聂绀弩、李汝伦等当代旧体诗词大家忧时伤怀、不拘一格的传统，堪称优秀作手。而不少中青年名家诗词，慕其名而购其书，及读之则大感失望，这让我不敢也不愿太乐观。

　　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内，近30年来的旧体诗坛主要存在着三种弊端或病象，它们严重地制约着当代旧体诗词的发展进程。其一是“老干体”盛行。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追溯起来，“老干体”的前身是革命年代的“新台阁体”，新中国成立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群文艺界领导或者开国将帅，他们经常诗词唱和，展现了革命年代的太平风度和盛世景象。这种诗体在艺术上追求以文为诗、以赋为词，重铺排和渲染，格调华美丰瞻，但难掩骨子里的疏阔苍白。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时代的更迭，一大批离退休老同志在含饴弄孙的晚年寄情于传统诗书画，“新台阁体”遂蜕变成“老干体”，由于作者的传统文化学养和古典诗词素养与前辈相比皆有不及，甚至等而下之，故“老干体”的盛行给当代旧体诗坛的声名带来了莫大的伤害。其二是“新古董”泛滥。翻阅《中华诗词》等各种旧体诗词杂志，以及市面上层出不穷的旧体诗词集子，我们不难得到“新古董”泛滥成灾的恶俗印象。许多旧体诗词作者在严守古人所定格律的基础上乐此不疲地制造着种种“新古董”作品，他们在写作中完全心(内容)为形(形式)役，根本达不到古人所谓“得意忘形”、“得意忘言”的高妙境界。我并不反对今人做旧诗严守古人格律，如平水韵之类，但我反对泥古不化，在所谓拗救问题上斤斤计较，比如挑剔毛泽东诗词里出格破律的瑕疵，如果做诗做到了以律害意的地步，那就该是诗的末路了。今人做旧体诗词，在格律问题上必须要开明，要探索古今融合的新律路径，这是摆在当代旧体诗词作家和学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我们不要新古董，因为新古董其实就是假古董，属于文物赝品和仿制品，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力。新古董的泛滥虽然在数量上庞大，但从质量上来讲，并无益于当代旧体诗词的复兴。其三是消费化严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文学日益消费化，旧体诗词同样未能幸免。各种出于种种商业利益驱动的诗词大赛名目繁多，而不计其数的参赛作品更是充斥着大量的应景应制之作，商业市井气息弥漫，难觅真的诗和真的人。在当前这个新诗日益失去民众的年代里，旧体诗词可悲地充当了替代品，沦为了文学商业化的符号。这不能不促使有良知的旧体诗词作家警醒！

　　我一直相信明人的话：“真诗在民间”。其实何独明代如此，自《诗经》以降，历朝历代莫不皆然。进入现当代以来，许多在当时产生过轰动性的诗人诗作，随着时过境迁，被人遗忘者在在多有。新世纪网络诗词的崛起，无疑为当代民间真诗的出现提供了广阔的话语空间。去年在曾少立的介绍下，我翻阅了一部分他从网上传给我的旧体诗词作品，包括他的“李子体”诗词在内，诸如嘘堂、天台、碰壁、胡僧、伯昏子、莼客、军持、矫庵、添雪斋、贺兰雪、独孤食肉兽等青年网络诗人词客的作品琳琅满目，或倡导“文言诗词”，或追求“白话诗词”，或融新旧诗于一炉，另创新古体诗，真正是让我大开了眼界。还有最近惠赠《忏慧堂集》的胡马(徐晋如)，其人其作颇得南社风流，既是优秀的旧体诗词作手，同时评点诗坛飞将如云，虽有时不免偏激，但还是让我看到了新世纪的新一代诗人实现旧体诗词复兴的真正希望！

　　(李遇春)

之达

金星：其实我选择不公开撕，如果这段情感，它从头至尾就是个欺骗，或者是骗局的话，这由法律来对它有个公允的判断，让法律去做这件事情。如果真是两个人的感情缘分到了，就是分的挺不是那么光明磊落，很肮脏或者有点惨的话，我觉得我还是选择不撕，为什么呢，毕竟两个人是真实相爱走进来的，我不管对方的感情后来怎么样，但我尊重我的付出，我们两个曾经爱过十年也好，五年也好，三个月也好，这一切曾经都美好过，就因为这个事情分开了以后，我选择退出，就不公开撕，留下那段我还有可以回味的东西。”

“曾经我和汉斯聊过这个话题，说如果汉斯你出轨了，我会怎么办，汉斯问我说你怎么办，我说什么都没怎么办，我带着我们三个孩子走，但这件事情不要伤害到孩子的感情，不要影响到我们孩子对婚姻的观念，在婚姻里不会受到欺骗和伤害。”

“那么如何成熟地处理体现出来的是我们的修养和智慧，我们无法决定自己会不会被背叛，但至少我们可以把握自己面对背叛时的态度！”

之达

诗无达诂，所以1、余光中（台湾诗人）
好的诗歌应该包括想象力的丰富，语言的高超，音调和意象的营造。
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我认为好的诗歌应该包括作者想象力的丰富，语言的高超，讲究音调和意象的营造，一句话：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当代诗歌的口语化倾向并不是问题，重要的是要有其自身的特色。我认为有的新诗形式上太僵硬了，过于单调，没有转折，而像那首著名的打油诗：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草丛都不见，虽然前面都很单调，但最后一句把整首诗都救活了。
并不存在所谓诗歌边缘化的问题，现在的报纸上也经常发表一些诗歌，至少还数得出半打诗人的诗歌销量很好，动则销量上万的诗集还不少，中小学课本里也选发了很多诗歌作品，包括古代的李杜、苏东坡等人的诗词是必选的，有的诗甚至被谱成了歌。
2、于坚（云南诗人）
一位有阅读经验有生命痛感的读者读了之后有感觉，那就是一首好诗。
感动有心人
我觉得对于诗歌来讲，形式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其中所要表达的微言大义和感觉。雷平阳的这首诗是语言的客观罗列，我的《零档案》的罗列其实并不是罗列本身，它表达的是当时人的一种存在状况，表面的罗列隐藏的是形而上的思考，不是单纯的罗列。这种形式是我多年前的探索，《测量》是卡夫卡式的罗列，并非简单的房间的数据的罗列，暗藏着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理解。所以，用什么形式是不重要的，而在于你要表达什么以及让读者理解你的表达，不能让读者只是停留在你的表达的表面。真正的好诗是这样的阅读的时候，形式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读者还记着这个形式，还没有得意忘言，那这首诗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像《零档案》这样的诗在有些现代人看来似乎很前卫很先锋，其实类似的诗在古代诗歌里就有，我只不过扩展了古代诗歌没有充分发展的部分而已，比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夕阳西下靠的就是蒙太奇的手法，用语言的独立排列来组合成一种氛围，营造一种语言的场。有不只一位读者跟我说过，他们读《零档案》有一种回到恶梦般年代的感觉。
现代新诗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很多东西处于实验的阶段，但实验是否能变成经验，是否能进入历史，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当然，也不能因此说今天的读者就不能判断诗歌的好坏，毕竟五千年的诗歌就在那里，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阅读的经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还是能读出一首诗的好坏；但经验不能成为一种束缚，不能认为经验之内是诗，经验之外是非诗。
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写诗的人多了，探索的人多了，好诗的标准问题也就出来，普通读者和知识分子阶层看法不一。我不喜欢标准这个词，它是20世纪的文艺理论创造出来的一个词，就像用分数来衡量学生一样可笑。我认为，好的诗应该是有感觉的诗一位有阅读经验有生命痛感的读者读了之后有感觉，那就是一首好诗；相反，无论它写得如何语言优美，无论它形式如何符合过去的经验，如果读者对它毫无感觉，它就不是一首好诗。
我现在还在写诗，我要对《羊城晚报》的读者说：我会写到80岁！3、卢卫平（广东诗人）
发现新的秘密
一首诗，要成为好诗，就是要在一切旧事中去寻找和发现新的东西，要言说出一件已经真相大白的事物新的秘密。这里有两点很重要，第一，你是否独一无二地找到和发现别人从未找到和发现的感受，没有任何一种文体比诗歌更强调惟一性和独创性。一个诗人比一个哲学家更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写黄鹤楼，崔颢写了，李白就不敢写，只能留下眼前有景题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喟叹。因为李白没有在黄鹤楼这件旧事物上找到新东西，或者说他能找到的崔颢先找到了。崔颢的黄鹤楼成了千古绝唱，而其他人写黄鹤楼都被崔颢遮蔽了。第二，你找到新的秘密，用什么样的语言，把这个秘密说出来，这是诗的基本要素，也是一首诗好与坏的重要标准。乌鸦从古到今一直黑着。于坚从乌鸦的黑里发现这是只无法无天的巫鸟，在我头上的天空中牵引着一大群动词，这些动词都闪着一个诗人灵感和智慧的光芒。于是，于坚用他独特的语感完成了经典名篇《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世间万物都有名，而诗人就是要对万物重新命名。诗人也是因为这种重新命名世间万物的权力和能力而君临天下。韩东用口语重新命名了千年古塔，《有关大雁塔》才成为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伊沙这个鬼对黄河这条被历史神化的河说出了人的大白话，他的一泡尿十有八九要流进诗歌史。
读诗是需要瞬间直觉的。读到好诗时，我们常常说眼前一亮，这一亮就是瞬间的直觉，而这直觉只有在遭遇到被重新命名的事物，才能瞬间一亮。就像一个在你很多年的印象里一直灰头土脸的老同事，两年不见突然西装革履，红光满面。你在惊讶的同时在心里快速地完成了对这个老同事的重新定位和命名。平庸的诗总是让人恍恍惚惚，昏昏欲睡。总是让人感觉到他的诗在另外一个同样平庸的诗人的诗集里看过。一写到女人就是花，一写到雨就是泪水，一写到雾就是忧郁，一写到秋天就是落寞。有多少诗人靠这种简单而又弱智的复制混得诗人的头衔，就是这样的诗人败坏了诗的名声。他们写了一辈子诗，诗集等身，却没有写出属于自己的一个句子，甚至一个词。特别是那些平庸的抒情诗人，他们看到什么都习惯啊几声，都喜欢多么多么几下，他们还为自己出口成诗洋洋自得。他们应该知道几乎所有的人来到世界上第一个会说的词就是啊，差不多过了三岁，就开始会多么多么了。
4、耿占春（海南诗评家）
除了从艺术的角度进行判断，还要看它对当代生活及其相关事物关系的揭示。
瞬间震惊的效果
诗歌本身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发展到今天，也像其他现代艺术一样，有一种属于理念上的创新，如果它提供了一种新理念后，别人只是换一些新内容，没有什么新理念，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现代艺术有一种不可重复的性质，一次性失效。这种实验性不像过去的经典可以典范化，可以模仿，如托尔斯泰的作品可以模仿，可以成为一种风格。当然，大众心目中的诗歌与艺术家心目中的诗歌的标准有差异，大众的诗歌经验是建立在唐诗宋词、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以及一些西方经典诗歌的基础上，他们就会对一些诗人的诗歌实验提出质疑。其实，现代艺术主要并不在于给人们提供一种审美，而是一种像本雅明所说的瞬间震惊的效果。
当然，我自己比较喜欢那些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诗歌。瞬间震惊的诗歌可能风靡一时，名扬一时，但未必就是佳作。
5、黄灿然（香港诗人）
好诗永远产生于标准建立过程中，标准一旦建立就迅速被坏诗攻占。
好诗实际上没有标准
如果好诗有标准，那么，我们按照标准去写，其累累成果早已使诗人无容身之地了。但我们知道，好诗从来不多，无论是哪个时代，尤其是好诗人与坏诗人、好诗与坏诗的比例，从来就不相称得犹如茫茫大海与海上一叶扁舟。这表明，好诗实际上是没有标准的，它永远令你难以捉摸，你举出一个标准，不要说别人，你自己就立即可以举出数十个标准来反驳你。
一个明显事实是，坏诗和好诗一样有读者。坏读者读坏诗，觉得好，读好诗则觉得坏，或偶尔觉得勉强可以接受，就像好读者读好诗，觉得好，读坏诗则难以忍受，但偶尔也觉得可以当成一首好的坏诗来欣赏。好坏不分的读者好坏不分地读，或把好的当成坏的，坏的当成好的。我们知道物以类聚，人亦如此。诗也以类聚，诗人亦复如此。你有时会吃惊于一些三流诗人就只能与三流诗人做好朋友，只认三流诗是好诗，小诗人就认定一些小诗人的诗好，且其理由比大诗人认定大诗人诗好更充足、更可靠、更真诚。那么一个大诗人就只认定大诗人好吗？如果是这样，那又太简单，太标准化了。事实上，大诗人往往极爱小诗人。同样地，也有些小诗人极爱甚至只爱大诗人。
好吧，让我们说好诗来自生活。可是，我们都看到了，大多数坏诗也来自描写生活。

之达

我们现在诗词语言仓库里面的零件，大部分是唐宋的零件。1997年香港回归时，有一首诗，写解放军进驻香港是"饮马香江"。有诗友就提出反对意见：解放军并不是骑着马进的香港，你们这不是歪曲历史吗？他说的这个也有道理，解放军确实不是骑着马进的香港。但是，诗并不是历史纪录，不是新闻。你不让他"饮马香江"，说"坦克进香江"、"装甲车进香港"，这很难融进诗里去。

对古人的语言，大概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完全可以照搬，它的生命力比较强，没有时代的局限性，完全被现代大众所接受。比方说"剪烛夜话""破釜沉舟"。
第二种是属于半可用，有限制的使用。比方说"陛下"这个词，在中国没有陛下了，可是在外交上，对日本天皇、英国女王还是要称陛下，这是特定的外交语言，叫做有限制的使用。
第三种是已被历史、被时代淘汰了，不可用了。我收到一个女诗友写的诗，他自称"妾"。古代女人自称妾，是谦称，不是说自己是小老婆。现在要自称"妾"，太陈腐了，也没有必要

诗词里的形象，严格说来，都应称为意象。为了通俗简便，我们习惯于拿形象说事。通过形象表达自己的感情，不要直言其事，不要贴标签，而是要把自己的感情灌输到所创造的形象里面去。这是诗词艺术创作的特征，也是我们终身追求的，永不满足的，永无止境的。
形象创作可以分多类型，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一是人象。这个用的最多。"洞房昨夜停红烛"就是人象，一个新嫁娘的形象。
二是物象。李贺《马诗》："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这就是物象。物的形象，也是大量作为诗人抒情的寄托。
三是景象。如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完全是一个风景的画面，是景象。这个也比较多。诗人往往不是只使用一种形象，大多是人象、物象、景象兼而有之，结合使用。
四是心象。心理形象，没有人物、景物，只是心理描写，用心理形象映射出人物的形象

好诗最起码应该具备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第一、有诗味。诗味是一首诗所传递给读者的首次的整体的诗歌感觉。诗味不足，或像是口号，或像是散文，或让人不明所以，或其他，总之，给人诗的印象不明显，这样的诗歌不是好诗歌。
　　第二、有内涵。诗歌文本有明确表达的内容，所盛载的信息量要尽量地多，不是词语的简单的组合与排列。
　　第三、意境美。注重对诗歌意象的撷取和刻画，既有诗情又有“画意”。
　　第四、语言美。语言可以是华丽，可以是素雅，但不能缺少美感，缺少美感，就缺少了诗歌的美学特质。
　　第五、韵律美。现代诗的韵律美，不仅体现在诗脚的押韵上，还体现在诗歌内在的节奏感上，这需要诗人会熟练运用对仗、反复、排比、顶真等修辞手法。
　　第六、简练。诗是最简练的文学形式，要用最少的语言去表达最多的内容。
　　第七、有佳句。我们能背过几首现代诗？肯定不多。但现代诗中的佳句却容易让人记住。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首现代诗中的佳句越多，这首诗就越好。

之达

我爱了一辈子诗，读了一辈子诗，写了一辈子诗，也思考和讨论了一辈子诗。究竟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定一个什么标准才能够符合读者欣赏的实际和文学艺术的规律？如果罗列出三五条来，不但难以记住，也可能不得要领。经过多年的反复琢磨，我终于总结出了高度概括的六个字：揪心情，惊人语。

诗作为文学宝塔的基础与尖顶，靠的就是一个“情”字，当然就要特别重情了，无情与寡情都距诗十万八千里，矫情与假情更是诗的大敌。但是有情就是好诗吗？不然！要成为好诗，靠人人时时处处会有的一般的情是不行的，而似有似无、不痛不痒、平平淡淡、哼哼唧唧的情也构不成好诗，好诗中的情必须有浓度、有强度、有烈度、有深度，是那种不吐不快、撕心裂肺、寝食难安的情，才能成为“辗转反侧”的情、“独怆然而涕下”的情、“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情、“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焉能不泪垂”的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情、“怒发冲冠”的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情，也就是不但能让人动心还能让人揪心的情，读时想拍案，读后忘不了。再以新诗为例，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就饱含着令人揪心的感情。以民歌为例，写思念情人的：“数一数肋骨不够了，心儿想成核桃了”能不令人揪心吗？

记得上世纪50年代，诗人胡征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诗是感情的极点。”我一直是赞成的，他这个“极”字与我的“揪心”二字内涵完全一致。所谓极点，就不是普通的出发点，而是如同水的沸点，低度的爱心、忧心、关心、伤心、生气、不快达不到那种程度。小情绪酿不出大作品。只有喜、怒（所谓“愤怒出诗人”的愤怒一词应理解为极点的代词，显然并非只指愤怒）、哀、乐、爱、恶、惧七情达到了极点，成了揪心之情，诗中注入了它，或壮怀激烈，或悲痛欲绝，或愁丝万缕，或怒不可遏，或惊喜欲狂，或坠入爱河，纵然使用的是直抒胸臆的白描手法，也能感人，也是好诗，如“砍头不要紧，只有主义真”“捷报飞来当纸钱”“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如果没有揪心之情，任你的想象力展示得多么丰富，通感运用得多么熟练，词语组合得多么花哨奇特，也是不能感人的，算不得好诗。所以我建议，在你心中并没有生出揪心之情时尽量不要写诗，这样可以减少自己的废品，减少诗坛的平庸之作，给好诗多留一些不被淹没的空间。

现在大量的诗之所以不感人、不动人，不能使人产生共鸣，甚至遭人唾弃，避之唯恐不及，我以为主要原因就是诗人不但缺少揪心之情，而且害了三种病症。第一种是寡情症，只顾自赏、自恋、自吹自擂，对身外的一切漠不关心，甚至不闻不问，对他人的命运麻木不仁，甚至故作不食人间烟火状，以示其不凡与清高。第二种是假情症，明明没有真情、没有感性的东西作基础，仅仅是为了表达某种理性认识，抄录、模仿、堆砌一些前人的陈词滥调，滥竽充数。第三者叫燥情症（恕我杜撰），时时处处不甘寂寞，急于作各种积极表态，忙于留名、获奖、露脸、争位，各种会议不缺席、所有活动凑热闹，处心积虑于扬名当代，甚至企图能万古流芳，为此终日狂躁不已。寡情、假情、燥情的病菌，多年来蔓延不绝，大有霸占诗坛之势，好诗之光再亮，也难透过这些乌云的遮掩。

诗是语言艺术中的语言艺术，人们把最好的语言（包括精练的、概括的、形象的、优美的、高雅的，有音乐性的、含哲理性的）称为“诗的语言”。可见诗的语言绝不是生活语言，不是平常的口语，也不是一般的文学语言，而是高层次的艺术语言，是一种有力度与精度的语言，有震撼力与穿透力的语言，不说是如雷贯耳吧，也应是掷地有声。总之是一种让人惊心的语言。此处之惊，不是害怕的意思，而是让人心灵震动、心思大动。这就是我所说的“惊人语”，也就是杜甫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种语言。

惊人语不可能孤立地单独地产生，它与揪心情是一致的、一体的，揪心情离开惊人语是表达不出来的，惊人语离开揪心情是产生不出来的。以杜诗为例，“感时”“恨别”的揪心之情与“花溅泪”“鸟惊心”的惊人之语是相生的、互动的，二者各为载体，正如灵魂与肉体合而为人一样。可以说，诗美就是受揪心之情驱动的语言力度之美，语言具有了惊人的力度，无论是写景也好，抒情也好，发议论也好，就都是好诗。如写景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如抒情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如发议论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都是很好的证明。

有些诗人把情与语割裂开来，把写诗作为单纯玩弄词语的游戏。对于这种现象，我记得冯牧曾经挖苦说“写诗就是说俏皮话儿！”没有真情实感，没有真心实意，没有揪心之情，语言再俏皮也只是个“耍嘴皮子的”，和好诗并不沾边儿。

好诗在语言上有可能字字珠玑，达到一字不必加、一字不能减的程度，但是不可能句句都是惊人语，正如一座雄伟的大山，不可能每块石头都是顶峰。一首好诗中只要有一至几个佳句、警句能够让人惊叹、使人记住就可以了。

现在诗坛上有的人专写不堪之词，有的以胡话连篇为创新、以不知所云为高深，连他自己恐怕也不知道写的究竟是些什么。他们不懂得如何掌握并纯洁母语，不屑于作什么推敲，不考虑读者有什么感受，他们只知道一要发泄，二要出名。

回顾一下，不论旧诗新诗，凡是流传下来的都是好诗，只有好诗才得以流传，它们之所以能够流传，无不具有“揪心情，惊人语”的元素。反之，一切平庸的诗、不可能流传的诗，无一不是一少揪心之情、二缺惊人之语。

当然，我这个鉴别好诗的标准是有思想内核的，那就是爱。一切好诗都必须饱含着对人类、对生命、对自然的爱，对真善美的统一体的爱。正如冰心所说的“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之达

编者按：什么是好诗？这个问题历来见仁见智。这些年，这个问题已进行了一定的论争。本刊诗歌理论版曾于2015年开辟专栏就此进行过一年的讨论。尽管无法达成一个共识，但这样的诗学论争对于诗歌的发展和建议，终是有益的。从本期起，本刊微信平台将不定期推出各位诗人、诗评家关于诗歌标准的文论（言论）。



臧棣：当代诗歌的好诗标准，是一个容易引起纷争的话题。大家对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坏诗经常感到很茫然。但我觉得，判断一首好诗的标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固定的。看什么是好诗，第一个衡量标准，就是看这首诗挖掘、揭示的诗歌经验是否独特新颖。第二个标准，是看诗人的语言在表达独特的经验的时候是否独特、新颖有创意。这两个标准，是衡量一首诗好坏的很重要的、相对稳定的尺度。

如果再衡量一首诗是否伟大，肯定要超过这个标准。当代诗歌中，一首好诗所用的语言，比如说到底是用口语，还是用书面语，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用口语也能写出好诗。用比较有活力的、灵活的书面语也能写出好诗。关键是看诗人揭示的诗歌经验，那种语言的独特性。   

好诗的标准，可能受读者个人的偏爱影响有不同，那么具体判断一首好诗的时候，意见可能相反或者差别很大。但什么是好诗，其实大致还是能判断出来的。



叶延滨：我从事诗歌编辑工作几十年，对于好诗标准，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向美、向善、向上。

“向美”，指这首歌有艺术追求，能带给人艺术享受；“向善”，就是这种诗有人文关怀，他们陶冶人的心灵；“向上”，是说这首诗能够打动人，让人感动。“向美、向善、向上”，包括着艺术的维度、精神的维度和感染力的维度。

今天诗歌很多。回看新诗发展的百年历史，我们总说，新诗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创造性的活动，以失败和挫折为最主要的表现特征。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诗是好诗呢？经过时间、经过读者检验，最后被留下的那些。“留下”。不是说谁选的选本把它留下了，也不是说哪位批评家承认它了，或者是说它获了什么奖了，而是多年以后，我们回归这个时代，还能想到这首诗。好诗最后的标准，就是它在某个特定的时代、在那个社会被定格了。



卢卫平：一首诗，要成为好诗，就是要在一切“旧事”中去寻找和发现新的东西，要言说出一件已经真相大白的事物“新的秘密”。这里有两点很重要，第一，你是否独一无二地找到和发现别人从未找到和发现的感受，没有任何一种文体比诗歌更强调惟一性和独创性。一个诗人比一个哲学家更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写黄鹤楼，崔颢写了，李白就不敢写，只能留下“眼前有景题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喟叹。因为李白没有在黄鹤楼这件“旧事物”上找到“新东西”，或者说他能找到的崔颢先找到了。崔颢的黄鹤楼成了千古绝唱，而其他人写黄鹤楼都被崔颢遮蔽了。第二，你找到“新的秘密”，用什么样的语言，把这个“秘密”说出来，这是诗的基本要素，也是一首诗好与坏的重要标准。



读诗是需要瞬间直觉的。读到好诗时，我们常常说眼前一亮，这“一亮”就是瞬间的直觉，而这直觉只有在遭遇到被重新命名的事物，才能“瞬间一亮”。就像一个在你很多年的印象里一直灰头土脸的老同事，两年不见突然西装革履，红光满面。你在惊讶的同时在心里快速地完成了对这个老同事的重新定位和命名。平庸的诗总是让人恍恍惚惚，昏昏欲睡。总是让人感觉到他的诗在另外一个同样平庸的诗人的诗集里看过。一写到女人就是花，一写到雨就是泪水，一写到雾就是忧郁，一写到秋天就是落寞。有多少“诗人”靠这种简单而又弱智的复制“混”得“诗人”的头衔，就是这样的“诗人”败坏了诗的名声。他们写了一辈子“诗”，诗集等身，却没有写出属于自己的一个句子，甚至一个词。特别是那些平庸的“抒情诗人”，他们看到什么都习惯“啊”几声，都喜欢“多么多么”几下，他们还为自己出口成诗洋洋自得。他们应该知道几乎所有的人来到世界上第一个会说的词就是“啊”，差不多过了三岁，就开始会“多么多么”了。
   什么时候一个诗人对已有一百个词条的事物说出第一百零一个词条，他就离写出好诗不远了，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甚至杰出的诗人了。



唐晓渡：就什么是好诗，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说法：其一，是一位美国诗人说的，“一首好诗会让我的脚后跟都有感觉”；其二，“像一个小盒子一样。听到它，好像听到吧嗒一声，这个盒子关上了。那它一定是首好诗”。前者说的，是诗会调动我们全身心的感官，都参与来领受这首诗；所谓“小盒子吧嗒一声关上”，是内容和形式达成了种高度统一。

一首好诗，它起码有两个指标：提供了独特的审美经验；提供了独特的表达方式。二者是不两分的。传统诗要求韵，就是有余韵。所谓“吧嗒一声”，讲的是独特的经验和独特的表达，在形式这个层次上达到了高度统一。这样的诗就是好诗。中国古典诗歌，有些读来忍不住扼腕击楫。这种时候，一定是全身心被发动起来的时候，比如说杜甫的《秋兴八首》，它就有“吧嗒一声”的效果。



现代诗在这方面比较宽泛一些，但总的说来，现代诗对应的我们的经验和想象，比古典诗更为丰富。中国古典诗歌要是找意象，可能有几百个之多，很多时候靠“点铁成金，内部翻新”。里面有大量的农业文明的意象，月亮、折柳、灞桥送别啊，这一类是自然意象和农业文明的意象。而现代诗歌，大量采用了工业文明的意象，还有内心的经验和意象，以及被它刺激起来的这种想象力。在传统诗歌里面，不入意象、不入诗的这些经验，都会进入到现代诗歌里。

有些诗，好像是指向了另外的一种经验，一种既有关联、但是更纵深的经验。这样的诗，一定是首好诗。

之达

好诗的五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格律严谨

格律是我们学诗的第一道门槛。写诗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通说最难的是格律。有的研究了三年五年甚至十来年，就是过不了格律关。其实，格律是诗的第一道门槛，它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游戏规则"而已，还谈不到艺术上来。打个比方，就像下象棋，马走日、象飞田、炮打隔山、车杀一线，这好比是象棋的"格律"。可是你会了这个规则以后，离下好象棋还远着呢。总觉得很难。咱今天讲课一起过格律关，听完后自己复习两个小时，看过得了过不了。现在我们来检验一下：七律第三句平平仄仄平平仄，你们说第四句应该是什么？马上就答上来了；仄仄平平仄仄平。接着问第五句、第六句，第二句、第一句，都能答上来吧。这就可以过关了。格律问题，稍稍沉下心来，一般有四五个工作日，就能全部过关，有些基础且思路敏捷的人，一两个小时就能过。

初学的诗友对格律有一个误解，往往注意古人的出律现象。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不"字就出律了；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陆游的"一生报国有万死"，一连五个仄声，肯定出律。既然古人可以出律，我为什么不能出？于是就对格律不那么讲究了，学了三年、五年，还在原地徘徊，进入不了诗词的氛围，古人的出律，仅仅是我们看他出律，二十一世纪的人看唐朝人的格律，拿现代人所了解的格律去衡量唐朝的诗人，很可能会看不准。我们觉得出律，唐朝人很可能不认为是出律，或者别有说法。所以说这是一个误解。打个比方我们现在是一夫一妻制，而唐朝是一夫多妻制，如果用现在的法律去衡量唐朝人，他们不就都成了犯"重婚罪"的"罪犯"吗？这样看问题，显然不合适。

入声字大家在学对联时都有接触了吧。"野火烧不尽"，"不"是入声；"南朝四百八十寺""八、十"是入声；"儿童相见不相识"，"不"是入声。以"入"代"平"，这些都不是出律或拗句。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些是当时允许的体式，崔颢的《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不复返"、"空悠悠"，不对仗，平仄也不对，词性也不对。可是崔颢的这首诗被认为是唐诗第一律。你说古人怎么能把一首出律的诗捧为第一律？我们不了解古人、其实，在唐朝时，这种体式是允许的，是合律的。律诗中如果第三联是一个工对，那么第二联就允许半工对。我们看第三联："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是一个工对。而第二联就允许半工对，"白云"、"黄鹤"对上了，"一去"，"千载"对了一半。"不复返"、"空悠悠"不对了。

我们再看杜甫的《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小儿女"和"忆长安"明显不对仗。但你看第三联，"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工对。有了第三联的工对，第二联允许半工对。"遥怜"、"未解"对上了，"小儿女"和"忆长安"就不对了。这种体式是当时允许的，不算出律。

古人出律的原因大概有十来种：以"入"代"平"、当时的体式、古诗的残余、律绝形成期中的一些未成熟现象、还有是有意的突破。"八月湖水平"、"一身报国有万死"这都是有意突破，即常说的"不以辞害意"。当然确实也有不少就是出律。所以，对古人出律要有分析，不宜简单地说是出律。即使古人出律，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原谅自己。古人出律是谙熟格律，得心应手之后，是在创作中出律。而我们是在学习格律阶段，这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如果说你成了大师，出律了可能没人计较你，你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出，什么时候不该出，该怎样出，不该怎样出。现在学习阶段，一定要过好格律关。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新兵入伍要立正稍息。你不能说，你看我们军长怎么不立正稍息呀？你看那位将军怎么不立正稍息呀？其实军长、将军当兵时都是严格训练过来的。这不能比，一比就把自己学诗的进展耽误了。

再一个，古人诗的流传，不是以出律而流传，而是以好诗而流传。即使是好诗，出律也是瑕疵，而不是亮点。你要光学古人的出律，那就学偏了。

格律不仅仅是形式，它还有内涵，有它的作用。格律是引导我们进入古典诗词氛围的一个向导。格律是古人把汉语音节的音乐美发展到极致所形成的规律。经过千百年的研究，古人认为汉字音节这样排列是最美的，它对音乐美的调动是最充分的。

第二个标准：语言清通

诗对语言的第一个要求，是把诗的语言写的通顺，叫读者一看就明白，引导读者顺利的进入你的审美思维。刚才我们说，格律还未进入艺术领域，语言已经进入艺术领域了。语言既是技术，又是艺术。对语言的要求很多，语言清通是第一位的，是最基本的要求。为什么呢？读者和作者的交流主要是通过文字，看了诗以后，他不能当面问你，你也不能立刻解释。所以对语言清通的要求就更高。一句诗几个字就能把你的思想感情、要说的事，完整的传达出来，不能叫读者误解、走岔路，这是我们语言上的功夫。有些诗友写的诗，他自己很清楚，但读者不清楚。我们不能按自己的意思生造出一个词来用在诗上。这种词你自己懂，别人不懂。有些大诗人他生造词，像苏东坡、鲁迅，生造了好多词。但他是语言大师，他造了以后被社会所公认。而我们呢？没这个水平，造的词不为社会理解和公认。这个问题挺不好说清楚。你要创新，肯定不能总用老词，得用新词，可是要用新词，就涉及到生造词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理论能解决的问题，须要靠我们创作实践来解决，靠提高语言能力来解决。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个诗友寄来一首诗，是给他九十五岁的祖母写的一首祝寿诗："祖母生宣统，今年九五尊。"他的意思是说我祖母生于宣统年间，今年九十五岁了。但是大家一看这首诗就都笑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为什么呢？"祖母生宣统"，祖母生了宣统皇帝，是皇太后。不但是皇太后，"今年九五尊"今年又当了皇帝，成了"九五之尊"。显然他的本意不是这样，可写出来却差了这么多。不要以为你说的话挺明白，写的诗就不会有问题，语言问题一定要当回事。

还有一位诗友写过这样的句子："舟车卧海南，鸭香贵转馒。"什么意思呢？"舟车卧海南"是说，坐着船，坐火车并且是卧铺，到了海南岛。"鸭香贵转馒"是说，下车后饿了，看见路边烤鸭特别香，一问价钱，很贵，买不起，转身买个馒头吃了。他想的是这个意思，他自己很清楚，可是读者谁能理解清楚呢？

再说一首诗，标题叫"澳门回归"。我看诗的内容不是写澳门回归，于是打电话问作者：你这也不是写的澳门回归呀！他说："怎么不是呀，我就是写澳门回归，我刚从澳门回来。"他从澳门回来，是他回归，不是澳门回归。他是很清楚：我从澳门回来了，不就是既回又归了吗？这是个语言的水平问题，是功夫，大家不要小看。为什么说鲁迅是语言大师，他在语言的运用上，又新鲜、又有趣、又精确，又被大家所接受，那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我们做不到大师那样，但要做到清通、明白、不让读者走岔路，走迷宫，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对我们写好诗的基本要求。

还有一个是对朦胧诗的误解：特别是二十世纪最后这几年，说诗要写的朦胧，谁也看不懂才是好诗。把朦胧诗理解为谁也看不懂，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朦胧诗的朦胧不是表现在词句上，而是表现在意境上，可以有多种理解，给读者创造想象的余地。西方有句话叫做："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就是说，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一百个人看了以后，就有一百个不同的理解。字句上朦胧，云山雾罩，谁也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那不叫朦胧诗。李商隐是我国朦胧诗的鼻祖。他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看表面上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哪个字，哪个词"朦胧"呢？ 蚕吐丝，吐到死才吐完。蜡烛滴泪，滴蜡油，什么时候蜡烧光了，泪才滴完，都是非常明白晓畅，没有丝毫的朦胧感。但是，它的意思，它传达的感情，是不确定的。有人认为是爱情诗，在爱情上不大顺利，"丝"的谐音是"思"，相思的"思"，"泪"的谐音是"累"，吃苦受累的"累"，为相思所累，这样理解可以，完全讲得通。有人认为是官场失意，李商隐因陷入党争被贬，竞争失利，只剩下了"丝"和"泪"，这样理解也可以。有人说是友情诗，跟朋友的关系出了毛病，也可以。所以，背后的含义，要传达的感情，给读者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这是朦胧诗的本质特征。千万不要认为把诗写得谁都看不懂就叫朦胧诗，那是对朦胧诗的一种误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双关语"。"双关语"跟"歧义"是两回事。"歧义"是读者理解不出作者的原意，却理解成了另外的意思，走到岔路上去了。就像"祖母生宣统"一样。而"双关"的两层意思都是作者想说的，表面一层意思，通过某种关联，背后还有一层意思，这叫"双关"。如刘禹锡的《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那个"晴"字，就双关了。这个不用多说，大家都清楚。诗的语言要清通，就是不能让读者的理解产生歧义。不能让读者走岔路，把你的意思理解错了，不要让读者走迷宫，转来转去不知你在说什么。关于语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古人的语言的继承（其中包括形象，不仅仅是语言）。现代语言、现代社会生活还没有完全融入诗词语言库里来。什么原因呢？我想，一个原因是因为现代生活发展太快，诗人创作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像唐宋时期，千百年一直是牛耕人种，没什么大的变化。"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唐朝时这样，到了宋朝还是这样。而现在就不行了，今年是"田夫抛秧田妇接"，几年后就是插秧机，再过几年就是雇人插秧了。自己坐在稻田边上，吃烧鸡喝酒，有人用机器帮你插好了。变化太快了，这是一个原因。我们现在诗词语言仓库里面的零件，大部分是唐宋的零件。1997年香港回归时，有一首诗，写解放军进驻香港是"饮马香江"。有诗友就提出反对意见：解放军并不是骑着马进的香港，你们这不是歪曲历史吗？他说的这个也有道理，解放军确实不是骑着马进的香港。但是，诗并不是历史纪录，不是新闻。你不让他"饮马香江"，说"坦克进香江"、"装甲车进香港"，这很难融进诗里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还没有出现足够数量的语言大师。这是个时代问题，是历史问题，这个不多说了。

对古人的语言，大概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完全可以照搬，它的生命力比较强，没有时代的局限性，完全被现代大众所接受。比方说"剪烛夜话""破釜沉舟"。
第二种是属于半可用，有限制的使用。比方说"陛下"这个词，在中国没有陛下了，可是在外交上，对日本天皇、英国女王还是要称陛下，这是特定的外交语言，叫做有限制的使用。
第三种是已被历史、被时代淘汰了，不可用了。我收到一个女诗友写的诗，他自称"妾"。古代女人自称妾，是谦称，不是说自己是小老婆。现在要自称"妾"，太陈腐了，也没有必要。这类词已经死亡了。男人自称"仆"，自称"在下"，这些我看可以不用。总而言之，对古人的语言，大概有这三种类型，即可用，半可用，不可用三种。但这也没什么量化的标准，大家可自己掌握。语言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清通明白。不可以有岔路、迷宫，不要以为自己明白就了事，要让读者明白。这是诗的语言最基本的原则。诗的语言还有艺术上的要求，我们以后再探讨。

之达

第三个标准：形象典型

形象完全是艺术领域的东西了。诗的艺术创作主要靠形象思维抒发感情，这是诗词的审美特征，本质特征，它是以形象思维（艺术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我们把凝注了作者思想感情的形象称为"意象"。诗词里的形象，严格说来，都应称为意象。为了通俗简便，我们习惯于拿形象说事。关于诗词对错的问题，好多诗友考虑过多，耽误事。诗词它不是说明书、操作手册，一般来说，没有可直接操作的实用价值，而是通过艺术的形式，使读者悟出一定道理从而去规范自己的行为。比方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如果农民说"锄禾日当午"，看看表，中午十二点，咱们去锄地吧！这可能吗？没有哪个农民偏要在中午去锄地，但是诗却要这么写。你不能说"早晚来锄地，中午歇个晌"，这就不是诗，而是"工作安排"了。所以，诗词艺术不可抽象论对错，而是以意境论高低。用形象表达自己的感情是诗词艺术的特征。

给大家举个例子，唐朝诗人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大家都很熟悉。这首诗告诉我们一个写诗的诀窍。什么诀窍呢？那就是一定要用形象来传达自己的感情。你看他写一个新媳妇问丈夫画眉深浅合时不合时，时髦不时髦，但我们看诗的题目是"近试上张水部"，是给考试官张籍写的，跟这个新媳妇毫无关系。他是想请考官张籍指点一下，自己的文章有何得失，有何缺陷，是问自己的文章"入时无"。朱庆余是来参加科举考试，但他一字不提文章，而是通过一个新嫁娘的形象来传达自己的真实感情。这才是作诗的正道。这首诗家喻户晓，我感觉对我们诗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大家可以把它当作座右铭，每次写诗时读读这首诗。想到应该通过形象表达自己的感情，不要直言其事，不要贴标签，而是要把自己的感情灌输到所创造的形象里面去。这是诗词艺术创作的特征，也是我们终身追求的，永不满足的，永无止境的。

形象创作可以分多类型，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一是人象。这个用的最多。"洞房昨夜停红烛"就是人象，一个新嫁娘的形象。
二是物象。李贺《马诗》："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这就是物象。物的形象，也是大量作为诗人抒情的寄托。
三是景象。如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完全是一个风景的画面，是景象。这个也比较多。诗人往往不是只使用一种形象，大多是人象、物象、景象兼而有之，结合使用。
四是心象。心理形象，没有人物、景物，只是心理描写，用心理形象映射出人物的形象。李益《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这是写一个的心理状态。还有"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这也是心理形象的描写。
五是事象。写一件事，其中人物的形象不太明显，只是一件事的过程。这在律诗中比较少，在古风里比较多。杜甫的《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这首诗写待客的经过，有池塘、鸥鸟，开门、扫地，没有好酒好菜，找邻居老头陪客一起喝酒，这么一个过程。这种叙事诗在律诗中是少有的。杜甫的这首诗还有一个特点：主人公不出现。《客至》从头到尾也未见到这个客人。前两句是环境，三、四句是迎客活动，五、六句是在菜桌上吃饭，最后两句是请邻居老翁一起喝酒。而客人是谁，什么样，始终未见着。
六是暗象。就是诗里好像没有什么明确的形象，但给人的印象非常清晰深刻，我们称其为暗象。如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她这是歌颂项羽的英雄气概，而不是对项羽人物形象的描写。但在读者面前，项羽的高大形象却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种手法我们称暗象，这是一种较高的艺术手法。
七是群象。一首诗里，不是一个形象，而是好多个形象形成一个整体，共同传达某种感情。李商隐《无题》："东风"、"百花"、"春蚕"、"蜡炬"、"晓镜"、"云鬓"、"月光"、"蓬山"、"青鸟"，用了好多形象。 形象和感情的关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一般来说，一个形象可以表达不同的感情，一个感情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形象。对我们来说，只要选择你最熟悉的、感触最深的形象就可以了。比如月亮。月亮是古人常用的形象，但表达的感情却是千差万别。李白说"疑是地上霜"，这是一种感情；他又说"小时不识月，呼做白玉盘"，这又是另一种感情；他还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你看，他又和月亮跳起舞来了。到了苏东坡，他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又与李白的感情不同了； 而辛弃疾的"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感情了。

第四个标准：章法严密

诗要有布局，要有结构，要有开头结尾，起承转合，过渡照应。这跟作文一样，要安排好它的结构。因为诗比较短小，起承转合挺紧凑，挺叫劲。要通篇考虑，要有一个展开逻辑。一般来说，是按照一定逻辑展开，或者说，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或按照空间目力所及。比如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由近到远，有条不紊。从全篇来看，由情到景，由景到情；由古到今，由今到古；由实到虚，由虚到实。在逻辑上，在章法上，安排要紧密，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东说一句，西说一句。逻辑的严密能增强诗的表达力。一般来说，按照一定的逻辑展开是常用的方法。

有的诗词大家也能不拘一格，比如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这是说眼前的情景。"往事知多少"，一下子回到了过去。"小楼昨夜又东风"，又回到了眼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又回到过去了。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回跳跃，这是艺高人胆大，一般初学者不宜采用这一方法，大幅度跳跃，难度太大，不好驾驭。这个方法，看起来好像不遵守逻辑，其实他遵守的是艺术的感情逻辑，不是一般事物的常规逻辑。

第五个标准:境界高尚

境界是诗的最高层面——精神层面，它是从诗词的语言、形象、章法诸方面所提炼出来的精神成果，是诗词所反映、所达到的精神高度。我们一般可以把诗词分为三个层面，基础（技术）层面、创作（艺术）层面、精神（哲学）层面。格律属于基础层面，语言贯穿于三个层面，形象、章法属于艺术层面。

我们写诗要交流，要影响读者。因此，诗里表达的感情应该是健康、积极的，应该是与民族、与人民大众相通的感情，而不要把自己小我的喜怒哀乐写的太多，太过分。一定要把小我融入大我，你的感情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有价值。这种感情的境界，没有对错之分，却有高下轻重广狭久暂之分。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确实是一个美的境界，但是仅仅靠这样的诗句，杜甫能成为诗圣吗？显然不能。他之说以被称作诗圣，靠的是"三吏"、"三别"、"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羌村三首"、"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等这些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大气磅礴震撼人心的诗篇。诗是要表现真情实感的，只有真情实感，才能令读者产生刻骨铭心的动人效果。但是不能说，只要是真情实感就足矣了。真情实感须要升华，需要提高，提高到到民族、人民大众的感情上来，提高到高尚、健康、高雅的境界中来。

陆游给他儿子的诗中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诗外工夫是什么？其中一个就是提高自己的人品，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诗品，才能写出高境界的诗，才能写出令人感动、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再过三百年、五百年人们都会阅读传诵的作品来。

概括地说，如何写好诗，大体上是这么五个标准：格律、语言、形象、章法和境界。这五个标准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是为了叙述方便而分成五个侧面，而且他们是互相渗透、互相贯穿、互为依存的条件。诗无达诂，没有标准答案，说是标准，也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实际上只是一个思路的参考而已。有没有这个参考是大不一样的，有了这个参考，写诗、改诗、读诗、谈诗，总算是有个着落，有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拐杖"，这就可以增加自觉性，减少盲目性。
其实，标准不止这五个，还有第六个标准，就是"风格鲜明"。不过，这是指成熟的诗人。

之达

好诗的标准是什么？
地  点：深圳中国诗歌阅读馆
参与者：朵渔（诗人）、樊子（诗人）、耿占春（批评家、学者）、黄礼孩（诗人、《诗歌与人》主编）、刘海星（诗人、艺术家）、泉子（诗人、《诗建设》主编）、唐不遇（诗人）、张曙光（诗人、教授）
1.新诗到底有没有标准？

新诗到底有没有一个评判标准？与古体诗不同，因为其相对自由的文体特征，它在写作体例上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又因其写作风格上的多变，再加上现代性的多重因素加诸其上，在接受与评判上又造成了各种疑惑。

朵  渔：现在大家都在普遍焦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意思？从词源学的意义上看，标，《说文》段注：木杪末也。古谓木末曰本标，又引伸为标举。准，段注：平也。谓水之平也。天下莫平于水。水平谓之准。因之制平物之器亦谓之准。《汉志》：绳直生准。准者，所以揆平取正是也。因之凡平均皆谓之准。新诗需要“标举”一个如水之平、如绳之直的“制平之物”吗？朵渔认为没必要。与其说需要一个标准，不如说需要一种诗歌教养，教养有了，一种自我标准也就自然生成了。“标准”的焦虑源于评判和接受之难，谁都希望将“标准”握在自己手中，用一把自制的美学尺子去衡量天下，但环肥燕瘦、楚王好细腰的事情，怎好拿自己的尺子去量？如果将这把美学的尺子交给大众，诗歌会不会就此窒息而亡？当然我认为还是存在一种“行业标准”的，这是基于经验基础上的某种共识。张木匠被甲夸上天，被乙贬入地，这样的事情也会在诗歌行会中出现，但大多数时候这不是一种美学失察，而是道德事故。事实上古诗也难说就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诗式》《诗品》《文心雕龙》，也仅从风格上评判。《诗品》用“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方式论诗，也并没有提出一个“标准”，倒是对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之类的主张提出了批评。当代人对新诗有一种“标准焦虑”，苦于“随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希望能像“诗三百”那样，能一言以蔽之。但“诗三百”也就是“思无邪”而已，哪是什么标准。

树  才：朵渔用“标准”一词转换为“诗歌教养”，更新了我们对“标准”的认知，我非常赞同。他很担心以固定化的“标准”来衡量诗歌创作的成败，这不符合我们多年写作的经验。朵渔把“标准”转化为“教养”，其实就是转化成一种“内部的说辞”，或者说是一种“行业标准”，是符合实际的，我们写这么多年，肯定有一个内心暗暗的可以称之为标准的东西在帮助我们判断。标准有，但由于它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每个人的写作经验和信念不同，所以每个人之间的标准都有差异，所以这个东西就不能形成。因为“标准”一词过于理性，也过于武断，用这些教条的东西去判断诗歌创作，会造成某种强权或遮蔽。因此，这个“标准”存在于诗人的内心，它一定是滑动的，而非僵化的；它更像是一种“诗歌教养”，而非“诗歌教条”。所以它确实就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标准”，而是非标准意义上的“标准”。

樊  子：“非标准的标准”还是不是一种“标准”呢？这的确是一个悖论。不能把诗歌的标准视为一种物理意义上的“尺子”，诗歌的标准更多要靠个人的阅读经验和素质。我们对一首诗的判断，来自我们个人阅读和经验的支持，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衡量一首诗的内在尺度。但它不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定义，而是涵盖了哲学的、宗教的、美学的、历史的、心理的等方方面面的一个综合尺度。

黄礼孩：诗歌的评判标准还是有的，但它是建立在“内心真正的认知以及排除其它杂音”的基础之上的。我曾为某个诗歌奖做评委，最后发现大家所评出的获奖作品基本上还是一致的，说明大家还是有一个相对趋同的认知标准，这更像是一种“行业标准”，是基于经验基础上的某种共识。当然，如果掺杂进太多世俗的猫腻，也会出现评判不公的问题，就像之前朵渔说的，这不是一种美学失察，而是道德事故。

唐不遇：自己作为一个诗人，好诗的标准肯定是有的，至少有一个个人写作的方向和风格认同。但这种个人写作标准又是经常变动的，写完一首诗，改来改去，最后竟改回到原点，也是经常的事情。另外，新诗还是有些比较宽泛的技术标准的，比如是否具有现代性，表达手法上是否有创造性，是新鲜还是陈旧等等。这些标准都不是一种僵化的标准，更像是一把软尺子。

泉  子：标准还是有的，但必须认识到标准的局限性，因为诗是一个无限的东西，标准是有限的，用有限的东西去量无限的东西，它是几乎不可能的。

唐不遇：我觉得谈标准像谈一个陷阱一样。

耿占春：好诗的标准有它的悖论性，我们通常承认一种好诗的典范是真实存在的，它构成了某种标准，这种标准对我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又确实不能言说的。比如，在对诗歌的判断上，我们会公认杜甫是典范，但同样我们也欣赏陶渊明，他完全不一样。这种悖论性，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里也讨论过，康德一方面认为趣味不可争辩，但同时也承认感知存在共通性。这种深刻的悖论性的存在，也使我们对诗歌标准的讨论陷入了某种纠缠不清的漩涡。

刘海星：对诗歌标准的讨论，与其说它是陷阱，其实也表达了一种认知的有限与艺术的无限性的对立统一，这个悖论的解决一定要通过某种辩证制度的建立，既要基于个体经验和教养，也要尊重艺术规律和问题本身的合法性。任何偏于一端的判断，都会造成狭隘、遮蔽和话语霸权。

之达

2.是谁在向诗歌要求一个标准？

既然说标准是一种暗含的、带有悖论性的概念，它更像是一种行业内的默契。如果诗歌共同体能够达成这样一种默契，标准的焦虑就不复存在。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谁在向新诗要求一个“标准”？标准的合法性何在？也就是说，我们基于什么理由提出“标准”这个话题？我们为什么要给新诗安一个标准？

朵  渔：新诗曾经存在过一种标准，那就是政治标准。现在，“政治正确”已不足以成为标准。行业内的默契使“标准”看起来更像一种时代性的主流的审美价值观。但如果将这种行业标准交给大众来评判，也许就更接近标准的原意。其实诗歌共同体并不需要一个标准，需要标准的是大众，大众在向诗人要求一个标准。如果把评判的尺度交给大众，那么，诗歌艺术是否就离死亡更近一些了？因此我更愿意把“标准”概念换成“教养”，这个教养既是艺术共同体的教养，同时也是大众的艺术教养，它就可以有一种共通性，而不是单方面的向艺术要求一个标准。

黄礼孩：“标准”这个大词已经被用烂了。如果标准存在的话，首先来自于专业性，也就是诗歌共同体；其次，诗歌标准的合法性基于整个人类文明普世价值观和人性中的共通性。

樊  子：我比较赞同黄礼孩的“人类共通性”的观念，从《诗经》到“诸子百家”再到盛唐宋元，诗歌无论如何流变，那种诗性的核心并没有变化，这就说明一个人类心灵的共通性存在，这也是诗歌标准合法性的基础。

唐不遇：朵渔将“标准”置换为“教养”只是针对公众而言，实际上对诗歌的认知，在公众中有高有低，正是那种对诗歌鉴赏力较低的受众，才需要树立一种标准。当诗歌的标准成为一种教养的时候，正是标准隐退之时。也就是说，诗歌标准的形成肯定源于阅读中所形成的共知，我们探讨什么是好诗，实际上也是为了让公众通过阅读形成对好诗的认识。我们谈论诗歌标准的合法性，就在于我们比公众更有经验一些，通过我们的经验来向公众提出一些多元化的认知，把一些好诗选出来提供给公众，公众通过阅读这些好诗，他自然会形成某种有效性的认识。我想起有次诗歌活动，下面一个观众站起来说：“汪国真就是伟大的诗人。”这个的时候，你心里很强烈的想树立起一种标准，但这也不是一个非常独裁的专断，只是出于一种良好的愿望，我们希望对诗隐含的标准至少能够从古至今形成对好诗的真正认识，或者真正的好诗能够让更多的人读到。

刘海星：谈起新诗标准合法性这个问题，我回想起了四年前去伊朗的经历。我一共两次去伊朗，让我很震惊的是，伊朗修了很多历史上伟大诗人的墓，普通家庭都会到那些墓地去祭拜，这在其他国家很难看到。后来我又查了很多资料，在历史上，伊朗把诗人放在哲人的地位上，在排序上，国王下面就是诗人，然后才是各位大臣，所以他们把诗人命名为‘可以解读上帝的’类似神的存在。这就说明，诗歌标准的合法性来自于我们人类情感的共通性，来自我们最深刻的生存经验。只是到了当代，随着随着各种艺术观念的产生，流派和风格的多样化，使“标准”变得乱花渐欲迷人眼了。

泉  子：刚才海星说的在伊朗的这个经验，其实与我们东方的经验是一致的，我们最早的时候也是“诗”和“巫”相通的，它其实是悟道求真的通道，只不过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真理和道被遮蔽了，而诗歌正是指引我们对世道人心、人世秩序、道德重建的工具。朵渔更强调“专业的标准”，而不是“大众标准”，可能有人会认为朵渔对大众的整体审美能力、理解力感到不满，但我认为，诗可能不仅仅是专业性的、技术层面的东西，它最终是一个通道，引领我们回到世道人心，能够唤醒人类良知和审美本能。

耿占春：无论是站在神秘的传递者还是人类社会的自我理解、自我言说的层面上，这个讨论还是把诗歌放在了一个自我认知、自我理解、自我教化这样一个层面上。在中国传统“六经”里面，诗教是最没有固定标准的，不像礼乐规定得那么具体。但自秦汉以后，对后世发生作用最大的的恰恰是诗教，只有诗教是一直有效的。朵渔提到如何回应大众对诗歌标准的要求问题，事实上一个平庸的“标准”大家比较容易达成共识，较好的和较差的，都容易辨认，但在诗歌的顶端，观点最容易产生分化。所以这也是我们将来选诗时会遇到的问题，一看都认为好的，我们也认为好，一看都差的，技术都不过关，我们也会pass掉。关键是，那最好的是什么？这又回到我们讨论的个性化、个人风格上来。如果回到风格问题，什么样的风格是好？当然是对人类复杂情感的表述，对重要经验的表达等等。但什么是最复杂的情感？什么是最重要的经验？这是互相缠绕的问题，也是对我们认知能力的一个检验。这就是这个讨论有意思的地方，诗歌在人类文化中充当的功能注定了自由才是标准，诗，尤其是现代诗所体现的现代性，就在于它没有标准。没有标准就意味着自由，自由就意味着你的创造和想象就是标准，所以这是一个深刻的悖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诗存在的功能就是它是一种向人类内部的启蒙。启蒙运动可以在制度设计的层面上基本达成共识，几百年都有效，但诗是向内的启蒙，是对人类情感、人类经验的挖掘和表述。

树  才：我想起当时在非洲工地工作的时候，第一次发现还有所谓“非标产品”，我就想到了诗歌是否也应该有‘非标产品’，它强调了‘非’，但是又带出了某种‘标准’，当有新的需要时，就跟厂家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它的底价就比标准产品高出很多。在此意义上讨论“标准”，确实不如讨论“风格”，能找到更多的共通性。

3.与其讨论标准，不如讨论风格？

朵  渔：我们在讨论诗歌的标准问题时，谈到最后可能就是一种个人趣味，也就是个人风格问题，这两个话题在逻辑上有曲径通幽之处。标准不可谈，那么风格是可谈的吗？当你在跟诗人朋友聊天时你会发现，虽是朋友，但一谈到具体的诗人和风格，分歧还是巨大的。我跟自己的诗人朋友沈浩波聊天，两人各举几个自己喜欢的诗人，沈浩波举的几个，我觉得很一般，而我举的几个，沈浩波又觉得二流得很。但我们两人又可以就诗歌话题聊得热火朝天，在本质问题上又高度一致。坚持自己的风格，对诗人来说也许没有什么不好，很多写作者都是唯我独尊，往往走到最高处的时候，就更需要这样一种东西。但是它不能作为一种标准，当这种个人风格变成了一种话语权甚至是一种霸权的时候，就会造成偏狭和遮蔽。

树  才：我从不谈论自己的风格，我死之前我都不愿意谈论我的风格。风格是批评家的事情，就个人写作而言，风格是多变的，存在多种可能性的。朋友间的切磋是一种砥砺，哪怕彼此风格差异巨大。我与车前子之间的交流与讨论，我们的分歧就是我对所有的写作隐含一种意义，而老车要取消意义，所以要打碎和耦合，他的迷恋所在，正是我想放弃的，但因为两人是好朋友，所以即便有不理解和不喜欢，但我觉得真正的好朋友之间就是切磋，彼此增加了丰富性。互相吹捧我觉得完全不符合诗的真意。但具体到达成对好诗的共识，我还是建议对自己的风格稍稍收敛一下，而把对其它风格的辨认能力拿出来，这样才能做到更加公平和公正。

黄礼孩：风格是外界对个人写作的一种评判，有时又会造成一种先入为主的贴标签行为。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种纠结，我觉得我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我了，我早已不写那样的东西了，但评论家们还将那种风格贴在我身上。这时候，风格就变成了一种障碍或局限。

唐不遇：即便讨论风格，也必须在隐含的标准之上去讨论，如果在隐含的标准之下就无所谓风格。风格确实比较多元的，多元化就需要一个包容的心态。另外，谈论风格，就不能脱离开具体的人，人与诗的分裂或统一，也是一个巨大的命题。古人讲诗如其人，讲修辞立其诚，如何辨认个人风格中的“诚与真”而不要被他的修辞或伪装所欺骗，也是个复杂的问题。

泉  子：风格和标准，可能就是一个有和无的关系。标准是不可说的部分，风格是我们能够说出的、可见的部分。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在写作的时候是没有风格可言的，风格是我们退到读者的角度去看的，风格是对我们自的一种审视。

刘海星：我们在评判诗歌的时候，更加注重“标准”，而非“风格”。标准就是好诗，在此基础上，风格则是多样的。“我们要呈现出这样一个东西，一百首好诗，应该是各种风格之下的好诗，不管它是口语诗还是意象诗，“好诗”是根本。

耿占春：当我们谈到风格和人的关系时，我们又不想受个人风格的局限，但风格又是一种高度自我统一。这种归类与抗拒的复杂性，大家都谈出来了，而且是隐含在标准的意义上来谈风格的，“所以对风格的质疑其实又回到了标准的多种可能性的讨论，回到了‘好诗’这样一个非常通俗的概念上，这确实是我们绕了一大圈又谈回了什么是‘好诗’”。

（本文系节选，由江离整理，全文将刊发在《诗江南》杂志）

之达

有意思的是，中国近代以来曾经有过两次非常成气候的、被主流知识分子所推崇的“汉字必将灭亡”或者“汉字应该消亡”论。

一次是新文化运动的那批先驱，比如现在的第一网红，曾经的“民族魂”，一代文豪鲁迅先生。还有毛泽东亦师亦友的黎锦熙先生，更是“汉字拉丁化”的大力推动者。当时的中国惨淡的现状让这批觉醒者有点“病急乱投医”，就好像你讨厌一个人，他呼吸都是错的。觉得汉字那么复杂，一点不利于文化的推广，不利于“开启民智”，必须要废掉汉字该用拉丁字母才能让每个中国人参与到国家的改良上来。

不过后来证明，通过简体字和国家力量的强制扫盲，仅仅用了几年就解决了让进步文人头疼了几十年的问题。然后又通过两三代人的义务教育，现在最没有文化的小青年拿着手机一天看几十几万字的垃圾网文小说不在话下。小学没毕业就可以在知乎上讨论政治，指点江山，“我比中央政治局看得清”系列。然后，我们学拉丁语字母，从小学学到大学，背了十几年单词，还是学得稀烂，连外文报纸都看不懂，说两句更是开口跪。不知诸位文豪在天有灵，心情会不会很复杂。

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电脑的普及和网络的发明让“河殇一代”的知识分子高呼：“不抛弃汉字就会彻底被世界潮流淘汰”——毕竟他们当时觉得拿着键盘怎么打汉字，又不能搞成活字印刷那样的超大键盘。其实还是自卑闹得，宁愿相信抛弃汉字，也不愿意想想用键盘打汉字的办法。所以后来有了五笔，有了激光照排技术，有了拼音输入法，有了强大的词汇联想功能，用键盘打汉字简直是6到飞起啊。当年那些“振聋发聩”的声音也逐渐被人遗忘了。相反，在互联网时代，汉字的活力和生命力简直就超过了遗忘千年的总和。每年，大量的新词，新用法火速地被发明出来，并且飞速传播到广袤的土地和十几亿人，又飞速地优胜劣汰，飞速地更新。由汉字和汉语作为共同纽带地这个民族从来没有如此地紧密，汉语文化圈在网络世界成为了一个封闭却生命力爆棚的天地。比如“狼灭”这种文字游戏，在其他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在一个月内迅速流行到各个阶层。

总结一下，我们的民族越自信，汉字就越繁荣；反之，越绝望越自卑，汉字就越惨淡，“汉字消亡论”就越有市场。但是，汉字永远不会消亡，因为中国人最会想办法，越是在绝境越能想办法绝处逢生，求生欲也最强。汉字延续4000+年不是偶然的，不然哪个其他民族在地里挖出个四千年的乌龟壳上写的字，找一个有文化的人翻翻书就能给你翻译出来？

之达

人民日报：以科学精神抵制“政治病毒”
人民日报：以科学精神抵制“政治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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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以科学精神抵制“政治病毒”（人民论坛）

　　任 平

　　术业有专攻。专业问题需要专业意见，科学之事应交由科学家来回答，这是人尽皆知的常识。

　　然而，美国一些政客为了进行政治操弄，反复兜售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谬论，全然无视基本的常识，甚至不惜贻笑大方。这种违背科学精神、将疫情政治化的行为，正在侵蚀着全球抗疫的合作基础。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不无忧虑地警告：“不要把这种病毒作为相互对抗或者赢得政治得分的机会。这很危险，就像在玩火。”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零号病人”、病毒源头等问题备受关注。每个人都想知道，这种病毒究竟从何而来？找到致病病毒源头的工作，就是所谓的“病毒溯源”。按说，这样一个严谨的科学问题、严肃的专业问题，应该以基本事实为依据，由科学家和医学专家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然而，在新冠病毒的起源依然扑朔迷离之际，美国一些政客却急于甩锅，抛出了“武汉是病毒源头”“新冠病毒源自武汉一个实验室”这样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说辞，不仅让专业人士瞠目结舌，也使自己的意图昭然若揭——或许，在他们看来，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服从自己掩盖什么的需要。

　　病毒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病毒溯源的主要目的，是有效阻击病毒和防止同类疫情对人类再次造成危害。目前，世界各国科学家都在开展病毒源头的研究，对新冠病毒来源提出了许多学术观点。中国科学家也在认真开展相关研究，为早日找到新冠病毒起源、有针对性地做好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有科研人员表示，病毒溯源“需要将众多生物学信息和流行病学证据汇聚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才能真正完成任务”。实际上，病毒溯源不仅是科学问题，更是科学难题。人类历史上很多疾病，对其源头的探索历经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许多研究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但一直未能得到最终的确切答案。新冠病毒作为一种全新的病毒，具有隐匿性强、潜伏期长、变化多端等特点，对其溯源更非易事。

　　特别是，首先报告疫情不等于就是病毒源头，最先受到病毒猛烈攻击的地方不等于就是病毒最早出现的地方。历史上，最初病例的报告地往往不是病毒来源地。就像电影《传染病》所描述的，病毒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以意外的方式进入人类的生活圈。疫情是天灾，新冠病毒最早从何处由自然界“登陆”人类社会？是多点“登陆”还是单点“登陆”？解答这些问题，需要让科学问题回归科学，决不能毫无根据地主观臆测，更不允许为达其政治目的而信口雌黄！

　　还应看到，疫情是天灾，不是人祸。前不久，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市长迈克尔·梅尔哈姆表示，自己在去年11月就已感染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也显示他已拥有新冠病毒抗体，比美国报道首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早两个多月。医学期刊《国际抗菌剂杂志》刊登的一篇研究论文显示，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底已在法国传播，相关病例与中国缺乏关联。可见，病毒的溯源工作十分复杂。任何人都不应该，也不能妄下结论，只有尊重科学精神、回归科学逻辑，才能抵近真相。当然，无论病毒和疫情起源于何地，最先受到病毒侵害的人都是无辜者，他们为抗击病毒付出的努力和牺牲应该得到尊重。

　　新冠病毒固然可怕，但比新冠病毒更具破坏力的是“政治病毒”。日前，16名国际卫生法学家在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文提醒，基于恐惧、谣传、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做法，无法将人们从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突发事件中拯救出来。回归科学、尊重科学，才能拨开病毒起源与来源的迷雾；相信科学、依靠科学，人类方能在与病毒的斗争中赢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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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达

傲立崖头暗送香，淡经雷火勿须防。 盘云弄雨闲来事，架鹤临仙愈不忙。 北去太行多入世，南归淮水少出强。 断枝未尽绵延意，心有灵犀万里长。

观崖上风云涌起；叹岩间傲骨挺立。赞八百岁嘉木王者，歌五百载妙香君子。铁骨傲然，仰面以承日月精华；清香盈怀，俯壁以聚天地正气。风霜刀剑以成其志兮，枝干龙虬，壮心不已；冰雪雷电以沥其胆兮，针叶纷披，深根不移。历难成木，置顺逆以不顾；积善存香，忘生死于度外。生为岩壁之柏，亦悲亦喜；枯为王品之香，亦幻亦奇。如是物中大德，方为人间楷模。

借灵香以通神明，赏嘉木而及修身，中华传统，士人雅德。两汉以之为王木，位尊九五，公侯欲亲，须待赏赐；后朝视其为天香，品极逸仙，官民有缘，即可受用。铁骨牛肌盈紫气，福兆延年；清香雅韵和春意，格标中正。造型奇绝，若龙凤仙态；高香持久，许半千佳期。浑身是宝，扬正祛邪，可焚熏、掌玩、佩饰，可入茶酒药。神形兼备，诸作皆宜，可案供、堂供、龛供，可作器皿具。堪称天地瑰宝，珍为香中极品。

考其源流，实为冰川时期遗存，侧柏扭丝，造化天工，世界珍惜，中华仅存；察其生长，存于千米寒山绝壁，扭曲生长，肌腱纠突，天地馈赠，人植绝无；究其价值，所含百种化合元素，抗炎抑菌，安神镇静，即可观闻，又可健身；论其价格，可量囊中多寡而择，比之它香，更为灵活，十百千万，各得其宜。非宝石钻戒之高不可攀，非沉香楠木之望而却步。请千年王木得五百载妙香，何不乐而为之！

君子爱物，借以修身正义。崖柏清正，品格绝伦，正和吾无上悲悯之意。观其形而识造化天工，品其香而通神明妙境，悟其正而生坚韧之德。故而腕戴崖柏手串，案供崖柏原木，焚崖柏之香而弹崖柏之曲，品崖柏之茶而读崖柏之书。夜阑风清，身轻如燕，纵诗思于九天，如崖柏立云间，神清气爽，快意满胸。感天赐物华予人间，叹岁月流逝之转瞬，抚琴而歌曰：

身生绝壁顶风雷，铁骨龙枝任尔摧。載雪披霞终不悔，承阳向露始襟开。

天恩赐福通神境，岁月储芳谢大才。景愿无邪多妙义，柔心有耿自崔嵬。

仰望崖柏
2019-01-04 我有话说（0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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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三泰

    几年前，我出差经太行山。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面前，友人指着山峰的峭壁说：“你看，那是崖柏！多翠绿的崖柏呀！”我仰望久已景仰的崖柏，顿生一种敬畏之情。

    崖柏源于3亿年前，是恐龙时代白垩纪的孑遗植物，被植物学家称为世界上最珍稀、最古老的裸子植物，是有“活化石”之称的国宝级植物，因其生长在海拔较高的悬崖峭壁上而得崖柏之名。考古学家说：崖柏在白垩纪繁盛一时。崖柏和恐龙曾经在一起，见证了地球时代的变迁，历经了地球上各种大自然毁灭性的灾害。如今恐龙已灭绝，而与之同时代的崖柏却幸运存活下来。崖柏，也可以称为世界上最稀有、最古老的物种。

    此刻，刚飘过一团白云，遮住了崖柏。白云过后，我又见到更清晰的翠绿了！我无法想象，崖柏为什么这样选择自己生命的归宿？这是可以生存的环境吗？峭壁上没有泥土，只有一些裂缝吧。在钢铁般的岩石上也能扎根吗？水，石头怎能藏水呢？没有水，崖柏怎能活下去？友人说：“崖柏的生命力最强，据说，望到的这棵，至少也有好几百年树龄了！”我愕然。好几百年才长出这么低矮的崖柏！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崖柏要经历多少回风霜雪雨的摧损，被多少次电闪雷鸣震撼！烈日烧烤，狂风撕扭，沙尘硏磨！多少回断筋碎骨，伤痕累累，枝毁叶落！大自然竟如此无情地摧残崖柏的生命。然而，崖柏总是自强不息，在最艰险的环境中生长。那无穷变幻的九曲十八弯的英姿，让人们久久仰望，流连忘返；崖柏即使死去，也留在岩壁上，留下不屈的身躯、不散的精魂。它的百世流芳，千年溢香，魅力无穷，能让人细细品味。这是怎样的品格，怎样的生存毅力和精神境界啊！

    崖柏，我多想一年四季都能虔诚地仰望你！我的仰望，或许在秋来雁飞时。雁有两翼，可以南飞避寒，而你只能固守岩壁，承受风雪袭来。高处不胜寒啊，你熬过几百个年头！我的仰望，或许在雪压峰峦时。寒风朔起，大雪横扫。你只能直面雪刀飞砍，以至叶碎枝残。我的仰望，或许是雪崩山摧时，你不惧天崩地裂埋“忠骨”，发根长叶重拔芽。仰望你啊，烈日下枯萎，细雨中醒来；劈雷时煅烧，飘雨中重生……生生死死我心挂，死死生生看仰望！从仰望太行山峰上的崖柏归来，我的脑海里就深深地烙下崖柏的宝贵形象和独特的精神境界。

    最近，我在湛江华章创意园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崖柏那自然、精妙的艺术造型。我再次惊叹：崖柏那天然形成的艺术造型，昭示它的永恒。它给我以形传神的审美趣味和精神享受。我在芬芳的记忆中，感受到崖柏对我灵魂的熏陶。什么是真正的生命？什么是优良的品格高尚的灵魂？诚心地品尝崖柏吧！是的，我不止一次地感觉到崖柏的芬芳沁我心脾，缭绕空间的正气，形成并生发出一种催人奋起的强大磁场。你看那逼真的龙凤虎豹，那栩栩如生的飞禽走兽，无不精彩纷呈。让我震惊的是：那千万种纹理，蕴含的哲学理念！我读到扭曲和反扭曲的搏击，残缺和完美的对峙，咆哮与沉默同在，泯灭与永生共存。还有躁动与安稳，喧嚣与幽静，“至虚的空妙气潜藏着无限生机，它永恒存在而不会泯灭，它是生天地万物的大母。”我想崖柏这本书中，该有老子这警句的内涵，让我百读不厌。史载：对于崖柏的树干和根系，很感兴趣而又独具慧眼的是古代一位采药人李时珍。这位先人编录《本草纲目》的偶然中遇到崖柏。他有感于崖柏完美的造型与强大的药用价值，将崖柏记载于《本草纲目》之中。“其子实气味丰美可也，其柏异于他处，木之纹理，大者多为菩萨云气、人物鸟兽，状极分明可观。有盗得一株径尺者，值万钱，宜其子实为贵也。”可见先人对于崖柏是极其珍惜！

    此文写到这里本应打住了，我犹觉余意未尽，旋作七律：天峰伟处定深根，绿叶狂书大宇文。硬嚼坚岩生铁骨，轻呑日月铸精魂。人间留取馨香质，世上难逢黄鹤身。问我何方挥翰墨，银河系里望星云。

之达

高峰险畔向阳生，造化修行亘久功。
肉绽皮开魂魄韧，风摧电炙骨筋铮。
命悬一线生机在，身老苍山古峭空。
心有灵犀通妙境，神来之笔巧天成。

七律：咏崖柏……
扎根峭壁远尘廛，
相伴幽兰结友鸢。
困把流云当睡垫，
冷将飞雪作披肩。
由他世事一团雾，
管那春秋几缕烟。
剥落龙鳞浑似铁，
血凝五内化成仙。

赞崖柏
身立崖缝根石中，岩生露饮态婷婷。
悬崖峭壁迎风站，电打雷劈傲众生。
奇特造型纹理美，醇正香气养神经。
千年炼就钢筋骨，万古流芳饰世情。

傲立崖头暗送香，淡经雷火勿须防。 盘云弄雨闲来事，架鹤临仙愈不忙。 北去太行多入世，南归淮水少出强。 断枝未尽绵延意，心有灵犀万里长。

之达

[唐]司马承祯

夫气者，道之几微也。几而动之，微而用之，乃生一焉，故混元全乎太易。夫一者，道之冲凝也。冲而化之，凝而造之，乃生二焉。故天地分乎太极。是以形体立焉，万物与之同禀；精神著焉，万物与之齐受。在物之形，唯人为正；在象之精，唯人为灵。并乾坤居三才之位，合阴阳当五行之秀，故能通玄降圣，炼质登仙，隐景入虚。无之心至妙，得登仙之法，所学多途。至妙之至，其归一揆，或消飞丹液，药效升腾，或斋戒存修，功成羽化。然金石之药，候资费而难求；习学之功，弥岁年而易远。若乃为之速效，专之剋成，与虚无合其道，与神灵合其德者，其唯气乎！

黄帝曰：食谷者知而夭，食气者神而寿，不食者不死。真人曰：夫可久于其道者，养生也；常可与久游者，纳气也。气全则生存，然后能养志，养志则合真，然后能久登，生气之域，可不勤之哉！是知吸引晨霞，餐漱风露，养精源于五脏，导荣卫于百关，既祛疾以安形，复延和而享寿。闭视听以胎息，返衰朽以童颜。远取于天，近取于己，心闲自适，体逸无为，欣邈矣于百年，全浩然于一室，就轻举之诸术，置清虚之雅致欤！若兼真之业，炼化之功，则伫云轺而促期，驰羽驾而憎远矣。服气之经颇览多本，或散在诸部，或未暢其宗。观之者，以不广致疑，习之者，以不究无效。今故纂类篇目，详精源流，庶蟪蛄之兼济，岂龟龙之独善耳。凡九篇如后：

之达

一组抗疫旧体（二）

             五律   武汉等多地
       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新春风渐近，毒鳄现猖獗。
     噬我同胞命，烦国岁首节。
     惊心黎庶虑，瞩目燕京灼。
     十亿佛心怒，诛绝伏地魔。
                      2020-01-22
            七律  致钟南山
择职志向窥一斑，济世壶公北斗悬。
仁术平生唯至爱，衷情用世乃通贤。
古稀奇崛平非著，耋耄长青抗疫先。
谁语华佗无再世？我呼扁鹊胜当年。
                            2020-01-28
          七绝   抗魔英雄谱
      向英雄致敬，诛鬼魔入侵；愿
人民安好，为祖国祈福！               
                 武汉封城
黄鹤楼中哑玉笛，东湖岁首腊梅稀。
成城众志合三镇，共造双神破疫敌。
                 子 弟 兵
时艰国遇谁身挺？自是脊梁子弟兵。
宗旨唯一书可爱，安民抗虐再前行。
                白衣天使
救人之术自白衣，天使精诚惠爱弥。
以利民危生死以，灭魔抚患大仁一。
                   专  家
大治无疑仰大贤，专家名士定国安。
谁说扁鹊成青史，我看钟南胜早前。
                 明星募捐
芸芸每每骂明星，哪业无存上下中。
显有一嘉君可忆，酬恩国难属谁能？
                 国家机制
一元民主百亨通，制度优良大事成。
当鄙人权蛄蝼叫，时危须看举国能。
                   领  袖
都云时势造英雄，无有卓识舵难撑。
人命关天应最要，合时利是引国亨。                           
                            2020-02-01
        七律  庚子新春（新韵）
依然川逝又逢春，多变三千惊梦人。
同度普天空万巷，高歌四海起悲音。
凡间善恶成因果，庚子灾殃无律文。
孽障虫毒侵九土，华佗十亿送瘟神。
                             2020-02-05
       七绝  悼李文亮  （新韵）         
      何谓位置？良知也；何以真言？
良心也；何以济世？良医也；何能
天道？良世也。
                     其一
哀歌汉水楚天哭，泪痛英年早逝如。
伟大平凡一夜是？仁生大写自当姝。
                     其二
真言反被打谎言，代代难阻桃杌官。
直将生命宣恶孽，世人再泣窦娥冤。
                     其三
愚顽岂可滥出头？隐瞒多为名利谋。
惟有良知担道义，一声哨见告神州。
                     其四
自古忠言多狱讼，华佗司马邹应龙。
先将职守酬规劝，再把白衣塑常青。
                            2020-02-07
    七绝  和诗友再赞举国体制
问谁有此治平筹？唯我中华十亿尤。
雷侧每逢节乃见，浩然翻动九州虬。
                            2020-02-08
七律 疫虐之时有奸商发国难之财*
抑商自古有原因，逐末常常不是人。
白菜飙升如饌玉，黄瓜翔踊胜厨珍。
无情乘火黑活手，唯利投石奸蠹心。
国难之时哄恣肆，雷霆正义必千钧。
*多地有商家一棵白菜卖60元，一公斤黄瓜卖176元，12元进价口罩卖128元，200元一包n95口罩卖890元······有关方面对此已给予重罚重处。
                              2020-02-09
七绝 各国纷纷来电慰问我举国抗疫
听冠临屏已近约，常吹老泪向山河。
今闻碧眼纷来慰，可慰人间友爱多。
                             2020-02-15
    五律  犹太人在“哭墙”为中国祷告*
      东西分界桩，圣地耸石墙。
      一炬燃曾毁，千年叹已芳。
      忧国号岁月，游远泣家乡。
      耶路今番泪，长哭祈汉阳。
    *2月16日下午，近千人在耶路撒冷“西墙”，为中国祈祷，为全球战胜新冠病毒祈祷。墙上有标语：“犹太人为中国的平安和战胜困难而祷告”。                                            2020-02-16
  七律 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
不变新风着意吹，苍莽草木正伸眉。
倒寒应是春间景，和畅实为禹甸圭。
十亿中国结众志，擎天九域柱崔巍。
曾经红雨随心浪，继往无疑尧舜遂，
                           2020-02-22
       七绝   写在庚子二月二
蛰惊臧月龙头起，十亿扶摇祛戾兴。
万里东风成浩荡，九天豪气再云程。
                           2020-02-24
欣闻蒙古国送羊三万只援我抗疫顺口溜
能帮啥忙帮啥忙，游牧赶来三万羊。
一百年前曾一域，更期日后重返乡。
                            2020-03-01
剝皮殷夫译裴多菲《自由与爱情》
         题意大利老板娘返乡*
     赚钱诚可贵，取义价更高。
     若为逃命故，两者皆可抛。
    *意大利华侨七人在已染新冠病毒老板娘的带领下，隐瞒实情，辗转米兰、俄罗斯、法兰克福、浦东，沿途5个机场4个航班都不知其里。回浙江青田后，8人全部确诊为新冠病感染者。浙江多日无新增病者自此被打破，新冠患外国输入首开先河。
                       2020-03-04
       五律  惊蛰和诗友（新）
     料峭垂垂尽，东风款款吹。
     北疆仍霰雪，南域已惊雷。
     蛰启虫蛇动，春耕机畜追。
     九州神火起，寒疫闹悲催。
                      2020-03-05
          五律  题“跑步女”
     又见假洋鬼，終知泼妇新。
     籍职无贵贱，举止有卑尊。
     优越焉失礼？刁蛮怎养身。
     还当行敬畏，夹尾做真人。
                      2020-03-19     五绝 中国组成专家医疗组
          往意大利等国抗疫*
     毒妖凶恣肆，四海惨遭袭。
     华夏人权释，悬壶济世医。
    *中国近日已派出专家医疗组在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意大利等国援助抗疫。
                       2020-03-24
     五绝  中国近日再援意大利
         十万盒莲花清瘟胶囊
                     一、
     秦俑携大卫，抗疫弟兄盟。
     丝绸千里路，莲花十万情。
                     二、
     小虫成祸害，转瞬乱尘中。
     济世悬壶在，莲花十万清。
                      2020-03-21
              五律  勋 章
     一枚凝感恩，三镇铸情殷。
     历历白衣美，拳拳赤胆真。
     渡劫成诺亚，抗疫仗元神。
     可爱当铭记，同合十亿心。
                     2020-03-18
                五律  凯 旋
      凛凛逆春寒，勃勃鸣鼓还。
      铁肩担道义，仁术定江山。
      来也谁忧死？归兮国奏旋。
      九州歌泣事，代代有新篇。
                        2020-03-20     
    五律 清明节降半旗举国致哀
       笛响九州恭，哀思四海萦
       民祭十亿重，国降半旗红。
       碑尚英雄谱，德风道义情。
       同悲当告慰，无恙正清明。
                        2020-04-04
        七律  国家有关方面      
紧急驰援拉贝后人的求助（新韵）*
铁证南京拉贝镌，八十年逝又机缘。
燃眉尺素投桃后，结草涌泉报李前。
血洗石头倭寇暴，义扶鱼肉菩萨贤。
无极河汉焉能忘？代代衔恩华夏绵。
*近日德国一医生向我驻德大使馆求助治疗新冠药物，驻德大使馆立即会同有关方面驰援。呼救者何人?约翰·拉贝后人孙辈。拉贝何人？即1937年在南京联合十几位外国传教士、医生、商人等前后拯救了约25万中国平民的德国人（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生于德国汉堡市，被世人尊敬称为"中国的辛德勒"，又被中国人称为活菩萨。1938年拉贝回国并公开发表了在南京的见闻《拉贝日记》，控诉日军残暴行径，由此引起舆论哗然并因此遭到纳粹迫害，《拉贝日记》被列为禁书，拉贝被关押后释放。拉贝于1950年在西柏林逝世，日记资料由其孙保存，1997年，拉贝墓碑由柏林迁至南京。                    2020-04-11
           五绝 感于牡丹江  
       输入新冠患者集体拒食
                    一、   
     安身觅返程，慈母盼中迎。
     立命当求远，焉能做巨婴？
                    二、
     时艰须共克，私己不宜兴。
     当解福中幸，弗该太矫情。
                         2020-05-06

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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