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以说理、议论入诗

林金建

诗重说理、议论始于宋代。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可以说与宋代诗人的文化教养高，呈学者化倾向直接有关。唐代的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李商隐等一流诗人，很少涉足学术领域，并不兼具学者角色。宋代则不然，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杨万里等，既是诗人又是学者，他们分别在哲学、史学、考古、诗文批评等领域都颇有建树，且不乏学术著作。学问多了，做起诗来就免不了炫学逞才，爱发议论。 其次，是受唐诗影响，唐诗主情已臻完美，堪称高峰。宋人如亦步亦趋的话，只能被光芒所掩，于是另辟蹊径，改主情为重理，変唐诗热烈灿烂之美为潜郁深沉之美，乃属当然。 再次，是受宋代兴起的理学影响，理学家们板着一副道学面孔，认为诗是玩物丧志的玩意儿，不屑一顾。虽然理学家有时也做诗，但把诗当作说理论道的工具，大言炎炎，却味同嚼蜡。一如笔者的乡贤刘克庄所说的：”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通观理学家中也就朱熹比较懂得诗的创作规律和特点，其所作的诗比较有诗味。 古人把诗中之理分为”理语“、”理趣“、”理障“三种，”理语“指的是概念化的名词术语；”理趣“是指形象化的哲理情趣；”理障“乃指理语障蔽了情思的表达与交流。认为无理语有理趣者为上，有理语无理障者次之，有理障而无理趣者为下。 我们今天该怎样认识诗中之理呢？诗中之理不是复述书本上现成的道理，也不是阐发头脑中思辩的结论。诗中之理应是来自对生活的感触、体验和领悟，它必须诉诸感情，带有情感色彩，而不是干巴巴的抽象说教。明乎此，我们在诗中阐发的理、议论才能比直接说出来的理，发出来的议论要丰富、深刻，才能为读者所接受和引起感情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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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味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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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鸣诗韵

林兄所述新颖精到。

现在有一种倾向（正确与否另议），认为可以归纳出新一派诗类，暂时称为理喻诗，并呼吁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