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14--------一期 -一招剑封喉

一招剑封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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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悠人的“公元纪年”
.江山宜人.
中国人的纪年有很多办法，其中最久远、最稳定、最常用、最普及的是“干支纪年法”，60年一“甲子”，从上古一直沿用至今。三千年来，从未中断，逐年逐月甚至逐日发生的国家大事都有记载，依“甲子”排列着，这是全球唯一的“历史奇迹”。因为“干支（甲子）”是依“天象”的运转周期确定的，能准确反映北半球的生态周期，能指导农业生产规划，对老百姓社会生活的指导价值很高。它是全球最科学的纪年法和历算记录法。可惜而今却“淡出”了大陆新一代人的日常生活。今年倒是给了“甲子”这个词头以“复活”的特定机遇，但人们还是闹不明白它的纪年功能。
后来，汉武帝发明了“年号纪年法”。从他开始，皇帝一换，年号就换；皇帝不换，年号也换，甚至一年有两个年号，一帝有好几个年号，完全服从于政治需要。不过，皇帝们也只是用这个办法来传达某种“政治信号”。拿这个办法去追溯历史，很不方便。从来没有哪个皇帝傻到想要“废止”甲子纪年，故两种纪年法一直并用着。此外，相伴而行的还有“生肖纪年法”，等等。
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囯”时，顺便创造了“国号纪年法”。这办法很富政治权威性，不论后来走马灯式的总统换了多少茬，不管后来军阀怎么混战，割据势力有多少，有多大，掌权有多久，除袁世凯称帝之时外，却全都采用“民国年号”。这又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奇迹”。直至今天，全球华人用它的还不少。同时，孙中山及其后继者，也都没有让“甲子纪年”淡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他们是聪明的。
就用于民众的社会生活来说，甲子纪年、国号纪年都很方便，但若用于追溯漫长的历史年代，就不大方便了。于是曾有人想用“人物纪年法”，建议以黄帝在位的元年为中国纪元的元年。这样，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时序脉络一下子就十心分清晰了。可是，历史学家们说：黄帝是个传说人物，到底何时在世，并没有确切可靠的历史纪载，这“元年”从何算起，难以“确认”，也就难以“公认”。而且，如果采用了，历史文献纪记录的年代，就要一一去“换算”，太麻烦，于是此类建议也就被搁置起来了。没人去想替代方案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决定使用“公元纪年”。其实，这个“公元纪年”根本不姓“公”，原先是叫“西元纪年”的，是西方奉教国家用于纪念耶稣的。它以耶稣生年为“元年”，叫“耶稣纪年”更准确。说它不姓“公”，因为全世界各囯自有纪年法，即使是奉教国家，也不全是单一地采用“耶稣纪年”。在国外（指中国大陆以外）人家多把“公元年分”放到（ ）中作为夹注使用。连一心“脱亚入欧”的日本人也不肯单纯采用“西元”，而是顽强地使用着“昭和”纪年，学中国皇帝的老办法，同时把西元放在（）中；这一点也没有影响日本的“走向世界”和“高度现代化”。唯独新中国单一地采用了“耶稣纪年法”（或许这出于建议者的自觉之外），还把它改称为“公元”。把“西元”改称“公元”，只是想回避其宗教色彩而已。但它改变不了“西元”的历史文化涵义，也改变不了它作为“全盘西化”论留下的一个胎记，是“西欧中心论”的一个小小舶来品这个事实。而作为记录年月的一个“符号”，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在“历史应用”与“现实社会生活应用”上，绝对不比“甲子纪年”或“国号纪年”更具有任何实际的优势，仅方便于跟“西方历史”相“对印”而已。
那么，耶稣，何许人也？他值得我们这么去纪念吗？��
据传说：纪元元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约旦河西畔、耶路撒冷城郊区的伯利恒的一个小小居民点的一户穷木匠家的马棚里，有一位未婚女子产下个男婴，起名叫“耶稣”。这在当时是犹太男孩的常见名字，与“孔老二”、“张生”、“铁蛋”之类叫法差不离，为上层社会所鄙视。传说这个人长到三十岁了，仍未婚。有一天，他来到约旦河畔，遇上了犹太教士约翰。约翰给耶稣行了犹太教的洗礼，于是耶稣就信了教，并开始传教。他在著名的“登山宝训”中教诲人们：人与万物都有罪过，只有忍受人间疾苦，才能求得上帝的宽恕，死后才能升入天国。他反复劝喻世人：穷苦人有福，因为他精神上属于天国；悲痛的人有福，因为他会得到安慰……而富人要想进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种“安贫仇富”的说教，为罗马化的犹太上层所排斥，目为“邪教”。他34岁时，被钉上十字架，遭镇压了。就是说，他的信教、传教，先后不足四年，足迹仅及于约旦河上游一小块地区。据说收了12个徒弟，还有一个是叛徒。他没留下任何著述，《旧约》在他出世之前六百年就成文且传开了。《新约》也非出于其手。关于他的神奇降生，及四年中为穷人解困纾难，治疗疾病；呼风唤雨的种种“圣迹”，都是后人在《新约》的“四福音书”中叠加上去的传说，没有一点历史可信度。西方重视历史考证的学者，甚至连耶稣这个“历史人物”倒底存在过没有，也是置疑的。他们可以信“基督”，可以传扬“基督文化”，却未必信有“耶稣”这个“人”。
耶稣生年的“公元元年”，是中国西汉末年的汉平帝元始元年，是王莽当政的年头。这一年中国在册人口是59594978人（据《汉书》记载）。如果中国有类似的宗教人士也曾存在过的话，恐怕要以数万计了，早淹没在历史尘埃之中了，连名字也留不下来。就这么个“耶稣”，难道值得我们这个不奉教、不迷信、高倡“科学世界观”的人们及其国度去持续纪念么？今日大陆的孔子那么大一个人物的生辰，连个“教师节”的名头也捞不着；利玛窦那么一个对中国有过实实在在的突出贡献的“洋和尚”也没人去纪念，偏偏要纪念耶稣这么个莫须有的古代洋和尚，可不是忽悠人么？
要不再忽悠，我倒有个想法，比如来年，称为“共和国61年（2010）”；而百姓生活中还可同时采用“甲子纪年”，岂不更科学？或者沿用孙中山创设的“民国纪年”；或者，为显示历史久远，以中国古代史上的第一个确切年份“西周共和元年（西元前841年）”为“中华元年”，或者以孔子生年（前551）为“中华元年”，任何一种办法都比“公元”更有文化含量，更真实可靠，对所有中国人（华人）也更有政治感召力。您说呢？
结论：“公元纪元”是忽悠人的，而且只忽悠大陆中国人，应予终结。今天，我们可以用“国号纪年法”之类，而把“西元”放到（ ）中去，这么两全其美，各有妙用，岂不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