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灌]唐代之儒道释1

杨柳困

唐代之儒道释1
初唐之时，李渊因歧晖资助有功，及王致远言"奉老君之旨…预告受命之符"等道士神化其"天命"之功；并且唐初门阀士族之传统势力仍十分之强大，若非系出名门，就得不到社会的重视。李唐统治者为了提高其门第，神化其统治，乃利用道教所奉的教主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的关系，即尊老子叙为始祖，宣称自己为“神仙苗裔”。而其时道士也为李氏王朝大肆渲染和赞赏，使唐代的建立乃是“奉天承运”。武德八年，高祖李渊颁布《先老后释诏》：“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孔次、末后释。”明确规定道教在佛教之上，制定了有唐一代奉道教为皇家宗教的崇道政策。而据史书所载，李渊对于儒家之好感并不亚于道教，是以开唐之始，便下令恢复学校，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三百余员，郡县学亦各置生员，武德二年（619）下诏：""肤君临区宇，兴化崇儒，永言先达，情深昭嗣。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具以名闻，详考所闻，当加爵土"
而其时太史令傅奕以传统儒家的立场出发，于武德七年(624)，上《请除去释教》疏中说："佛在西域，言妖路运；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思不存，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门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天，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
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描，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广显而易见。"李渊于武德九年便下令“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为由，下诏沙汰僧尼道士。历数佛教徒的种种罪恶，对道教徒则轻描淡写笼统谓之“驰驱世务，尤乖宗旨”；最后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此举表面对佛道两教都进行沙汰，然而当时佛教徒和寺院的数量远较道徒及道观多，实际上是打击佛教，扶持道教。唐初的佛教徒及寺院之多，实和隋朝的崇佛政策有关，而隋未唐初战乱之时，百姓纷纷进入寺院躲避战乱，也形成此原因。
唐初统治者并非意欲彻底打击佛教，三教并用为意识形态实有利于唐的统治，而打击佛道虽然有利于儒家的发展，但对统治者来说则是不利，所以此诏令仅两月之余。而当时下诏，并非全因太史令傅奕的上书，实是由于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以及寺院内部的混乱等，所以不能不对佛教的发展加以遏制。当时儒佛的冲突甚是激烈，傅奕的上书，也引起中书令及佛教徒等的反对，佛教徒明概于《决对傅奕度佛僧事》中说："释迦悯斯涂炭，哀其沈溺，陈经敦劝善以诱贤，制戒律禁恶以惩罪，皆令息妄归真，还源返本。"佛教不仅是为了治天下而产生，而且其功能也并不比儒学差，"比手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时淳，书契未作，民浇俗伪，典籍方兴。故周公不出于上皇，孔子唯生于下代，制礼作乐，导俗训民，致治兴风，匡时救弊，皆欲令止浇息竞，返素还淳，出于释迦，其揆一也。"反对排佛之事。并当时由于崇道而规定道士于僧尼之前，也引来佛道两教的冲突，但由于唐皇室始终支持道教，佛教在当时是次于下风。
李渊死后，李世民即位。道佛二教仍互相排挤，彼此都想一教独尊，而唐初社会上仍有重佛轻道的积习。李世民为使“尊祖之风，贻诸万叶”，遂于贞观十一年（637）继李渊之后再次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宣称：“大道之行，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外之形，……，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学，畅于九天；尊祖之风，贻诸万叶。”这份诏书显然是崇道抑佛的命令。因此，佛教徒智实、法琳、法常、慧净等人上表力争，李世民宣敕严诫，众僧唯智实固执不奉诏，乃遭杖责于朝堂，次年病卒。这是唐代道佛二教互地位高低，道教在政治上得到李唐皇室支持，而取得第一次优势的地位。贞观十三年，道士秦世英又控告法琳毁谤皇宗老君，李世民派人严行拷问，将其流放益州，后死于途中，再次给予佛教徒以沉重的打击。而李世民并非一意排除佛教，李世民的意图出发点仍是基于政治上的利益，并非盲目的尊道排佛，如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带去汉传佛经、佛像；再如贞观十九年，玄奘西行至天竺取经，实是偷渡越禁之举，而李世民并未就此降罪，反而令住锡西京弘福寺，一切经费由国家供给，并亲赐瑜伽师地论之序，即大唐三藏圣教序，成就玄奘译经伟业及千秋功名，也奠定自唐至宋千百年来的佛教弘化基础。
而于儒家，李世民远比李渊卓识，这位唐英主明白唐王朝真正应该依赖的精神支柱只能是儒学，李世民不止一次地说过："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乌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李世民执行重儒政策，尊崇儒学，提倡教化，设弘文殿集四部之书二十余万卷，殿侧开弘文馆，精选天下儒学名士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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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困

道教方面本来想补入当时影响很大的一些道士的，但后来发觉与佛儒相比，对于文化上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别，所以没有录入过多的。

康戈戈

花了一天的功夫，终于看完了。：）
难为杨柳兄精心组织了这样的鸿篇巨制，做历史系学生的毕业论文也绰绰有余了。
第一感觉是资料详实，所引述的皆是权威之作，不存在论点方面的错误和偏差；再就是条理清晰，采用先总——后分的论述形式，不存在逻辑混乱的问题。
个人觉得前半部分比较紧凑，后面有些松散，也可能是我习惯了总——分——总的论述方式，看到最后，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儒家和佛家的资料很丰富，相比较而言，道家略显单薄，与前两者不成比例。
拜读大作，仿佛重温了一遍唐代的历史，感激中～～

杨柳困

唐代儒家有两个时期，即儒学的统一和地位的提高，也即初唐时期；而中后唐后，儒家实是在困境中谋求复兴。唐代的三教并立或三教冲突，儒家实至上是最平稳的，但官学的发展趋于僵化，而安史之乱后，也形成不了新的局面。不过，唐代儒家的思想直接开启了宋儒的高峰，其中犹以排佛力将韩愈及融佛的柳宗元两人功劳最大。
起于贞观四年(630)，成于高宗永徽四年(653)的儒家经典整顿，是太宗李世民倡导并支持的。虽然挂衔的是颜师古、房玄龄、孔颖达等名儒，而据皮锡瑞《经学历史》研究，"孔颖达入唐，年已毫老；岂尽逐条亲阅，不过总揽大纲。诸儒分治一经，各取一书以为底本，名为创定，实属因仍。书成而颖达居其功，论定而颖达尸其过。究之功过非一人所独擅，义疏并非诸儒所能为也。其时同修《正义》者，《周易》则马嘉运、赵乾叶，《尚书》则王德韶、李子云《毛诗》则王德超、齐咸，《春秋》则谷那律、杨士勋，《礼记》则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张权。标题孔颖达一人之名者，以年辈在先，名位独重耳。"据此可知《五经正义》实为集体劳动的成果，因而其水平也难免参差不齐，内容也容或有自相矛盾之处，体例也并非整齐划一。据《五经正义》各书序言知《周易正义》以玉弼注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其文简而理约，寡而制众，变而能通"，但王注毕竟参杂许多老庄虚无的玄理，故而《周易正义》的疏注亦难免失之虚浮。《尚书正义》以东晋梅赜所献孔传本为本，以为"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江右学者，咸悉主焉。"；其他如《毛诗正义》，以《毛传》、《郑笺》为本，并参酌刘焯、刘炫之注，亦"削其所烦，增其所简"；再如《礼记正义》，亦以郑注为本，兼主皇侃、熊安生等众家，"然以熊比皇，皇氏胜矣。"故《礼记正义》仍据皇氏以为本，其有不备，则以熊氏补之，精于拣择与分析；最后为《春秋左传正义》，此书以杜预注为本，吸收南北朝义疏成果，并参酌刘炫、沈文何、苏宽等人的成果，择善而从，以为定本，引据的材料较为丰富、注释的内容也相当全面。只是过于拘守"疏不破注"的原则，因而在引征各家注释时，基本以杜注作为取舍标准，凡有违反杜注之处一般必定驳之，甚至不惜曲徇杜注之误，这样便不可避免地影响此书的学术价值。
此外，唐初还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贾公彦的《周礼疏》、《仪礼疏》，徐彦的《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的《春秋觳梁传疏》，以及李鼎祚的《周易集解》等，都颇负盛名，价值甚高。
这次经典整顿虽然统一了南北朝下来的儒学分支，确立了科举制度，但对于儒家本身并不全是好事。一是经典整理的工程虽然浩大，成就颇多，但实至并无助于恢复传统儒学的真实精神，而仅仅实现了儒学在形式上的繁荣。二是唐太宗整理儒家典籍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制定天下无异义的官方教科书，结果自《五经正义》出，而后经义无异说，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封闭和束缚了儒学的灵性，扼杀了儒学进步发展的生机，使儒学重蹈汉代经学的老路，久而久之势必沦为一种僵化烦琐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儒学并没有引起文人学子的兴趣和真诚信仰。他们的真实兴趣之所在，或趋于诗文，以猎取功名，光宗耀祖，显身扬名；或逃入禅门，以佛教作为安身立命之所。这就是唐代诗文何以空前繁荣，唐代佛教何以空前鼎盛，唐代儒学何以空前冷落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基于此现实，一此儒家学者掘弃传统，直面人生，抒发己见，为儒学的发展另辟新途。不仅其内容已远远超出钦定《五经正义》的范围，而且大胆疑古，提出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摒弃今古文的门户之见，直接从经文中阐释圣人之意，实为宋代学者开创了疑经政经之先河。
刘知几的《史通》并不是一部儒学专著，而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对儒学发展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冲破传统观念，摘除儒学经书的神圣光环，首开"六经皆史"之先河，从而使儒家经书摆脱神秘主义的氛围，有助于儒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和深入，有助于减轻儒术独尊的思想压力。因为自西汉中期儒术独尊之后，儒家经书就被抬到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从而影响对儒学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整理。刘知几认定《尚书》、《春秋》、《左传》皆为史书，并因孔子的整理而神秘。刘知几一方面对儒家经典背景的人文主义解释，有助于消解儒学的神秘主义因素，另一方面则开启对儒家经典本身的怀疑思潮（怀疑是学术进步的必要前提）。
刘知几之后，大历年间以谈助、赵匡、陆淳等人为代表的疑经学派的崛起和发展，其思想当缘于刘知几。《新唐书·啖助传》看来啖助对儒家重要经典的看法与传统的评论相去甚远，而带有明显的异端性格。啖助对儒学的基本看法主要集中在《春秋》及其三传上，并与他的学生赵匡和陆淳倾一生之力，对《春秋》及其三传进行了"通儒"式的研究，写下了三部共计二十三卷大著，为系统清理儒学史上的一些重要难点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其后还有卢仝的《春秋摘微》以及中晚唐时期冯伉的《三传异同》、刘轲的《三传指要》、书表微的《春秋三传

杨柳困

观唐近三百年历史，实是我国古代最辉煌之时期，佛教、道教的发展极为昌盛，而儒家也直接开启了宋的高峰，唐初整顿儒学之举实是一里程碑。
唐代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宗派成立诸多。这是一方面因为佛教的传播日广，要适应各阶层信徒的要求，就不能不有各种教理和修持的体系。一方面也因为寺院的经济基础，日益庞大，佛教徒采取了用宗派形式加强组织，以维持其既得的利益。主要如下：
1.慈恩宗。由玄奘和其门徒们所建立，以玄奘曾住过的慈恩寺名宗，也即法相宗、唯识宗。
慈恩宗统一了过去摄论师、地论师、涅槃师等种种分歧的说法，特别是在修持依据和方法的议论上，都用新译的资料作了纠正。他们宗奉印度大乘教中从无著、世亲相承而下直到护法、戒贤、亲光的瑜伽一系之说，以《瑜伽师地论》及其附属论书（所谓十种支论）为典据，主张众生种姓各别，改变了过去说‘皆有佛性’的见解。又用‘唯识所现’来解释世界，即从‘唯识无境、境无识亦无’的次第来作契会实相的观行。
玄奘自己的主张只配合著他的翻译随时对他门徒们讲说，自己并没有专篇著作。而玄奘门下弟子能人倍多，最杰出的是窥基，对于新译的经论作了将近百部的注，特别在《成唯识论》、《因明入正理论》等重要典籍方面有极其详尽的解释，大大发扬了玄奘译传的新说。接著有慧沼、智周，相继阐扬，遂使此宗达于极盛。但因理论过于繁细，难能通俗，终究归于衰落。
2.律宗。律宗的出现仍是由于隋朝之后国家对佛教僧徒的管理逐渐严密，教内也需要统一实行戒律的作法来加强自己的组织，而讲求律学的律师也随之出现。
其中道宣继承北朝慧光、智首的系统，专事《四分律》的宏扬。道宣作《四分律戒本疏》、《羯磨疏》、《行事钞》等大部著作，在理论上吸收了玄奘译传的新义，较旧说为长。因为道宣后来居住在终南山丰德寺，所以一般称呼他这一系传承的律学宗派为南山宗。同时还有法砺的相部宗、怀素的东塔宗，对于《四分律》的运用和解释，各有不同的见解，也各成一派。他们的声势虽不及南山宗之盛，但流行经过了较长时期，彼此存着分歧，不得统一。大历十三年（778），由国家发动来调和异议，也未见效，不过最后还是南山畅行，余宗逐渐衰落了。
另外，义净一家也锐意讲求律学。他曾费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历三十余国，留心关于实行戒律的各种作法，写成记录，从南海地方寄回国内，即称《南海寄归传》。他回国之后，又大量翻译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广律和十七事等，很想原封不动地将印度有部制度移植过来。但这一制度在中国基础薄弱，显然和习惯相违，只徒有理想，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而已。
2.贤首宗，即华严宗。唐代高僧贤首大师（法藏）所开创的一个宗派，故称贤首宗。
此宗是推尊《华严经》为佛说的最高阶段，要用它来统摄一切教义的。最初由法顺（即杜顺）创立了法界观门，从《华严》所说各种法相归纳条理，作为逐步观察宇宙万法达到圆融无碍境地的法门。接着有智俨著述《搜玄记》、《孔目章》等，对《华严经》文作了纲要性的解释。到了法藏（，因为参加了《华严》的新译，理解经文更为透彻，他还吸收玄奘新译的一些理论，这样完成了教判，并充实了观法，而建成了宗派。后人即以他的法号贤首作为宗名。他的理论曾一度为其弟子慧苑所修改，以致未能很好地传播，但不久澄观即纠正了慧苑之说而加以发扬。其后宗密融会禅教两方面，贯彻了华严圆融的精神。向后此宗即沿着这样的趋向而开展。
另外，法藏门下有新罗学人义湘，他归国后即在海东开创了华严经宗。
3.密宗。
密宗，纯粹用陀罗尼（咒语）来作佛教的修习方便，这在当时的印度还是比较新鲜的事，但因中印间交通发达，很快地就传播过来了。相继来唐的善无畏、金刚智，本来修学地点不同，分别传承胎藏界和金刚界的法门，及到达中国之后，互相授受，就融合成更大的组织。接着经过一行、不空（的阐述，更充实了内容，乃于一般的佛教而外，创立密教（从真言秘密得名）一宗。此宗带着神秘色彩，为统治阶级所特别爱好。当时几代帝王都对不空十分优礼，并以官爵相笼络，这样形成了王公贵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风气。其影响所及，日本也一再派遣学僧来华传习，归国开宗。但不空以后，经惠果、义操、义真等数传，宗势就逐渐衰颓。到了唐末，虽还有柳本尊等人远在四川，盛弘密法，但已不是以前的面目了。
4.天台宗。是隋朝天台山（今浙江省天台县境内）智顗所开创，后世就称它为天台宗。 天台宗的教义正依《法华经》，所以也称为法华宗。
学统是龙树、慧文、慧思、智顗、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九祖相承。因为天台宗的教观要领‘三谛圆融’之说的根源，据称出自龙树论师，依观心之法以期‘速疾顿成’的大乘宗派。
5.三论宗，也即空宗、般若宗、无相宗。
此宗传入我国，其派有二：姚秦时代由鸠摩罗什传来者，称为古三论；日照三藏于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8）传入之清辩、智光二论师之系统，则称新三论。然而无卓绝之大师、无切实之行证，又受到法相宗之排斥、思潮之变迁、学者之好异思迁

杨柳困

代之儒道释2
玄宗李隆基有鉴于武则天、韦氏均是依靠佛教势力篡夺李家王朝的事实，自即位之日起，便大力推进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以提高道教地位，促进道教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唐代道教的全盛时期，这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玄宗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尽量神化太上老君，抑起崇拜狂热。李隆基多次到玄元皇帝庙跑拜，并多次追加太上老君的封号，天宝十三载尊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同时为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加“大圣皇帝”之字，太穆、文德、则天、和思、昭成皇后加“顺圣皇后”之字。这样，使唐代开国以来的帝、后均和“大圣祖”老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借以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并令天下各州建玄元皇帝庙，每年依道法斋醮。又多次下令给玄元庙更改名称，加西京改太清宫，东京改太微宫，诸州改紫极宫，并为之选配道士，赐赠庄园和奴婢等。同时大肆制作玄元皇帝神像，分布天下。据《唐鉴》卷九记载，开元二十九年正月，玄宗自称梦见玄元皇帝，并告之曰："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玄宗遂遣使求得于周至楼观山间，闰四月，迎置兴庆宫。
二、尽量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七月，下令重申：“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并规定：凡道士女冠有犯法者，须按道格处分，州县官吏一律不得擅行决罚，违者处罪，借以维护道教的尊严。玄宗还经常召见道士，拜官赐物，甚至亲受法，以道士为师。
三、规定天下诸州均须遵守道教节日制度。对道教代表人物和各地的灵山仙迹，都规定了崇礼醮祭制度。
四、设置崇玄馆，规定道举制度，以“四子真经”开科取士，并设置玄学博士。
五、规定以《道德经》为诸经之首，并亲自作序，令天下学者习之。
六、搜集天下道书并进行整理和传播。道教的重要经典《道藏》便是此时成书。
七、大力倡导斋醮和道教乐曲。名著至今的《霓裳羽衣曲》便是李隆基自制于太清宫，并亲自教道士步虚声韵。
由于玄宗的种种措施，道教的发展可谓是空前绝后，除元代略能比之，历史各代无复为以。而当时朝庭的士大夫也多信道教，如贺知章、李白等人。
玄宗虽然极尊道教，但对于佛教也并非抑制其发展，如善无畏、金刚智传入的密宗，有利于唐的统治。金刚智被玄宗礼为国师，初居慈恩寺，又移大荐福寺，并随玄宗往返东西二京。再者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敕令全国诸州设置开元寺，道观也改称开元观；而新建立者亦以‘开元’命名，作为国家统制佛、道二教之机关。在玄宗之前的中宗，曾于神龙元年（705）敕令全国设置龙兴寺，作为宗教机关。到玄宗设置开元寺后，龙兴寺成为举行国忌法会之所，开元寺则成为行国家祝典之处。如《佛祖统纪》卷四十云："开元二十七年， 敕天下僧道，遇国忌就龙兴寺；行道散斋、千秋节祝寿就开元寺。"
安史之乱始，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禅家的南宗由于神会的努力，渐在北方取得地位。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南宗传播得更多便利，遂成为别开生面的禅宗。而道教也遇此战乱的波及，“正教凌迟，两京秘藏，多遇焚烧”。然而当时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婢，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另外还放高利贷等多方牟利。这样在经济上便和国家的利益冲突日深，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道教则始终是唐代的
国教，且道教在安史战乱之时并没发展，反而地少道稀。
武宗即位，又极尊道教。开成五年（840）正月，刚即位便下敕规定：二月十五日大圣祖玄元皇帝降生日为降圣节，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府设斋行道作乐，赐大酺三日永为常式，即使是军务也不在此限。由于武宗的崇道，道士赵归真、刘元靖、邓元起等人的怂恿排佛，加以宰相李德裕的赞同，遂酿成会昌灭佛事件（也即第三武厄）。武宗从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毁寺宇，敕令僧尼还俗。综计当时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万余，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解放奴婢十五万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这对以后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当时佛教典籍的湮灭散失情况也极严重，特别是《华严》、《法华经》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时散失，以致影响到天台、贤首等宗派日趋衰落。这次佛教法难的成因除佛道冲突外，是佛教集团的腐败堕落，国家财政上的问题而产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据载，此次中五台僧人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命人封锁居庸关，凡有游僧入境则斩之，可见其时破佛之凶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二年，即946年，武宗因服食道教的金丹而中毒身亡，在位仅六年。
宪宗在位，最著名的事便是迎佛骨。其实迎佛骨之事在唐代统治者最早始于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但此时仍未迎入宫中，只是下诏建基；而至显庆五年（660）则迎入东都禁宫中供养，此后中宗、肃宗也曾供养。至宪宗，至元和十四年（819）迎入宫中，后送京城十寺以供礼敬。名儒韩愈上表《论佛骨表》，然而开罪于宪宗，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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