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权力与文学

风中飞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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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中飞絮

<b>一、文学在权杖下的呻吟和挣扎</b>

　　权力是不喜欢的东西就是文学。

　　一部文学史就是文学艺术遭受权力折磨、摧残以及文学艺术奋力求生的记录。中国和西方一概如此。

　　中国的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十分露骨地表明了封建专制独裁统治者，从他拥有最高权力的第一个王朝开始，便把文学视为潜在的敌对势力，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已。

　　中国虽然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便跨入了封建社会，但由于列国纷争，七雄抗衡，统治者非但没有精力来打击文学，而且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或合纵连横、或笼络人心，常常还要故作姿态去亲近乃至支持文学，而文学也尽量各展异彩去吸引诸侯们的注意力，以求得他们的青睐。于是才出现了春秋末年至秦王朝建立之前的整个战国时代的文学大繁荣：以《国语》、《战国策》、《左传》为代表的历史散文，以《论语》、《老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为代表的诸子散文作为一个方面军；而以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天问》，宋玉的《九辩》、《招魂》、《高唐赋》、《神女赋》等为代表的楚辞为另一个方面军，构成了战国文学的堂堂之阵，奠定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坚实基础。正因为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中国文化经受住了封建权力的一次又一次的摧残打击，并迫使封建权力不得不改变软硬兼施的策略，即一方面对文学实施镇压、钳制；另一方面则对文学进行腐蚀、改造，以成为御用工具。

　　战国时代文学大繁荣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当时社会政治处于分裂局面，封建权力纷争角逐，无暇顾及文学；再加上在这之前除了一部《诗》之外，缺乏传统文化的束缚和传统思想的禁锢。文学处于自由发展的状态，思想处于海阔天空任意驰骋的境界。当然还应有第三个方面的原因，那就是有一大批"士"人涌现，不过这一条并不很重要，因为任何时代都有大批的类似这种"士"的人才，甚至还有比战国诸子更为高明的"士"人，关键是战国诸子纵横捭阖，百家争鸣，言所欲言，非但不会招祸，还会得到诸侯们的赏识。比如齐国的稷下就是当时诸子荟萃各显本领的文化中心。据史料记载："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和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户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就是屈原，不当三,闾大夫了，他还可以在《离骚》中痛快淋漓地哭诉、斥责和放声地呐喊，不会担心统治者办他的思想罪。一个正直而学识渊博的诗人，真实而无顾忌地倾诉出自己的的满腹忧愤感情，真--善--美齐备，当然会是千古绝唱！

　　倘若战国时代，各诸侯国联合一致作出决定：对于"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的"士"，冒出来一个就弄死一个，试想：战国文化将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以后的文化又会是什么局面？

　　秦王朝统一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战乱频仍的局面，但是，中国文学却碰上了厄运。因为中央集权大一统帝国是绝对不能容忍皇帝圣旨以外的声音的，封建独裁者的本性便是"我花开后百花杀"，更何况秦王赢政十分赞赏的韩非曾强调文学对对权力的危害，韩非说："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五蠹》）<BR line-break"><BR line-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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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文学是如此有害的蠹虫，当然应予以取缔，于是秦始皇实行了韩非主张的"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专制主义政策，甚至颁布了"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的残暴法令。两个人在一块儿谈论文学的就要处死，用赞美古代来攻击现实的要被灭族。一直发展到活埋读书研究学问的人，焚毁古代文化典籍，专制权力对文学进行了一场旨在灭绝的残酷大扫荡。

　　这一场大扫荡的对象不仅仅是儒学，而是法家以外的各种学说，即皇帝旨意以外的意识形态全属扫荡之列。自秦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战国时代那种百家共存、自由争鸣、畅所欲言的局面了。因为从此以后，中国一直处于中央集权的独裁统治权力形式之中，而独裁者是绝对不容许社会上出现两种以上的声音的，何况是百家争鸣！

　　秦始皇用焚书坑儒的残暴手段企图消灭文学，以便让秦王朝由始皇帝到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可是客观事实却和他的愿望相反，秦王朝才传到二世，便被根本不读书的刘邦、项羽、陈胜、吴广给推翻了。

　　西汉王朝没有采用"焚书坑儒"的野蛮办法，而是实施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儒生们从坑里爬出来，登堂入室，峨冠博带，成为了皇权的喉舌，或者叫帮凶。这是从另一个方面对文学实施第二次大扫荡。从此，儒学成为了封建文化的主体和正宗，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儒学作为排挤、压制、打击乃至消灭百家学术的文化权杖，以便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禁锢在统一的笼牢之中。

　　自秦汉以来，中国文学就一直在权杖下呻吟、挣扎着：

　　汉初有名的辞赋家贾谊，写过《吊屈原赋》、《鹏鸟赋》、《过秦论》等文章，但皇帝不用他，朝中大臣排挤他，落得以泪洗面，年公33岁便忧愤而死。

　　汉武帝时著名的辞赋家、散文家严助和朱买臣尽管忠心耿耿替皇权效劳，但终被皇帝砍掉了脑袋，司马相如以《子虚赋》和《上林赋》闻名文坛，也受到统治者短时间的赏识，但很快便受到冷落，晚年"称疾闲居"，郁郁而终。

　　就是发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且给封建专制政权制订出一套"三纲五常"学说的董仲舒也差点儿被皇帝砍头，免官闲居，怀着一腔酸气，写出了《士不遇赋》，抒发被权力所抛弃的哀怨。

　　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司马迁，他用毕生的精力完成的《史记》是中国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他堪称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家学。但就是这样一位文学巨匠，所遭受到权力的折磨也是十分惨重的：因为替远征匈奴、失败而降敌的李陵辩护，他被汉武帝惩办，上了腐刑，成了男不男女不女的太监一般人物，痛苦到了极点，"肠一日而九迴，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怀着如此悲愤的心情，咬着牙活下去，终于完成了空前绝世的历史巨著《史记》。他呻吟、挣扎，乃至悲愤地喊出："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由自己的不幸联想到古往今来许多有作为的圣人、贤人的悲辛和受到的灾难，而造成这些灾难的刽子手就是专制权。

　　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又一部历史巨著是《汉书》，作者是东汉初年的杰出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汉书》一共写了二十余年，写出了西汉一代二百余年间的史实。班固二十多岁时便因私下写西汉历史，被人告发坐牢。后被汉明帝赦免其罪，并担任了兰台令史，专修汉史。当《汉书》竣稿后不久，便遭受政治陷害，冤死狱中。

　　建安文学魁首曹植，因被卷进权力的角逐漩涡中，以致遭受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两朝皇权的百般迫害，一柄达摩克利斯剑常高悬在他头顶，使他虽名义上是王侯，实际上是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囚徒，忧愤终生，郁郁而死。建安七子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干、应瑒，为首的孔融便被掌握东汉王朝实权的曹操借故杀掉，其余六位作家依附曹操，充当帮闲文人，战战惊惊地得以善终。<BR line-break"><BR line-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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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文坛，因屈服于权力的压迫，用玄学来表达痛苦的呻吟，诗人阮籍装疯卖傻，得以保全了一条性命；散文家嵇康思想新颖，孤傲愤世，桀骜锋利，指斥时弊，终被司马氏所杀。

　　晋朝南渡时的生要作家郭璞死于谋反的军阀王敦之手，文武双全的将军诗人刘琨竟无辜被幽州刺史段匹磾所杀。

　　中国古代第一位真正的田园诗人陶渊明，面对腐朽、黑暗、残暴的专制统治，扬言"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归隐田园，在"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的困苦生活中，写出了大量的不朽诗篇。他还在散文《桃花源记》中勾划出一个没有权力的乌托邦社会，表达了他对专制权力的公开蔑视。

　　这位被后世文坛极力推崇的田园诗人，一生困苦，贫病饥寒一齐对他进行折磨，使老诗人终于含恨离世。

　　中国第一部文学评论巨著《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一生不得志，在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梁代只做过参军、东宫通事舍人等小官，晚年出家做了和尚，改名慧地，不久便死去。一代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就这样凄凉地死在佛寺中。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文学，主要是诗歌，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但是，毕竟是在专制独裁的政体下，文学和作家仍然备受折磨，处境好的凤毛麟角，大多数诗人一直在权杖下呻吟和挣扎：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这四位没有有一个是活得自在舒服的：王勃虽年少才俊，但"为僚吏共嫉"、"雄略顿于穷途"、"高材屈于卑势"（《上绛州上官司马书》）"徒志远而心屈，遂才高而位下"（《涧底寒松赋》）尽管他以一篇《腾王阁序》）名闻天下，但到底不受重视，只好弃绝红尘，跑到虢州深山里去采药寻医，放弃文学创作而去写医书。最后竟在二十八岁时渡海溺水受惊骇死去。一颗闪亮的诗星就这样来去匆匆。

　　杨炯则因为恃才傲世，对拥有权力的达官贵族们不阿谀逢迎，反而嘲笑、抗争，尽管他的文章"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绝。"（刘肃《大唐新语》）但由于权贵对他的反感压制，使他一生都处于遭排斥打击之中。

　　卢照邻更为悲惨，身体本来就多病，又因嘲讽官吏被逮捕入狱，一生穷愁潦倒、疾病缠身，又为权贵所不容，最后竟落得投河自杀。

　　骆宾王少年便有文名，中年名盖天下，但因为参加反叛武则天皇权的徐敬业队伍，失败后亡命天涯，不知所终，成为历史上一件疑案。

　　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首《登幽州台歌》震撼千古文坛的初唐大诗人陈子昂，不仅学识渊博，而且颇有战阵韬略，是一位文武全才。是他一扫南北朝时期的浮艳绮丽的文风，开创了唐代的新诗风，但他一直被武则天的权力集团所迫害。诗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躲回故乡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过隐居生活。不过这并没有躲过大，武氏权力集团指令射洪县令段简把陈子昂抓进监狱，折磨而死。一位名震古今的大诗人就这样莫名其妙死于一个区区县令之手。

　　纵观整个盛唐时期，正如《旧唐书》所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这就是说："整个唐朝，运气好、官做得大的只有高适一个人。其余的诗人们大都在权杖下呻吟、挣扎乃至被冤杀。

　　和高适同时代的王昌龄由于言行有些违背封建道德标准，虽然当的是小官，却一再遭受贬斥。当他被贬于龙标时，李白曾写了一首慰问信寄去，这就是有名的七绝《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这位以写边塞诗著名的诗人给中国文坛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篇章，诸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之一）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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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抒情诗也是千古绝唱，留传至今。如：

　　"寒雨连天夜入湖，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二首》之一）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采莲曲》）

　　这位被文坛称赞为"诗家夫子王江宁"的大诗人，下场却是很悲惨的：不仅屡被贬逐，最后还被刺史闾丘晓杀掉。

　　陈子昂死于县令之手，王昌龄被刺史所杀。两位名震千古文坛的大诗人在专制权力面前显得是何等地无自卫力量，而封建专制统治者及其爪牙们又是何等地凶残！

　　诗仙李白连进士也未考取，由皇帝赏赐了一个翰林学士头衔，原本是要李白充当对皇权歌功颂德的奴才，由于李白偏偏恃才傲物、藐视皇权天威，结果被玄宗皇帝认为"非廊庙器"而遭受冷落。他在京都长安呆了三年便被权力变相逐出。后又被卷入肃宗李亨和永王李璘之间的权力斗争漩涡，弄得差点儿被砍头，结果被改为流放夜郎，中途遇赦折回，后病死当涂。权力把这位风流倜傥的"谪仙人"折腾得呼出："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在权力的威压下，始终挣扎着不愿屈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两句诗堪称他一生挣扎的写照。

　　诗圣杜甫也是个连进士都未考取的儒生，到了四十岁还毫无功名地困居长安，过着"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的凄凉生活。

　　在长安困居了十年才得到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管理武器库房的小官）的职位。

　　杜甫同李白不一样，他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而自己又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诗人，但生活却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使他深深感受到"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腐败社会的黑白颠倒的现实。

　　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都在贫病中颠沛流离，他经历过唐王朝外部的权力战争--安史之乱的折磨，当过俘虏，穿着破衣麻鞋奔波于兵燹之中，几乎丧命；紧接着又遭受唐王朝内部权力角逐的冲击，他被视为失败了的大臣房琯同党而被逐出朝廷。饥饿、疾病象乌云一样时时罩在他的头顶，他在极端凄凉的生活环境中挣扎着、呻吟着，留下了大量不朽的史诗。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诗人的最后归宿竟然在湘江上一条破烂小船里。没有人给他送葬、开追悼会，只有那流不尽的江水拍打着破烂船舷，向天地诉说着封建专制权力对一代诗圣的摧残！

　　柳宗元、刘禹锡、李商隐文名赫赫，永垂青史，但生前都是封建专制权力的重点惩罚对象，被折磨得九死一生；皮日休因参加了黄巢起义军竟死得不明不白；罗隐因为不满现实，在其著作《谗书》中讥刺了时政，触犯了权贵，致使考了十次科举都没有考中，潦倒终生。

　　在唐朝盛世里，权力对文学的摧残迫害事例不胜枚举，一部唐诗充满了诗人对封建专制权力的血泪控拆和愤怒呐喊！

　　唐朝是中国文学继战国文学之后又一个发展高峰，文学的处境尚且如此，唐之后的各个时代就可想而知了：

　　柳永，是宋朝词人中的姣姣者，他的词传播之广，影响之大是极其罕见的，达到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天下咏之"的程度，但就是这样一位影响巨大的词人却屡试不第，于是变得狂傲放纵起来，终日混迹于酒楼妓院，依红偎翠，以"白衣卿相"自居。这是权力对文学的另一种戕害。

　　大文豪苏轼倒是少年得志，只二十一岁时便考取了进士，走入了仕途，但是他很快便被卷进了险恶的政治漩涡之中。有人把他的一些诗摘录下来，进行弹劾，直至被捕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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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生都处在激烈的政治风浪中，他遭受着王安石变法派和司马光守旧派两方面的轮番打击，一贬再贬，直贬到当时称为天涯海角的儋州--海南岛。

　　著名爱国诗人陆游一生写了近万首诗，是南宋最杰出的诗人和热烈的爱国者。但就是如此杰出的人物，青年时代便因参加科举考试名列第一，压倒了当朝宰相秦桧之孙秦埙，而被秦桧陷害。以后一直郁郁不得志。在封建专制权力折磨下，他咬着牙挣扎了一生，临死前发出悲壮的千古绝唱："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异族入主中原的大一统专制帝国，落后的游牧部族主宰最高权力，使中国人民遭受的压迫倍加沉重，文学的处境更加艰危。唐诗、宋词都成为过去，此时在厄运逆境中奋起的是关汉卿为首的一批元曲作家。

　　关汉卿堪称东方的莎士比亚，在异族封建权力的高压下，他采取了巧妙的斗争策略，以古喻今，创作出了《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单刀会》等三十余出杂剧，特别是《窦娥冤》一剧，公开向封建专制权力发出了强烈的控诉，表现了被压迫人民誓死复仇的心愿和真理一定战胜邪恶的力量。

　　同时期还有王实甫、白朴、马致远与关汉卿共称"元曲四大家"。他们联合一致，在沉重的元朝专制政权的高压下，用杂剧的形式表现了人民的心声，在中国文化百花园里增添了绚丽的元杂剧奇葩。

　　中国文学和中国封建专制权力之间的关系，就象长江、黄河同沿途的高山巨岩一样，阻挡、拦截、遏止、威压均属徒劳；"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文学长河冲破一切阻绝，浩浩荡荡向前奔流。到了明、清时代，小说汇成了文学长河的主流。

　　《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等长篇小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明、清文学是以其本身的不屈不挠而赢得生存的；《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生平只有只鳞片爪的材料。生于元代，死于明代，有多部作品问世。在社会激烈变动的时代，他终年飘泊，"与人寡合",生平事迹不详。而《水浒》的作者施耐庵的生平更无从稽考。文学作家在封建权力下的可悲处境由此可见。至于《水浒》本身，从出世以来便被打为"诲盗"坏书。封建统治阶级说《水浒》"妖言惑众，不可使子弟寓目"。甚至编造出《水浒》作者因写了此书而遭天道报应，以致"子孙三代皆哑"的谎话来进行诋毁。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倒是有生平资料可考，他虽"性敏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然而由于性情孤傲倔强，一生不受封建统治阶级的赏识，四十三岁时才补了个岁贡生，当过短时间的长兴县丞。自称"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个早慧的人，十八岁时便考取秀才，早年家庭经济还算富裕，到中年时便贫穷了，四十岁后"日唯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甚至常常挨饿，到了冬天晚上，常常因为寒冷无火取暧，同几个穷朋友乘月绕着城墙长跑数十里。一边跑，一边唱歌高叫，称之为"暖足"。充分表现出文学作家那种在恶劣环境中绝不屈服的精神状态。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本来是满清贵族后裔，但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使曹家由富贵变为贫穷。他父亲受到抄家、削职的打击，家庭倾刻破败，使他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日子。一部留传后世的伟大作品《红楼梦》是曹雪芹在极度困苦中进行写作的。当《红楼梦》写完八十余回时，他便因贫病交加和爱子的死亡的几重打击，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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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豪生得凄凉，死得悲惨。

　　最可悲的还要算明代反应市井生活的长篇名著《金瓶梅》了。这部书至今连作者是谁都无从确认，而且，一方面受到文学史的重视，甚至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造成外国研究《金瓶梅》的"金学热"；但在另一方面，这本书从出世以来，一直被打为"诲淫"坏书，遇到历代查禁，长久未予解放。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荒淫无耻，干尽人间丑事；一方面却又道貌岸然地假充正经。利用手中权力，把一部古典优秀小说诬为"淫书"打入十八层地狱。难怪《金瓶梅》的作者隐性埋名，否则，定要粉身碎骨。

　　如果说秦王朝的"焚书坑儒"是封建专制独裁者对中国文学的第一次大扫荡，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第二次大扫荡的话；那么，清朝统治者大搞"文字狱"便是第三次大扫荡了。

　　大清王朝自顺、康、雍、乾四朝以来，为了扫荡中国文学，以便彻底禁锢人民的思想，搞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狱，其残酷毒辣，实属世界罕见。

　　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文字狱总共约六十余起，而且依次一朝比一朝次数多而残酷。诸如：

　　康熙元年到康熙二年的"庄廷钅龙明史案"：由于富商庄廷钅龙 刻印的明末朱国桢所著明史，有反清恋明的思想充塞其间，被人告发。尽管当时庄廷钅龙 已死，也被开棺戮尸，庄廷钅龙 的亲属一律处死，甚至为书作序的、刻书的、买卖书的、地方官、江楚名士被牵连处死的有七十多人，被判处流放充军的有一百余人。

　　康熙五十年到康熙五十二年的戴名世"南山集狱"：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朝统治者随意窜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书出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含有反清思想，康熙皇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同乡方孝标曾提供过参考资料，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以后康熙又传旨"从宽处理"：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受株连的人，一律宽免。可算皇恩浩荡了。

　　雍正六年的"吕留良文字狱"：湖南秀才曾静受已故学者吕留良反清诗文的影响，仇恨雍正皇帝，竟幻想利用现任川陕总督岳钟琪（岳飞的后裔）起来造反，结果被岳钟琪出卖。雍正亲自处理此案，一方面"御笔"亲拟了批驳吕留良反满观点的《大义觉迷录》，一方面大开杀戒：判处已经死去了的吕留良和其子吕葆中、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留良另一个活着的儿子吕毅中、立即斩首。吕、严两家的孙子辈一律发往宁古塔充军为奴。其余如曾和吕、严交往的，曾为吕留良刻过书的、甚至收藏过吕留良诗文的东鼎臣、东鼎贲、孙克用、周敬舆等人一律判处死刑。因此案而受到株连的上千人。唯独饶恕了始作俑者曾静，让他悔过自新，由官府带领他到江南一带现身说法，宣传《大义觉迷录》，以示皇权的宽容和坚固--曾静在悔罪并充当走狗后，仍死在下一个皇帝乾隆手中。

　　闹得最厉害的一次文字狱是乾隆朝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乾隆十六年，社会上秘密流传一份长达万言的奏稿，而且伪托工部尚书孙嘉淦的名义。伪奏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皇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这当然是了不得的大案！

　　乾隆本来就是个暴君，碰上这样的文字当然要兴大狱进行追查镇压。他在一年之中发的诏谕即有三万言之多，逮捕的人犯有一千余人，因查办不力而遭撤职查办的五品以上大员就有十多名。一时间，举国上下，沸沸扬扬；朝廷内外，人人自危。到处在追查，四方在喊冤。但是，连乾隆自己也感慨："一载有余，茫如入海算沙，了无头绪。"最后，在冤杀了若干人之后，竟把江西千总卢鲁生、南昌守备刘时达等嫌疑犯打成主犯押赴市曹凌迟处死，了结一桩轰动全国的胡涂文字案。<BR line-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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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传抄过伪奏稿的官员一律治罪，审理不力的大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知府戚振鹭等一律革职治罪，甚至象漕运总督瑚宝、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这类封疆大臣也被牵连革职，交刑部严议治罪。

　　由于明末清初的学者、思想家、诗人吕留良曾写过"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这类用"清风"来影射清廷，用明月来象征明朝的诗句，致使以后凡无意提及"清风"、"明月"的人都遭大祸。雍正时庶吉土（翰林院学士）徐骏无意在一首诗中写了"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两句，被同僚告发，说成用"明月"怀恋明朝，用"清风"影射大清，"蓄意诽谤朝廷"。雍正即下口谕将徐骏斩首。

　　乾隆时，湖南学政胡中藻在《坚磨生诗》中写有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看了亲自批驳说："'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即'清'字）之上，是何肺腹？"下旨处死胡中藻。

　　举人蔡显在《闲闲录》中引用了古人《咏黑牡丹》诗："夺朱非正色，异姓亦称王"两句。被定为反清狂悖。因为明朝皇帝姓朱，把本来是写颜色、咏植物的诗，硬扯为政治问题。结果蔡显被斩首示众。

　　雍正时，礼部侍郎查嗣庭在江西乡试时出了个考题："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这本是《诗经·商颂·玄乌》中的诗句，意思是：我们的国家十分辽阔广大，人民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但雍正却把它曲解成："维"字是去"雍"头，"止"字是割"正"首，意思就是砍掉"雍正"的头。这还了得！定为"诽谤大逆"，将查嗣庭逮捕下狱。查嗣庭又惊又吓，死于狱中。雍正仍不解恨，下旨将查嗣庭戮尸示众，以儆效尤！

　　专制独裁者本来就多疑、残忍而横暴，再加上一些奸邪走狗到处嗅察，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以讨圣心喜悦，致使满清的文字狱愈搞愈猛烈，常常因为一两句诗或一两个字弄得抄家、杀头、灭族。专制权力对人民思想的压制和禁锢使中国文学呻吟和挣扎在绝境中。

　　中国是如此，西方又怎样呢？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西方专制权力同样是冷酷的：

　　但丁，这位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伟大先驱，以他的史诗《神曲》永远享誉世界。但这位奋勇抨击封建统治的专横、残暴，"有强烈倾向的诗人"几乎一生都处在封建专制权力的迫害、打击之下。但丁的遭遇类似唐朝诗人李商隐：被卷入政治派系的漩涡，而自己恰恰处于失败的一派；而他的爱和恨又十分象屈原那样强烈和奔放。极端痛苦的遭遇，十分强烈的爱憎，使但丁成为了万古不朽的诗人。

　　但丁原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行政长官之一。当时归尔夫党和吉卜林党斗争激烈，但丁是支持归尔夫党的。当归尔夫党战胜了吉卜林党之后，内部又分裂为白党和黑党，但丁属白党。后来黑党得势，把正直干练的但丁视为眼中钉，以贪污、反对教皇等罪名，撤去了但丁的职务，判处流放两年和处以巨额罚金。但丁既不交罚金又不认罪，于是被加重处罚为终身流放，明确宣布：只要但丁敢回到佛罗伦萨，就将处以火刑给烧死。

　　这位伟大的诗人含泪告别妻儿，流落异乡。他没有象李白那样流放夜郎，又中途得到赦免，相反倒是在流放十三年后，由于他断然拒绝向专制统治者宣誓忏悔，以换取重回家园，被佛罗伦萨统治者加重惩罚：对他进行缺席审判，判处了死刑。

　　但丁过了二十年的流放生活，其境遇的悲凉艰辛正如他自己叙述的那样："自从罗马的掌上明珠佛罗伦萨的市民们将我从她最甜蜜的怀抱里放逐以后，我便象一个流浪者，甚至象一个行乞者，托迹四方，不得不向别人诉说我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命运创伤。我真的象一只无帆的船，在凄惨的穷困所吹的疾风中，沿街沿港地流荡。"1664年5月13日晚，法国宫廷的"皇家大剧场",上演了莫里哀的名著《伪君子》。

　　这出戏把讽刺的矛头直指欧洲封建统治的两个主子之一的教会，而国王路易十四对国中之国的天主教及其以国王母亲为后台的"耶稣会"十分反感。这位"太阳王"想利用《伪君子》打击"耶稣会"，于是便故作宽容地支持《伪君子》的上演。<BR line-break">

风中飞絮

《伪君子》的演出产生了轰动效应，观众对剧中揭露以答尔丢夫为代表的宗教骗子报之以开心地大笑。真正的宗教伪君子们则恼羞成怒，对《伪君子》举起了屠刀。巴黎大主教通告各教区说："《伪君子》是一出非常危险的喜剧，对宗教特别有害，因为借口谴责虚伪，或伪装的虔诚，它可以让信心最坚强的人们，全都受到株连。"教会还公开宣布：凡是敢看这个剧，或者敢听这个剧的朗诵的教徒，都要受到开除教籍的处罚。伪君子们禁演了《伪君子》。

　　《伪君子》被禁演后，莫里哀改变了剧名，叫《伪善者》，同时把主人公的姓名和身份都作了改动，设法得到了国王的批准上演旨意。但是，正当万人空巷争购戏票，《伪善者》即将开演时，巴黎最高法院院长拉木瓦隆--"耶稣会"的秘密会员，竟然假传国王圣旨，下令禁演了《伪善者》。

　　五年后，国王的母亲早已去世，"耶稣会"业已解体，政、教两权统一于路易十四之手，《伪君子》才得以利用国王和教会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合法演出的权利。

　　莫里哀既是编剧，又当主演，劳累兼贫困，使他得了严重的肺病，最后，带病演出《心病者》，累死在舞台上。临死的最后一句话是："给我……肉汤……"没等肉汤端到他面前，这位法国伟大的喜剧大师便与世长辞了。

　　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文艺复兴时代伟大英国戏剧家和诗人莎士比亚，从青年时代起就遭受着权力的迫害。他因为写了一首讽刺诗嘲笑了本地一个叫做汤姆士的大地主，惹恼了汤姆士，派出打手去抓莎士比亚，并下令如果莎士比亚敢反抗，就往死里打。莎士比亚闻讯提前逃跑了。

　　这位未来的世界名人，在伦敦"寰球剧院"当过给绅士们看管马匹的马夫，又充当过收门票的，还干过剧院多种杂活。以后才逐渐学习写作剧本。

　　莎士比亚所生活的时代，正值斯图亚特王朝的封建专制时代，政治黑暗、残暴，人民动辄获罪，常常因为说错一句话，便会遭受挖眼、割舌乃至杀头的厄运。面对这种毫无民主、自由的时代，莎士比亚只好采取了借古喻今的手法，把剧中人穿上古代或外国人的服饰，用古人和外国人的故事来折射当时的英国社会。比如他的代表作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马克白斯》就分别穿的古代丹麦、意大利和古代苏格兰的服装；《李尔王》穿的古代不列颠服装；《凯撒大将》和《安东尼与克丽奥佩屈拉》穿的古罗马服装；《约翰王》穿的英国古代金雀花王朝的服装等。

　　莎士比亚象压在磐石底下的小草那样，只有曲曲折折地生长，以求长出地面。他的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尽管如此，由于宏观上的社会变动，英国文艺复兴到莎士比亚时代已近尾声，文艺复兴的主要思潮人文主义作为改革现实的理想逐渐被人们所抛弃，不少剧作家在威吓和利诱面前改变操守，投靠封建宫廷贵族。资产阶级内部主张禁欲主义的清教徒逐渐得势，在莎士比亚逝世后不到二十七年，取得政权的清教徒下令封闭了伦敦剧场，莎士比亚的戏剧被全部停演了。

　　果戈理被誉为"俄罗斯民族诗人",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死魂灵》对俄国农奴制度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无情地鞭挞。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听了果戈理向他朗读《死魂灵》后，不禁发出悲哀的叹息说："老天爷，我们的俄罗斯是多么悲惨啊！"《死魂灵》竣稿后，在出版问题上受到严重阻碍，莫斯科沙皇的审查机关横蛮地无条件地禁止这部小说的出版，理由是"反对了农奴制"。后来在别林斯基和很多朋友的帮助下，经过若干斡旋，打通若干关节，遭受长期审查折磨，被删掉和窜改了二十多处后才出版。

　　《死魂灵》出版后，即遭到封建贵族和走狗文人们的疯狂谩骂、诽谤；在这之前，他的另一部作品《钦差大臣》因讽刺了封建权贵的腐朽、愚蠢、可笑而遭到围攻。长时期地被围剿，使果戈理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他的灵魂逐渐被扭曲了。这位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俄国批判农奴制度的勇士，慢慢地转向了。他由批判农奴制变为保卫封建农奴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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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理的思想转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长期居住在国外，被国外的一群俄国贵族所包围，这些贵族仇恨当时俄国国内及欧洲涌现出的新思想和新事物，顽固坚持封建阶级立场，梦想正在急剧崩溃的农奴制度和教会能够抵挡住汹涌澎湃的资产阶级民主潮流，扬言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将永远存在。这些人用甜言蜜语腐蚀果戈理的灵魂,用伪装出来的友谊拉拢果戈理的感情，用似是而非的道义来改变果戈理的信仰。

　　围攻加笼络，使果戈理的灵魂扭曲了，他由一个挺身同封建农奴制度作英勇斗争的大将，变成匍伏在专制权力面前表示皈依的小丑；特别是，他竟然一改初衷地充当俄国农奴制度的辩护士和说教者。他出版了一本《与友人书信选集》，公开宣称自己以前写的东西全无益处，统统该给烧掉；同时摆出一付封建专制权力的牧师面貌，傲慢地向人们说教。他忘记了自己在《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等作品中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嘻笑怒骂，无情嘲讽，一变而教人们要拥护农奴主政权，要对教会恭顺服从，用十分肉麻的语言歌颂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号召人们不要受欧洲和世界风云变幻的蛊惑，作一个顺从、虔诚的基督徒和沙皇的顺民。

　　《与友人书信选集》是果戈理向专制制度的投降书，赢得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叫好，但却使果戈理所有的真正朋友震惊。曾经大力支持果戈理、赞美果戈理的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在病中用了三天的时间写出了《给果戈理的一封信》，对果戈理进行了公开的愤怒的斥责，指出果戈理歌颂专制主义及其帮凶教会的行为，是对果戈理自己和对人民的一种背叛，以及"在宗教的荫庇和鞭笞的保护下，把谎言和不义当着真理和美德来宣扬"、"使您在读者的眼中，作为一个作家，尤其作为一个人，降低了身份……"由于这封公开信，别林斯基激怒了沙皇，沙皇下旨：严密临视别林斯基的言论和行动，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

　　彼得堡要塞司令在涅瓦大街上遇见别林斯基，冷笑着威胁说："别林斯基先生，您什么时候上我们这里来，我那儿准备好了一间囚室，十分温暖，等待着您的光临呐。"果戈理带着为封建农奴制辩护和竭力给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作用及将永远存在寻找根据的思想创作《死魂灵》第二卷。他象一个拙劣的医生，拿着放大镜竭力在一个身患严重麻疯病即将死亡的身体上去寻找一小块较为象样的皮肤，以此来证实这个身体仍是十分健康的一样，挖空心思为封建专制塑造理想人物，并企图以此来证明封建专制的优越性和永世长存的合理性。

　　任何一个天才，当他灵魂被扭曲，勉为其难地去编造现实社会根本就不存在的理想人物和美好事件时，其结果非但遭到别人耻笑，就连自己的真正灵魂也会感到羞惭的。

　　果戈理顽强地、殚精竭虑地苦苦写作了好几年，终于竣稿了《死魂灵》第二卷。但是，当他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手稿时，竟十分不安起来，而且这种不安的情绪象乌云一样愈来愈多，愈来愈厚重。他由不安到烦躁，由烦躁到焦虑、到痛苦，以至于象孩子似的常常哭泣。果戈理病倒了！

　　这种病使他很快衰弱下来。他拒绝医疗，拒绝一切劝告和帮助，整天不吃不喝，一会儿沉思，一会儿喃喃自语，一会儿又伤心地哭泣，甚至向冥冥中祈祷，最后他平静而坚决地烧掉《死魂灵》第二卷的全部手稿，然后放声痛哭。

　　烧掉手稿两个星期后，死审带走了这位俄罗斯天才作家。果戈理死时才刚满四十二岁。九年后，即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迫废除了俄国农奴制度。果戈理烧掉《死魂灵》第二卷是正确的，否则，果戈理的在天之灵，将会背上沉重的耻辱十字架。

　　果戈理的悲剧是权力对文学戕害的结果，也是文学在权杖下呻吟、挣扎的典型。

　　<b>二、政治家的深沉、老练与冷酷和文学家的天真、幼稚与热情</b>

　　据说，世界上曾举办过一次"环球撒谎大赛"，参赛报名处人头攒涌，都是些獐头鼠目，奸狡刁滑之徒。

　　这天，突然走来一个衣冠楚楚、气宇轩昂的人要求参加比赛。那风度、那气质使周围的各色撒谎能手顿觉自惭形秽。<BR line-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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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人员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这个人，并照例进行逐项询问填写。

　　"请问先生的职业？"登记人员问道。

　　"政治家。"来人傲然答道。

　　"什么？先生不是在开玩笑吧？"登记人员脸露吃惊和敬畏的神态，下意识地站起身子问道。

　　"我真的是个职业政治家！"来人很满意对方那惶悚的样子，更加派头十足地说道。他预料对方会立刻表现出卑恭的倾倒。

　　那知登记人员脸上竟涌起失望的神色说："对不起，先生！你不能参加比赛。""啊！"政治家被这出乎意料的话惊得瞪大了眼睛，他不解地问道，"为什么拒绝我？难道怀疑我没有掌握高操的撒谎本领？""不，恰恰相反，先生！"登记人员摇头苦笑说，"谁都知道，你们政治家是撒谎的当然冠军，你要是报了名，谁还敢参加比赛呢？"这或许是人们的杜撰，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个秘密：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是天下最惯于撒谎的人。

　　难怪国际上规定：凡是用名人的姓名去命名宇宙中的星球时，政治家和军事家必须在他死后一百年，而且有了定评之后才可以列为侯选。这显然是对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个人品格，以及他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的质疑乃至奚落。

　　撒谎，是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的起码素质。除此之外，他们还具备深沉、老练和冷酷的素质；这恰好同文学家的天真、幼稚和热情构成强烈的对比和反差。

　　屈原算什么？按他的地位--楚国掌握昭、屈、景三姓贵族的三闾大夫，还担任过和楚王议论国事、替楚王草拟诏令以及接待外宾的左徒，应该属于政治家，但他缺乏政治家应该具备的成熟、老练、冷酷，特别是不会撒谎，一味地直来直去地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明知楚怀王是个昏瞶、专横而自负的君主，却偏偏要忠心耿耿地替他办事，明知朝中靳尚、上官大夫、公子兰一干奸人串通一气，对他进行排挤中伤，却偏偏要执拗地同他们较量，他的处境自然不会好。楚怀王不信任他，楚怀王的儿子楚顷襄王更厌恶他。在靳尚的挑拨诬陷下，楚顷襄王把屈原革了职，流放到楚国的边远地方--湘南。

　　屈原怀着一腔委屈和悲愤，形容枯槁，脸色憔悴，独自一个人在汨罗江边且走且吟着他的抒发胸襟的《离骚》诗篇。

　　一个渔夫看他如此模样，便问道："你不是三闾大夫么？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屈原回答说："世上的人都喝醉了酒，只有我一个是清醒的；世上的人都是污浊的，只有我一个干净。所以被放逐到这里来了！"仅这两句话就可以看出屈原不是政治家而只能是位天真、幼稚而富于激情的诗人。政治家说话最注重的是含蓄和模棱两可。象屈原这样毫无保留的揭露腐败现实和龌龊小人当道的政体，怎么能够被腐败政体和龌龊小人容忍呢？

　　难怪当屈原力劝楚顷襄王联络诸侯共同抗秦以洗雪楚怀王被秦国囚禁而死的耻辱时，靳尚乘机在楚顷襄王面前造谣说："大王没听见屈原数落你么？他对别人说，'大王忘了秦国的杀父之仇，是不孝；公子兰不主张抗秦，是不忠。楚国的君臣全是不忠不孝之人，国家很快就要灭亡了！"楚顷襄王本来就是昏君，听到这种话如何不气，立即下令将屈原革职流放。

　　当渔夫劝屈原不要那么固执已见，而要随波逐流，同世俗一道推移时，屈原坚决地进行了反驳，表示宁可葬身鱼腹，也要保持自己独立、清白的节操。

　　公元前278年阴历五月五日，当屈原得知秦将白起攻破楚国京城郢都的噩耗后，便投汨罗江自杀了。

　　屈原作为楚国的贵族，以死殉楚国，这是正常而无可非议的；然而他既然清醒地看到了楚国的君昏臣奸、世人皆浊的现实，却要执拗地替这种现实效忠以至于赔上性命，这就不能算是一个政治家了。他只能是一位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

　　屈原的对手张仪应该算是位政治家。此人和他的同学好友苏秦，是战国时代两位著名的纵横家。

　　苏秦主张"合纵"，即山东六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他取得短时间的战功：六国在苏秦的游说下团结一致，苏秦还当上了六国的国相。屈原自然也是"合纵"的鼓吹者，但他没有取得苏秦那样的成功，而且还惨败在苏秦的朋友、主张"连横"，即秦国分别拉拢六国、各个击破策略的倡导者张仪手中。<BR line-break"><BR line-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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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在担任左徒期间，使楚国和齐国联合起来，楚、齐是两个大国，他们的联合使秦国攻打齐国并进而消灭楚国的计划落了空。为了破坏楚、齐联盟，担任秦国宰相的张仪表面上装做辞去了秦国的职务，交出了相印，轻装微服来到了楚国。

　　张仪分明是秦国的奸细和说客，而且张仪来到楚国后又是公开向楚怀王提出：要楚国同齐国断交，而和秦国友好，诱饵是秦国给楚国六百里土地。

　　这分明是一个大阴谋，然而楚怀王竟然听信了。张仪没有给楚国一寸土地，便轻轻松松地让楚国和齐国绝了交。而且，齐国一气之下还站到秦国那边去了。秦国本意要先打齐国的，后来因为受张仪欺骗而恼羞成怒的楚怀王发十万大军攻打秦国，于是秦国便改变策略先打楚国，而且还通知新近化敌为友的齐国夹攻楚国。楚、齐合纵对付秦国变成了秦、齐连横对付楚国了。战局结果不言而喻必是楚国惨败：楚军十万人马被消灭了七万，两位统兵大将屈匄、逢侯丑阵亡，楚国汉中六百余里土地全被秦国夺去，韩国、魏国等邻邦趁楚国打了败仗，纷纷在各自的边境上向楚国发起进攻，抢夺楚国土地和城池。楚国顿时处于危急之中。屈原此时正是楚国内政、外交大臣，结果竟使张仪如此轻易得手，尽管说楚国此时有靳尚、上官大夫等一干奸邪小人从中作祟，但历史上哪朝哪代没有佞臣、内奸？屈原同张仪较量遭受惨败，不能不说屈原缺乏政治家的素质。

　　不但如此，当气急败坏的楚怀王为了发泄愤怒，提出用楚国黔中的土地换取张仪时，张仪竟然不畏不惧地单人独车地来到了楚国，当即被楚怀王关押，准备择日将张仪斩首祭祀楚国大庙。

　　按理，此时张仪已成囚徒，屈原是完全有力量，有机会将张仪处死的，可是老谋深算的张仪既然敢来，他就有办法回去，结果他买通了关押他的人，贿赂了靳尚，并通过靳尚收买了楚怀王宠妃郑袖，使郑袖说服了楚怀王把张仪放了回去。

　　张仪独人单车，戏弄楚怀王，自由来去，这实在是对三闾大夫屈原的极端蔑视。

　　后来楚怀王竟把大骗子张仪当作勇敢、正直而守信用的朋友。张仪死后，秦昭襄王设计邀请楚怀王到秦国武关会面，说是订立秦楚友好盟约，昏瞶的楚怀王竟然自投罗网跑了去。结果被秦国绑架，死在秦国。

　　屈原明知秦国是不守信用的虎狼之邦，却不能坚决阻止楚怀王的愚蠢行动，这说明屈原在政治上是多么无能！

　　而张仪是成功的。他不仅能单人独车出入楚国，而且还利用楚国去吓唬其余五个诸侯：张仪设法使秦国和楚国结成了儿女亲家，两个大国的结合自然使列国胆寒，不得不握住秦国伸出的高傲的表示友谊的手，列国先后同秦国结盟，张仪终于用威胁和欺骗的两手完成了他的连横计策。

　　这个战胜了屈原的政客最后因在秦国受到冷落又跑到魏国担任了国相，于公元前309年去世。

　　汉武帝和司马迁又是一类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典型：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对外实施军事扩张，大规模地开拓疆土；对内采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和酷吏统治。他在位五十四年，便进行了五十年的战争：在北方，他打败了自殷周以来一直侵略中国的强敌匈奴，但汉朝的损失也很惨重；在西方，征服了西域三十六个小国；在南方，消灭了南越赵氏军事割据集团；在西南，恢复了原楚国莊蹻所建立的滇国旧业，夜郎、滇、邛都等国和部落先后归附汉朝。汉武帝用"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惨重代价奠定了中国广大疆域的基础。使汉武帝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得以和秦始皇并列。

　　汉武帝开拓疆土的武功赢得了不少历史家的赞许，但是，汉武帝的武功常常是独裁者个人好恶的冲动所致。比如，他远征大宛，便纯属因为喜欢大宛的千里马，便不惜出兵十几万，血战三年，才以千万人的生命和数不清的粮饷，换得了几十匹上等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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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冷酷也是封建独裁中较为典型的：他随意残杀功臣宿将；宠信酷吏，滥施刑罚，弄得朝廷内外，人人自危；他迷信巫蛊，虽多次受骗却不悔悟，反借巫蛊大搞冤狱，害死数万官吏和平民；他多疑而偏信，逼死皇后和太子；晚年宠幸钩弋夫人，立钩弋夫人所生儿子弗陵为太子，但又怕自己死后，弗陵年幼登基，钩弋夫人会效吕雉篡权，于是竟狠心杀死自己十分宠爱的钩弋夫人。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立子杀母"的恶劣先例。

　　汉武帝拥有不少能征惯战的大将，替他实现开拓疆土、稳固皇权的意愿，但这些将军们常常因为一次失误，便有生命危险。甚至还会牵连亲友受戮。大将王恢，屡建功勋，就因为向汉武王设计骗匈奴王军臣单于入马邑城聚而歼之的计谋没有取得成功，汉军虽未夺取胜利，但也没有遭受损失，结果汉武王一怒之下便判处王恢死罪，王恢在监狱中上吊自杀；材官将军韩安国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吃一次败仗，即被汉武帝派人痛加谴责，下一步自然又是判死罪，韩安国又羞愧又害怕，加上苦成劳累，没等到汉武帝办罪便吐血而死；名将李广，累建奇功，威震漠北，被匈奴尊呼为"飞将军"，但就是这位飞将军却一直命运不济，非但没有得到封侯拜相的赏赐，反倒因为一次中了匈奴埋伏，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他奋勇率领残部杀出了重围，浑身伤痕，血透战袍，结果被判死罪。由于当时有纳重金赎罪的法令条文，飞将军缴纳了重金，才获得了一条性命，但是，晚年还是因为一次军事行动的失误而被迫自杀。

　　李广的孙子李陵，其遭遇就更悲惨了。

　　李陵率领五千汉兵，深入匈奴腹地，被匈奴十万大军围攻。李陵临危不惧，指挥将士以一挡千，殊死拼搏，在杀死了超过自己兵力数倍的敌人，且战且退了一千余里之后，仅剩下一百余人。在矢尽援绝、刀断矛折的情况下，李陵被迫投降了匈奴。

　　汉武帝知道后勃然大怒，下旨把李陵全家老幼一齐杀掉，使李陵在悲痛中死心塌地留在匈奴。

　　由于李陵事件的出现，司马迁遭受重大打击：司马迁虽然是位空前绝代的大史学家和文学家，但他毕竟不是政治家，正因为如此，他才祸由自取--李陵兵败被俘降敌，汉武帝大为震怒。满朝文武官员谁都知道此时千万不要去替李陵解释半句，以免触怒龙颜，可是司马迁就有这么天真、幼稚，竟然给李陵辩护起来，他说李陵平素就是个孝顺父母，对朋友讲义气和对金钱很清廉的人，这次作战又相当勇敢，众寡悬殊，战斗到最后投降是迫不得已，一定是假投降另有打算等等。

　　这下子真是火上浇油，汉武帝把怒火全喷到司马迁身上，说司马迁一定是和李陵私交深厚，竟充当李陵的说客。其实司马迁同李陵虽同朝为官，但无半点私交，而平日真正同李陵私交深厚的官员们一个个噤若寒蝉。汉武帝在盛怒之下把司马迁关进了监狱。

　　司马迁所犯的罪是"诬蔑皇上"，这是封建社会里的头等大罪。按汉律：罪犯可以拿出一笔巨款作为赎金赎罪，而司马迁世代作史官，正如司马迁自己所说："我的先人并没有剖符丹书的功劳，所执掌的天文、太史、律历，近乎那卜筮词祝的一流，本来是皇上所戏弄，娼妓、优伶所蓄养，流俗所轻视的人。"家庭清贫，根本拿不出大笔赎金来赎罪，而平日的朋友没有一个愿意出来帮他说一句话，更不用说支助赎金了。结果司马迁被判为受腐刑，这是一种被人认为比死刑还要残忍的刑罚。司马迁忍受住了，而且咬着牙活了下来，因为他要写完他的《史记》。

　　他在"肠一日而九迴"的巨大悲痛中，伏案写了十八年，直到满头白发时才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

　　纵观司马迁一生性格，不能不说他决非政治家，而只能是文学家、史学家，因为他缺乏政治家的成熟、老练和冷酷，特别是不会见风使舵说谎话；他太天真、太幼稚，竟然面对专横残忍的独裁者去说老实话；把自己白白地赔了进去；更何况，李陵同他非亲非故，毫无瓜葛，何苦替人受罪？而他用毕生精力去写《史记》的行动，又表明了文学家的另一主要素质--热情。

　　曹丕与曹植，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文学家，虽为同胞弟兄，但秉性、素质皆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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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是三国时有名的文学家，史书记载他"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曹植二十岁时便被封为平原侯，食邑五千户，政治上可谓春风得意，这当然是沾他父亲曹操的光。当时作为曹操的长子的曹丕被汉献帝封为五官中郎将，并配备各种属官相当于副丞相职务。

　　曹植二十一岁时，邺城的铜雀台竣工，曹操带着他四个儿子：曹丕、曹彰、曹植、曹熊登台庆贺。曹操让四个儿子作各作一篇赋，以试他们的文才。曹植文才自然是在众弟兄之上，提笔一挥而就，写成有名的《登台赋》。曹操阅后，十分高兴。当年曹操南征孙权，带曹植一道出征，可见曹植得到了曹操的喜爱。

　　公元214年，曹植23岁时，曹植被改封为临淄侯。曹操再次讨伐孙权，命曹植留守邺郡。临出发时，曹操告诫和勉励曹植说："我过去任顿丘县令时，也是23岁，回想当时的行为，没有可以后悔的东西。现在你也23岁了，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懈怠出差错。"由此可见，曹操是很看重曹植的。再加上丁仪、丁翼、扬修等文人同曹植友好，他们分别在曹操面前赞美曹植，使曹操更加喜爱曹植。当曹操于公元216年进封为魏王后，竟多次准备让曹植作王世子。曹植眼看在政治上就要获得成功了。

　　可是，曹植毕竟是文学家，而曹丕毕竟是政治家，当曹丕发觉自己处于不利态势时，便立即采取对策：当曹操同众谋士商议，准备册立曹植作为魏王继承人--世子时，曹丕密请朝歌长吴质到府内商量；因为怕被人发觉，便用大簏藏着吴质，说是装的绢匹，用车载入府中。

　　这事被杨修知道了，便直接来向曹操报告。曹操半信半疑，便派人到曹丕府门外暗中守候。曹丕急忙派人告诉吴质，吴质却不惊慌，想了想叫来人转告曹丕说："不必担忧，明天再用大簏装着绢匹从府门外进来，一定可以迷惑他们。"第二天，曹丕按照吴质的安排用大簏装着绢匹用马车载着进府。在府门外被曹操派来守候的人拦挡检查，结果当然是绢匹。曹操听到报告后怀疑杨修有意造谣言陷害曹丕。

　　曹植与曹丕第一次交锋，曹植败，曹丕胜。

　　杨修曾揣度曹操的心意，给曹植预先写了十余条书面问答，其中大都是军国大事，让曹植熟记。每当曹操问及这些事情时，曹植便毫不迟疑地对答，使得曹操很觉惊异。曹丕暗中买通曹植身边的亲信，把杨修给曹植写的问答字条悉数偷出交给曹操。这使曹操勃然大怒，非但厌恶杨修，也认为曹植弄虚作假来欺骗他。

　　这是曹植与曹丕第二次交锋，仍以曹丕胜利，曹植失败结束。

　　曹操想试曹丕和曹植二人的应变能力。一天，曹操命曹丕和曹植分别从各自府庭出邺城。暗中却派人通知各城门的门吏不准二人出城。曹丕先到城门口，门吏说魏有令，不准任何人出城。曹丕只好退了回来。

　　曹植知道曹丕被阻退回，急忙请教杨修，杨修对曹植说："你奉王命出城，如有人阻挡，就是反抗魏王，完全可以杀掉他！"曹植很同意杨修的意见，径直催马奔驰到城门边，门吏照旧阻挡，曹植拔剑大喝道："我奉王命出城，你怎么敢阻挡？"门吏回答说："我也是奉魏王命令，不准任何人出城！"曹植冷笑说："胡说！我是魏王刚才面谕，你是哪来的命令？分明有诈！"门吏还要坚持不放行，曹植一剑刺去，门吏倒地死去，曹植气昂昂地扬鞭出城。

　　但曹植身边早已布满曹丕的侦察人员，曹植同杨修的谈话很快便传到曹丕府中，再由曹丕报告给曹操，使得曹操更增加了对曹植的不信任，同时更讨厌耍弄聪明的杨修。到后来，曹操找了个借口把杨修给杀掉了。曹操杀杨修标志着曹植同曹丕的第三次较量的惨败。

　　尽管曹操对曹植的喜爱和信任锐减，但毕竟曹植的文学名声很大，加上丁仪、丁翼等一批文人大肆吹捧，在社会上造成一股不小的声势，大有非曹植作世子不可的架势。

　　曹丕面对这种局面，不敢大意，派人走曹操身边最有发言权的大臣贾诩的后门，请贾诩指教他如何对付曹植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风中飞絮

贾诩劝曹丕不要去管顾社会上那种虚张的声势，只须自己做出宽宏大度、循规蹈矩、兢兢业业和不违背作儿子的道义的模样就行了。这是典型的以静制动的策略。其实，老谋深算的贾诩早已看出曹植的浮躁、幼稚和曹丕的稳健、老练，加上曹丕是长子，按封建常规，继承人立长不立幼，曹植是老三，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战术又连连失策，胜败态势大体已经定了，只等最后摊牌。曹丕走贾诩的后门，是想尽快促成最后定局，以避免功亏一篑。

　　贾诩在最后摊牌上给曹丕助了一臂之力：

　　一天，曹操让所有侍候的人都退出去，只留下贾诩。曹操问贾诩道："你看王世子立哪一个最合适？"贾诩似乎象没有听见曹操的问话，沉默地坐着，曹操又问，贾诩仍不答话，曹操有些生气了，大声对贾诩道："我在同卿讲话，卿怎么不回答？"贾诩故作吃惊地说："实在对不起，我正在想一些过去了的事情，没有听见魏王的问话。"曹操问道："你在想什么事？"贾诩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想袁本初和刘景升父子的闹内乱的事……"话没说完，曹操猛然省悟地哈哈大笑起来，高兴地说："你已经十分完美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就这样定了！"原来贾诩所说的袁本初和刘景升都是东汉末年的大军阀，因为都采取了废立长子，册立幼子的办法，致使两个军阀一死，袁、刘二家的弟兄之间便分别互相残杀起来，曹操乘势消灭了这两个军阀的残余力量。贾诩巧妙地提醒曹操不要重蹈袁、刘的覆辙，使犹豫不定的曹操下定了册立长子曹丕为接班人--世子的最后决定。

　　曹植彻底失败了。

　　曹植的失败和曹丕的胜利除去一些偶然因素外，一切都是必然的。这是因为曹植本人连同他所依赖的骨干分子如：丁仪、丁翼、杨修等都是文人学士，而曹丕本人以及他所依靠的则是久经宦海浮沉的政客，如贾逵、贾诩、华歆等。

　　以文学家同政治家对垒抗衡，文学家必败无疑。因为文人们的浮躁、天真，全凭热情办事，热衷于空泛的道义教条的论争；而政客们总是深沉、老练，只在攫取实权上下死功夫。曹操本人就是位雄才大略的政客，凡是这类政客都对浮躁、直露的文人怀着戒备和反感，杨修就是曹操第一个厌恶的文人。政客的面孔总是表里不一，政客的语言常是谎话连篇，政客的神态是道貌岸然，政客的最大喜悦是被统治者的愚昧和顺从，政客最不能容忍的是揭露他心底的隐密。而杨修就专门卖弄小聪明常常去触犯曹操的心底禁忌区：

　　曹操曾经命人建造一所花园，竣工后请曹操验收。曹操遍观园内后，不加一语褒贬，只提笔在花园大门上写了一个"活"字。负责建造花园的官吏不懂含义，十分惶惑，请教杨修。杨修含笑告诉之位官吏说："这不很明白吗？丞相在门内添'活'字，就构成一个'阔'字，这就是说花园其它都好，就是园门修得太宽阔了些。"建造花园的官吏听了，十分感激杨修，急忙改建园门，然后再请曹操审视。曹操看了十分满意，但当他知道是杨修的解释后，脸上顿时泛起了乌云。

　　曹操生性多疑，害怕在他睡觉后被人行刺。于是故弄玄虚地告诉身边的人说："你们当心，我在睡梦中常爱杀人，所以当我睡熟后，千万别靠近我的床边。"一天中午，曹操在营帐中睡午觉，被盖掉落地上，一个近侍看见了，急忙跑过去把被盖拾起来给曹操盖好。正在这时，曹操忽然跳起来拔出挂在床边的宝剑，把这个近侍刺死了。然后又放剑入鞘回到床上睡觉。过了一会儿，曹操醒来，看见地上的尸体，大吃一惊问道："是谁杀掉我的近侍？"其余的近侍照实回答了，曹操顿足大哭说："我早说过我常在梦中杀人，你怎么在我梦中走近床边来呢！……"曹操哭过后，下令将死者厚葬，并给死者亲属以优厚抚恤。在埋葬死者后，杨修竟然指首高矗的坟台叹息说："唉！你呀你！曹丞相并非真在梦中，而你却在梦中啊！"一句话，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神秘感。

　　曹操知道后，对杨修的恼怒就可想而知了。

　　诸如此类，杨修多次触犯曹操禁忌，曹操深恼杨修，加上杨修又是曹操的政治和军事对手袁绍的外甥，曹操心里早准备要处死这个专揭他心底秘密的文人，而杨修又是曹植的主要助手，曹操必然因杨修而迁怒于曹植。这样一来，曹植的主要帮手反倒成了引祸的灾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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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曹丕的帮手则个个是政治角斗场中的能人，当曹仁在樊城被关羽包围紧急求援时，曹操已决定派曹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大将军率军驰援，这是个建立功勋、提高声威的绝好机会。曹丕的帮手们立即给曹丕出了个计谋，在曹植准备出征时，曹丕设宴给曹植饯行，众人打着预祝胜利的幌子给曹植敬酒，把曹植给灌得大醉。出征前曹操照例要召统帅面授机宜，正当曹操召见曹植时，曹植已被醉得人事不知，在军情如火之时，曹操见曹植如此酗酒，勃然大怒，顿时下令免去曹植军职，另派大将前往。

　　曹操在一次出征时，曹氏兄弟前往城外饯行。临别时，曹植把事先准备好的送别辞朗声吐出，文辞华美，对曹操称颂备至，赢得了曹操的喜悦和众官的叫好。临到曹丕时，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哽咽啜泣，跪在曹操面前祝凯旋早归，那真挚的神情，悲哀的模样，一片父子深情，使曹操的眼圈儿也潮湿了。曹丕的朴实无华，深切而真挚的表演一下子使刚才曹植的表演显得浮华而虚假了。这是吴质看见曹植讲了一篇漂亮的送别辞，明知曹丕文辞不如曹植，如照样来一通送别辞，勿论如何都超不过曹植。就是曹丕心里也慌了，眼看要输给曹植。关键时刻，吴质走到曹丕身边，悄悄给他出了这个主意：只哭泣，不说话。给曹丕赢得了主动，使曹操进一步喜欢曹丕而疏远曹植。

　　当曹操死后，曹丕的帮手们纷纷亮相：兵部尚书陈矫拔剑威胁众官拥立曹丕为魏王，他割下自己袍袖说："即今日便请世子嗣位，众官有异议者，以此袍为例！"当众官仍因没有皇帝诏书而不愿表态时，华歆从许昌飞马来到，拿出威逼汉献帝封曹丕世袭魏王的诏书当众宣读，使曹丕迅速明正言顺地当上了魏王，在洛阳受百官朝拜。

　　当曹彰率领十万大军星夜从长安赶到洛阳城外，拉开同曹丕争夺王位的架势时，担任谏议大夫的贾逵单人独骑出城会见曹彰，用封建大义轻而易举地说服了有勇无谋的黄须儿曹彰，使曹彰服从了曹丕，乖乖地交出了兵权。

　　而这时，曹植却和他的几个得力帮手既不去洛阳奔丧，又不作抵抗曹丕的准备，竟在封地临淄酗酒，当新任魏王的使者前来责问时，曹植端坐不动，丁仪、丁翼只一个劲儿地发牢骚，说气话。还把使者乱捧打出。表现出十足的书生气。

　　到后来，曹丕理直气壮地派大将许褚率领三千虎卫军驰往临淄，杀将斩关，直闯侯府，把醉倒在府堂上的临淄侯曹植和丁仪、丁翼及大小官员一齐逮捕，用马车运到洛阳，丁仪、丁翼被绑赴市曹斩首，曹植也只有含着眼泪朗读那乞求饶命的《七步诗》的份儿了。

　　文学家的无能和政治家的强而有力，在曹氏兄弟的阋墙中表现得十分典型。

　　李白的一生遭遇更能说明文学家在政治角逐场上的天真和幼稚。

　　李白自称"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和"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他所抱的政治理想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这种从内心发出的壮志豪情简直可以凌云冲霄让亘古以来的政治家们黯然失色。

　　当他因道士兼诗人吴筠的推荐，被唐玄宗召赴长安时，他竟认为自己从此可以实现宏伟抱负了，喊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真是天真得可笑！

　　李白初到长安，太子宾客、诗人贺知章一见便大加赞赏说："此天上谪仙人也！"贺知章的赞扬使李白顿时名震长安，李白自己更忘乎所以，也自诩说："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已，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他把自己说成是古代巢父、许由一类的超凡脱俗的高人隐士，既然如此自况，又来到人间极富贵、极庸俗的皇宫，自然是无法与世俗同步的了。这种自鸣清高、睥睨权势的表现是古往今来正派文学家的性格悲剧的根源，李白的悲剧也是由此而产生的。

　　阉官高力士的谗毁、驸马张垍的中伤，使唐玄宗逐渐也看不惯李白的不循规蹈矩了。李白这种文学家的气质不容于政治家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他却又要叫屈说："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喊出了屈原的《离骚》的"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同一个调子，屈原遭贬后独自一人行吟泽畔，李白被冷落后只好同贺知章、崔宗之等朋友终日饮酒赋诗解闷。

　　在长安混了三年，一事无成，终被变相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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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为可悲的是，当永王李璘怀着发动内战同肃宗李亨争夺帝位的野心，率领水军东下经过浔阳（今江西九江），邀请暂时隐居庐山的李白作他的幕僚，李白竟然不管不顾地一头栽了进去。还豪情满怀地自诩说："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把自己比做东晋时期的名相谢安和名将谢石，要象谢安、谢石在淝水之战中，用八万人马打败前秦苻坚的百万大军那样讨平安禄山叛乱。勿论李白是真不知永王李璘的意图还是假装不知道，都说明了李白不能算是明智和成熟的政治家。特别是他在这个时刻挥洒的充满激情的《永王东巡歌》中的诗句，诸如："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祖龙浮海不成桥，汉武寻阳空射蛟。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把一座即将坍塌的冰山当作靠山来歌颂，足见其政治上的天真、幼稚。当永王李璘进据丹阳，准备一举攻占南京时，李璘的部将们都明白看出了主帅的反叛意图，而且都明智地看到了必败的前景，纷纷离船逃跑，然而李白竟还在高歌"龙盘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鳷鹊楼。"的诗句，这些诗句美则美也，但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全属幼稚而可笑的胡涂话！

　　出于错投李璘，致使被捕入狱，成了一名阶下囚，而此时那位诗名远在李白之下的高适，由于投笔从戎，改行当政治家，已成为春风得意的指挥千军万马的节度史，直接奉命镇压李白所属的李璘叛乱。

　　李白被捕后，关押在高适部下的部属狱中，高适身为军政长官，不闻不问。还是御史中丞宋若思等人在审问后，认为罪行轻，予以释放，并且邀请李白参谋军事，然而，肃宗的权力集团还是不肯饶恕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人，判处流放夜郎。在这整个过程中，不见身为封疆大臣的高适替李白说一句话，可当年高适同李白却一度是好朋友。天宝初年，已经四十多岁还是一个流浪布衣的高适，曾去投靠北海刺史李邕，在那里，他见着了诗名赫赫的李白、杜甫，立即结为好友。他们一道饮酒赋诗，登高怀古，抒发怀才不遇和对现实的不满的情绪。那时，尽管高适的诗名也颇为人所知，但决不能同李白、杜甫相提并论。而现在，高适同李白的政治地位已是天壤之别，高适已由诗人变为政客，他决不会象司马迁替李陵辩护那样去触犯皇帝，从而影响自己的前程，更何况，高适从来就看不起文人，他在《塞下曲》中写道："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在《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中又说："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高适所仰慕的是他《三君咏》里所歌颂的唐代的魏征，郭元振和狄仁杰这类名将名臣。《旧唐书》里称他："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已任。"当然，高适并非真正的政治家，他只能算是一个打进上层权力圈子中的诗人幸运儿，一个掺杂浓厚政治家气味儿的文学家。

　　李白一辈子都在想当政治家，但他却没有高适那种幸运，他从流放夜郎的途中遇赦返回，又听说太尉李光弼率领百万秦兵出征东南，竟然还想从政，拖着老病的身躯要去请缨杀敌立功，结果因病得太重，中途折回，最后在穷愁和飘泊中死去。完成了一个政治上惨败的文学家形象。

　　李白政治上的惨败是因为他根本不具备政治家所应有的素质。

　　在唐朝诗人中由文学家而成功蜕变为政治家的除了高适外，还有一个元稹。

　　元稹是唐朝后期同白居易齐名的著名诗人，世称"元白"。著名的《连昌宫词》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他的大批讽谕时事的诗作也是唐诗中闪光的作品。他和白居易都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干将。

　　元稹早年恃才傲世，愤慨专权腐败的宦官政治，奋勇同宦官等恶势力作斗争，完全是一付文学家的派头，自然要遭到打击。宦官们对这位被这位宫廷中称为元才子的诗人略施薄惩，先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接着又移为通州司马。通州即今四川达州市。无稹在通州做了一些好事，当再次被贬往江南时，通州人民倾城依依送别远望，所以达州市至今还保留着农历正月初九倾城登市北郊凤凰山远望的民俗，就象五月初五划龙船纪念屈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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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元稹没有屈原那样书生气，他在一再遭受打击后，改变初衷，投靠宦官。在宦官崔潭峻、魏弘简等帮助下，先是被调回朝廷担任了知制诰，接着又帮助宦官极力破坏反对宦官参政擅权的宰相裴度的对叛镇的军事计划，把裴度排斥出朝廷，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但是，朝官们对依附宦官当上宰相的元稹十分厌恶，一致向皇帝要求留任裴度。唐穆宗迫于朝臣的压力，让裴度和元稹共同担任宰相，几个月后，两个宰相又因为朝臣和宦官的斗争白热化而被同时罢免。元稹出朝担任同州刺史，接着转任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数年后，被唐文宗封为武昌节度使，成为一方诸侯。堪称出将入相，富贵终生。

　　李白一生的抱负、幻想，元稹把它变成了现实，其关键在于必须有一个从文学家到政治家的根本转变。

　　东汉末年的诸葛亮是中国古代有名的政治家。李白立志"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常抱膝长吟，指着他的那些朋友们说："你们如果去从政，可以当到刺史或者郡守。"当朋友们问他如果从政，可以作个什么时，诸葛亮笑而不答。那目中无人的狂放劲儿倒和李白有些近似。但诸葛亮不是文学家而是政治家，他抱膝长吟的《梁甫吟》也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乐府诗》。他真正的诗作恐怕就是当知道刘备、关羽、张飞伫立草堂前，而自己故作睡熟醒来状所吟出的那首"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诸葛亮没有象李白那般浮躁，迫不及待地奔进政治舞台。他生活在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称雄，当时除了大大小小的地方武装集团外，曹操和孙权已形成南北抗衡的两大军事营垒。这两个营垒早已是猛将如云，谋臣济济，没有他立足之地了。纵然到这两处去游说和显露本领，也很难得到重用，充其量，勿非谋个刺史郡守的职位而已！这是诸葛亮非万不得已不会走的一条路。诸葛亮在《阴符经序》中说："太公九十非不遇，盖审其主焉。……志在立宇宙，安能驰心下走哉？"他看准了当时势单力薄而又雄心勃勃的刘备是一个能成大气候的军阀，刘备最有利的条件是他那好出身--中山靖王后裔、当今皇帝的叔辈。凭着这件金光闪闪的外衣，对于赢得素来相信正统的中国民心，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尽管诸葛亮看准了刘备，但他并没有贸然前往投奔，他要仔细观察刘备是否贤君？所谓"夫臣尽其心，而主反怖有之，不亦难乎？呜呼！无贤君，则义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志岩石，以养其命，待生于泰阶。"（《阴符经序》）

　　当然，他也知道，要想考察刘备，自己也得作一些宣传，于是才有徐庶的走马荐诸葛，水镜先生吹嘘诸葛亮是当今的姜子牙和张子房，以及诸葛亮的密友石广元、孟公威的渲染，使刘备如饥似渴地想见到诸葛亮。

　　铺垫工作完成后，诸葛亮决定正式会见刘备了。见面之初，他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套礼服穿戴整齐，让刘备眼前一亮：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然后诸葛亮取出事先准备好的军事地图，纵论天下形势，给刘备指出战略前途。使得刘备不惜流着眼泪恳求诸葛亮出山相助--比起李白由吴筠道士向唐玄宗推荐，皇上一召见，李白便迫不及待地赶赴长安，而且表现出欣喜若狂的神态来--政治家和文学家的风度、气质是大相径庭的。

　　在那有名的"隆中对"中，说明了诸葛亮尽管只有二十七岁，然而那政治家的成熟、老练使得枭雄刘备心悦诚服，同时也说明诸葛亮平日对社会的观察和分析是仔细而入微的，包括对荆州刺史刘表的健康状况的恶化和益州刘璋的暗弱无能都了若指掌。

　　诸葛亮的一切准备都是为了出山入世建立政治家的功业，然而却做出不愿出山的模样，让刘备三顾茅庐才予会见，而要等到刘备哭着泣求："先生不出，如苍生何！"泪沾袍袖，衣襟尽湿的时候，才最后表态说："将军既不相弃，愿效犬马之劳。"这是政治家才具有的欲擒故纵的手法。

　　作为一个政治家，诸葛亮也是冷酷的，当刘备得了蜀川之后，诸葛亮一反新主子必施宽松的法令以笼络人心的常规，采取了严刑峻法。连平日为人骄横，睚眦必报的大臣法正都感到刑法太严苛，向诸葛亮提出"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的劝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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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在《答法正书》中说："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为了在蜀土巩固刘备为首的新政权，诸葛亮坚决地拒绝了法正的劝谏，在偏居西南一隅的蜀川中自始至终施以严刑峻法，直到他死于五丈原军营中。

　　他骂死王朗，气死曹真，还设计把一个赤壁鏖兵的英雄周瑜折腾羞愤而死。在周瑜死后，他竟然又前往东吴柴桑吊丧，发出"从此天下，更无知音"的哭喊，不仅表现了政治家的冷酷，还让人看到了杰出的政治家是如何撒谎骗人的。

　　五虎上将之首的关羽，骄傲自满，屡犯军令。最初在下邳战败还投降过曹操。后来赤壁之战，曹操失败后狼狈逃走华容道，狭路相逢碰上把守在这里的关羽。在曹操的哀求下，关羽竟然放走了刘备的最大敌人，而事前关羽是给诸葛亮立了军令状的，这个罪是够大的人，可诸葛亮却轻易把关羽饶恕了。当马孟起投奔刘备后，关羽竟然不顾前线军情紧急，要赶回来同马超比试武艺的高低。要换个人这又是一条大罪，而诸亮不仅不处罚关羽，反而在《答关羽书》中写道："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末及髯之绝伦逸群也。"把关羽抬高到众将之上，尽可能地满足了关羽的骄狂和虚荣心。

　　但是，在对另外的文臣武将上，诸葛亮就没有这么宽容了。著名的挥泪斩马谡一事给诸葛亮的形象添抹了一层执法严明的色彩，诸葛亮在斩马谡时，还含着泪对来替马谡说情的蒋琬说："孙吴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扬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何等理直气壮，但他为什么不也来个挥泪斩关羽呢？如果说是因为关羽的后台太硬，诸葛亮不敢下手，那么魏延呢？魏延也是个桀骜不驯，而且屡犯军令的大将，诸葛亮还当着众将的面斥责魏延脑后生有反骨，久后必反--后来魏延果然反叛了。但诸葛亮却一次又一次饶过了他，直到临死前，才暗中安排马岱用计杀死魏延。

　　文臣彭羕，因为对自己由治中从事调任江阳太守一事心怀不满，跑到五虎上将之一的马超处发牢骚、说怪话，被马超告发。诸葛亮逮捕其下狱。彭羕在狱中向诸葛亮上书认罪和辩解说："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为首兴事业，而有投江阳之论，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颇以被酒，侻失'老'语。此仆之下愚薄虑所致，主公实未老也。且夫立业，岂在老少。西伯九十，宁有衰志，负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内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讨曹操耳，宁敢有他志邪？"（《三国志·蜀志·彭羕传》）

　　彭羕的错误有两点：一是骂了刘备为"老革荒悖"，二是煽动马超造反。对第一点，彭羕承认并作了自我批判，对第二点则极力否认。说到底无非是文人的牢骚话，诸葛亮也明明知道是这样，可当刘备征询诸葛亮对彭羕的处置意见时，诸葛亮却说："羕虽狂士，然留之久必生祸。"于是刘备便下令将彭羕毒杀于监狱之中。

　　关羽后台硬，魏延虽无硬后台，但勇猛剽悍，作战需要他，马谡有先帝遗言："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杀了既可正军纪，又无损于大局，至于彭羕则完全是个文弱而狂傲的书生，除了发牢骚说怪话之外，毫无用处，自然该死！

　　诸葛亮在处理关羽、魏延、马谡、彭羕四个人上面毫无原则可言，只暴露出政治家在对人对事上的两付面孔，多种手腕。

　　诸葛亮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古代正直、智慧的政治家，尚且如是，其余千千万万的政治家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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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在处理关羽、魏延、马谡、彭羕四个人上面毫无原则可言，只暴露出政治家在对人对事上的两付面孔，多种手腕。

　　诸葛亮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古代正直、智慧的政治家，尚且如是，其余千千万万的政治家就可想而知了。

　　诸葛亮的深沉老练和冷酷，集中表现在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坚持"兴复汉室"的事业上。他利用刘备是皇族后裔的正统作旗号，讨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国贼"曹操，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所谓"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刘备占人和"的格局。所谓人和即是利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刘氏正统，来笼络人心。诸葛亮这一招的确奏了效，造成了蜀国和魏、吴的三角鼎立的局面。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人们心目中的刘氏正统观念逐渐趋于淡漠，特别是魏国形势的演变，当魏文帝曹丕死后，魏明帝曹叡继位，作为魏国三朝元老的司马懿集团逐渐控制了魏国的实权，司马氏三父子同曹氏统治者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愈演愈烈。传说曹操临死前做了一个梦：三马同槽。司马氏三父子这"三匹马"即将代替"槽--曹"，似乎已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因此，对中原的士族和人民来说，"曹氏不是正统，应兴复刘氏天下"已经成了过时的口号，没有什么号召力了。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诸葛亮从隆中茅庐出来时，就举的"兴复汉室"的旗号，而现在，这面旗帜已经激励不了人心，只是一句有气无力的口号了，但他还是只得高高举起--政治家们总是这样：明明知道自己所举的旗帜、所利用来招揽人心的口号已经过时，不被人们所拥护，乃至遭到唾弃，他们可还是煞有介事地高举着，高喊着，而且脸上决不会露出一点儿惶恐的神态，当然，那心里毕竟是虚弱的。

　　诸葛亮举着过时的旗号，不顾国力的虚弱，坚持向中原的魏国进攻，从公元227年至公元234年，六出祁山，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结果只取得了武都、阴平两座小城。这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频繁的军事行动，给区区蜀国的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特别是诸葛亮的接班人姜维受诸葛亮临死前的嘱托，继续"兴复汉室"的事业，九次进兵中原，直把蜀国弄得民穷财尽、天怒人怨，最后反被魏国灭掉了。

　　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兴复汉室"的行动，充分暴露了政治家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顾人民的死活的冷酷心肠。

　　李煜，是中国古代颇负盛名的文学家。是他，把词从"诗余"的狭窄的、浮华的"花间派"中突破出来，显示出词在表现生活和抒发感情上的强大能力；是他，使词争得了和古代诗歌一同发展、一同受到重视甚至更甚的地位；可以这样说，没有李煜的词，宋代的词就不可能那样快地高度繁荣和发展。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首《虞美人》堪称中国诗词的千古绝唱，类似美不胜收的作品使李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着显赫的地位。

　　然而，这位文学家在政治角逐场上却是个极端的弱者。他是南唐的最后一个国君，尽管是一国之主，掌握着一国的最高权力达十多年，但他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个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诗人、音乐家、美术家、书法家。他在位十多年，面临北方强大的宋朝随时都会南下消灭他的危险，一点不作救亡图存的准备，只是向宋太祖年年纳贡，企图用金银财宝去换取宋王朝的怜悯，以更苟且偏安。真是天真、幼稚到极点。

　　在苟且偏安的岁月里，李煜纵情享乐，终日在深宫中沉湎于歌舞声色、吟诗作词上。他甚至发明了妇女缠小足的陋习：他有个宫女叫窅娘，身材窈窕、身体轻柔，同时极擅歌舞。李煜让她用帛缠足，使窅娘本来就娇小的双足变得纤小弯曲有如新月，然后让她穿着白色的长袜在六尺高的金制莲花上翩跹歌舞，那神态，那舞姿，有如水仙凌波欲逝的模样。

　　李煜就在这种环境中和他的一批文学侍臣一边观赏歌舞、一边饮酒作词写文章，而抒发的又是忧愁悲戚的情感。他就象一个明知自己得了治之症的病人，以追欢逐乐来消磨最后的日子。不仅如此，当大臣潘佑上书指出危亡在即，急须整治朝纲时，李煜竟勃然大怒，下旨把潘佑投入监狱，潘佑在悲愤绝望的情形下，自杀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