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漠野孤狼 于 2013-8-9 08:45 编辑
再论中国大跃进时期所谓饿死3000万人的问题 作者：乌特萨帕特奈克
（帕特奈克是印度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本文最初于2011年6月26日在印度周刊《人民民主》上发表，后由美国《每月评论》网上杂志转载） 三十年前，有人掀起了一场恶意诋毁毛泽东的运动，编造说在1958年至1961年中国的大跃进时期有2700万至3000万人在饥荒中饿死，造成了广泛的恶劣影响。这些恶意攻击的始作俑者，是北美的两个人口学家，AJ科尔（1982年发表的"1952-1982年中国人口的迅速变化"的作者）和朱第思班尼斯特（1987年发表的"中国的人口变化"的作者）。这两名人口学家得出了耸人听闻的结论，可是却没有人愿意花功夫去了解一下他们是采用怎样的十分可疑的研究方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这些所谓"估计"后来又被阿马提亚森（译者注：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广泛宣传。森据此还发展了一套理论，说什么由于印度有民主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因而得以避免大饥荒，而由于中国缺乏新闻自由，整个世界当时根本不知道饥荒发生了，只是到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依靠两个北美人口学家的辛勤努力，真相才大白于天下。资本主义的新闻媒体自然乐于重复森对这两位人口学家的高度评价，从而不厌其烦地反复宣传所谓"饿死了3000万人"，以至于在读者头脑中这已经不是虚构而是成了历史事实。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几年前出版过一期关于中国的专刊，其中有三篇文章反复声称当时饿死了3000万人，然而该杂志却拒绝发表笔者驳斥这一论调的致该杂志编辑部的信。2006年，斯拉沃伊齐泽克（译者注：原籍斯洛文尼亚的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为新版的毛泽东著《实践论和矛盾论》英译本做序时，也重复了饿死3000万人的说法，似乎这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
要论证中国在大跃进期间饿死了几千万人，通常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将所谓"人口赤字"笼统地说成是饥荒造成的死亡。第二个办法是设法推算出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的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先来看论证"饿死3000万人"的第一种办法。根据中国官方在1953年和1964年分别进行的人口普查所得出的人口数字，可以推断，如果中国人口按照在1958年以前的速度继续增长下去，那么在1959-1961年期间就会比实际人口水平累计多增加2700万人。这种"人口赤字"被当成是与饥荒死亡一回事。但是，这其中至少包括了1800万原本就没有出生的人。1958年至1961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由29‰下降到18‰，因此而减少的出生人口被当作是饥荒死亡。中国人民是非常富有才华的，但是即使是中国人民也还没有学会未生即死的艺术。 任何人，特别是学者，在这个问题上都负有基本的责任，必须清楚明白地说明事物的本来面目。所谓"中国在饥荒中有2700万人死去"的说法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有2700万活生生的人被饿死了。但是这些人实际上原本就没有出生，将本来就没有出生的人说成是死了便是歪曲事实。 从1953年到1958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由原来的20‰下降到12‰（而印度的人口死亡率只是在又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才下降到中国1958年的水平）。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建立了农业合作社，中国得以发起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消灭了传播传染病的害虫，并在农村地区建立起了基本的卫生制度。中国农村地区的死亡率在这个期间大大下降了，这是毫无争议的。在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广大农民全面地投入到农业基本建设的劳动中，在若干年的时间里，正常的农民家庭生活被打乱了。妇女大量参加劳动，加上大批壮劳力都投入到水利建设中，为此成立了公社食堂，小孩也交由托儿所管理。这样大规模的集体劳动导致1959年以后出生率大幅度下降。 在1958年以后的三年，人口死亡率有所上升。但是，首先要搞清楚基本事实。在中国全国连续三年歉收，旱灾、涝灾、虫灾分别影响到全国的不同地区。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2亿吨下降到1959年的1亿7000万吨，又下降到1960年的1亿4350万吨，1961年略微恢复到1亿4700万吨。也就是说，粮食产量减少了近三分之一，产量下降的幅度超过了印度在六十年代中期由于旱灾所引起的粮食危机。当时印度的粮食产量下降了约四分之一。 中国的粮食产量下降与人民公社的成立是同时发生的。于是那些本来就反对人民公社的学者们将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说是因为人民公社的成立导致了粮食减产。事实上，人们更有理由做出相反的论断。粮食减产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无论有没有人民公社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是在人民公社下建立了平等的分配制度，粮食减产的影响会更加严重。不仅如此，如果不是靠集体劳动在人民公社期间修建了46000座大中型水库，中国在以后年份遇到旱灾的时候就会蒙受更大的损失。1965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就恢复到了2亿吨。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自然灾害最严重的1960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仍然显著高于印度。 1959年粮食减产，中国官方的人口死亡率由1958年的12‰上升到1959年的14.6‰。1960年，死亡率进一步上升到25.4‰，次年下降到14.2‰，1962年更进一步下降到10‰。显然，1960年是一个非正常的年份，与1958年的死亡率相比意味着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800万。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1960年，所谓"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也与印度同年的人口死亡率相差无几。印度当年的人口死亡率为24.8‰，而这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如果我们以中国在1958年所取得的非常低的12‰的人口死亡率为标准，那么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中国累计非正常死亡1150万人。这是对于可能发生的"饥荒死亡"可以做出的最大估计。然而，考虑到中国当时非常平等的分配方式，即使是这个估计也是令人生疑的。因为即使是在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仍然显著超过印度的水平，而印度在六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并没有发生普遍的饥荒。 与中国的巨大人口规模相比，上述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并不算多。这远不能满足西方各大学学者的需要，因为他们一贯反对社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科尔和班尼斯特为他们提供了反对人民公社所需要的弹药。至于科尔和班尼斯特是如何得出了比最大可能数超出三倍的"饥荒死亡"人数，这不是这些学者所关心的。让我们进一步研究一下科尔和班尼斯特是如何得出"饿死3000万人"的结论的吧，我们发现这个数字是根据完全站不住脚的假设编造出来的，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 在1982年的人口普查中，有一项包括100万调查对象的关于出生率的调查，覆盖面仅为中国人口的0.1%。根据这项调查，科尔和班尼斯特推断在1953年至1964年期间，实际出生的人要比官方纪录多出成百上千万。他们无视1953年的人口普查。根据那次人口普查，中国当时的人口出生率为37‰。1953年人口普查的样本要大得多，包括了5%的家庭，并且是专门为了收集关于出生和死亡的官方数据而设计的。 根据1982年的调查，科尔和班尼斯特推断，五十年代的人口出生率高达43-44‰。如此武断地采信根据许多年以后的回忆而得出的有关多年以前的高出生率，这是毫无道理的。我们知道，根据多年以后的回忆而做出的回答是不可能准确的。科尔和班尼斯特据此推断，在1953年至1964年期间，总共多出生了5000万人。然而，在他们看来，1964年的人口总数，6亿9400万人，却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哪怕一人。也就是说，他们完全不采信官方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却愿意采信官方的人口总数。这种机会主义的做法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他们据此就可以推论说，这多出生的5000万人在1953年至1964年期间全部死掉了。 但是这些额外出生的和额外死亡的5000万人仍然不能使人口学家们满意。他们根据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人口死亡率下降的线性趋势，声称1958年以后死亡率本来应该继续快速下降，而凡是超出线性下降趋势的部分都是额外的"饥荒死亡"。这种线性趋势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死亡率的波动必然是非线性的。死亡率不可能按照原来的速度继续快速下降，下降曲线会变得平缓，不可能下降到零。通过这种方法，科尔和班尼斯特最后得出结论，在1953年至1964年期间，中国累计额外死亡6000万人，比官方统计的死亡总数足足多了65%。 这样凭空制造出了6000万的额外死亡人数以后，两位人口学家便着手将这多死的几千万人分配到1953年至1964年间。他们又一次武断地决定将更大比例的死亡人口分配到大跃进期间。科尔将1960年的死亡率由官方的25.4‰调高到38.8‰，班尼斯特则更加大胆地调高到44.6‰。在采用了所有这些聪明的办法以后，终于得出结论，在大跃进期间一共"饿死了3000万人"。既然已经违反了一切逻辑准则，这些所谓学者不妨更加大胆一些，不妨将这多死的6000万人全部算到大跃进期间。既然可以得到一整头羊，何必只要一块羊肉？ 与这场统计"估计"的闹剧相比，我们几乎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公认的学术准则和基本的学术诚实受到如此粗暴的践踏。而那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本来应当更加深思熟虑的，然而，他们却表现出最轻率的幼稚和不负责任，不做任何调查，便广为宣传这种纯属胡说八道的所谓"估计"，使这种"估计"成了所谓"历史事实"。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也诽谤了并继续诽谤着毛泽东，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和爱国者。他们在无意中实践了戈培尔的名言：要说谎就要说弥天大谎；只要不厌其烦地重复，弥天大谎也能成为真理。 3000万不是一个小数字。1846-1847年，100万人在英属爱尔兰因为饥荒而死去，当时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1943-1944年，300万人在孟加拉大饥荒中饿死，这次饥荒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据说3000万人在中国饿死了，而当时居然没有人知道饥荒发生了。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大饥荒根本就没有发生。那些反复引用饿死3000万人的所谓知识分子，自以为聪明，其实不过是大蠢若智罢了。 如果一个人说3000万人死于饥荒，而当时居然没有人知道这场饥荒，包括当时在中国的外交官以及国外的中国观察家对于这件事居然都没有丝毫的察觉，那么这个人不是蠢到家了吗。与那些编造饿死3000万人的始作俑者相比，那些轻信这一说法而且还不加思考地反复重复这一说法的人，实在是更加愚蠢。
附1：台湾文化名人李敖不久前有篇文章——《中国的许多“精英”成了西方列强的走卒和帮凶 》，不同意大跃进饿死3000万说法，摘录一段如下： “有些人攻击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死了多少人。其实这种谣言任何人只要用脑袋想一想就会不攻自破。比如，海外说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要知道，当时中国只有6亿人口，如果饿死3000万人，就等于20人中饿死一个。换句话说，几乎家家都有亲戚在大跃进中饿死。如此大量的死亡数字必定会引起全国震动。人们不妨看看周围，每百家有几家在大跃进中死过人？这样就很容易知道此种说法是何等荒谬！而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万人饿死。从毛泽东诞生的1893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仅仅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死于饥饿、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的人，就可以说数以亿计，全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4岁。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命运，使他们摆脱了原先悲惨的生活状况。
附2：五六十年代人口统计数字的疑惑
关于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究竟有多少，最近一直成为热点。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写了很多书一本正经地在论证究竟59年到61年饿死了3000万，还是5000万，而且资料都是中国官方权威统计数据。虽然这些人经常怀疑中国统计数据的水分，但论证这件事就不管那么多了，引经据典，言之凿凿。 众所周知，统计数据常常会根据需要来得出结论的。虽然一般情况下会按正常数字来填写，但有“需要”时就不管那些了。由于有公布了有水分的数据，其他数据要与这些数据照应就很困难。比如上年虚增到一个数，今年无论如何也无法按实际数字填写。调整来调整去，久而久之，看统计数据也就是个大概而已。
但是，调整数据并不是件不会出错的事情。虽然统计部门也都很专业，但毕竟数据来源口径很多，统计渠道也很多，同一数字会有很多关联数字。比如统计月报说某月黑色金属行业增长5%，但当月的生铁、钢材产量以及钢铁批发价格指数就与此关联。因为黑色金属行业绝大部分是由生铁和钢材组成的。如果生铁下降了10%，钢材下降8%，批发价格还下降了2%，你公布黑色增长5%就很难看。当然统计局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了解其中奥秘和注意这些的人很少。 我们把中国人口相关数字都放在一起，就发现怎么也捏不到一起，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人口数。下面是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五六十年代的人口数字。
统计局一般公布内容不包括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公布出生率和死亡率。但是他们有换算公式： 年平均人口数 = （年初人口数 + 年末人口数） ∕ 2
年出生人口数 = 年平均人口数 × 人口出生率‰
年死亡人口数 = 年平均人口数 × 人口死亡率‰
年末人口数 = 上年年末人口数 + 本年出生人数 — 本年死亡人数 上表就是按照这个数字计算的。大家会发现，这样计算后的实际数字与公布数字是不对应的，有时候少有时候多，有时候偏差比例大大惊人。那么，是不是公式错了？出生人数不是按年平均数计算的，而是按年初人口计算的？那也不对，如果那样算偏差会更大。比如1954年这样算年末人口会少13万而不是多5万，偏离更大。1955年这样算会少154万而不是少141万。最主要的是，这个偏差不可能今年多上百万，明年少几百万。究竟这些数字是怎么“调整”成这样的，贫道确实是一头雾水。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些数是调整过的。只是无法把所有因数都照应好。
现在有些人抓住的问题是，1959年，尤其是1960年和1961年人口数有一个明显的下滑。1960年比1959年减少1000万，1961年继续减少384万。而且1959年比1958年增长1200万，比此前年份增长1300-1600万增速下降。所有关于大跃进饿死多少人的推算，都是这个下滑部分形成的。 但是，所有引用数字的人都没有对这些数字之间关系产生怀疑。 比如，1961年人口比1960年减少了348万。但当年的出生率是1.802%，死亡率是1.424%，出生率大于死亡率0.378个百分点。生的人多，死的人少，人口会增加，这是简单算术问题，小学一年级就该会算的。按人口规律，这种情况下人口减少只能是机械减少，也就是1961年移民到国外了700万左右。但好像这个时期没发生这些事情。这种错误是无论如何都交代不了的。 其次，1960年前公布数字与公式计算数字相比，多数是负数，而且都是几百万，到1959年甚至达到534万，占当年死亡人数的56%，或者出生人数的32%。而1960年及以后，按公式计算年末人数一直远大于公布数字，也动辄几百万。也就是说从1954年到1959年的5年中年均计算数字比公布数字多出228万，而从1960-1964的5年中年均计算数字比公布数字少了531万。前面都多，后面都少，这难道没有点怪吗？ 要知道，如果计算1960年前后的下滑的面积，是用1959年前的增长曲线的预期趋势，映射出实际曲线的空缺面积来计算的。即使是一个正常平滑曲线，只要把曲线前面抬高，人口增长曲线就抬高，后面的空缺面就更大。前面抬得越高，后面压得越低，这个空缺就越大，如果保持人口实际数量，后面人口增长就必须减少。因此，假如没有这样一个不知道怎么来的计算偏差，就根本不存在1960年前后的空缺部分，或者起码不会有那么大的空缺部分。 如果按公布数字，1953-1958年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3.37‰，按这个走势计算，1961年底人口应该是70730万人。但公报数字只有65859万人，因此可计算出少了4871万人。这就是饿死3000万到5000万人的来源。 但是，我们并不能修正这个数列，因为没有依据。但是，这组数字显然不真实。究竟为什么把1959年以前的数字都调高，5年间多出1142万，而1959年后的数字都调低，少了2655万。这一多一少，上下偏差就空出3797万。是偶尔犯的错误还是有用意，就不知道了。 1983年公布这些数字时还没有搞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和2000年的四普和五普大概不是一个班子搞的，而且也难以照顾1983年调整的初衷。于是，又有了新疑惑：
上表给出一组很怪异的数字，可以注意1960年和1961年分别在1990和2000年还健在在中国境内的人数与当年出生人数的关系。1960年出生1392万，而1990年和2000年健在人数分别为1444万和1468万。也就是说这年生的人一个没死，40年后多出76万，死亡率负5.5%。同时，1961年生的人也特别健康，出生的1190万人40年后只死亡49万人，死亡率只有4.1%。对比其他年份在五普中健在的人数与出生人数，会发现此前此后都大约有11%以上死亡率，只有这两年奇怪。 1953-1959年出生的人，到2000年平均死亡率为13.4%，而1960和1961年平均为增加1.05%。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仅仅婴幼儿死亡率也不低于9%。饥荒时期这个数字更高。总不能是饥荒时期别的年龄段都死了，1岁儿童一个没死吧。客观的说，1960和1961两年出生的人到2000年，死亡率会远高于13.4%，应该达到15%以上。如果这样算，1960年出生人数应该不低于1727万人，要多出335万人。加上前面统计少算的696万人，不追究死亡率究竟是怎么来的，起码要增加1031万人。比1959年人数是增加了31万而不是减少了1000万。而1961年出生人至少有1400万人，多出210万人。加上前面少算的598万人，不考虑死亡率数字真实性，也应该增加808万人。这两年起码要增加1839万人。 当然，1959到1960年，中国农村出生率一定比1958年以前数字低。这个低有两个原因造成的。首先，刘1少1奇在1958年在农村推广“家庭革命”设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每周团聚一次。这种分居方式必然使性生活减少。同时，饥饿状态下妇女生育率也会减低。这与出生后死亡是不一样的。 真正能搞清楚五六十年代人口数字是很困难的。因为即使按照统计人数的公式计算，由于年平均人数是从令人怀疑的年末人数来的，得出的新数字就不能作为标准。这里还无法考证出死亡率究竟是怎么来的。我们无非指出这些数字有调整到便于计算出60年前后非正常死亡率很高的疑似“故意”。 附3：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 先说第一个来源：这个基本上不靠谱，也不具有全面性，更有真实的证据，不具备统计学意义上的可采信性。所谓的亲身经历者基本上都是“右派”的后代，其立场和动机大打折扣。我斗胆质疑一下，在反右的年代，怎么“右派”的存活率竟然如此之高呢?我身边不乏山东、河南、四川的朋友，如果真的如描述的那么夸张，他们怎么就从未提及亲人饿死呢?我问了本地的很多人，据了解也就是饿死了过一个人。其实饿死人的事情天天发生，为什么偏偏要对那个特定的时代大肆渲染呢?相信大家自有答案。 下面重点说说第二个来源：这个来源比较可靠，大体上可以作为分析的根据。但本人发现1984的《中国统计年鉴》本身也自相矛盾。在第12页的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一)中，1952年57482万人，1957年64653万人，1965年72538万人;在第81页的总人口数中1963年69172万人，1964年70499万人;在第87页的全国人口普查数中，1964年7月1日的第二次人口普查数72307万人。如此一对比，1964年7月1日比1964年12月31日还要多出1808万人;如果1964年7月1日总人口取69172万和70499万的中间数为69835.5万，则要多出2471.5万人，这不正是“传说的中的三千万”吗? 第87页的人口数是普查结果，显然比第81页的年度人口数更真实，三千万的猫腻原来就在这里。从第81页的人口统计数还可以看出，1949年到1959年的年度人口平均增长数为1304万，而从1964年到1974年的年度人口平均增长数为2036万，从1974年到1983年的年度人口平均增长数为1292.9万，从1964年到1974年的年度人口平均增长数明显偏大，非正常的2036万让人匪夷所思，有人说有慢慢消化三千万之嫌疑，这不无道理。 从81页的年度总人口数来看，1959年已经发生自然灾害，可还是增长了1213万，仅比1949年到1959年的年度人口平均增长数少91万。1960年的总人口比1959年少了整整1000万(这也太巧合了)，1961年总人口比1960年少了348万，而1962年的总人口数则比1961年多1436万，1963年比1962年多1919万人，1964年比1963年多1327万人，人口增长数起伏波动太大，而其他时段的增长则比较稳定，这似乎有些不正常。 更为离奇的是1961年的自然出生率为18.02‰，1962年一下子增加到37.01‰，人口自然增长率一下子从1961年的3.78‰增长到26.99‰，无论从数据还是从常理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众所周知，怀胎十月，人口恢复增长也有个过程，怎么能一下子窜那么高呢?难道这一切都是人为安排的吗?还有，从1967年到1976年的人口死亡率维持在7‰-8.5‰之间，而1949年到1958年的人口死亡率却在10‰-20‰的高位上，基本上和1977年-1983年的6.8‰-7.1‰的水平扯平，也和2011年的人口死亡率为7.14‰相差不大。历史上对1949年到1958年的经济评价基本上是积极的，而对1967年到1976年的经济评价基本上是消极的，难道文革的经济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吗?如果文革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其他年份的经济又改如何评价呢? 3000万本来就是个笑话，一些所谓的专家硬是给整出来忽悠人，善良的人一眼就能识破，向你身边的长辈一问便知，还可以发动其他省份的朋友去问问他们的长辈，谣言就会不攻自破。可怕的是我们不去调查就随声附和、大肆宣传，这是很不负责的态度。
上面也提到了按照出生率和死亡率计算出来的人数，三年灾害前都是偏高，三年灾害后，都是偏低，注意，是按照出生率和死亡率计算出来的理论人数比实际人数，这样按照他们的计算方法“饿死”的人就会升高很多：提高前几年的人口增长率，降低后面的人口增长率，这样计算出来那三年就会“饿死”更多。不可能这么巧前面几年理论计算值整体都偏高，后面几年理论计算值整体都偏低，也就是说明显是毒猪们在造假。
本来即使按照出生率也是狗屁，那么一算他美国亲爹在大萧条中“饿死”的人比例远大于中国，要是他真敢对他美爹胡说估计会扒了这些狗奴才的皮，这些居心不良的毒猪还故意作假制造耸人听闻的饿死新闻，只要稍微有点脑子的都不可能会相信这些鬼把戏，只有那些无知无识的蠢猪或者洋奴汉奸文人才抱着这个玩意欣喜若狂，大肆传播。
说我是五毛吗？是的，我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自干五，因为我实在不愿意那么蠢，我所学的知识也不可能会让我那么毫无脑子地愚蠢，我要把某些非汉奸非洋奴的猪脑壳震醒，让旁观者或者迷惑着的人别盲从傻信，更让那些狗汉奸和恶毒的文猪无处遁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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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30 04: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