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独酌 于 2011-4-2 18:00 编辑
《南齐书·陆厥传》说:“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毅,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追溯历史,应该是南朝的永明体开始了近体诗,周颙、沈约、谢朓辨四声严格诗律。到唐初,格律的发展臻于完善。
可以推测,唐时,音乐是文人自小的必修课。因此音乐熏陶的结果蔓延在他们的骨子里。在诗词的创作中本能地体现出来。
彼时的音乐是修养,是文化和思想的体现,是文人世子的基本功。而今天,世界变的太丰富,相对而言,音乐对人产生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大多人对音乐的感悟沉浸在娱乐之中。
唐时,自小的文化修养,使很多东西被固化,比如国与家,君与臣,父与子,事与物,等关系。要说这些都只体现在文字的字义之中必定是片面的,这些会本能地融进乐音之中。
再者,中国的象形文字不同西方,属于“有情文字”,其字音、其字义含有情怀。又,汉字是以单字为义。因此字与字,词与词之间的搭配,体现了内容和情感,也体现了音韵美感。
可以说很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都忽略了唐诗的乐感,也忽略了宫商角徵羽与“六部”的对应,更忽略了其所呼应的礼制、社会因素。不用翻很多书,你随便就可以找到“宫商角徵羽”依次对应“君臣民事物”,也对应“土金木火水”。这不是玄学,也不是漫谈。而是体现在诗词的创作中。可以肯定地说,诗词的发音、用字,用词,押韵,一定是与这些息息相关。
因此可以说,中华文化中的古典诗歌,既有思想性,也有音乐性。
历史的变迁,造成统治者的地域文化对华夏文字有相当的影响。韵书的编纂者也因地域不同而又有倾向。因此,读音、字义的变化是顺势而行的。这也是韵书随着人文的变化而变化的原因。(例如中原音韵后读音入派三声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字义例如:古义“妻子”就是妻与子,而现在就单指老婆,“无赖“,古义是“胡作非为”或“活泼好玩”之意,而现代则是“流氓、刁钻泼辣、无理取闹”。)
如果仔细研究历代韵书,就会发现,每次的变化并不是大刀阔斧,而是“润物细无声”。这至少说明,早期韵书中,字的分类绝不仅仅只按字音,而还有很多纽带。举个例子(我自己统计过五律),平水韵中八庚、九青、十蒸就现代读音都会被归为一个韵部。而古人写诗用八庚韵的,是数倍于其它两韵。十一真也是十二文的数倍,一东也远多于二冬。也就是说,韵部的分类带有社会、情感因素。
从陆法言的切韵(193部)到唐韵(195部),广韵(206部)、集韵(113部)、平水韵(106部)、中原音韵(曲韵19部)以及现在的佩文诗韵(106部),都是不断地继承、发展、变化而来的。其韵部分类除了作为曲韵的中原音韵外,分类方法都有延续、衔接性。这样看来,是保持同样的遗传基因,是一脉相传的东西。而中华新韵的分类却与前者大相径庭,因此这些联系就反映不出来了。
如何在古韵和今韵之间取舍、绝不是一个喜恶问题,也不是一个多数与少数的问题。或危言耸听地说,若采用现在所谓的“新韵”,所丢失的就是上千年古代文字的基因,放弃了无数美好的东西。当然,这需要进一步破解文字的遗传密码,因此,我们期待着有钟情于这些内容的学者做详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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