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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界中人,但凡提起“联句”,自都认为是那两行情有独钟的文字,并且在实践中,都在使用着这个同“楹联”、“对联”相等同的称呼。而且有文献显示,自晚清、民国以来,用“联句”来代替“对联”的实例并不在少数,但这个词语并非是为“对联”而生,乃是缘自于“诗”。
(一)柏梁体
说起“联句”,就不得不提《柏梁台诗》和“柏梁体”,历代学者多认为,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联句”。
施蛰存《唐诗百话》对其进行了详细记述:汉元封三年,武帝在柏梁台设宴,规定二千石以上的官员,能作七言诗者,可以坐于上席。于是帝先作了一句七言诗,亲王、大将军、丞相等按官位高低每人接下去作一句,不过规定所有人都必须用皇帝所作的第一句的韵脚,便有了如下文字:
日月星辰和四时(汉武帝)
骖驾驷马从梁来(梁孝王)
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
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石庆)
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卫青)……
走狗逐兔张罘罳(上林令)
齧妃女唇甘如饴(郭舍人)
迫窘诘屈几穷哉(东方朔)
后世称之为《柏梁台诗》。《文心雕龙·明诗第六》也说:“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不过,有人提出这是伪作。“但此诗见于《三秦记》,即使是后人伪作,时代也相当早,它仍然可以说是最早的联句诗。”(施蛰存《唐诗百话》)
到了晋朝,这种风气沿袭下来,晋武帝司马炎时的权贵贾充,便与其夫人李琬联句成诗一首,较之《柏梁台诗》更为可信。此后,则有了更为有名的仿照“柏梁体”的梁元帝萧绎《宴清言殿作柏梁体》、梁武帝萧衍《清暑殿效柏梁体》、梁简文帝萧纲《曲水联句》以及陶渊明与喑之、循之的《联句》,杜甫与李之芳等的《夏夜李尚书筵送宇文石首赴县联句》,韩愈和孟郊的《城南联句》等,都是有史可查的名作。尤其到了唐朝,由于韩愈等文人的极力倡导和帝王参与,“联句”一时盛行,有唐一朝,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诗坛巨匠,无一例外的有“联句”问世,《全唐诗》也专门开辟一卷,用来收集各家“联句”。
至于格律,从“柏梁体”创建以来,“联句”的格律也渐渐固定下来。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记载:“又如联句一种,韩、孟多用古体;惟香山与裴度、李绛、李绅、杨嗣复、刘禹锡、王起、张籍皆用五言排律,此亦创体。”这里的古体,就是《柏梁台诗》中所用的七言格式。“到了东晋末年,陶渊明与喑之、循之的‘联句’,才发展为每人各作四五言句。南北朝时,联句非常盛行,并且以每人各作四五言句为定型,成为盛极一时的一种文字游戏,所以也叫做‘连句’。”(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
清王兆芳《文体通释》又云:“联句者,作诗不一人,共以句相属也。主于众才合韵,属词接声。”“联句”在格律上就形成共识:“基本由两人或多人各成一句一韵、两句一韵乃至两句以上,依次相继,合而成篇。后多一人出上句,续者作成一联,再出上句,如此轮流相继。就体制而言,以五、七言为主,间有杂言及一至九字诗形式。”(吴晟《论联句诗》,《学术研究》,2008年第4期)
(二)联句与绝句
然而“联句”与“绝句”却有着关联?
沈祖棻女士在其《唐人七绝诗浅释》中言:绝句得名便是由于“联句”。进而指出,有些联句在其奇巧处,他人一时难以连出者,则成了断句,抑或绝句,遂有了“绝句”之称谓。
虽然“联”、“连”有别,但意思相近,在这里可以看作一体。也就是说在古时,“联句”与“连句”当为同一感念,是对已有符合特定格律文字的一种续作方式,如果“续”之不成,则成了“绝句”,这到有些“绝联”的意思了。照这个意思来推演,可以认为“联句”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了有专作四句七言或五言“联句”的,并且形成相对固定的格律,就有了后世所知的“绝句”。这种说法也能自圆其说,但绝句是否由联句而来,还待考证。
此外,文献中还有将“联句”称为“联吟”的。冯梦龙《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五有“花栏竹架,常闻韵客联吟”之句;沈复《浮生六记·闺房记乐》云:“日落时登土山,观晚霞夕照,随意联吟。”
但无论如何,“联句”自晋以后,便成了中国文人相趣的一种手段。黄庭坚在《跋韩退之联句》云:“退之会合联句,孟郊、张籍、张彻与焉。四君子皆佳士,意气相人,杂之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联句,尝病笔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子碁耳。”文字间可寻当时笔趣。
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也不止一次写到“联句”,最著名者有《芦雪庵即景联句》和《凹晶馆联诗》,其中名句,如“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者更为千古佳句。学者钱志熙还指出,曹雪芹《凹晶馆联诗》便是受了韩愈《石鼎联句》的直接影响,“不仅存在情节的相似性,而且联句风格也不无影响关系。”(《<凹晶馆联诗>与<石鼎联句>》,《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5期)
至于实物,除了书籍文献,现在能见到的代表名作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唐寅联句诗》手迹。系正德五年(1510年),唐寅、吕叔通、沈寿卿三人所联七律诗,为唐寅亲笔,书法精湛秀美,颇有书卷气。诗曰:
寒林春色满深杯(吕)
便觉烘烘暖意回
紫蟹红虾堪入馔(沈)
难酬险语更书灰
百年邂逅风尘阔(唐)
一叙从容颜色开
莫讶萍踪无定所(吕)
别来还许寄江梅(沈)
此诗所作之时,已离“科场弊案”十年有余,所以在唱和之间,唐寅有了“难酬险语更书灰”的感慨,在落款中也言到“邂逅文林,舟次酒阑率兴联句,皆无一字更定见者,应不吝口齿,许其狂且愚也。”为不可多得的诗文书法俱佳之作。
(三)刘孝绰题句
知道了“联句”的本来含义,不觉教人眼前一亮,也不禁想起联界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案例,这就是有关“楹联起源”问题中谈到的梁朝刘孝绰(481—539)题句一事,有力证据就是谭嗣同的《石菊影楼笔记》。
谭氏《石菊影楼笔记·学编七十四》记录:“考宋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其门曰:‘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三妹令娴续曰;‘落花仍扫合,丛兰摘复生。’此虽是诗,而语皆骈俪,又题于门,自为联语之权舆矣。”
后世许多学者都认同谭氏观点,包括新近出版的谷向阳《中国楹联学概论》亦引之为据,称此为“我国最早的门联”。今日得知“联句”本意,称刘孝绰题句为“联句”或“连句”应该更为准确,称其为“楹联”或“门联”,自当存疑也。
我们先从它的出处来看。谭氏认为其为“楹联”的理由有二,一为“语骈俪”,二为“题于门”。首先,“题于门”能不能成为刘孝绰题句“是对联”的必要条件呢?这个答案是否定的。题在门上的文字,除了对联,还有春帖、告示,乃至诗歌等,何况对联还是其中最晚产生的,“题于门”这一点说服力不够强;其次,“语骈俪”只是表明楹联与诗词之间存在共有的对偶属性,但仅此两点直接断定刘孝绰题句是“楹联”就很难立得住脚。
再从谭氏原文中提到的两个动作来看,先是刘孝绰“自题”,后是其三妹“续”,这便更符合“联句”(或“连句”)的写作特点,而且关键是句脚还雅韵,其实谭氏也发现了,只是不太自信地说“此虽是诗”。因为资料有限,不能得知谭嗣同是从何处得知这个典故的,但可以推测,他所看到的这些文字,应该是对这兄妹二人进行“联句”创作时的一个记录。
其次,从前面的资料也可以看出,“联句”到了刘孝绰生活的梁朝,已经成了一种文人间相对常见的唱和习惯,因此刘在官场失意后自然地用“联句”这种略带娱乐性质的文学形式同其妹抒发内心感受并不是什么稀奇之事。《梁书·刘孝绰传》记载,刘孝绰罢官却有其事,此时他是“爰自退居素里,却扫穷闬。”,而且记载:“孝绰免职后,高祖数使仆射徐勉宣旨慰抚之。”可见,在“数使”的过程中,将这首不想过问朝政的诗题在门上,还略有几分“告示”的意味,而文中的“公卿”,自然就是“高祖”和“仆射”等人了。至于其“三妹”,《梁书·刘孝绰传》只提了一句“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可见史上却有其人。
而且因为这兄妹两在这一“题”一“续”之间,词藻出现了巧合地对仗,又是写在门上,故有了后世的误读,以致在苦苦探寻“楹联起源”之实例时,联界很自然地将其拉到了自己的阵营。现在看来,不能将这个实例直接定性为“我国最早的门联”。
还有一点应该明确,一般这种轶事是不记入正史的,而且像刘孝绰这样 “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梁书·刘孝绰传》)的文坛领袖,后世附会一个故事的可能性也很大。目前也仅见谭氏一家记载,还是“海内孤证”,况且谭嗣同距离刘孝绰已经历经千年,就连这个故事本身是否存在都应该质疑。
但如果存在,这个实例仍有两点可欣慰之处。第一,说明当时已有在门上题句的习惯,不能说这是门联产生的“权舆”,但至少为门联产生创造了环境。此外,在“联句”这种文字游戏中,时人也开始能较熟练地运用对偶句式,说明“对偶”在当时也正在成为一种创作习惯,这才是楹联产生的真正沃野。因为有一个事实必须承认,那就是只有在“对偶”发展成熟之日,才能到“楹联”诞生之时。笔者还是认同楹联产生于刘孝绰百年以后的唐时,这里暂且不叙,仅就“联句”一题,与诸家商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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