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学联书过眼录】——《楹联丛话》版本漫谈

羲皇里人

《楹联丛话》版本漫谈

（一）概述
    道光二十年春，作为最早的一批读者，当广西籍状元陈继昌在草拟序言而心发感慨之时，一部好友的心血之作已经灿然问世，这就是享誉至今的《楹联丛话》。而该书作者，便是被林则徐赞为“仕宦中，著撰之富，无出其右”的晚清名臣梁章钜。
梁氏著述之丰历来称颂，有人曾统计共有七十七种，而尤以《楹联丛话》称著。其独特的学术价格，被公认为是“创立联话文体，首建分类体系，开中国楹联史先河之作。”
    该书于道光十八年（1838）开始编纂，在幕僚同仁帮助下，梁氏“博访遐搜”，最终历时三载，于光绪二十年（1840）春正式完稿。全书共十二卷，以内容分卷为：一、故事；二、应制；三、四，庙祀；五、廨宇；六、七、胜迹；八、格言；九、佳话；十、挽词；十一、集句（附集字）；十二、杂缀（附谐语）。共收联话六百余则，从此一刊广传，影响渐深。
    南昌大学龚联寿教授在其主编的《联话丛编》前言中对于《楹联丛话》的“影响力”曾做过中肯评价：“《楹联丛话》面世后，受其影响，各地陆续有不少联话新作刊行。到民国时期，联话创作仍未间歇，且在内容上多有突破，即由侧重辑联纪事，转向联论，关注楹联的品评。应当说，这是联话写作朝纵深拓展的一个标识。”正是基于这样的影响力，我们看到两点显而易见的结果：
    一是梁氏本身兴致高涨，在此后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又完成《楹联续话》，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完成《楹联三话》，并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完成以技巧属对为主题的《巧对录》；同时，受其影响，其三子梁恭辰，又先后创作了《楹联四话》和《巧对续录》等，首先在书籍创作方面，梁氏父子开启了近世以来的又一股楹联热潮；
    二是自《楹联丛话》首刊以来，从道光二十年至今，仅笔者眼见的《楹联丛话》就有二十余种版本问世，印行总数估有五万余册，就联书而言，无论发行数量还是刊印版次，该书都拔众类之最。可以说这本书及其附属、效仿联书的出版，为楹联及联话体著作推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明晰此间版本，则对于治学研究更为必要。

（二）版本
    从陈继昌序言及以梁章钜自序和落款“道光庚子立春日”可知，《楹联丛话》第一次刊印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农历庚子年立春日后。于是从这时起，笔者结合所见所藏各种版本，将其以时间为序，依次编排为15个小类：
（1）道光庚子（1840）桂林署版
    此书应是已知最早版本，也应是《楹联丛话》原版。是书一函六册，尺寸25乘15厘米。扉页上书“楹联丛话十二卷”大字篆书，左边刻一行楷书小字“道光庚子夏日刊于桂林署斋”。版心黑栏九行，行22字，中缝上鱼尾、下黑口，上书口有“楹联丛话”四字文题，鱼尾下有卷数， 黑线上为页码。全书刻印精美，字体饱满厚重。近年可查的一次亮相，是在2009年6月上海嘉泰四季古籍善本专场拍卖会上，当时以1568元成交；而今年再度“露面”，是在7月举行的北京纳高2011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被河北保定一藏家获得，斯时起拍价已到6千元。值得一提的是，这书上还钤有一些收藏印，如“缪筌孙藏”、“荃孙读过”两枚，都是晚清藏书大家、目录学家缪筌孙的图章。此外还有一枚“康生之章”，即为“文革”名人康生的藏书印，印章红色方框内，四字行草竖着排开，其风格与康生本人怪癖性格如出一辙。此前，笔者曾见过康生蓝色印泥的收藏印，也颇为怪异，有人就此还专门做过文章，故不再赘谈。
（2）道光壬寅（1842）重刊版
    这是已知1840年原版后，第一次再版的《楹联丛话》，在书籍流通并不通畅的时代，前后相差两年就已有再版的市场需求，足可见《楹联丛话》影响之大。全书四册12卷，扉页上书“道光壬寅夏重刊”、“版存长沙府署”，应是拿长沙府所存庚子原版做的底稿。与原版不同，此书序言用行楷写就，颇为飘逸。版心双边，下书口有页码、无黑线，每版九行，每行亦22字，不过字体比原版略嫌纤细，品相亦逊之。
（3）道光癸卯（1843）重镌版
    此书仅见过第一册，全套几册暂不得知。扉页上右书“道光癸卯夏重镌”，左书“周炳蔚堂梓行”，内页有“沭阳吕恩湛重刊”字样。此二人一为清末广西儒学训导周炳蔚，另一人为做过湖南按察使的吕恩湛。道光癸卯即1843年，而到此时，概因流传较广，《楹联丛话》已经出现不同版本需要高人甄别校雠，于是在湖湘一带以诗名载誉的吕恩湛等人又重新点校，这便是和壬寅版相比，“重镌”与“重刊”有了区别。也算是所知《楹联丛话》最早的点校本，而吕恩湛也是已知该书问世后，第一个点校《楹联丛话》的“编辑”。
（4）环碧轩藏版（1843至1846）
    该书版式与庚子桂林版相仿，当为照样刊行。扉页右上书“道光庚子春镌”，左下书“环碧轩藏版”，收入“丛话”和“续话”共十四卷六册。另据《中国对联谭概》所录，知常江先生也有这个藏本，因全书未收入1847年梁氏所撰《楹联三话》，故常江先生推测这套书为1843至1846年间合刊本，当可信之。但扉页所印却是“庚子年”，或有三种可能，一是编者看序言落款为“庚子春”，故误为庚子；二是有意假托初版，以求他利；三是为说明环碧轩所藏版即为庚子原版，只是照样翻刻，却没有注明翻刻时间。可“庚子版”原书印于庚子夏，而并非春，所以前两种推测的可能性相比更大。但在后续传本中，这一套却是与原刻刊印、装潢风格最为接近的。
（5）道光丙午（1846）宜稼堂版
    该书一函四册，扉页两行篆书大字“楹联丛话十二卷”，背有书牌，两行楷书写就“道光丙午夏月重刊”，道光丙午即1846年。是书尺寸15乘23厘米，版心11行，每行22字，双鱼尾，篇题在鱼尾间。下书口有“宜稼堂丛书”五字，品相尤其好，便不得不归功于“宜稼堂”。道光中期，富甲上海的郁松年将家中所藏集于“宜稼堂”，并慎选精校，刊印了一套“宜稼堂丛书”，但后来没多久郁氏因病离世，其书也散落民间。因“宜稼堂丛书”印行数量少、存世时间短，遂一经散书，就引关注。晚清两大藏书家皕宋楼主人陆心源和持静斋主人丁日昌还因争购之事竟至翻脸，更令后世者感慨其书校勘之精。资料显示，该书曾在2009年11月以1020元拍出，价格稍贵，然犹不失捡陋。
（6）光绪戊子（1888）志古堂版
    该书扉页大字书明，存“楹联丛话十二卷附续话四卷巧对录八卷”，所见不全，仅五册，其中“丛话”十二卷，占三册半；“续话”四卷，占一册半。扉页后书牌刻草书三行半字“光绪戊子仲夏太原王氏刊于成都之志古堂”。光绪戊子即光绪十四年（1888年），志古堂为清末江西人周达三创办，曾盛行川蜀，由此可见，此时《楹联丛话》传播逾广，刊印省份也越来越多。难怪此前梁章钜本人也自豪地说，“初刻于桂林，一时颇为纸贵。近闻粤西、湘南两省皆有翻刻本，后至扬州，书坊亦欲谋翻刻。” 从版式看，该书亦与原版相若，可见，还是以庚子桂林版做的底稿。
（7）楹联丛话五种
    除上述晚清各本，还见一残本，线装刻版，扉页大字两行书有“楹联丛话五种”。从“五种”二字推测，至少包括“丛话”、“续话”、“三话”、“四话”以及“巧对”、“巧对续”中的五种。说明到此时，较系统地收入梁氏联话体著作，已渐成出版惯例。此外，晚清另有上海涵芬楼版问世，因未见实物，故不做记叙。
（8）民国三年（1914）国民图书局版
    进入民国，最早所见即为这一版。是民国三年（1914年）国民图书局所印“丛话”并附“续话”和“巧对”，共一函六册。虽进入民国，是书亦为石印线装，双边黑栏，版心15行，颇为紧凑。扉页后有书牌，两行行楷大字“中华民国三年国民图书局印”。而此时书签又挂上“重校”二字，当为现知民国第一校也，距离原版“丛话”问世，已过去74个春秋，流传中，尤其是经过了改朝换代的颠簸，确实有再次校雠的必要。
（9）民国四年（1915）会文堂版
    该书亦为线装，共一函四册，同时收有“续话”和“巧对录”。封面题签《精校楹联丛话》，也是已知最早在“楹联丛话”四字题前挂上“精校”的。扉页后有方形书牌，三行隶书“乙卯夏上海会文堂书局印行”。庚子后至民国共有两个乙卯年，分别是咸丰五年（1855）和民国四年（1915），而资料显示，会文堂书局原名会文社，于1903年在沪成立，据此该书应是民国四年刊印。
（10）民国十三年（1924）商务版
    民国众书局中，商务印书馆是刊印《楹联丛话》次书最多、流通最广、版本最全的一家。而笔者所见该馆最早版本，是民国十三年（1924年）刊印，此时还是线装，另附“续话”四卷，上，下两册。不过版式简单，版心已无行界；另据书友介绍，之后不久，商务印书馆还有铅印大字、12卷四册的线装本问世。
（11）民国二十四年（1935）国难后第一版
    商务馆各版中，最为特殊的要数这版。该书只有一册，为铅印平装本，也是已知“丛话”最早的平装印本。书后版权页标注：“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国难后第一版”。为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之一，除“丛话”外，还附有“续话”、“三话”。行间以圆点断句，也是已知最早的标点本。然该书最显眼的地方还属“国难后第一版”，起初就“国难”还不甚明了，后来读肖东发先生所著《中国编辑出版史》得知，1932年，商务印书馆所在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日寇空袭闸北，该馆未曾幸免，所藏珍籍越50万册毁于战火，馆业一度关闭。当年8月才收拾残局，直到1936年方渐渐恢复元气，其所言“国难”，概为此事耳。另据张泽贤先生《民国书影过眼录续集》载，日军空袭近半年后的1932年7月5日，该馆还专门出了一本《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记录此事，将文化之毁称为“国难”，自不过分。解放后，上海古籍书店还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影印过这个版本。
（12）民国二十八年（1939）“万有文库”版
    这也是商务馆所印，之所以要单独列出，是因封面上“万有文库”四字。该书是一小32开铅印本，共两册，除“丛话”外还附有“续话”。自身并没什么特别，但以入编“万有文库”为标志，《楹联丛话》则作为重要的“国学典籍”陆续入编民国以来各类文库、文编；而随着“万有文库”的大量刊行，这套后来还出过一套三册的书，也成为《楹联丛话》自问世以来第一次大范围的发行。当然，这和机器编排、铅印技术、市场发行等现代出版元素的推广应运不无关系。历史走到这里，从刻板到石印，再到铅印，《楹联丛话》也随着近代中国出版史不断翻新。
（13）解放后的台湾版本
    从1939年铅印本后，概因国力维艰，便再未见过其他新出版本。而后数年，时局变迁，此前出版《楹联丛话》最多的商务印书馆也一分为二。在海峡对岸，由原来负责人之一的王云五主持的台湾商务印书馆却没有停歇《楹联丛话》的再版。笔者所见版本有“民国五十六年五月”（196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收入“人文书库”的一册本；另一种是“民国五十九年”（1970年）台湾世界书局刊印的一册本，此书亦入编“世界文库”，封面还标有“中国文学名著之一”的字样。这也是所知第一次将《楹联丛话》并列入“名著”序列的版本。如评者所言，“益加显示了现代学人对其在国学研究中地位与价值的确认。”
（14）中华书局点校版
    而在大陆，自建国后，所见《楹联丛话》最早的版本已到了1987年中华书局点校版。这个版本先后两次重校，也是国内至今点校最详，流传最广的版本，这些都得益于联坛伉俪白化文、李鼎霞二位先生。二先生也形象地自称该点校本为“李、白版”。他们所出的第一版是中华书局1987年6月印行，第二版是2006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在2005年6月所作“新版前言”中李、白二人有云：校点此书，始于1986年，是白化文和李如鸾共同作成，1987年中华书局初版，系繁体直排本；此后，李鼎霞（原名李如鸾）又陆续校对、加工，并与白化文研究，对书中所收材料做了增删、改动，以《楹联丛话全编》为名，在1996年由北京出版社出过简体横排版；2000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初版《联话丛编》，李、白版亦被收入；2006年中华书局第二版定名《楹联丛话（附新话）》，是至今最新的一版。是书共580页，定价39元，繁体竖排，印刷精良，当为后学必备之册。有意思的是，在新版版权页内，编辑将题目“附新话”录成了“附新语”，也许是繁体印刷的缘故，将“话”同“语”混淆。另据“李、白”序言所言，他们点校本所据“道光二十年春桂林初刻本”。前面已经提及，从原版看，序文落款是在庚子春，而书籍刊刻其实是在庚子夏完成的，此处或为误认。
（15）建国后国内其他各版
    此外，建国后已知的“丛话”版本并不多，主要有1996年鹭江出版社印行的郭琳点校版。而这里，则要再提及此前与“李、白版”密切相关的北京出版社本。该书1996年由北京出版社以“文玩鉴赏丛书”之《楹联丛话全编》印行，为大32开精装本。


（三）体系
    之所以将《楹联丛话全编》单独提及，是因这本书在《楹联丛话》的出版历程中是收录梁章钜及其子梁恭辰“联话体”著作最全的一版，堪称梁氏联话“合影”。
    此前有学者认为，梁氏联话体著作应囊括四部：第一部分，包括梁章钜所编《楹联丛话》十二卷、《楹联续话》四卷和《楹联三话》二卷，以及梁氏三子梁恭辰所编《楹联四话》六卷；第二部分，包括梁章钜编《巧对录》八卷，梁恭辰编《巧对续录》二卷；第三部分，包括梁章钜其他笔记类著作《归田琐记》第六卷中收入的《楹联剩话》，《浪迹丛谈》第七卷中收入的《巧对补录》；第四部分，包括梁章钜《浪迹丛书》并其“续谈”“三谈”中散见的联话材料。而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楹联丛话全编》，则基本囊括了上述内容，所以值得记录。
    从已知最早的“环碧轩藏版”首次在“丛话”后附有“续话”，开始合刊，到1888年“志古堂刻版”系统地收入“续话”和“巧对”，再对比前面各种版本，以“合影”形式刊印日渐成为出版惯例，而到了《楹联丛话全编》，则全面完成了这个系统工程。这些编辑理念也为后世开拓思路，并再度引发“梁氏联话体”这个热点，这应该是包括以上梁氏父子十部作品的“梁氏联话大丛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中国文学史话·清代卷》评价说，《楹联丛话》的意义在于建构起完备的楹联批评标准，使有清一代的楹联创制之盛能够上升到理论层次。因此，钱仲联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大辞典》以及北京图书馆编纂的《民国时期总书目》，都将其列入“文学理论”序列。诚然，联话这种以楹联为话语对象的传统文论体式，是史料与理论价值的有机统一。所以，“我们有必要从文论的角度，将历代联话作为一个整体置于中国传统文论的大背景下加以新的解读。”也有必要在谈到《楹联丛话》的版本时，将其放入“梁氏联话大丛编”的大背景下系统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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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芭莎跟图，您发的这些版本都说到了。其中《江南赵氏楹联丛话》和梁章钜《楹联丛话》并不是一本书，算是楹联丛话问世后的效仿书籍之一吧。上面图片中，前两张就是庚子桂林原版，绿皮的那本就是国难后第一版，最后一张图片是宜稼堂藏版。

芭莎

梁章钜《楹联丛话》庚子桂林版据图示为‘单鱼尾’，而不是‘双鱼尾’。显为传抄之误。
江南赵氏《楹联丛话》为‘无鱼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