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卓越贡献（陈树德）

艺海听涛

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卓越贡献

陈 树 德

发表于 2008-2-3 11:58:00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中国语言文字领域的大进步时期。第一是国家颁布了“汉语语法”；第二是编制了“汉语拼音”；第三是统一了“简化汉字”。这三项变革，意义都十分重大。“汉语语法”结束了中国几千年“说文解字”的历史；“汉语拼音”统一了“国语”（普通话），打破了“南腔北调”的格局；“简化汉字”的意义，也不亚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功绩。

这三项变革，都与对联格律关系密切。“语法”的出现，“主语”、“谓语”、“宾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专业术语，开始进入汉字舞台（在此之前《辞源》中并没有这些词条）。以语法新概念为基础的“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必然取代传统的“同门类相对”。“汉语拼音”昭示汉语声调的统一，“新四声”取代“旧四声”也只是迟早的事情。“简化汉字”虽然与对联格律关系不大，但书法作为楹联的载体，和文字的标准化仍然有直接的联系。关于《对联格律的时代性》，本人已有专题文章发表在《北京楹联》2006年第2期。

“汉语语法”的出现虽然只有百年时间，但对联中使用“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似乎也有几十年了，并且为联界广泛认同（许多书籍都采用）。我曾经思考过两个问题？在对联中使用“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历史上由何人倡导？又成型于何时？《联律通则》的颁布，将“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正式列入格律准则，这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而在对联中倡导使用“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的第一人，应该是王力先生。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等，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并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学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等职。王力先生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逾半个多世纪，他在汉语语法学、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等方面出版专著四十余种，发表论文著述上千万字。他研究领域之广，取得成就之大，中外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语言学家中是极其突出的。

王力虽然没有专门写过对联的文章，但他在对仗理论上的论述很多，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最早将现代语法的概念引入对联格律。王力的对联理论，集中反映在《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和《古代汉语·骈体文构成》等著作中，这些著作的发表年代，正是“汉语语法”的制订年代，甚至早于“汉语语法”的颁布时期。王力为什么只在诗、词、骈、赋中论述对联，而没有单独写对联文章？据我猜想，大概是受老师梁启超的影响。因为梁启超先生早在1924年就声称：“对联不过是附庸的附庸”。后来程千帆先生也说：“对联被文史学家们一致同意开除了”。对联既然已被“一致同意开除了”，当然只能充当诗、词、骈、赋的“附庸”。不幸王力已经作古，如果先生还健在，看到今天对联发展的大好局面，他一定能和程千帆先生一样（程先生也已作古），站出来为对联“平反”的。

其实，对联（包括对句）和诗、词、骈、赋的关系，也有两种理解：从消极意义理解，对联附属于诗、词、骈、赋，是这些文体的附庸；从积极意义理解，是对联（或对句）向诗、词、骈、赋进行了渗透，而且这种渗透早已超出诗、词、骈、赋的范畴。试想，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诗词是什么样子？（例如律诗中的对句）。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小说是什么样子，（例如章回小说的题目）。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戏剧是什么样子？（例如唱词中大量的对偶句）。甚至可以说，没有对联的存在，就没有中国特色的文学。

王力虽然没有论述对联的专著，但翻阅《汉语诗律学》就会发现，一本上千页的厚书，名义是讲“诗词”格律，其实讲述对仗规则的内容占据了一大半。所以将《汉语诗律学》加上《骈体文构成》，看作是王力的“对联学”专著，也是可以的。

特别突出的是，王力先生在阐述对仗规则时，既照顾传统的“同门类相对”，又将现代语法概念大量引进对联。在对仗门类中，王力划分的门类十分完备，共11类28门，其中第四类中的“文具门”、“文学门”；第九类中的“人名对”、“地名对”；第十一类中的“副词”、“连介词”等，比古人的门类，都有新发展。王力还严格为“工对”、“邻对”、“宽对”，做了准确的定义，这些论述都是超越古人的。难能可贵的是，王力最早将现代语法的“词性”概念引入对联，直接将“名词和名词相对，动词和动词相对，形容词和形容词相对，副词和副词相对”，作为对联的基本规则。由于汉字的词类常常“活用”，动词可以作名词，名词也可以作动词，特别是受到对仗规则的约束，词的“活用”现象十分普遍，王力还专门提出了在对联中词可以“变性”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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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联中引入“语法结构”的概念，王力也是历史第一人。他在《骈体文构成》中，首次提出“骈体（对仗）的基本功要求是句法结构的相互对称：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复句对复句”。接着又说：“如果进一步分析，骈偶不仅要求整体对称，而且上下联内部的句法结构也要求一致：主语对主语，谓语对谓语，宾语对宾语，补语对补语，定语对定语，状语对状语”。考虑到古人对“汉语语法”这些新名词、新概念不理解，王力还特别补充说明：“古代虽然没有这些语法术语，但事实上是这样做的”。在《汉语诗律学》中，王力还根据语法构成，深入分析了对联的各种“句式”，将对句分为“简单句”、“复杂句”和“不完全句”三类，取五言对句的“句式”作例子，一口气就列举出“九十五个大类，二百零三个小类，三百四十个大目，四百个细目”。同时强调“这些类目，当然不能包括所有一切的句式”。引用现代语法标准，如此广泛、深刻分析对联的“句式”结构，至今无人可比，王力真不愧是语言大师！
根据以上叙述，对联格律实际存在“两个版本”：一、以传统“同门类相对”为标准，可称为“古代版”；二、以现代汉语语法概念为基础的“词性一致”＋“结构相应”（词性和结构不可分割），可称为“现代版”。根据以上叙述还可以证明，王力是对联格律“现代版”的第一倡导人。有了王力的倡导，才有今天的《联律通则》，所以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贡献巨大！
需要说明的是，王力的《汉语诗律学》或《骈体文构成》，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著作，所谈的对仗规则，还处于“同门类”向“词性一致”的过渡阶段，不完善处在所难免。
例如“词性”的确定，历史上就一直争论不休。英语、俄语的词性大多可以从字形加以辨别，汉字的词性只能靠上下文去判断。所以《马氏文通》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新著国语文法》说：“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这些表述，无非说明汉字的“分类”十分困难，一个字可能既属“甲类”，又属“乙类”，还属“丙类”……但词、字总是要分类的，不能因为“无定类”或“离句无品”就不划分词类。在“词类”的划分进程中，由于受古文“词”、“字”不分的影响，1898年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就将文言文按“字类”命名，共分九类：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介字、连字、助字、叹字。1924年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正式将词类分为五个大类和九个基本类：实体词（名词、代名词），述说词（动词），区别词（形容词、副词），关系词（介词、连词），情态词（助词、叹词）。直到1956年，教育部颁布《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才将词类分为11类：名词、量词、代词、动词、形容词、数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1984年，该系统正式修订为《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增加“拟声词”一类，共12类：
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
虚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拟声词。
这是当今最权威的汉语词的分类标准。
词的分类有了，还要解决“字无定义，故无定类”的问题，这就必须借助“词性”。“词性”就是词在语法意义上（角色）的“定性”，它表示该词在语法中所属的种类。因为汉语的同一个字，既可以做“动词”，又可以做“名词”，还可以做“形容词”、“副词”等。例如“光”字，在“光天化日”中是形容词；在“发扬光大”中是动词；在“观国之光”中是名词（“光”指礼乐）；在“不能光靠你”中是副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同一个词组，也有不同的词性，例如“光大”一词，可以作动词，也可以做形容词。“光荣”一词，可以作名词，也可以做形容词。一个词到底属什么“类”？这就和“结构”有关。有人认为，《马氏文通》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已经“过时”。其实马建忠的说法，正恰当地表达了汉语词类不确定的特点，一百年前是这样，一百年后还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解决“词类”的活用？这就要使用“词性”。“词性”是词在语法中的角色，虽然还是12类，但“词类”是固定的，“词性”则随着不同的语法功能而变化。我们可以将“词类”和“词性”做了一个比喻：在三口之家的家庭成员中，一个男性有三种称谓：父亲、丈夫、儿子。这些称谓是固定的，就相当于“词类”。但一个男性成员在家庭中的角色，却随着位置不同而发生变化：同一个男人，在儿子面前是“父亲”，在父亲面前是“儿子”，在妻子面前是“丈夫”，这种变化就相当于“词性”。上海辞书出版社《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以“锁”字为例，说明“词性”的变化。在“锁门”的词组中，“锁”是动词，在“铁锁”的词组中，“锁”就是名词。“词性”随着“角色”不同呈现不同的“词类”，这就是“词性”的活用，也是“词性”和“词类”的不同，还是“词性”和“对类”（对类是固定不变的）的本质差别。用“词性”取代“对类”，符合“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黎锦熙）的汉字特征。汉语“词性”虽然多变，但已经有了明确的判别准则，这就是现代出版的各种《辞典》、《词典》，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新编古今汉语大辞典》，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中华古汉语大辞典》等，这些工具书对所有的词、字都标注了“词性”。撰写对联的人，完全可以凭借现代词典去确定“词性”，而不必为“定性”而烦恼，就像我们确定“古声”查《韵书》，确定“今声”查《新华字典》一样。
王力先生在对联“结构分析”上同样存在疏忽，因为语法结构分析存在层次的差别，而对仗结构分析则有层次的需要，笼统要求上下联“句法结构的相互对称”，会引起误解。例如广西的胡自立先生提出，对联要求“结构相同”是“一个流行的错误”（因为普遍采用）。四川的李成森先生也认为，对联要求“结构相同”是“作茧自缚”。湖南的孙则鸣（亦作孙逐明）先生则直接指出，关于“词性”和“结构”的提法，是王力在“对仗理论语法分析的失误”。这些朋友之所以反对“结构相应”，是因为他们能列举“大量的例子”，不能满足“结构相应”的要求。其实，要求上下联全句的语法结构完全相同，不仅现代熟悉汉语语法的人很难做到，古代人“不懂语法”，更难做到。问题的关键是，传统“同门类相对”的规则并没有要求这样做。
如何处理“结构相应”？本人提出“词本位”分析原则。因为语法结构分析有不同的立脚点，代表性的有：马建忠的“词本位”、黎锦熙的“句本位”、朱德熙的“词组本位”、徐通锵的“字本位”、邢福义的“小句本位”……等等。这就是说，语法分析是分层次的。汉语以“字”为基本单位，由“字”及“词”，由“词”及“组”，由“组”及“句”，由“句”及“章”，层层递进。而传统的“同门类相对”，只要求“词”、“字”结构相同即可，并没有“句”的要求。本人提出“词本位”分析法，将“句本位分析”降到“词本位分析”（“字”只分析词性）。降低一个等级进行对联的“结构分析”，一切矛盾迎刃而解。
仔细阅读王力先生的“句结构”分析时也可以发现，王力的“句式”分析，实际内容就是“词本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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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举例五言、七言各两例，予以说明。例中所有词性的英文代号，都是王力《汉语诗律学》原有的标注。
例一、fnNN-V句式：“旧国云山在；新年风景余”。（李颀《送人归沔南》）
上联说旧国的云山还存在，下联说新年的气氛尚余留！显然是一种感慨文字！“云山在”主谓结构，“在”是不及物动词。“风景余”主谓结构，“余”是不及物动词。
王力没有分析全句的“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fnN──形容词修饰名词，指“旧国”、“新年”。NN──并列名词，指“云山”、“风景”。V──动词，指“在”、“余”。
例二、C-V-NN-V句式：“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 杜甫《放船》）
上联“青惜”主谓结构，“惜”什么？惜“峰峦过”。下联“黄知” 主谓结构，“知”什么？知“橘柚来”。这种语法，不是常见的语法。“青”、“黄”是颜色，没有思想，怎么会“惜”？又怎么会“知”？这就是古人在诗词中常用的“比”、“兴”手法。“兴”即由此及彼，“青惜”实际是“人惜”，“黄知”实际是人看到“黄”而知道“橘柚”来了。
王力没有分析“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C──颜色，指“青”、“黄”。V──动词，指“惜”、“知”。NN──并列名词，指“峰峦”、“ 橘柚”。 V──动词，指“过”、“来”。



例三、fN-fN-V-fN句式：“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杜甫《至后》）
上联说“青袍白马没有意义”，下联说“金谷铜驼不是故乡”。“无”、“非”二字，作动词、副词都解释得通。
王力没有分析“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fN-fN──形容词修饰名词，指“青袍-白马”、“金谷-铜驼”。V──动词，指“有”、“非”。fN──形容词修饰名词，指“何意”、“故乡”。
例四、vn-BX-fr-V句式：“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杜甫《曲江》）
上联“蛱蝶见”，下联“蜻蜓飞”，所以都是主谓结构，其它都是附加的描写。
王力没有分析“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vn──动词作名词，指“穿花”、“点水”。BX──双音专名，指“蛱蝶”、“蜻蜓”。fr──叠字形容词，指“深深”、“款款”。V──动词，指“见”、“非”。
……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王力的“句式”分析，实际并没有涉及全句的句法，分析的只是“词”和“字”，显然，这样的分析就是“词本位”分析。
关于“句本位”和“词本位”的异同，我们还可以再举出一些存在分歧的具体例子。所有引用的例子，都有“句结构”分析的结论，其“句结构”分析的正误，本人不作评价，只用来和“词本位”分析作比较。
例一、旄尽风霜节；心悬日月光（杨维桢《题苏武牧羊图》）。
胡自立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结果：“出句是一个复句”，“对句是一个简单句”，所以不符合上下联“结构相应”的原则。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旄尽•心悬”，名词-动词，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风霜•日月”，名词-名词，并列结构对并列结构。“节•光”，名词对名词（也可以理解为形容词对形容词）。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二、“犹悲堕泪碣；尚想卧龙图”（陈子昂《岘山怀古》）。
胡自立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结果：“出句和对句串联起来组成一个复句”，所以不符合上下联“结构相应”的原则。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犹悲•尚想”，副词-动词，结构相同。“堕•卧”，动词对动词，“泪•龙”，名词对名词。“碣•图”，名词对名词。“堕泪碣•卧龙图”，也可以作三字组合，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三、“江流横万里；天柱插三峰”（桂林市南溪山刘仙岩古联）。
胡自立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结果：“出句是简单句”，“对句是倒装句”，所以不符合上下联“结构相应”的原则。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江流•天柱”，名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横•插”，动词对动词。“万里•三峰”，数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四、“异乡惊落叶，斜日过空槐”（王闓运《发祁门杂诗》）。
孙则鸣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结果：上联属“状-谓-宾”结构，下联属“主-谓-宾”结构，所以结构不合。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异乡•斜日”， 形容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惊•过”，动词对动词，“落叶•空槐”，形容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落”除了作动词，也可以作形容词，如零落、落魄。依句辨品，“落叶”就是表示零落。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五、“风骚北院花千片；月上东楼酒一樽”。（王禹偁《日长简仲咸》）
孙则鸣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的结果：“出句是一个完整的单句……对句是个复句，成分有缺省，语法结构明显不同”。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风骚•月上”，名词-动词，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北院•东楼”，方位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花•酒”，名词对名词。“千片•一樽”，数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艺海听涛

例六、“我去太匆匆，骑鹤仙人还送客；兹游良眷眷，落梅时节且登楼”（清联：《黄鹤楼》）。
孙则鸣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的结果：上联是“主-状-谓-宾”，下联是“状-状-谓-宾”，所以结构不合。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我去•兹游”，代词-动词，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太匆匆•良眷眷”，副词-形容词，结构相同。“骑鹤•落梅”，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仙人•时节”，名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还•且”，副词对副词。“送客•登楼”，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以上六例，从“句本位”的角度看，皆不符合“结构相应”的原则。但采用“词本位”分析，又都符合这条原则。不同层次的分析获得完全不同的结果，可见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王力大师开创对联格律“现代版”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随着“汉语语法”分析的深化，即使在结构分析中使用“词本位”代替“句本位”，也只是“结构相应”规则的细化，不能说明王力有“方向性错误”。至于对联要求“词性一致”，更是对仗理论的一个进步，如果否定“词性一致”，我们就要退回到“同门类相对”的时代，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即使是严厉批判王力“对仗理论语法分析失误”的孙则鸣（孙逐明）先生，在绕了一个大弯子，做了许多“否定”之后，还是回到了王力的“传统语法学”体系。因为孙先生的文章最后是这么说的：“古人对类，总是重视局部的对称，它只要求相对应的局部具有某种对称的属性，也就达到了对仗对称的目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一原则，利用现有的语法知识来重新审视对联的法度”。接着孙先生又提出：“对联任何一个局部，可以灵活地分别选用‘字类’、‘词性’、‘短语结构’来比较，只要其中之一相同，即可成对”。请注意孙先生主张的“利用现有的语法知识”（即“传统语法学”），“审视”“对联任何一个局部”，而且说“只要其中之一相同，即可成对”，这显然就是本人主张的“词本位”分析原则，同样也是王力先生“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的原则，只是把“句本位”降低到“词本位”而已，其理论体系仍然没有脱离“传统语法学”的范畴。

艺海听涛

本文的目的是从正面肯定王力先生在对仗理论上的卓越贡献，和孙则鸣（孙逐明）先生对王力的全面批判显然是对立的，但本文并不否定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疏漏。上文提到的“句式分析”，没有根据对联对仗的实际需要，笼统提出“句结构相应”的要求，就是疏忽这一。疏忽之二是没有明确“词类”和“词性”的区分，也没有阐述“词性”是“词类”的活用，让许多人误认为“词类”就是“词性”。孙先生在批判王力的“传统语法学”理论时，试图建立一套“字类对称比较语法学”和“字类结构”，并反复强调采用“字类相对”的原则。可惜“字类对称比较语法学” 和“字类结构”都只是孙先生的一种设想。特别是“字类”这个术语，除了一百年前马建忠使用过以外，今天的字典、词典等工具书，已查不到它的踪影了。“字类”连权威定义都没有，联界又如何用“字类相对”来撰写对联呢？这里不能不强调，“汉语语法”是由无数学者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探索才定型的；汉语“词类”的划分，是由教育部颁布的；汉语“词性”的确定，是由权威辞书出版社标注的，而辞书出版社的编审，都是一批专业文字专家。联界的个别学者，试图另起炉灶，创建所谓的“字类对称比较语法学”，窃以为既无可能，更无必要。因为根据学科分类，“对联学”说到底只能是“汉语语法学”和“汉语修辞学”的二级学科。“对联学”不可能超越“语法学”，也不可能超越“修辞学”。至于孙先生列举古代对句中有“副词”和“介词”相对的现象，例如杜甫对句：“往来皆茅屋；留淹为稻畦”。其中“皆”是副词，“为”是介词。对于这种情况，本人主张在“词性一致”中采用“变通”处理。因为格律规则既有原则，也允许适当“变通”，例如“平仄相对”中的“一三五不论”就是变通。“词性一致”也可以规定一些变通，如半联内“自对”后，上下联“互对”的“词性”可以放宽。同理，“虚词”（只限虚词）中的“副词”和“介词”也允许“异类相对”。对于“名词”和“代词”相对的情况，因为“代词”本身就可以“代名词”，例如孟浩然对句，“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其中的“谁”为代词，但代的是“人”，是名词，因而“谁•世”相对，并没有违背“词性一致”的原则。当然，在古典对句中不难找到一些不符合“词性一致”或“结构相应”的例子，但正如孙先生所言，“古人缺乏成熟的句法理论，根本没有能力全面考察句子词语之间的语法关系”，所以那些对仗不合例子，不能作为否定“现代版”对联格律的依据。
总之，王力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且充满独创精神，我们怀着敬重的心情，感激这位为对联理论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学者！没有先生的倡导，就没有“现代版”的对联格律，当然也就没有今天的《联律通则》。

作者: 陈树德 (74岁徐州工程学院教授 江苏省楹联研究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 )
地址: 221008 徐州市三环南路 徐州工程学院

云山雾里

学习陈树德老师的理论文章，很受启发。谢谢艺海听涛老师

心朋友

谢谢您，谢谢

落日孤烟

好文章，多谢大家！

漠野孤狼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说：“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

   看看这个“品”是什么玩意儿，是字类吗？前面明明是“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这是什么，明明就是指词在句子中的实际词性。词性对品不就是词性一致的另类说法？

百度一下：《新著国语文法》初版于1924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体现了民族特色的现代汉语语法著述，它总结归纳了国语（当时指称标准的汉民族白话文，后通称为普通话）组词造句的规律，并且形成了一套语法教学体系。本文库据1959年第24版的底本翻印。《新著国语文法》主体的前面，有历次版本的7篇序文或附白。《新著国语文法》共分20章，20章的排列顺序正是当时所试拟的学科（教学）体系，各章内容则是当时初步研究所得的科学体系的拆开和分配。

  这个词之品，出现在黎锦熙先生1924年出版的作品里，那时候王力才24岁，王力先生总结的汉语语法还没出现。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中国语法理论》（1944）以及《中国语法纲要》（1946）

  对词性的表述或者概念，在现代汉语语法没有完全成型之前，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年代，称谓不同而已，有如蝉又叫知了我老家也叫西米虫一样，不同的称呼都是指同一种昆虫。

  综上所述，这个什么品，其实就是词性的意思。是汉语语法归纳总结的不同时期不同的人所作出的不同的定义和概念而已，其本质是一回事。

  那些对语法狗屁不通逻辑思维又差得要命之人，学不懂语法，理解不了语法，偏偏又舍不下那点自负，就在对联的对仗分析中抵制语法，蠢得新鲜，你看当今对对仗的分析，哪里少得了语法的？所有出版的相关书籍中，哪里不说什么词什么词的?他们抱残守缺，拿虚实死活或者古代的对联胡搞来当做自己无知的遮羞布，其实你叫他自己用虚实死活去搞他死得更快，你叫他自己分析对仗我所见到的那些样的货色都是什么词性什么词性地分析。很多古代的对联是他们自己不懂语法搞不懂句子成分与词类活用。自己鬼糊一个理论并以为得意，其实那都是错的，并非是什么另有它法，那样一锤子买卖的理论换一个句子就自打耳光傻眼了。

漠野孤狼

为什么王力能总结出相对比较科学的语法，而我国那么多所谓的国学大师却不能，先看看王力的简介：

王力，字了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生于1900年8月10日，卒于1986年5月3日。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散文家和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同时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原名誉校长。

1913年小学毕业后失学。1916年在博白高等小学任国文教员。1924 年入上海南方大学学习， 次年转入上海国民大学。1926年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年赴法国留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岭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  
长，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语言学系主任。1954年调北京大学任教授，直至去世。

  他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文学类知识分子，没有西方严谨的逻辑哲学的熏陶，中国文化那种顾全面子，不求甚解模模糊糊的煮浆糊思想，是总结不出严密的语言科学体系的，语法并非仅仅只是借鉴西方，而是学习西方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理性思维，总结自己语言的特点，说汉语语法是西方舶来品的都是脑壳不那么灵光的家伙。

  排斥严密的逻辑哲学和理性思维，所以在领先世界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支撑之下的儒家文化，却抵不过西方诞生不久的严密逻辑与哲学思想孕育出的现代科技文明。中国儒家高产的是迂腐顽固与抱残守缺，老百姓对当今很多文人的整体印象总是难以摆脱“书呆子”的印记。
  我们的文人，曾经极度蔑视西方严密逻辑下诞生的科技文明，曾经狂傲地站在“中央王国”鄙夷“蛮夷”的“雕虫末技”，如果您知道所谓的“八国联军”实际才多少人，我们抵抗的军队有多少人，足以让我们羞愧得把自己的头颅藏到裤裆里去！！！知耻方能后勇，敞开胸怀，拥抱先进的文明为我所用，我们才能不断发展与时俱进，抱残守缺迂腐顽固不但不能遮住那张臭脸，只会让自己更丢脸。
     不是么，我这么一个粗鲁的在对联上仅仅只是业余爱看几乎不作的无知之徒，却能横扫那些不懂语法又自负满满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所谓“著名”对联“方家”，醒醒吧，狂妄的腐儒们。

三羊

陈树德《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卓越贡献》一文，是支持拥戴王力的。但是陈树德的说法，是对王力对仗理论的一种曲解，或无意歪曲。所谓王力的“两个一致（词性一致、结构一致）”，仅仅是对仗的充分条件，而决然不是必要条件！一代宗师王力并没有说也不可能说，对仗必须“词性一致”、“结构一致”。其中，王力混用“词类”“词性”，这是事实。具体来说，王力不会糊涂到对仗必须“词类一致”，或者古人说法就是“字类一致”。因为古人早有“以实字作虚字使，以死字作活字用”之说法，王力不会不知，王力不会不解。
再者，《古代汉语》王力是主编，其中对仗的理论，也并非就是王力的观点。现代版应是古典版的一脉相承，而不是对立与隔断。现代版是古代版的具体化、系统化、简明化、实用化，而不是别的！
诚然，说王力继承和发展了古人，也没有错误！
将“两个一致”是充分条件，臆断为“必要条件”来质疑或批评王力，是自身的逻辑错误！
将“结构一致”忽视其重要的层次性，更是语法行家的外行。“句子成分”与“句子成分之成分”，是不同层面的说法。譬如：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在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读书”与“天下”，其“句子成分（定语）”是“结构一致”，但是，在下位层面上，“句子成分之成分”则是不同，前者读书是动宾，后者天下是偏正。即，定语的语法结构是不同的。上位语法结构的同异，决定对仗的是否“可对与不可对”。下位语法结构的同异，仅仅决定对仗的是否“工对于宽对”，而不能决定对仗是否“可对”与“不可对”！

漠野孤狼

。。。
   字、词、句可以说是语言构成的三个层次，古人对偶理论基本上只强调“字”的同类相对，只要字对上了，也就达到了对偶的要求，而现代对偶理论过多地关注的是词语和句子的相对，我们在对仗方面应该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在字面对仗、词性对仗、句子成分对仗三者中，只要有一种对上了，就可以认为满足了对偶的要求，不必强调三者或两者同时做到相对。
。。。”

    这是曾经最反对语法的刘太品先生在联迂通厕交流推广会上的发言，详见恶人谷珠楼联理争鸣。这样对仗观点的三条，在这几个论坛我还没见过谁比我更早作出这样的表述，这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也许别人也有相同的论述，但我所看见的都在我之后，是否有人比我更早我不知道，与刘太品较近的中楹联论坛时习之的发帖总结在我之后，但万流归宗是常道，只要正确地钻研下去，最后都将达成越来越近的共识，特别是第三条句子成分对仗，当日是遭到了几乎所有不懂语法之人的挖苦与奚落的，也包括这位刘太品先生。

  反对语法吧，使劲反，最后甩在自己脸上的耳光只会更响，看看咱们的孙逐明就是典型之一，绕来绕去最终都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前后不一致或者总是逃不脱语法，这位刘先生还算值得尊敬的，还能慢慢地改，虽然还在无力地拽什么“修辞”。你看修辞哪章哪节有关于怎么系统地分字类或者系统地分词类怎么分析对仗的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些只会存在于语法知识的范畴内。

漠野孤狼

是的，我是很粗鲁，说我没品也好，说我缺德也行，但是，如果我不这么野蛮，就不能刺激某些腐儒接受更科学的知识，那些家伙就会更加长久地祸害对联界。理论并非无用，那是指导实践的依据，看看当今那些丑得出奇的的”对联“，就是理论出了问题歪导的恶果，那些方家还以之为得意，认为是自己认识更高深的结果，其实那些所谓更高深的鬼把戏我一看就知道，但我更知道那是歪的。对联在历史的长河中，产生了很多精品，但肯定也会产生糟粕，这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历史上产生的每个作品都当做是可以效仿的经典范例，对待文化的态度一直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扬和继承优秀的东西，扬弃糟粕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上下节奏都不一致，一边重字一边不重字，或者上下重字的位置都是错开的，甚至上下重字的多少都不一致，狗屎自对狗屎领字成堆的鬼把戏一看就丑得死，两边都不对称，看起来歪歪扭扭一边轻一边重，那些鬼把戏能有多高深啊？莫非真的是丑到极致就是最美？皇帝的新装一个小孩儿就戳破了，那些所谓高深的大师我这个无知粗陋之人随便轻轻地就捏死了。

三羊

语法结构一致，的“大”同“小”异。对仗的基本要求：只要大同，不计小异。再例如：

赤县——尊崇——三—代表
神州——爱戴——五星—旗

“三代表”与“五星旗”，句子成分相同，都是句子的宾语。宾语的语法结构不同，前者是12结构，后者是21结构。虽然不影响对仗，但不能是“工对”仅是“宽对”！

这是对仗理论在语法上的层次问题！孙逐明老先生，不讲语法层次性，根本不懂“大同”，专门计较“小异”。他的滑稽可笑的《清联三百副》与《民国联三百副》结构异同，尤其擅长如此行当之能事！

金筑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汉语拼音”统一了“国语”（普通话），
？？？
“汉语拼音”统一了“国语”（普通话），应该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漠野孤狼

汉语拼音统一了国语，这里指国语的发音。有时候是可以借代省略的，当然这里不省更好。

漠野孤狼

摘取一段刘太品先生在联迂通厕推广交流大会上发言的某一部分：

《王力近体诗格律学》中说“对仗很难字字工对，但只要每联有一大半的字是工对，其他的字虽差些，也已经令人觉得很工（王力这段话的不工，并非是说可以不对仗，而是相对工宽的工，不工是指是宽对而非工对，并非失对，在不失对的情况下，大部分字对仗工整了整联就感觉很工了，不必字字死工才觉得工而不宽，宽对并不等于失对）。尤其是颜色、数目和方位，如果对得工了，其余各字就跟着显得工。”古人在对仗方面的一些较细的讲究，我们在鉴赏联语时可以慢慢体味出来，如：在词语的相对中，只要词的主要成份对得工，次要成份便可放宽些，如“高山”“流水”的相对。有时数字等标识性的小类对上了，与它相配的字便可以放得很宽，如“一览极苍茫”对“两间容啸傲”，以动词“览”对名词“间”（这个“间”是动词，间隔、保持空间距离的意思）。在诗体句子与骈文或散文体的句子穿插使用时，常有故意把文句局部的对仗放得很宽的情况，还有七言句式末一字甚至最后三字放得很宽的情况，另外还存在不少两个分句联第一分句末一字不怎么细辩词类的情况，如李渔题昭烈、云长、翼德三义祠：“汉室赖三人，留得住百年社稷；桃园尊一结，解不开万世肝肠。”虽以“人”对“结”，但在对仗总体感觉上却并无大碍（三人和一结都是宾语，赖三人，尊一结，都是动宾词组，一结是指那一次结拜（事件类，表示行为或者活动），动作类名词属性）。(附言，前次曾引柳侯祠联：“山水来归，黄蕉丹荔；春秋报事，福我佑民。”为例，实则“来归”对“报事”甚工（单独的“来归”和“报事”真的工吗？事“借对”成动词？要是可以这么鬼借的话，多数字都有多种词性，对仗可以瞎搞了，很多歪理都是一些人胡思乱想出来的结果），特借此机会更正并向听众及读者致歉。)诸如此类可意会难于言传的微妙之处很多，所以当我们看到一副联很好的联语，却存在某一两个字对得很宽的情况，要从多方面分析原因和缘由，多从全联整体效果出发，不要匆忙因所谓“不对”的理由得出否定该联语的结论。

   基础不扎实，语法不过关，既理解不了王力语法，自己在实际应用中也会出错，想不明白就会折腾出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错了自己也不觉得。上面的解析，就是歪解王力文字生搬硬套的结果。

艺海听涛

陈树德：中国楹联“申遗”第一人
http://yl.lndaily.com.cn/ljdt/200631512533.html
来源：江苏新闻网 作者：肖昌琦
中新江苏网徐州3月13日电(肖昌琦) 经过徐州老人陈树德教授多年不懈的努力，日前，文化部专家组终于认定，“楹联风俗”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名单并向社会公示。消息传来，不遗余力为我国千年国粹楹联“申遗”的发起人——72岁的陈树德教授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数千年楹联国粹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高台，这位老人的心愿终于化茧成蝶。

　　陈树德教授自幼迷上楹联，特别是退休后，他以楹联创作和研究作为最大嗜好，并把振兴楹联艺术作为晚年的夙愿。“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春联同样面临着传承与发展的问题。”陈树德说，中国有一系列的年俗都是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很多都够得上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有许多年俗被现代理念所淹没，需要加以整理和保护。春联是中国独有的春节民俗形式，其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十分独特，有外国语言和文字所无法企及的美感。而且，春联应该自己对句自己写才有意义，它需要保护和抢救，作为特殊的文化遗产延续下来，可以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陈树德认为，中国的春联与京剧、昆曲一样堪称国粹，其格律的严谨、寓意的深邃、形式的优美是外国文字所无法企及的，但是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人越来越不会做“对子”了，这是文化艺术的倒退。对于春联“申遗”，陈树德教授认为，“申遗”成功的一般都是濒危遗产，春联还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申遗”不是挽救文化的惟一良药。

　　徐州是中国楹联的故乡，作为楹联起源地的专家，将楹联文化推向世界，陈树德感到责无旁贷；而联系楹联目前的存在状况等方面的问题，为它“申遗”也已刻不容缓。于是，他昼夜不休，呼吁性文章发表在《中国楹联报》上后，在文化界产生很大反响，成为在国内首次为楹联“申遗”的倡导者。随后，他又写信给中国楹联学会，建议将楹联“申遗”列入该会工作计划。

　　2005年9月，随着我国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申报工作的开展，陈树德又直接“上书”文化部，满腔热忱地陈诉楹联“申遗”的诸多理由。他的建议不久便引起了文化部的高度重视。文化部随后向中楹会做出明确指示：“楹联应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05年10月初，陈树德教授以及国内其他两位著名楹联专家一道应邀赴京，参与楹联“申遗”的填表工作。

　　对于楹联“申遗”的创举，江苏省楹联研究会十分振奋。副会长郭殿崇告诉记者：“是陈老为我们江苏争了光！”一些专家认为，这将为如何更好地保护与发扬我国灿若星河的无形文化遗产提供很好的借鉴作用。

艺海听涛

提起。树立正气，打击歪风。

艺海听涛

提起。树立正气，打击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