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卓越贡献（陈树德）

艺海听涛

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卓越贡献

陈 树 德

发表于 2008-2-3 11:58:00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中国语言文字领域的大进步时期。第一是国家颁布了“汉语语法”；第二是编制了“汉语拼音”；第三是统一了“简化汉字”。这三项变革，意义都十分重大。“汉语语法”结束了中国几千年“说文解字”的历史；“汉语拼音”统一了“国语”（普通话），打破了“南腔北调”的格局；“简化汉字”的意义，也不亚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功绩。

这三项变革，都与对联格律关系密切。“语法”的出现，“主语”、“谓语”、“宾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专业术语，开始进入汉字舞台（在此之前《辞源》中并没有这些词条）。以语法新概念为基础的“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必然取代传统的“同门类相对”。“汉语拼音”昭示汉语声调的统一，“新四声”取代“旧四声”也只是迟早的事情。“简化汉字”虽然与对联格律关系不大，但书法作为楹联的载体，和文字的标准化仍然有直接的联系。关于《对联格律的时代性》，本人已有专题文章发表在《北京楹联》2006年第2期。

“汉语语法”的出现虽然只有百年时间，但对联中使用“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似乎也有几十年了，并且为联界广泛认同（许多书籍都采用）。我曾经思考过两个问题？在对联中使用“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历史上由何人倡导？又成型于何时？《联律通则》的颁布，将“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正式列入格律准则，这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而在对联中倡导使用“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的第一人，应该是王力先生。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等，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并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学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等职。王力先生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逾半个多世纪，他在汉语语法学、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等方面出版专著四十余种，发表论文著述上千万字。他研究领域之广，取得成就之大，中外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语言学家中是极其突出的。

王力虽然没有专门写过对联的文章，但他在对仗理论上的论述很多，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最早将现代语法的概念引入对联格律。王力的对联理论，集中反映在《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和《古代汉语·骈体文构成》等著作中，这些著作的发表年代，正是“汉语语法”的制订年代，甚至早于“汉语语法”的颁布时期。王力为什么只在诗、词、骈、赋中论述对联，而没有单独写对联文章？据我猜想，大概是受老师梁启超的影响。因为梁启超先生早在1924年就声称：“对联不过是附庸的附庸”。后来程千帆先生也说：“对联被文史学家们一致同意开除了”。对联既然已被“一致同意开除了”，当然只能充当诗、词、骈、赋的“附庸”。不幸王力已经作古，如果先生还健在，看到今天对联发展的大好局面，他一定能和程千帆先生一样（程先生也已作古），站出来为对联“平反”的。

其实，对联（包括对句）和诗、词、骈、赋的关系，也有两种理解：从消极意义理解，对联附属于诗、词、骈、赋，是这些文体的附庸；从积极意义理解，是对联（或对句）向诗、词、骈、赋进行了渗透，而且这种渗透早已超出诗、词、骈、赋的范畴。试想，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诗词是什么样子？（例如律诗中的对句）。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小说是什么样子，（例如章回小说的题目）。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戏剧是什么样子？（例如唱词中大量的对偶句）。甚至可以说，没有对联的存在，就没有中国特色的文学。

王力虽然没有论述对联的专著，但翻阅《汉语诗律学》就会发现，一本上千页的厚书，名义是讲“诗词”格律，其实讲述对仗规则的内容占据了一大半。所以将《汉语诗律学》加上《骈体文构成》，看作是王力的“对联学”专著，也是可以的。

特别突出的是，王力先生在阐述对仗规则时，既照顾传统的“同门类相对”，又将现代语法概念大量引进对联。在对仗门类中，王力划分的门类十分完备，共11类28门，其中第四类中的“文具门”、“文学门”；第九类中的“人名对”、“地名对”；第十一类中的“副词”、“连介词”等，比古人的门类，都有新发展。王力还严格为“工对”、“邻对”、“宽对”，做了准确的定义，这些论述都是超越古人的。难能可贵的是，王力最早将现代语法的“词性”概念引入对联，直接将“名词和名词相对，动词和动词相对，形容词和形容词相对，副词和副词相对”，作为对联的基本规则。由于汉字的词类常常“活用”，动词可以作名词，名词也可以作动词，特别是受到对仗规则的约束，词的“活用”现象十分普遍，王力还专门提出了在对联中词可以“变性”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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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联中引入“语法结构”的概念，王力也是历史第一人。他在《骈体文构成》中，首次提出“骈体（对仗）的基本功要求是句法结构的相互对称：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复句对复句”。接着又说：“如果进一步分析，骈偶不仅要求整体对称，而且上下联内部的句法结构也要求一致：主语对主语，谓语对谓语，宾语对宾语，补语对补语，定语对定语，状语对状语”。考虑到古人对“汉语语法”这些新名词、新概念不理解，王力还特别补充说明：“古代虽然没有这些语法术语，但事实上是这样做的”。在《汉语诗律学》中，王力还根据语法构成，深入分析了对联的各种“句式”，将对句分为“简单句”、“复杂句”和“不完全句”三类，取五言对句的“句式”作例子，一口气就列举出“九十五个大类，二百零三个小类，三百四十个大目，四百个细目”。同时强调“这些类目，当然不能包括所有一切的句式”。引用现代语法标准，如此广泛、深刻分析对联的“句式”结构，至今无人可比，王力真不愧是语言大师！
根据以上叙述，对联格律实际存在“两个版本”：一、以传统“同门类相对”为标准，可称为“古代版”；二、以现代汉语语法概念为基础的“词性一致”＋“结构相应”（词性和结构不可分割），可称为“现代版”。根据以上叙述还可以证明，王力是对联格律“现代版”的第一倡导人。有了王力的倡导，才有今天的《联律通则》，所以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贡献巨大！
需要说明的是，王力的《汉语诗律学》或《骈体文构成》，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著作，所谈的对仗规则，还处于“同门类”向“词性一致”的过渡阶段，不完善处在所难免。
例如“词性”的确定，历史上就一直争论不休。英语、俄语的词性大多可以从字形加以辨别，汉字的词性只能靠上下文去判断。所以《马氏文通》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新著国语文法》说：“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这些表述，无非说明汉字的“分类”十分困难，一个字可能既属“甲类”，又属“乙类”，还属“丙类”……但词、字总是要分类的，不能因为“无定类”或“离句无品”就不划分词类。在“词类”的划分进程中，由于受古文“词”、“字”不分的影响，1898年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就将文言文按“字类”命名，共分九类：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介字、连字、助字、叹字。1924年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正式将词类分为五个大类和九个基本类：实体词（名词、代名词），述说词（动词），区别词（形容词、副词），关系词（介词、连词），情态词（助词、叹词）。直到1956年，教育部颁布《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才将词类分为11类：名词、量词、代词、动词、形容词、数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1984年，该系统正式修订为《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增加“拟声词”一类，共12类：
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
虚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拟声词。
这是当今最权威的汉语词的分类标准。
词的分类有了，还要解决“字无定义，故无定类”的问题，这就必须借助“词性”。“词性”就是词在语法意义上（角色）的“定性”，它表示该词在语法中所属的种类。因为汉语的同一个字，既可以做“动词”，又可以做“名词”，还可以做“形容词”、“副词”等。例如“光”字，在“光天化日”中是形容词；在“发扬光大”中是动词；在“观国之光”中是名词（“光”指礼乐）；在“不能光靠你”中是副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同一个词组，也有不同的词性，例如“光大”一词，可以作动词，也可以做形容词。“光荣”一词，可以作名词，也可以做形容词。一个词到底属什么“类”？这就和“结构”有关。有人认为，《马氏文通》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已经“过时”。其实马建忠的说法，正恰当地表达了汉语词类不确定的特点，一百年前是这样，一百年后还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解决“词类”的活用？这就要使用“词性”。“词性”是词在语法中的角色，虽然还是12类，但“词类”是固定的，“词性”则随着不同的语法功能而变化。我们可以将“词类”和“词性”做了一个比喻：在三口之家的家庭成员中，一个男性有三种称谓：父亲、丈夫、儿子。这些称谓是固定的，就相当于“词类”。但一个男性成员在家庭中的角色，却随着位置不同而发生变化：同一个男人，在儿子面前是“父亲”，在父亲面前是“儿子”，在妻子面前是“丈夫”，这种变化就相当于“词性”。上海辞书出版社《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以“锁”字为例，说明“词性”的变化。在“锁门”的词组中，“锁”是动词，在“铁锁”的词组中，“锁”就是名词。“词性”随着“角色”不同呈现不同的“词类”，这就是“词性”的活用，也是“词性”和“词类”的不同，还是“词性”和“对类”（对类是固定不变的）的本质差别。用“词性”取代“对类”，符合“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黎锦熙）的汉字特征。汉语“词性”虽然多变，但已经有了明确的判别准则，这就是现代出版的各种《辞典》、《词典》，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新编古今汉语大辞典》，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中华古汉语大辞典》等，这些工具书对所有的词、字都标注了“词性”。撰写对联的人，完全可以凭借现代词典去确定“词性”，而不必为“定性”而烦恼，就像我们确定“古声”查《韵书》，确定“今声”查《新华字典》一样。
王力先生在对联“结构分析”上同样存在疏忽，因为语法结构分析存在层次的差别，而对仗结构分析则有层次的需要，笼统要求上下联“句法结构的相互对称”，会引起误解。例如广西的胡自立先生提出，对联要求“结构相同”是“一个流行的错误”（因为普遍采用）。四川的李成森先生也认为，对联要求“结构相同”是“作茧自缚”。湖南的孙则鸣（亦作孙逐明）先生则直接指出，关于“词性”和“结构”的提法，是王力在“对仗理论语法分析的失误”。这些朋友之所以反对“结构相应”，是因为他们能列举“大量的例子”，不能满足“结构相应”的要求。其实，要求上下联全句的语法结构完全相同，不仅现代熟悉汉语语法的人很难做到，古代人“不懂语法”，更难做到。问题的关键是，传统“同门类相对”的规则并没有要求这样做。
如何处理“结构相应”？本人提出“词本位”分析原则。因为语法结构分析有不同的立脚点，代表性的有：马建忠的“词本位”、黎锦熙的“句本位”、朱德熙的“词组本位”、徐通锵的“字本位”、邢福义的“小句本位”……等等。这就是说，语法分析是分层次的。汉语以“字”为基本单位，由“字”及“词”，由“词”及“组”，由“组”及“句”，由“句”及“章”，层层递进。而传统的“同门类相对”，只要求“词”、“字”结构相同即可，并没有“句”的要求。本人提出“词本位”分析法，将“句本位分析”降到“词本位分析”（“字”只分析词性）。降低一个等级进行对联的“结构分析”，一切矛盾迎刃而解。
仔细阅读王力先生的“句结构”分析时也可以发现，王力的“句式”分析，实际内容就是“词本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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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举例五言、七言各两例，予以说明。例中所有词性的英文代号，都是王力《汉语诗律学》原有的标注。
例一、fnNN-V句式：“旧国云山在；新年风景余”。（李颀《送人归沔南》）
上联说旧国的云山还存在，下联说新年的气氛尚余留！显然是一种感慨文字！“云山在”主谓结构，“在”是不及物动词。“风景余”主谓结构，“余”是不及物动词。
王力没有分析全句的“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fnN──形容词修饰名词，指“旧国”、“新年”。NN──并列名词，指“云山”、“风景”。V──动词，指“在”、“余”。
例二、C-V-NN-V句式：“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 杜甫《放船》）
上联“青惜”主谓结构，“惜”什么？惜“峰峦过”。下联“黄知” 主谓结构，“知”什么？知“橘柚来”。这种语法，不是常见的语法。“青”、“黄”是颜色，没有思想，怎么会“惜”？又怎么会“知”？这就是古人在诗词中常用的“比”、“兴”手法。“兴”即由此及彼，“青惜”实际是“人惜”，“黄知”实际是人看到“黄”而知道“橘柚”来了。
王力没有分析“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C──颜色，指“青”、“黄”。V──动词，指“惜”、“知”。NN──并列名词，指“峰峦”、“ 橘柚”。 V──动词，指“过”、“来”。



例三、fN-fN-V-fN句式：“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杜甫《至后》）
上联说“青袍白马没有意义”，下联说“金谷铜驼不是故乡”。“无”、“非”二字，作动词、副词都解释得通。
王力没有分析“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fN-fN──形容词修饰名词，指“青袍-白马”、“金谷-铜驼”。V──动词，指“有”、“非”。fN──形容词修饰名词，指“何意”、“故乡”。
例四、vn-BX-fr-V句式：“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杜甫《曲江》）
上联“蛱蝶见”，下联“蜻蜓飞”，所以都是主谓结构，其它都是附加的描写。
王力没有分析“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vn──动词作名词，指“穿花”、“点水”。BX──双音专名，指“蛱蝶”、“蜻蜓”。fr──叠字形容词，指“深深”、“款款”。V──动词，指“见”、“非”。
……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王力的“句式”分析，实际并没有涉及全句的句法，分析的只是“词”和“字”，显然，这样的分析就是“词本位”分析。
关于“句本位”和“词本位”的异同，我们还可以再举出一些存在分歧的具体例子。所有引用的例子，都有“句结构”分析的结论，其“句结构”分析的正误，本人不作评价，只用来和“词本位”分析作比较。
例一、旄尽风霜节；心悬日月光（杨维桢《题苏武牧羊图》）。
胡自立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结果：“出句是一个复句”，“对句是一个简单句”，所以不符合上下联“结构相应”的原则。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旄尽•心悬”，名词-动词，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风霜•日月”，名词-名词，并列结构对并列结构。“节•光”，名词对名词（也可以理解为形容词对形容词）。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二、“犹悲堕泪碣；尚想卧龙图”（陈子昂《岘山怀古》）。
胡自立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结果：“出句和对句串联起来组成一个复句”，所以不符合上下联“结构相应”的原则。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犹悲•尚想”，副词-动词，结构相同。“堕•卧”，动词对动词，“泪•龙”，名词对名词。“碣•图”，名词对名词。“堕泪碣•卧龙图”，也可以作三字组合，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三、“江流横万里；天柱插三峰”（桂林市南溪山刘仙岩古联）。
胡自立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结果：“出句是简单句”，“对句是倒装句”，所以不符合上下联“结构相应”的原则。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江流•天柱”，名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横•插”，动词对动词。“万里•三峰”，数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四、“异乡惊落叶，斜日过空槐”（王闓运《发祁门杂诗》）。
孙则鸣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结果：上联属“状-谓-宾”结构，下联属“主-谓-宾”结构，所以结构不合。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异乡•斜日”， 形容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惊•过”，动词对动词，“落叶•空槐”，形容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落”除了作动词，也可以作形容词，如零落、落魄。依句辨品，“落叶”就是表示零落。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五、“风骚北院花千片；月上东楼酒一樽”。（王禹偁《日长简仲咸》）
孙则鸣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的结果：“出句是一个完整的单句……对句是个复句，成分有缺省，语法结构明显不同”。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风骚•月上”，名词-动词，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北院•东楼”，方位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花•酒”，名词对名词。“千片•一樽”，数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艺海听涛

例六、“我去太匆匆，骑鹤仙人还送客；兹游良眷眷，落梅时节且登楼”（清联：《黄鹤楼》）。
孙则鸣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的结果：上联是“主-状-谓-宾”，下联是“状-状-谓-宾”，所以结构不合。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我去•兹游”，代词-动词，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太匆匆•良眷眷”，副词-形容词，结构相同。“骑鹤•落梅”，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仙人•时节”，名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还•且”，副词对副词。“送客•登楼”，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以上六例，从“句本位”的角度看，皆不符合“结构相应”的原则。但采用“词本位”分析，又都符合这条原则。不同层次的分析获得完全不同的结果，可见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王力大师开创对联格律“现代版”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随着“汉语语法”分析的深化，即使在结构分析中使用“词本位”代替“句本位”，也只是“结构相应”规则的细化，不能说明王力有“方向性错误”。至于对联要求“词性一致”，更是对仗理论的一个进步，如果否定“词性一致”，我们就要退回到“同门类相对”的时代，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即使是严厉批判王力“对仗理论语法分析失误”的孙则鸣（孙逐明）先生，在绕了一个大弯子，做了许多“否定”之后，还是回到了王力的“传统语法学”体系。因为孙先生的文章最后是这么说的：“古人对类，总是重视局部的对称，它只要求相对应的局部具有某种对称的属性，也就达到了对仗对称的目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一原则，利用现有的语法知识来重新审视对联的法度”。接着孙先生又提出：“对联任何一个局部，可以灵活地分别选用‘字类’、‘词性’、‘短语结构’来比较，只要其中之一相同，即可成对”。请注意孙先生主张的“利用现有的语法知识”（即“传统语法学”），“审视”“对联任何一个局部”，而且说“只要其中之一相同，即可成对”，这显然就是本人主张的“词本位”分析原则，同样也是王力先生“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的原则，只是把“句本位”降低到“词本位”而已，其理论体系仍然没有脱离“传统语法学”的范畴。

艺海听涛

本文的目的是从正面肯定王力先生在对仗理论上的卓越贡献，和孙则鸣（孙逐明）先生对王力的全面批判显然是对立的，但本文并不否定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疏漏。上文提到的“句式分析”，没有根据对联对仗的实际需要，笼统提出“句结构相应”的要求，就是疏忽这一。疏忽之二是没有明确“词类”和“词性”的区分，也没有阐述“词性”是“词类”的活用，让许多人误认为“词类”就是“词性”。孙先生在批判王力的“传统语法学”理论时，试图建立一套“字类对称比较语法学”和“字类结构”，并反复强调采用“字类相对”的原则。可惜“字类对称比较语法学” 和“字类结构”都只是孙先生的一种设想。特别是“字类”这个术语，除了一百年前马建忠使用过以外，今天的字典、词典等工具书，已查不到它的踪影了。“字类”连权威定义都没有，联界又如何用“字类相对”来撰写对联呢？这里不能不强调，“汉语语法”是由无数学者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探索才定型的；汉语“词类”的划分，是由教育部颁布的；汉语“词性”的确定，是由权威辞书出版社标注的，而辞书出版社的编审，都是一批专业文字专家。联界的个别学者，试图另起炉灶，创建所谓的“字类对称比较语法学”，窃以为既无可能，更无必要。因为根据学科分类，“对联学”说到底只能是“汉语语法学”和“汉语修辞学”的二级学科。“对联学”不可能超越“语法学”，也不可能超越“修辞学”。至于孙先生列举古代对句中有“副词”和“介词”相对的现象，例如杜甫对句：“往来皆茅屋；留淹为稻畦”。其中“皆”是副词，“为”是介词。对于这种情况，本人主张在“词性一致”中采用“变通”处理。因为格律规则既有原则，也允许适当“变通”，例如“平仄相对”中的“一三五不论”就是变通。“词性一致”也可以规定一些变通，如半联内“自对”后，上下联“互对”的“词性”可以放宽。同理，“虚词”（只限虚词）中的“副词”和“介词”也允许“异类相对”。对于“名词”和“代词”相对的情况，因为“代词”本身就可以“代名词”，例如孟浩然对句，“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其中的“谁”为代词，但代的是“人”，是名词，因而“谁•世”相对，并没有违背“词性一致”的原则。当然，在古典对句中不难找到一些不符合“词性一致”或“结构相应”的例子，但正如孙先生所言，“古人缺乏成熟的句法理论，根本没有能力全面考察句子词语之间的语法关系”，所以那些对仗不合例子，不能作为否定“现代版”对联格律的依据。
总之，王力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且充满独创精神，我们怀着敬重的心情，感激这位为对联理论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学者！没有先生的倡导，就没有“现代版”的对联格律，当然也就没有今天的《联律通则》。

作者: 陈树德 (74岁徐州工程学院教授 江苏省楹联研究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 )
地址: 221008 徐州市三环南路 徐州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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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德：中国楹联“申遗”第一人
http://yl.lndaily.com.cn/ljdt/200631512533.html
来源：江苏新闻网 作者：肖昌琦
中新江苏网徐州3月13日电(肖昌琦) 经过徐州老人陈树德教授多年不懈的努力，日前，文化部专家组终于认定，“楹联风俗”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名单并向社会公示。消息传来，不遗余力为我国千年国粹楹联“申遗”的发起人——72岁的陈树德教授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数千年楹联国粹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高台，这位老人的心愿终于化茧成蝶。

　　陈树德教授自幼迷上楹联，特别是退休后，他以楹联创作和研究作为最大嗜好，并把振兴楹联艺术作为晚年的夙愿。“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春联同样面临着传承与发展的问题。”陈树德说，中国有一系列的年俗都是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很多都够得上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有许多年俗被现代理念所淹没，需要加以整理和保护。春联是中国独有的春节民俗形式，其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十分独特，有外国语言和文字所无法企及的美感。而且，春联应该自己对句自己写才有意义，它需要保护和抢救，作为特殊的文化遗产延续下来，可以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陈树德认为，中国的春联与京剧、昆曲一样堪称国粹，其格律的严谨、寓意的深邃、形式的优美是外国文字所无法企及的，但是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人越来越不会做“对子”了，这是文化艺术的倒退。对于春联“申遗”，陈树德教授认为，“申遗”成功的一般都是濒危遗产，春联还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申遗”不是挽救文化的惟一良药。

　　徐州是中国楹联的故乡，作为楹联起源地的专家，将楹联文化推向世界，陈树德感到责无旁贷；而联系楹联目前的存在状况等方面的问题，为它“申遗”也已刻不容缓。于是，他昼夜不休，呼吁性文章发表在《中国楹联报》上后，在文化界产生很大反响，成为在国内首次为楹联“申遗”的倡导者。随后，他又写信给中国楹联学会，建议将楹联“申遗”列入该会工作计划。

　　2005年9月，随着我国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申报工作的开展，陈树德又直接“上书”文化部，满腔热忱地陈诉楹联“申遗”的诸多理由。他的建议不久便引起了文化部的高度重视。文化部随后向中楹会做出明确指示：“楹联应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05年10月初，陈树德教授以及国内其他两位著名楹联专家一道应邀赴京，参与楹联“申遗”的填表工作。

　　对于楹联“申遗”的创举，江苏省楹联研究会十分振奋。副会长郭殿崇告诉记者：“是陈老为我们江苏争了光！”一些专家认为，这将为如何更好地保护与发扬我国灿若星河的无形文化遗产提供很好的借鉴作用。

艺海听涛

提起。树立正气，打击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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