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法练习七绝 ·《感怀》

却上心头

92韩偓：香奁诗、长短句六首

韩偓【wo】字致尧①，京兆人，昭宗龙纪元年(公元八八九年)进士。他与韦庄都是唐代最后一群诗人。当时宦官弄权，军阀跋扈，昭宗李晔于光化三年十一月，被左右军中将刘季述逼迫退位，囚于东宫少阳院。韩偓与宰相崔胤定策诛杀刘季述。天复元年(公元九O一年)正月，昭宗复位，崔胤晋爵为司空，偓等赐号功臣。五月，擢升为翰林学士，甚得昭宗信任，屡次召对，问以机密大事。因此为宦官所忌，攻讦韩偓漏泄宫禁中语言，阻止昭宗再召见他。十月，朱全忠逼帝幸风翔，偓追至鄠县，见帝恸哭。至风翔，迁兵部侍郎，进承旨。三年正月，帝还京师。二月，因为朱全忠所恶，贬为濮州司马。临行时，昭宗秘密与偓泣别。偓说：“这个人比以前那些人更坏，我降官而死，也许是幸事，实在不忍看见他做出篡弑的罪行。”以后又贬为荣懿尉，徙邓州尉。天佑元年(公元九0四年)四月，朱全忠逼帝迁都洛阳。八月，朱全忠弑帝于椒殿。天佑六年，召偓为学士。偓不敢入朝，举家南迁，至福建，依王审知。后唐同光元年(公元九二三年)，卒于南安之龙兴寺，年八十。 　　韩偓一生的政治生活，非常复杂。他和昭宗，有君臣知遇之感。崔胤是朱全忠的人，韩偓帮助崔胤，密谋诛杀刘季述，是借朱全忠之力肃清宦官势力。但诛杀刘季述的功臣中也有宦官。这些宦官分为二派，一派是朱全忠的人，一派是李茂贞的人。刘季述的被杀，造成了新的一群宦官的势力。韩偓和昭宗屡次密谈，既为新兴的两派宦官所忌，又为朱全忠所忌，韩偓虽然想为昭宗效忠，内诛宦官，外制军阀，以保全李唐政权，但他毕竟是个手无寸铁的文人，无能为力。终于被朱全忠斥逐出去，眼看昭宗被弑，结束了唐代的历史。 　　韩偓的诗集，从《唐书·艺文志》以后，历代著录的书名、卷数都不相同。但可知他有两部诗集：一部是一般的诗集，名为《翰林集》，或称《韩翰林集》，或称《韩内翰别集》，或称《韩偓诗集》，这一集中所收都是他平日抒情、咏怀、唱和、记事的诗，诗格清丽，与韦庄的《浣花集》相似。另一部名为《香奁集》，所有著录都相同，并无异名。这部诗集中所收都是描写女色和男女偷期密约的艳情诗，风格是继承李商隐的，但创作方法没有李商隐的朦胧隐晦。这一集诗被视为唐诗中最下流的，它在后世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明清两代的****诗人，都喜欢做这种诗，可以清代王次回的《疑云集》、《疑雨集》为代表。才子隹人小说中的“有诗为证”，也都是这一派的诗，例如清末的《花月痕》，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小说《玉梨魂》和《雪鸿泪史》，都是。 　　但是，也有人以为韩偓是个正人君子，不是温飞卿那样的轻佻才子。《香奁集》中的诗，表面上看虽然赋咏的是男女私情，但骨子里却是暗写他和昭宗的君臣际遇。正如李商隐有些艳情诗是暗写他和令狐绹的关系。这样一讲，《香奁集》就成为一部有政治比兴的诗史了。清代末年，有一位满族诗人震钧写了一部《香奁集发微》，就运用这个观点给集中所有的诗作了笺释。他的依据是韩偓自己写的《香奁集序》和诗题下所注写作年月不合。韩偓在序文中说这一集诗的创作年代是“自庚辰、辛巳之际，迄己亥、庚子之间”。又说在这一期间，他“所著歌诗，不啻千首，其间以绮丽得意，亦数百首。往往在士大夫之口，或乐工配入声律。”庚辰是懿宗大中十四年(公元八六O年)，韩偓才十七岁。庚子是僖宗广明元年(公元八八0年)，韩偓三十七岁。这样说来，这一集中的诗都是他早年的作品。但是，集中有《无题》四首，小序云：“余辛酉年戏作无题十四韵……”辛酉是昭宗光化四年，也是天复元年(公元九O一年)。正是因诛刘季述有功，任翰林学士的时候。又有《袅娜》七律一首，题下注云：“丁卯年作。”丁卯是天祐四年，正是昭宗被弑，朱全忠篡位的时候。又有《深院》七绝一首，题下注云：“辛未年在南安县作。”又《闺恨》七绝一首，注云：“壬申年在南安县作。”又《闺情》七绝一首，注云：“辛未年在南安县作。”这三首显然都是晚年在福建的作品。为什么序文中说这一集诗是未登进士的早年新作，而实际并不如此?为什么还要在诗题下注明实际的创作年代?震钧说： 　　序中所书甲子，大都迷谬其词，未可尽信也。其谓庚辰，辛巳迄己丑、庚子之间者，考其时在僖宗之代，致尧方居翰林也②。而一卷《香囊》，全属旧君故国之恩，彼时安所用此?此未可信也。又所谓“大盗入关”者，似指黄巢矣，而云“迁徒不常厥居，求生草莽之中，岂复以吟咏为意”。则益可疑。考巢贼乱后，致尧始贵，并无避地之举，直至梁移唐祚。致尧始“不常厥居”，所谓“天涯逢故旧，避地遇故人”者，正此时也。然则“大盗”盖指朱温，而避地则贬濮州，贬荣懿，徙邓州。南依王审知，均是也。故《无题》诗序云：“丙寅年在福建寓止”，可徵《香奁》一集，编于晚年梁氏既禅以后，故不得不迷谬其词以求自全云尔。 　　又说： 　　今集中诗凡有年之可考者，均在贬官以后，即《翰林集》亦始于及第之年，未及第前，无一诗之在，抑又何也?以此见《香奁集序》乃故为迷谬之词，用以避文字之祸，都非正言也。 　　凡是仔细读过一遍《香奁集》的人，对于这个疑问，恐怕都会与震钧持相同的解释。现在让我们用这个观点来看几首诗： 　　懒卸头 　　侍女动妆奁，故故惊人睡。 　　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泪。 　　懒卸凤皇钗，羞入鸳鸯被。 　　时复见残灯，和烟坠金穗。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也可以说是仄韵拗体五言律诗。但《花草粹编》却把它作为《生查子》词收入了。因为音调与《生查子》词完全一样。苏东坡有一首诗，题云：《送苏伯固效韦苏州》，诗云： 　　三度别君来，此别真迟暮。 　　白尽老髭【zi】须，明日淮南去。 　　酒罢月随人，泪涩花如雾。 　　后夜送君时，梦绕湖边路。 　　这首诗既见于东坡诗集，又见于东坡词集，亦题作《生查子》。东坡诗题所谓“效韦苏州”，是指韦应物。查今本韦应物诗集中没有这样声调的诗。很可能是韩致尧之误。从这一个例子可知唐代末年，诗的句法音律已在变革，也是从诗发展为词的一个迹象。 　　震钧在《懒卸头》这首诗后，加了一个笺释云：“一腔热血，寂寞无聊，惟以眼泪洗面而已。”我以为这样笺释，还没有能透发出政治比兴的意义，它仍然是在为艳情诗作解释。韩偓另外有一首诗，癸酉年在南安县作的《闺情》，也用“懒卸头”，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 　　轻风的砾动帘钩，宿酒初醒懒卸头。 　　但觉夜深花有露，不知人静月当楼。 　　何郎烛暗谁能咏，韩掾香焦亦任偷。 　　敲折玉钗歌转咽，一声声入两眉愁。 　　我以为这两首诗是同时所作，表现的也是同一类型的情绪。既然是在南安时所作，可知作者当时的情绪是正在考虑要不要到福州去依附王审知。“懒卸头”即不想改妆，二诗中都表达了这个意志。“懒卸凤皇钗，羞入鸳鸯被”这一联的喻意最为明白。“宿酒初醒”是指在长安时的政治生活，犹如酒醉一场。“时复见残灯”一联，分明是说唐代的灭亡。此外一些诗句，都是借妇女的闺情来表现自己的政治悲愤。因此，震钧把《香奁集》比之为屈原的《离骚》。他说：“《香奁》之所以同于《离骚》，以其同是爱君也。所以异于《离骚》，《离骚》以美人比君，《香奁》以美人自比。如第一首《幽窗》，纯描怨女之态，而实以写羁臣也。大抵致尧素性修洁，不肯同流合污，故以静女自方。”这意见也说得很好，不过集中诗并不全是以静女自比： 　　荐福寺讲筵偶见又别 　　见时浓日午，别处暮钟残。 　　景色疑春尽，襟怀似酒阑。 　　两情含眷恋，一向改辛酸。 　　夜静长廊下，难寻屐凿看。 　　这首诗是记述在荐福寺听讲佛经的席上偶然见到那个人，一见之后，随即分别，因此作这首诗来抒写惆伥的情怀。问题是：“偶见”的那个人是谁?如果是一个互相爱恋而不得在一起的女人，这首诗就是单纯的艳情诗。但震钧说：“此首在朝日作。唐代重行香，此是因行香晤及宰相，碍于朱全忠，不得尽言也。”他以为这是在节日到佛寺里去烧香的时候，偶然见到宰相，因为碍于朱全忠，不敢多谈，匆匆分别。这样的“以意逆志”，当然也讲得通。尾联可以解释为见面后夜晚回忆，一切已成过去，连脚迹印都不可见了韩掾香焦亦任偷。这样讲，那么这首诗又具有政治比兴的意义了。 　　可能有人会怀疑，用这样的方法来讲诗，一切****诗、香艳诗岂非都可以讲作有比兴意义的吗?是的，我说，应当有这个疑问。不过，如果你多读古诗，你就能发现，有些诗是作者确无比兴寄托，而读者可以用比兴寄托来讲解，并且以比兴寄托的意义来引用这首诗。另一种诗是作者确有寓意，但文字表面不很看得出来，读者也不容易体会作者的寓意，这就失之交臂了。《香奁集》中的诗，如果说是有比兴意义，也只是以政治情绪比作恋爱情绪，或者如震钧所说，以“闺情”为“离骚”。这种比兴，很难将一诗一句，实指其为某人某事。震钧的“发微”，止是根据诗中所表现的情绪，揣摩韩偓政治生活中某一时期所可能有的情绪。这样的笺释，可信的成分不大。我不同意震钧的笺释，但同意他对《香奁集》的评价，它不是简单的艳情诗，作者是有所寄托的。序文所述与诗集中的自注显有矛盾，这是作者有意暗示读者的破绽。这是第一个论证。另一个论证是韩偓的另一首诗，题目是《思录旧诗于卷上，凄然有感，因成一章》： 　　缉缀小诗钞卷里，寻思闲事到心头。 　　自吟自泪无人会，肠断蓬山第一流。 　　这首诗也是给读者的暗示，如果作者自知这些诗是为男女爱情而作，为什么还要恐怕无人懂得呢?末句“肠断蓬山第一流”，又是一句双关典故，既可以释为指天仙美女，又可以指翰林学士。所以震钧在此诗后笺云： 　　此则忍俊不禁处。一生心事，和盘托出。盖《香奁集》画龙点睛处也。其云：“自吟自泪无人会”，盖早知后人必以《香奁集》为郑卫之音矣。 　　这一段话，确是“发微”了。可是从元人《瀛奎律髓》以来，评论韩偓诗者，都没有注意这一序一诗。胡震亨说：“韩致尧冶游情篇，艳夺温、李，自是少年时笔。《翰林》及南窜后，顿趋浅率矣。”(《唐音癸签》)沈德潜说：“偓早岁喜为香奁诗，后一归节义，得风雅之正焉。”(《唐诗别裁》)此二家都以为《香奁集》诗是韩偓早年作品，好象都没有看见诗题下作者自注写作年代。方虚谷说：“香奁之作，词工格卑，岂非世事已不可救，姑流连荒亡，以抒其忧乎?”(《瀛奎律髓》)他知道这些诗不是早年作品，也知道是“抒忧”之作，但他不能认识这是诗人寓意之作，而以为是诗人自写其消极的醇酒妇人生活。这三家都不免使韩偓慨叹“无人会”了。 　　胡震亨《唐音癸签》中有一节说： 　　宋元编录唐人总集，始于古律二体中备析五、七等言为次。于是流委秩然，可得具论：一曰四言古诗，一曰五言古诗，一曰七言古诗，一曰长短句，一曰五言律诗，一曰五言排律。一曰七言律诗，一曰七言排律，一曰五言绝句，一曰七言绝句。 　　这是胡震亨记录他所见宋元人编辑的唐人诗集的分类目录，查唐代诗人自己或后辈所编诗集如韩愈、白居易、元稹等集，现在所见都是唐编旧本，止分古诗、律诗两类。《香奁集》是韩偓自己编定的，其分类方法已经和胡震亨所说的一样。但排律这个名词，晚唐时还没有产生，看来今本《香奁集》和《翰林集》都经宋元人重新编定，不是韩偓自编的原样。 　　分类《香奁集》中果然有“长短句”一类，值得我们注意。长短句是五言、七言混合体的歌诗，有时还加一、二个三言句。这种诗体，盛唐时已有，李白称为“三五七言”。中、晚唐时，乐府、歌行、曲子词，都用杂言，于是产生了“长短句”这个名词，以概括当时一种新的诗体。但到了北宋，长短句这个名词的概念已与诗分离，而属于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这种文学形式，在五代时称为曲子词，到了南宋，才定名为词。 　　《香奁集》的分类，如果不是韩偓自己分的，至少也该是北宋初期人分的。在七言古诗之后，五言律诗之前，有“长短句”诗六首：《三忆》(三首)，《玉合》、《金陵》、《厌花落》各一首。揣测编者之意，似乎以为这是五、七言古诗的变体。《三忆》三首，完全是拟作沈约的《六忆》诗，本该属于乐府诗。《玉合》等三首的声律就有些不古不今，非诗非词。 　　玉合 　　罗囊绣，两凤皇；玉合雕，双鸂【xi】鶒【chi】。 　　中有兰膏渍红豆，每回拈着长思忆。 　　长思忆，经几春；人怅望，香氤氲。 　　开缄不见新书迹，带粉犹残旧指痕。 　　金陵 　　风雨潇潇，石头城下木兰桡。 　　烟月迢迢，金陵渡口去来潮。 　　自古风流皆暗销， 　　才鬼妖魂谁与招； 　　彩笺丽句徒已矣， 　　罗袜金莲何寂寥。 　　读这两首诗，再和温庭筠的《菩萨蛮》对比，你就可以明白，长短句是晚唐的诗体，它倾向于作为曲词。曲子词是按现成的曲调配合的诗，它的声律逐渐与诗分化了。《玉合》或《金陵》如果是一个曲调名，有现成的曲谱，那么它们也是曲子词了。区别仅仅在此，因此，王国维辑录韩偓的词，把这两首和《生查子》、《三忆》都收了进去。 　　一九八五年五月七日 　　① 　　韩僻的字，《唐书》本传云字致光。计有功《唐诗纪事》云：字致尧。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字致元。《四库总目提要》以为当作致尧，光与元皆形近而误。然吴融有《和韩致光侍郎无题三首十四韵》，吴融与韩偓同时同官，似不应有误。 　　②按庚辰至庚子，皆在龙纪元年进士及第之前，时韩偓尚未入仕，震氏云偓“方居翰林”，误。

却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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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韦庄：秦妇吟

韦庄，字端己，长安杜陵人。少年时，孤贫力学，才敏过人。乾宁元年(公元八九四年)进士及第，释褐，授校书郎。李询为两川宣谕和协使，辟庄为判官。后受王建辟，掌书记。未几，朝廷徵为起居郎，王建上表留之。及王建自立为蜀王，庄为其心腹，首预其谋。凡郊庙之礼，册书赦令，皆出庄手。以功臣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韦庄应举入京，正值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僖宗李儇【xuan】幸成都，庄困居长安。及黄巢兵败，长安解围，庄始得脱身东行，流离迁徙于汴洛、吴越、湖湘之间，作诗清丽飘逸，都是一些怀旧伤时的作品。及至成都，寻得杜甫所居浣花溪故址，虽芜没已久，而柱砥犹存，遂重作草堂居之。殁后，其弟蔼编集其诗六卷，为《浣花集》。 　　韦庄为唐末五代诗人，与韩偓同为唐诗的殿军。他曾于光化三年(公元九OO年)，选杜甫以下一百五十人之诗三百首，分为三卷，以继姚合所编《极玄集》，故名之曰《又玄集》。 　　韦庄非但是唐末诗人一大家，也是著名的词人。他的词，在文学史上与温庭筠齐名，合称“温韦”。《花间集》第一卷即收温、韦两家词，对北宋初的欧阳修、晏殊父子都有影响。 　　韦庄在东游时曾作长诗一首，名曰《秦妇吟》，描写他亲身经历的兵乱情状。其中描写了黄巢起义军占领下的长安，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样的诗句。这首诗当时流传出去之后，引起了公卿贵族的愤怒。韦庄自己也很后悔，向各处去回收抄本。但这首诗已广泛流传，许多人家的屏风、幛子上都有写这首诗的。直到他临终时，遗嘱上还写着不许家里挂《秦妇吟》幛子。后来韦蔼给他编定诗集，也没有把这首诗编进去。因此，从宋代以来，虽然这件事记录在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中，但谁也没有见过《秦妇吟》。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OO年)，甘肃省敦煌县东南鸣沙山的石室中发现了许多古代写本书籍及文件，为英国人史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取去了一大半。经过整理，发现了几个《秦妇吟》写本，最早的是唐天复五年(即哀帝天祜二年，公元九O五年)张龟的写本。这时韦庄还在世。其次是贞明五年(公元九一九年)安友盛写本，在韦庄死后不久。可知当时《秦妇吟》已流传到辽远的西域边疆，无法回收了。这些写本，由伯希和整理写定全诗，寄回中国，于是我们才能见到这首失传了一千年的叙事长诗。 　　韦庄是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对黄巢的农民起义，当然持反对态度。他在这首一千三百六十九字的叙事诗中，描写了黄巢占领长安时，由于部队纪律不严，人民遭受掳掠和奸淫的情况①；但同时也谴责了关外许多节度使的拥兵自保，不肯出兵勤王。从全诗的倾向性看来，韦庄是两边都否定的。但主要的一面，还是在谴斥黄巢起义军，所以他称之为“贼”。 　　①黄巢军队在攻入长安以前。纪律是很好的。《旧唐书·僖宗纪》说：“自淮以北，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惟驱丁壮为兵耳。” 　　解放以来，《秦妇吟》被目为反动诗，从来没有人选读。如果把抗日战争以后十多年的动乱时期一起算进去，这首诗又已失传了五十年，今天要找一个印本也不容易了。长篇叙事诗，在中国诗坛上历来就不多，《孔雀东南飞》以后，名篇屈指可数。作为唐代篇幅最长的叙事诗，《秦妇吟》应当有它的文学史地位。再说，《秦妇吟》的思想性虽然属于反动的一类，但这是作者阶级意识的客观反映。作者的态度只是反映现实，而没有意识到诅咒农民起义的革命行动。中国历史上有好几次农民革命行动，多数是由于军纪不好，在打倒封建统治阶级以前，先骚扰了人民，非但没有取得人民的拥护，反而使人民成为他们的敌人。黄巢起义的革命意义，我们应当予以肯定，但也不必连带地肯定他的部队对人民的骚扰和迫害。如果从以上几个角度来评价，我以为《秦妇吟》还不应当受到“******分子”的处分。为了免得它再度失传一千年，所以我把《秦妇吟》作为韦庄的代表作来讲解。同时，也把它作为我选讲的最后一首唐诗。从个人的成败来看，黄巢是个失败的农民革命领袖，如果从他所领导的革命的效果来看，这一场革命毕竟加速了李唐政权的崩溃。从这一意义来认识《秦妇吟》，它是反映唐代政治现实的最后一首史诗。正如杜甫的《北征》是盛唐最后一首史诗。 　　秦妇吟 　　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阳城外花如雪。 　　东西南北路人绝，绿杨悄悄香尘灭。 　　路旁忽见如花人，独向绿杨阴下歇。 　　风侧鸾欹鬓脚斜，红攒翠敛眉心折。 　　借问女郎何处来，含嚬欲语声先咽。 　　回头敛袂谢行人：“丧乱漂沦何堪说。 　　三年陷贼留秦地，依稀记得秦中事。 　　君能为妾解征鞍，妾亦与君停玉趾。” 　　这是全诗第一段，八韵十六句。起二韵写这首诗中所叙事的时和地。时是中和癸卯春，唐僖宗中和三年(公元八八三年)。地是在洛阳城外。虽然花依然盛开，但四方路上都没有行人，故此也没有尘土扬起。下二韵是写人。忽然看见杨树下有一个女人在歇脚。她头髮蓬鬆，鬓脚不整，皱紧眉头，好象很悲哀的样子。再下四韵八句是问答。诗人问姑娘从何处来。女郎在未回答之前，声音先就抽咽了。后来回头对行人(发问的诗人)说：“我是因为兵乱流落到这里来的。在长安城里沦陷了三年，至今还记得那边的情况。如果你愿意为我解鞍下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我也可以为你停留一会儿(讲讲我的经历)。 　　黄巢于广明元年(公元八八0年)十二月攻入长安，自称齐帝。唐僖宗仓皇逃难，奔入成都。中和三年三月，李克用击败黄巢兵，收复长安。这首诗开始就说明“中和癸卯春三月”，可知诗中叙述的女郎是在长安被困三年，直到黄巢败逃后才脱身东行，漂泊到洛阳来的。这就是韦庄本人的遭遇，他正是在长安沦陷三年，而于癸卯三月离长安到洛阳的。因此，这首诗用女郎自述的口气，这个女郎就代表了韦庄本人。 　　前年庚子腊月五，正闭金笼教鹦鹉。 　　斜开鸾镜懒梳头，闲凭雕栏慵不语。 　　忽看门外起红尘，已中街中擂金鼓。 　　居人走出半仓皇，朝士归来尚疑误。 　　是时西面官军入，拟向潼关为警急。 　　皆言博野自相持，尽道贼军来未及。 　　须臾主父乘奔至，下马入门痴似醉。 　　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 　　这是第二段，八韵十六句。叙述广明元年十二月五日黄巢部队攻入长安的情况。从这一段起，都是女郎的自述。诗意仍以二韵四句为一个小段落。诗人把这个女郎安排为一位长安贵人家里的侍女，那天早上，她打开了镜盒，还懒得梳头。独自靠着栏干，正在教鹦鹉说话，忽然看见门外尘土飞扬，接着又看见街上有人在打鼓。居民们都慌慌张张地走出门来，上朝办公的官员都赶回家来，还怀疑他们所听到的消息不确。这时西边有官军开拔进城，打算调到潼关去担任警备。同时有消息传来：博野军(京都禁卫部队)已顶住了敌人，敌人一时不会打进城。谁知道我家主人骑马赶回来，人都如痴如醉了。他说：看见皇帝已逃难出城，敌人的白旗已经遍地都是，冲进城来了。 　　扶羸携幼竞相呼，上屋缘墙不知次。 　　南邻走入北邻藏，东邻走向西邻避。 　　北邻诸妇咸相凑①，户外崩腾如走兽。 　　轰轰崑崑乾坤动，万马雷声从地涌。 　　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烔。 　　日轮两下寒光白，上帝无言空脉脉。 　　阴云晕气若重围，宦者流星如血色。 　　紫气渐随帝座移，妖光暗射台星拆。 　　①相凑：相聚集。 　　以上是第三段，八韵十六句，写黄巢部队入长安城的情况。前八句写长安城中慌乱的景象，人民都互相呼唤着东躲西藏。屋子里是一片混乱，门外是兵马驰突。后八句写皇城里起火，夜晚的天象也显示着灾难。长安皇城中南北七条街，东西五条街，都是政府公署仓库所在之处。宦者星共有四个，在皇位左右，这里用以比喻拥护皇帝逃难的内官。皇帝所在之处，天上有一股紫气，皇帝改换居住的地方，紫气也跟着迁移。台星是三台星，共有六个，是三公的天象。现在台星也被敌人的妖光所拆散了。这是用以比喻朝廷官员都逃散了。 　　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 　　舞妓歌姬尽暗捐①，婴儿稚女皆生弃。 　　东邻有女眉新画，倾国倾城不知价。 　　长戈拥得上戎车，回首香闺泪盈把②。 　　旋抽金线学缝旗，才上雕鞍教走马。 　　有时马上见良人，不敢回眸空泪下。 　　西邻有女真仙子，一寸横波剪秋水。 　　妆成只对镜中看，年幼不知门外事。 　　一夫跳跃上金阶，斜袒半肩欲相耻③。 　　牵衣不肯出朱门，红粉香脂刀下死。 　　南邻有女不记姓，昨日良媒新纳聘。 　　琉璃阶上不闻行，翡翠簾间空见影。 　　忽看庭际刀刃鸣，身首支离在俄顷。 　　仰天掩面哭一声，女弟女兄同入井。 　　北邻少妇行相促，旋解云鬟拭眉绿④。 　　已闻击托坏高门⑤，不觉攀缘上重屋。 　　须臾四面火光来，欲下迴梯梯又催。 　　烟中大叫犹求救，梁上悬尸已作灰。 　　妾身幸得全刀锯⑥，不敢踟躇久回顾。 　　旋梳蝉鬓逐军行，强展蛾眉出门去。 　　旧里从兹不得归，六亲自此无寻处。 　　①暗捐：俏俏地抛弃。 　　②盈把：把，即握。盈把，即满手。 　　③相耻：耻即辱，加以侮辱。 　　④眉绿：画眉毛的青黛色。 　　⑤击托：即敲打。托，同拓，有打击之义。 　　⑥全刀锯：从刀锯之下保全了生命。 　　以上是第四段，二十一韵，四十二句。写妇女所受的兵灾战祸。先用四句作概括：家家流血，处处冤声，伎女小孩，都被抛弃。其次写四邻妇女受难殒命的情况。东邻美女是被掳掠去的，西邻、南邻少女是被杀死的。北邻少妇是被火烧死的。每人用四韵八句来叙述。最后三韵六句是女郎自述：她幸而没有被杀，但被军人胁迫，不敢不答应，止好梳理头髮勉强展眉，装出笑容，跟着他走。从此之后，归不得家门，四亲六眷也都断绝来往。 　　一从陷贼经三载，终日惊忧心胆碎。 　　夜卧千重剑戟围，朝餐一味人肝脍。 　　鸳帏纵入岂成欢，宝货虽多非所爱。 　　蓬头垢面眉犹赤①，几转横波看不得。 　　衣裳颠倒语言异，面上夸功雕作字。 　　柏台多半是狐精②，兰省诸郎皆鬼魅③。 　　还将短髮戴华簪，不脱朝衣缠绣被。 　　翻持象笏④作三公⑤，倒佩金鱼⑥为两史⑦。 　　朝闻奏对入朝堂，暮见喧呼来酒市。 　　①眉犹赤：西汉末，樊崇起兵反王莽，兵皆画眉作红色，当对称“赤眉贼”。 　　②柏台：御史台，御史大夫的公署。 　　③兰省：秘书省，又称兰台、兰省。有校书郎等郎官。 　　④象笏：象牙做的朝版。 　　⑤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 　　⑥金鱼：三品以上官员佩带金鱼。 　　⑦两史：柏台、兰省，合称两史。谓御史大夫与御史中丞。 　　以上是第五段，九韵十八句。女郎被迫嫁给黄巢部下的军人之后所看到的新贵人的种种情况。开始六句是叙述自己的生活。自从落在黄巢军人手中，已有三年，整天都是又惊又忧，夜晚睡在戒备森严的武器包围里，每天吃的止有一味被杀的人的心肝。虽然与那军人同睡，那里有什么欢爱。金银宝物虽然抢来了不少，可不是我所爱的。因为那个军人蓬头垢面，一副“赤眉贼”的样子，几次三番的看，总是看他不顺眼。从此以下五韵十句，描写黄巢新朝廷中的文官。这批人衣裳都穿不整齐，说话多是外地口音，立过功勋的人，脸上都刺字雕花。柏台、兰省里的官员，尽是一些狐精、鬼魅。头髮没有留长，已戴上了簪子，晚上睡觉，连朝衣都不脱下，就裹在绣花被子里了。作三公的人，连朝笏都不会捧，常常是翻转捧的；作两史的人，连金鱼都颠倒挂的。这些人，早晨去上朝奏事，下午傍晚都哄到酒店里去酗酒。 　　一朝五鼓人惊起，叫啸喧争如窃议。 　　夜来探马入皇城，昨日官军收赤水。 　　赤水去城一百里，朝若来兮暮应至。 　　凶徒马上暗吞声，女伴闺中潜色喜。 　　皆言冤愤此时销，必谓妖徒今日死。 　　逡巡走马传声急，又道官军全阵入。 　　大彭小彭①相顾忧，二郎四郎②抱鞍泣。 　　泛泛数日无消息，必谓军前已衔璧③。 　　簸旗掉剑却来归，又道官军悉败绩。 　　①大彭：时溥，小彭：秦彦。二人都是彭城(今徐州)人。 　　②二郎、四郎：二郎即黄巢。团为他排行第二。四郎是他的弟弟黄揆【kui】。 　　③衔璧：帝王兵败投降，向胜利者衔壁请罪。军，指官军。 　　以上是第六段，九韵十八句。写长安城中人民所知的唐军与黄巢军战争情况。有一天，黎明时，城里人民都惊醒起身，大家在叫喊，或窃窃私议。据说昨夜有骑马的探子进入皇城，报告官军已收复了赤水镇。赤水镇在长安城西渭南县东，离长安止有一百多里。官军如果早晨出发，晚上应当可以到达长安。听了这个消息，骑马的凶徒们都丧气吞声，被他们霸占的女伴们都在屋子里偷偷地高兴。大家以为这些妖徒今天必死无疑，各人的冤愤可以销气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人骑马奔来传报消息。说大队官军已经进城。这时，黄巢部下的将军大彭小彭都在担忧，黄巢和他的兄弟也上马哭泣了。可是，转眼过了几天，毫无消息。大家以为黄巢已向官军投降。谁知道他们又挥旗舞剑，高兴地回来，还说官军已吃了个大败仗。这一段叙述的历史事实是中和二年二月泾原大将唐弘夫大败黄巢部将林言于兴平，同时王处存率兵二万人攻入京城，受到百姓的欢迎。黄巢率领部下逃去。岂知王处存军队纪律更坏，军士入城后，大肆奸淫抢劫。黄巢军从灞上分几路反攻。王处存军队苍皇溃乱，迅即败退。黄巢收复长安，恼怒百姓欢迎王处存，把所有的青年壮丁都杀死，街坊上流血成渠。 　　四面从兹多厄束，一斗黄金一斗粟。 　　尚让①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kui】人肉。 　　东南断绝无粮道，沟壑渐平人渐少。 　　六军②门外倚僵尸，七架③营中填饿殍【piao】。 　　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 　　采樵砍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 　　华轩绣縠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 　　内库④烧为锦绣灰，天街⑤踏尽公卿骨。 　　①尚让：是黄巢的宰相。 　　②六军：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策军，称为六军，都是保卫京师的禁军。 　　③七架：未详。《长安志》有七架亭，在禁苑中，去宫城十三里。恐怕不是此诗所云七架营。陈寅恪以为“架”字乃“萃”字之误。引《穆天子传》中“七萃之士”以解释此诗。亦恐非是，因此诗中名物词语皆不用古典，且所有的写本都没有作“萃”字的。 　　④内库：内藏库，唐太宗在禁城内置库，后世皇帝以为私有库藏。 　　⑤天街：禁城内的街道。 　　以上是第七段，十韵二十句。写官军败退，黄巢收复长安后的情况。官军虽然退出长安，但仍把长安四面包围着，阻止了黄巢的粮食运输。城中米价飞涨，食物供应困难。尚让家的厨房里止有树皮可吃，黄巢的餐桌上供应的惟有割下来的人肉。人民一批一批地饿死，埋葬在沟壑里，所以坟多而人少了。禁卫军的营门外靠着饿死僵尸，营里也满是死人。整个长安都城，冷冷清清的一无所有，八街九市，过去的繁华的地方，现在已长出了麦苗。杏园中的花木，已被人砍伐去做柴火；御沟两旁的杨柳，也因为军人修寨子而被砍伐光了。一切华美的屋宇、锦绣、丝縠【hu】，都已销散；朱门甲第的富贵大家已破败了一大半。皇宫里的含元殿、花萼楼，已是荆棘丛生，让狐狸野兔去游行了。总而言之，往昔的繁盛都已消失；满眼所见，已不见旧有的人物。皇宫贮藏珍宝锦绣的内库，已烧成一大堆灰烬；在天街上行走，脚下踏到的都是公卿贵族的骸骨。 　　来时晓出城东陌，城外风烟如塞色。 　　路旁时见游奕军，坡下寂无迎送客。 　　霸陵东望人烟绝，树锁骊山金翠灭。 　　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墙匡月。 　　以上是第八段，四韵八句。从此以下，写女郎走出长安后一路所见所闻。这四韵一段是个序引。她说：那天早晨走出东门，城外的风景宛如边塞上一般。一路上常常看见有军人在巡逻；山坡下也不象太平时候那样有接送客人的热闹。东望霸陵，不见人烟。骊山上虽然还有茂盛的树木，但金碧辉煌的台殿楼阁，已经不见了。过去的车马大道，已成为荆棘丛林；路上没有宿店，旅行人到了夜晚，只好露天睡在断墙脚下。 　　明朝晓至三峰路①，百万人家无一户。 　　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 　　路旁试问金天神②，金天无语愁于人。 　　庙前古柏有残孽，殿上金炉生暗尘。 　　一从狂寇陷中国，天地晦冥风雨黑。 　　案前神水咒不成，壁上阴兵驱不得。 　　间日徒歆奠享恩，危时不助神通力。 　　我今愧恧【nv】拙为神，且向山中深避匿。 　　寰中③箫管不曾闻，筵上牺牲无处觅。 　　旋教魔鬼傍乡村，诛剥生灵过朝夕。 　　妾闻此语愁更愁，天遣时灾非自由。 　　神在山中犹避难，何须责望东诸侯。 　　①三峰路：三峰，即华山。三峰路，即去华山的大路。 　　②金天神：华山之神。 　　③寰中：此寰字不可解，英人嘉尔斯引《正字通》解作“宫周垣也”，即殿庭的围墙。然则“寰中”就是“庙内”。 　　以上是第九段，十二韵，二十四句。写女郎在第二天继续东行至华阴县的情况。她一路行去，止见人烟寥落，田园破败，竹树失去主人，都被摧残得不成样子。走过华山神庙，就进去问问山神。山神说，我比你还忧愁得凶，简直无话可说。庙前古柏树都被砍光，仅馀残蘖【nie】；殿上的铜香炉也已黯然失色，积满灰尘。自从黄巢起兵造反以来，天昏地暗，风雨乌黑。香案上的神水也失去法力，诅咒不灵了；壁画上的阴兵阴将，也不会显神通了。平时受人民的祭祀供奉，现在危难的时候，却没有神通的能力帮助人民。我做神实在不行，心里非常惭愧；止好躲避在深山里。现在我的庙里已没有箫管之声，也没有人来献三牲给我吃。我没有办法，止好派魔鬼到村子里去，害死几个男女过日子。女郎听了山神的话，愈加忧愁，原来这是天降灾难，神与人都无办法。神还要到深山中去避难，那就不必责怪东方的许多掌兵的将军了。 　　这一段是诗人借金天神的话来讽刺潼关以东那些节度使的。他们拥兵自保，对黄巢军没有办法，但却纵容部下，虐害百姓。正如金天神的失去神通，靠手下的小鬼去祸害老百姓一样。东诸侯，主要是淮南节度使高骈。由于他的失策，黄巢军队才能渡淮而北，长驱直入东、西京。 　　前年又出杨震关，举头云际见荆山。 　　如从地府到人间，顿觉时清天地闲。 　　陕州主帅忠且贞，不动干戈惟守城。 　　蒲津主帅能戢【ji】兵，千里晏然无戈声。 　　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惟独行。 　　以上是第十段，止有五韵十句。从此以后，写女郎出潼关以后情况，这一小段是过渡性质的交代。杨震关即潼关。杨震是东汉时一位大学者，华阴县人，被称为“关西孔子”。女郎一出潼关，就望见荆山，进入虢州地界。顿时觉天地清闲，一片太平景象，如同从地狱里来到人间。陕州主帅指虢陕观察使王重盈，蒲津主帅指河中节度使留后王重荣。兄弟二人，当黄巢军队攻破潼关时，都止是上一个奏表，报告军情，自己却并不出兵迎击，关起城门自保。诗人借女郎的话，说他们“忠且贞”、“能戢兵”。一个是“不动干戈能守城”，一个是“千里晏然无戈声”，都是讽刺话。但在女郎的心目中，这里是太平世界。清早，身上带着珍宝，夜晚，头上插着金钗，孤身行走，都没有强徒来抢劫。 　　此段第一句“前年”二字恐怕有误。从上下文看来，似乎应当是“前天”的意思。但各个抄本都作“前年”，不便妄改，姑且照抄。 　　明朝又过新安东，路上乞浆逢一翁。 　　苍苍面带苔藓色，隐隐身藏蓬荻中。 　　问翁本是何乡曲，底事①寒天霜露宿。 　　老翁暂起欲陈词，却坐②支颐仰天哭。 　　乡园本贯东畿【ji】县③，岁岁耕桑临近甸。 　　岁种良田二百廛【chan】，年输户税三千万。 　　小姑惯织褐絁【shi】袍，中妇能炊红黍饭。 　　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 　　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 　　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下高风吹白虎。 　　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顷囊如卷土。 　　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垂年④一身苦。 　　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 　　朝饥山草寻篷子，夜宿霜中卧获花。 　　①底事：何事，为什么，疑问语。 　　②却坐：退坐。 　　③东畿：畿是京都四周的地区。怀、郑、汝、陕四州为东畿，设东畿观察使。 　　④垂年：各个写本均同，但不可解，大约是垂老之意。 　　以上是第十一段，十四韵，二十八句。写女郎在新安县东遇到一个老翁。老翁自述其所受灾难，官军对人民的抢劫搜括比黄巢更凶。女郎说：在新安东郊，因为找茶水喝，遇到一个老人家，脸色青苍，躲藏在芦花堆里。她问老人家是哪里人?为什么在这么大冷天露宿在芦花堆里?老人想回话，又坐下来两手扶头，仰天大哭。后来他说：我是本地人，家有良田二百麈，每年要缴税三千万。家里小姑娘会织绸子做袍褂，中年妇女能做红黍饭。家中有粮仓千间，储粮一万箱。黄巢军队过后，还剩一半。自从官军开到洛阳，日日夜夜有巡逻兵到村坞里来骚扰。他们拔出了剑，挥舞着白虎旗，象一阵旋风似地下马冲进门来，把我家里抢得一扫精光。家里既已一无所有，止好骨肉分散，各自去谋生路。我现在是一个孤苦老头，可是山里还有几千万家难民，在吃草根，露天睡在芦花堆里。 　　这一段诗中所有数字，都是夸大了的，不可认真。“年输户税三千万”，罗振玉校本改为“三十万”。周云青注本依罗改本，亦作“三十万”。他还引用《通典》，唐代上户丁税，每年缴十文。三千万就该有三百万户，这个数字似乎过多。于是改为“三十万”，就止有三万户，差不多了。其实唐代户口税制度，先根据贫富差别来定每个丁男的人头税。上户是富户。每年缴税十文，是一个上户丁男应缴的税额。如果家有三丁，每年就得缴税三十文。再说，东畿一县，也不会有三万户之多。三千万果然过多，三十万也还是夸大的。老人家有“良田二百廛。一廛是一百亩，二百廛就该有二万亩。如果这个老人是拥有二万亩地的大地主，他决不会流落到骨肉分散，自己睡在芦花被里。还有，躲在山里的难民也不会有千万户。 　　读唐诗，对于这种用数字的描写方法，千万不宜用数学观念去和诗人算账。李白的“白髮三千丈”，就使改为三尺，也还嫌长。罗振玉是个通人，也能作诗，应该懂得唐代诗人的习惯，可是他居然不顾校勘学的严谨原则，自作主张，把“三千万”改为毫无根据的“三十万”。按照诗的声律，这个字必须用平声字，作者韦庄懂得声律，所以他用“三千万”。如果这个地方该用仄声字，他肯定会用“三十万”。罗振玉这样一改，周云青还在注文中认为“似是”，这就非但暴露出他们都不懂声律，而且还侮辱了作者韦庄，使他表现为连平仄和谐都不懂的诗人了。 　　不但是数字的夸张，就是人名地名，唐代诗人也都是作为修辞方法使用的。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是极有气魄的名句，可是有人偏要用地理观念来妄改。有的说：黄河怎么会上到白云里去?只有黄沙，堆得高，才能“远上白云间”。有的说：黄河离凉州城有一千多里，作《凉州词》就不该用“黄河”。其实，能读诗的人，知道诗人是在写塞外风光，他把几个特征结合在一起：浩罕的黄河、孤城、高山、羌笛、没有春意。诗人并不专咏凉州，而富于地理观念的读者就感到不对头了。如果碰到一个富于数学观念的读者，他一定会把“万仞山”也改一改。因为一仞是八尺，万仞就有八万尺，凉州城外那有八万尺的高山? 　　妾闻此老伤心语，竟日阑干①泪如雨。 　　出门惟见乱枭鸣，更欲东奔何处所。 　　仍闻汴路②舟车绝，又道彭门③自相杀。 　　野色徒销战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 　　适闻有客金陵至，见说④江南风景异。 　　自从大寇犯中原，戎马不曾生四鄙⑤。 　　诛锄窃盗若神功，惠爱生灵如赤子。 　　城濠固护教金汤⑥，赋税如云送军垒。 　　奈何四海尽滔滔，湛然一境平如砥。 　　避难徒为阙下人，怀安却羡江南鬼。 　　愿君举棹东复东，咏此长歌献相公。 　　①阑干：纵横。 　　②汴路：到开封去的路。 　　③彭门：即彭城(徐州)。 　　④见说：“见”字作“被”字解。见说，即被告知。 　　⑤四鄙：四郊。 　　⑥金汤：金城汤池。比喻坚固的城池。金城，犹言铜墙铁壁。汤池，沸水的城濠。教字不可解，疑有误。 　　以上是第十二段，十一韵，二十二句。这是全诗的结束，诗人仍借女郎的话，说明了此诗的创作动机。女郎听了老人的伤心话，整天哭泣，泪落如雨。出门惟见枭鸣，不见人迹。想再往东走，不知到何处是好。听说去开封的路断了；又听说彭城在内乱。郊野、河边，全是死尸。恰好有人从金陵(南京)来，说江南的风景大不相同。自从黄巢军队进犯中原以后，江南倒很太平，四郊没有战事。那边的主帅象有神力似的镇压盗贼，惠爱百姓如同子女一样。那边城池坚固，攻打不下；各处缴纳到军营中来的赋税多得很。当四海八方都乱得如洪水滔滔的时候，独有江南一块土地却平坦如砥。我是个京城里的人，现在却逃难在异乡；因为渴望安全，反而羡慕做江南的鬼。我希望你赶快乘船向东去，把这首长诗献给江南的相公。 　　前半段是叙述黄巢军队退出长安后，骚扰洛阳、开封一带的情况。后半段颂扬江南的太平安定。诗结句所谓“相公”，是指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周宝。周宝驻守润州(镇江)，保持了江南的太平。韦庄从长安出来，在洛阳住了一时，就到江南。这首诗大概是他为了献给周宝而作，因此以颂扬周宝为结束。 　　这首诗大体上虽然写黄巢军队的奸淫烧杀，但从老人的口中吐露出来的，却是官军比黄巢更坏。《北梦琐言》说：这首诗因“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两句而为公卿所惊讶，恐怕也并不全是为此，可能还是触怒了那些“东诸侯”。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

却上心头

94晚唐诗馀语

晚唐诗人亦不少，我只选讲了十七家，仅是走马看花。马戴的诗，严羽评为晚唐第一。杜荀鹤诗，宋人以为高古淳朴，贺黄公则斥之为粗鄙陋劣。曹邺诗罕有称道，而锺伯敬亟【ji】【qi】为赞赏。这些都是论晚唐诗可以研究的问题，本书亦无暇涉及。杨升庵说：“晚唐之诗，分为两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馀、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其人也。其间虽多，不越此二派。学乎其中，日趋于下。”(《升庵诗话》卷十一)这晚唐两派之说，颇为文学史家采用。我以为如此分法，尚未探源。所谓张籍一派，应溯源于大历诗人之钱起、郎士元；贾岛一派，应溯源于二孟(浩然、东野)。而这两派诗人又彼此出入于王维、韦应物。此外，另有一派起于王建、李贺、张祜，则温庭筠、李商隐、杜牧，施肩吾、罗隐、韩偓诸家是也。虽然成就有高下，风格有雅俗，总是梁、陈馀韵的复兴，与张籍、贾岛不同源流。 　　晚唐人多致力于五、七言律诗，作乐府歌行者极少，作古诗者更少。故后世人所谓晚唐体，指的都是五、七言律诗。杨升庵又论晚唐五言律诗云：“五言律起结皆平平，前联俗语十字一串带过。后联谓之‘颈联’，极其用工。又忌用事，谓之‘点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谓‘吟成五个字，拈断数茎鬚【xu】’也。”这样，虽然简单化，但已指出了晚唐体的特征。晚唐诗人，才学都不高，情趣也不够丰厚，几乎是为作诗而作诗。风雅比兴，就其总体来说，都不及中唐诗人。他们平常总在一联一句中求工稳贴切。得到一联佳句，便可拼凑成诗，故大多数诗人，仅有佳句而无名篇。后世人论晚唐诗，也往往都止能赏其佳句。何文焕在《唐诗消夏录》中评中、晚唐五律云： 　　五律至中、晚，法脉渐荒，境界渐狭。徒知炼句之工拙，遂忘构局之精深。所称合作，亦不过有层次、照应、转折而已。求其开阖跌宕，沉郁顿挫如初、盛者，百无一二。然而思深意远，气静神闲。选句能远绝夫尘嚣，立言必近求乎旨趣。断章取义，犹有风人之致焉。盖初盛则词意兼工，而中、晚则瑕瑜不掩也。 　　这一段话前半指出中、晚唐五言律诗的缺点，后半则指出其长处。但此评以中、晚唐诗相提并论，我以为颇不公允。中、晚唐诗，差距甚远，未可一概而论。至少，所谓中唐，应从贞元以后的诗人说起，如姚合之流。若大历十才子所作，词意兼工者俯拾即是，尚无此病。至于说晚唐佳句，“犹有风人之致”，我亦不以为然，所谓“风人之致”，是指一首诗可以反映民风。这应当指全篇而言。从一联一句中求风人之致，恐怕无此可能。 　　宋代初期，杨億、刘筠等作诗专学温庭筠、李商隐，称西昆体。又有惠崇、希昼等九个和尚，作诗专学许浑、方干，有诗集盛传于当时，称《九僧诗》。这是晚唐诗给宋初的影响。欧阳修对这两种倾向都不满意，对西昆体则“患其多用故事，语僻难晓。”对九僧诗则说他们“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在他的影响之下，晚唐诗渐被冷淡。苏东坡、黄庭坚学杜甫、韩愈，诗风一变。尤其是黄庭坚，以他的盘空硬语，创立了江西诗派，称霸于北宋诗坛。 　　到了南宋，江西派的诗流于艰涩拙朴，于是又有人回过头来学晚唐诗，韩驹曾说；“唐末诗人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不可；今人作诗，句语轩昂，止可远听，而其理则不可究。”(《诗人五屑》十六引《陵阳室中语》)所谓“今人作诗”，就是指江西派中的诗人。奇怪的是，韩驹自己也属于江西诗派，他这几句话，无异是自我否定。 　　杨万里早年也是作江西派诗的，到晚年时却转变了。他有《读笠泽丛书》诗三首，其一云： 　　笠泽诗人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 　　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 　　于是便出现了“永嘉四灵”①和“江湖派”②诗人。这一群诗人都学贾岛、姚合，做五言律诗。又有叶水心为他们作理论的宣扬，南宋后半期诗坛，几乎都以晚唐体为宗。江西诗派消失了。 　　但同时严羽作《沧浪诗话》，却竭力提倡盛唐。他有一段话专论宋初以来的诗风： 　　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功，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 　　这一段话是最简明的宋代诗史。严羽以禅学论诗。主张作待当以盛唐为法，是正宗的大乘禅；晚唐诗还止是略得皮毛的小乘禅。 　　严羽是宋末人，他的理论，在当时未有显著的影响。元人作诗，虽然以唐诗为宗，也还没有在初、盛和中、晚之间有所偏重。因为金、元诗人如王若虚、元好问诸人，论诗的对象首先要抨击江西诗派。 　　到了明代，前后七子都标榜盛唐诗法，以此为学诗的最高境界。严羽的《沧浪诗话》，至此才发生影响。从明初到隆庆、万历年间，诗人们一致推崇盛唐。可惜明代诗人之所以主张“诗必盛唐”，是从复古运动出发，他们的诗都是盛唐的模仿作品，艺术的创造性非常稀薄，有“泥美人”之诮。后来，袁宏道等兄弟三人崛起于公安，论诗主白居易、苏东坡，以流畅平易为上，号称“公安派”。接着，锺惺、谭元春起于竟陵，又很不满于公安三袁诗的便捷浅俚，提出幽深孤峭的标准以论诗，是为“竟陵派”。“公安”、“竟陵”两派都攻击前后七子的“诗必盛唐”论。在创作实践上，“公安派”走了宋诗的道路；“竟陵派”则走了晚唐的道路。锺惺选定《唐诗归》，屡次为晚唐诗辩护、翻案，于是晚唐诗又一度时行起来。然而好景不常，到陈子龙、钱谦益出来，都提倡盛唐，学其雄浑高华的风格，黄钟大吕的声调。于是“竟陵派”的议论，一蹶不振。晚唐诗从此消失了它们曾经光荣过的地位。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三日 　　①温州人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号灵舒，徐照号灵晖，徐玑号灵渊，称“永嘉四灵”，成为南宋一个诗派。 　　②南宋时，杭州书商陈起刻印《江湖群贤小集》，收刘克庄、姜夔、葛天民等数十家的诗集。这些人称为“江湖诗人”，亦成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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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话95唐女诗人

诗出于歌，歌起于民间。民歌的开始，很可能属于妇女的劳动歌谣。从独唱而至于互唱，由互唱而至于对唱，再由对唱而至于问答，于是男女诗人都有了。《诗经》中如《王风·伯兮》，《郑风》中的《山有扶苏》、《狡童》、《将仲子》，都是妇女所作，可惜没留下姓名。五言诗起于汉代，已有好几位女诗人见于著录。窦玄妻的《古怨歌》、苏伯玉妻的《盘中诗》、乌孙公主的《悲愁歌》，卓文君的《白头吟》，都是好诗。蔡文姬的《悲愤诗》，作五言长篇，更是杜甫《北征》诗的泉源。魏、晋以下，历代都有女诗人，或则见于著录而诗与名俱亡，或则诗存而名佚。但锺嵘《诗品》中，还论到汉代的班婕妤、徐淑、齐代的鲍令晖、韩兰英，这几位女诗人的作品现在都不可见，但她们的姓名能列入《诗品》，可知当时必有杰出的作品流传。 　　到了唐代，男诗人既多，女诗人也并未示弱。不过由于封建社会礼教的约束，女诗人的才名，不出于闺阁。她们又不能应进士试，用不到行卷。她们没有社会生活，作诗也限于闺中抒情，因而极少流传出去，到后世便如云烟之消散。但是即使如此，《全唐诗》中还保存了几百首女诗人的作品，仍然反映着这是清代以前女诗人最多的时代。 　　唐代女诗人中最著名而作品现存最多的止有三家。李冶、薛涛、鱼玄机。李冶和鱼玄机都是女道士，薛涛是成都妓女。她们都有社会交际生活，常与文人唱酬，因此她们的诗流传最多。三人中，李冶的时代最早，我已在讲中唐诗的时候讲过她的诗。薛涛年齿略迟于李冶，其声名卓著时期，大约在贞元至元和年间。她的诗相传有五百首。南宋时还流传着她的《锦江集》五卷，可是现在仅存八十九首了。 　　薛涛的诗大多是七言绝句，但其压卷①之作却是一首五言律诗： 　　酬人雨后玩竹 　　南天春雨时，那鉴雪霜姿。 　　众类亦云茂，虚心能自持。 　　多留晋贤醉，早伴舜妃悲。 　　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 　　有人雨后赏竹，做了一首诗，写给薛涛看。薛涛也做了一首，以酬答他的好意。“酬”不是“和”。和是要用原韵的。酬不必用原韵。但既然称为“酬”，诗意便应当照应原作。薛涛一看原作，便想到竹的特征表现在冬季，故古人以松竹梅为岁寒三友。现在此人却在雨后玩竹，便不是恰当的时候。所以她第一联便说：你在南方的春天雨后玩竹，那里能看到它不畏霜雪的姿态呢?接下去说：但是，春天是草木茂盛的季节，在这时候玩竹，至少可以看到它能以虚心自持，也就不同于“众类”了。这一联的对法比较灵活，从词性的角度看它，似对非对，属于假对一类，或曰假借对。从意义的角度看这是一联流水对，或曰十字对。因为诗意不是两句平列，而是以十字为一意的。颔联是咏竹。晋代有山涛、王戎等七位高士在竹林中饮酒赋诗，称为“竹林七贤”。故诗曰“多留晋贤醉”。舜帝南巡，死于苍梧。他的二位妃子在竹林中哭泣，眼泪滴在竹竿上，成为湘妃竹，又名斑竹。故诗曰“早伴舜妃悲”。因为七贤的时代在舜妃之后，故用“早”字，以点明时代。结尾一联照应了起联。大意说：你如果能到年终时候再来玩竹，就可以见到它不畏霜雪的劲节了。这首对原作者大有讥讽之意，但说得非常委婉。诗意既佳，句法亦苍老，在中唐五言律诗中，可以列为佳作。 　　鱼玄机诗一卷，四十九首，现在还有一个南宋刻本。此外，《文苑英华》载鱼玄机《折杨柳》一首，不见于集中，故现存诗五十首。她的诗以五、七言律诗为多，功力在薛涛之上与李冶不相上下。 　　赠邻女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 　　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 　　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这是一首极其大胆的诗，封建社会中的女诗人，能在诗中表现这样风流浪漫的思想情感，并不很多。但在唐代，却不止鱼玄机一人。诗题曰《赠邻女》，看诗意，大概这位邻家姑娘是被一个薄情男子抛弃了的。鱼玄机写这首诗安慰并鼓励她。第一联写这个姑娘的生活，从侧面表现她的情绪。怕见阳光，故以罗袖遮掩太阳；早晨懒得起来梳妆，因为有春愁。愁字的说明，就在下面第二联：“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说得多么沉痛!在这个社会中，男子几乎个个都是无情无义的，要找一个“有心郎”，比找一件无价之宝更为困难。这个邻家姑娘，因为有这样深刻的春愁，所以她睡着时也偷偷地哭泣，在花园里也无心赏花，而暗自伤心。鱼玄机用选一联来具体描写了邻女的春愁。但鱼对这位邻女的只会伤心，只会暗哭，虽然非常同情，却觉得她未免太懦怯了。对于这样一个处于被动地位的弱女子，鱼要鼓励她争取主动，创造自己的生活。鱼在结尾一联中，把宋玉比喻为“有心郎”，把王昌比喻为负心郎②，即抛弃邻女的那个男子，而组织成一联为妇女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响亮口号：“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刚才我说，在唐代，写这样大胆的诗的女诗人，不止鱼玄机一人。现在就举一首李冶的六言诗： 　　八至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 　　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在封建宗法制度中，夫妻是五伦之一，又是三纲之一。夫为妻纲，妻是从属于夫的。夫妻的爱情，不是双方均等，而是由宗法制度分配的。夫对妻，主权大于爱情；妻对夫，义务大于爱情。由封建婚姻制度结合的夫妻，他们之间，即使双方都有爱情，这种爱情也是由封建制度维持着的。李季兰看穿了这种夫妻关系，用一句六言诗就揭发了这种夫妻关系的本质：表面上是最亲密，实质上是最疏淡。前面三句，都是比喻，用来证明“至亲至疏”的辩证观点。 　　这首诗，岂不是也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的作品吗? 　　武则天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执政二十年，有功有过，互不相掩。我们不在这里评论她的政治，止限于赏鉴她的才华。她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所作诗文很多。《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她有《垂拱集》一百卷，《金轮集》十卷，可惜现在仅存诗四十六篇，在《全唐诗》中。 　　武后有《九日游石淙》诗七律一首，命群臣和作，有石刻至今犹存。她的原唱中有“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浴云衣”。亦可谓一时佳句。但最能表现其浪漫性格的却是她自制的商调曲《如意娘》：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有人怀疑此诗不是武则天作的，因为从诗意及语气看，不象是一位执政的女皇身分。这是由于误解此诗，认为是作者自己抒情。当然，武则天不会有这一类型的爱情苦闷。但这是她写的乐府歌辞，给歌女唱的。诗中的“君”字，可以指任何一个男人。唱给淮听，这个“君”字就是指谁。正如现代歌星手执话筒，唱着“我爱你”、“我念你”，使听众不免动心，就收到恋歌的效果。你如果把这一类型的恋歌认为是作者的自述，那就是个笨伯了。 　　诗四句，意义明白，不用注解。我只要提出其第一句，可见武则天对于妇女的相思病，极有深刻的体会。“看朱成碧”是视觉的错乱。妇女在极度苦闷的情绪中，官感会发生异状。对于色、声、香、味的感觉，都会反常。武则天以“看朱成碧思纷纷”来形容这个女人的“憔悴支离”，确是符合于生理学、心理学的经验之谈。 　　这首诗，岂不是也可以说是女诗人大胆之作吗? 　　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是初唐诗人，首先制定律诗对法的人。婉儿继承家学，作诗文都是第一流的。武则天当政时，她在宫中为昭容③。帮助武后进用文人学士，提倡文化。武后朝臣中，诗人最多，与婉儿很有关系。评论沈佺期、宋之问二人诗篇优劣的，也就是她④。她虽然因为附从安乐公主事被杀，但玄宗在开元初年还特别命臣下编集她的诗文为《上官昭容集》二十卷。这个集子现在也已亡佚，《全唐诗》中只存她的诗三十二首。 　　綵【cai】书怨 　　葉【ye】下洞庭初，思君万里馀。 　　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 　　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 　　书中无别意，惟伥久离居。 　　题目是乐府曲名，以前没有见过，大约也是新创的曲调。诗体却是五言律诗。这个题目和这首诗连在一处，就可以知道这是初唐的作品。因为初唐时，五言律诗还可以谱曲入乐。中唐以后，没有以五言律诗为乐府歌辞的情况。 　　一个女人在秋天怀念她的离居已久的丈夫，因而作此诗。第一句就点明时季，同时也暗示作诗的动机。不了解这句诗的来历，就止能体会到它是说明作诗的时季，而不能体会到它所暗示的作诗动机。现在我们把这句诗的来历注明： 　　嫋嫋【niao】兮秋风，洞庭波兮木葉下， 　　白蘋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这是屈原《九歌》中的四句。“葉下洞庭初”，即“洞庭波兮木葉下”。这是点明“怨”的时季。但《九歌》原文在此句下还说明在这个秋风落叶的时候，盼望神来的吉日，预先备好酒食，以供迎迓。“与佳期兮夕张”，在《九歌》中是迎神之词，在此诗作者所暗示的意义，却是希望丈夫归来的吉日。许多诗人运用古典成语，往往含有歇后的作用。即用的字面是上句，用的意义却在下句。这也是读诗时应当注意的。 　　你如果理解了第一句的双重意义，就能体会第二句并不单是承接上句的字面意义，它同时还承按了上句所暗示的意义。第二联是描写这个与丈夫“久离居”的女人的孤寂之感。露浓则天寒，天寒而无人共枕，就觉得被冷了。月落则即将黎明。到了黎明时候，锦屏中还是空虚无人，可知整夜的闺房中，始终是独自一人。 　　第三联上句“欲奏江南曲”，此句亦必须先了解《江南曲》的内容，然后才能了解它与下句的思想关系。据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云：江南曲是古代相传的曲子。古词有“江南可采莲，莲葉何田田”，又云：“鱼戏莲葉东，鱼戏莲葉西，鱼戏莲葉南，鱼戏莲葉北。”看来是很早期的江南民歌，故歌词非常素朴、简单。吴兢说，后世人作《江南曲》，内容都是“美其芳晨丽景，嬉游得时。”据此，可以了解这一联诗是说：我本来想写几篇描写良辰美景、及时行乐的《江南曲》，可是为了要争取时间，封发寄到蓟北去给你的信，《江南曲》就无心作了。蓟北、辽西，都是当时军人远征的地方。 　　第四联结束全诗。急于要封发的信，也没有别的内容，止是表示我和你离居已久的惆怅心情而已。这并不是表示信的内容简单，而是表示满纸都是离情别绪，顾不到写别的家务事。此诗题目是《綵书怨》，另有一个版本作《綵毫怨》，意义均同。“书”是信札，“毫”就是笔。这结尾一联是照应了诗题的。 　　五言律诗的格调形成于武后朝，文学史上虽然归功于沈、宋，但我想上官婉儿也一定有一份功绩。但看此诗，工稳不亚于沈宋。对仗贴切是她祖父的遗教。“江南曲”本来不是此诗中必要的词语，但为了给“蓟北书”找配偶，就想到了“欲奏江南曲”一句，可以欣赏她对法之灵妙。 　　《全唐诗》第二十九卷所录女诗人诗，有许多是出于传奇小说，未必真有此作者，故不可尽信。现在选录几首作者较为可信而诗极好的。 　　盛小丛是晚唐时越中(绍兴)歌妓。大中年间，李讷为浙东观察使，夜登城楼，听到歌声激切，极为赞赏，命人将歌者找来，才认识是盛小丛。当时监察御史崔元范在李讷幕中，将奉召入京，李讷置酒送行，席上就命盛小丛唱歌劝酒。在座的主客都作了诗。盛小丛唱的是她自制的曲子： 　　突厥三台 　　雁门山上雁初飞，马邑阑中马正肥。 　　日旰山西逢驿使⑤，殷勤南北送征衣。 　　这是一首边塞词。首联二句极自然，极豪放，声调又响亮。第三、四句写驿使忙于为边疆战士输送寒衣，题材也极能表现边塞风光。女诗人的作品中，象这样的诗极少见。读此诗，可以想象，盛小丛必然是个豪迈的姑娘，不是娇柔的女士。当时李讷首先赋诗： 　　绣衣奔命去情多，南国佳人敛翠蛾。 　　曾向教坊听国乐，为君重唱盛丛歌。 　　王莽时，御史的官名为“绣衣执法”，故后世以“绣衣”为御史的代词。“南国佳人”指盛小丛。“敛翠蛾”即蹙紧眉头，表示送别的情绪。“曾向教坊听国乐”是李讷自述曾在长安听过教坊乐工所奏的国乐，代表国家的第一流音乐。结句说：现在为你送行，重新再请听一遍盛小丛的歌声。这是把盛小丛的歌唱比之为教坊里的乐曲。 　　崔元范也赋了诗，李讷幕下的判官杨知至，也有一首诗，均保存在《全唐诗》中，今不再抄录。不过杨知至诗的起二句云：“燕赵能歌有几人，为花回雪似含颦。”似乎盛小丛是个北方人，流落在浙东为歌妓的。我想江南歌女恐怕不会作这样豪放的歌词。 　　徐月英是江淮间的妓女，也是晚唐人。她有《送人》一首，在唐人绝句中，可以列入佳作之林。 　　惆怅人间万事违，两人同去一人归。 　　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鸳鸯相背飞。 　　这首诗大有神韵，但是得之于自然，不是刻意琢磨出来的。平望是吴江上的驿亭，送人上船都在此地。“鸳鸯相背飞”是象征手法，不是实指鸳鸯。“两人同去一人归”，岂非“鸳鸯相背飞”了吗? 　　徐月英还有一首不全的诗，现在仅有二句，也可谓佳句： 　　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这二句被宋代女词人聂胜琼偷了去，补凄成一首：《鹧鸪天》词： 　　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曲，别个人人第几程。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①古人编诗集，把他最好的一首编在卷首第一篇，称为“压卷”。这个名词，用到后世，泛指全集中最好的作品，不一定编在卷首。 　　②宋玉有《登徒子好色赋》，讲到有一个东邻姑娘，在墙头上偷看了他三年。鱼玄机诗用此典故，寓意要邻女自己去找爱人。 　　王昌，魏晋时人，风神俊美，为时人所赏。但无薄倖事。此诗仅为借用而已。 　　③昭容，皇后宫中女官名，为九嫔之一，位正二品。 　　④见本书第六篇。 　　⑤此句《升庵诗话》所引作“昨夜阴山逢驿使”，似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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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六言诗

我国初民时代的诗歌都是四字一句，最早的如《尧民击壤歌》、《康衢谣》、《卿云歌》等谣谚，皆见于古书所引。《诗经》是周代诗的结集，全是四言诗了。大约到战国后期，南方的楚国人歌唱四言诗的时候，在句中或句尾加上一个和声“兮”，于是开始出现了五言句，例如： 　　吉日兮良辰(《楚辞·九歌》) 　　瑶席兮玉瑱(同上) 　　嫋嫋兮秋风(同上) 　　广开兮天门(同上)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楚辞·九章》)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同上) 　　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楚辞·远游》) 　　经营四荒兮，周流六漠。(同上) 　　“兮”字的作用是一个音符，用以表示它上面那个字应当曼声吟唱。过些句子，形式上虽是五字句，但还不能说是五言诗句。到后来，这个“兮”字被换上一个有意义的实字，于是才成为五言诗句。例如汉李延年作歌云：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宁不知”是衬字，除掉它，就是句法整齐的五言诗。它代替了周代的四言诗，成为汉、魏、南北朝时代诗的主要句式。这首早期的五言诗，还看得出从“兮”字改用实字的痕迹。如果我们把它写成以下的句子，意义并不缺少： 　　北方兮佳人，绝世兮独立。 　　一顾兮倾城，再顾兮倾国。 　　倾城兮倾国，佳人兮难得。 　　由此可知，五言句既然比四言句多了一个字，它的思想内容也应该多一些。如果五言句可以删去一个字而无损于它的思想内容，这就是一个多馀的字。宋人说：一首五言律诗，一共四十个字。要如四十位贤人，缺不得一个。其实不但是五言诗，七言诗也何尝不是这样。每句之中，不能有不起作用的字。以一般的情况来讲，周秦的四言诗发展而为汉魏的五言诗，每一个诗句的内容都有所充实。从五言而至七言，也同样应使诗意随字数而增加。 　　周秦以前，汉族人的语言，纯用单音词。一词一义一音。《诗经》里的四言句，多数是以二字为一个音节，两个音节构成一句。诗歌句法的音节结构，用偶数，不用奇数。这种习惯，发展并表现在另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赋。但同时，人民的语言中，复音词日渐多起来，偶数的四言句往往不够表达一个概念。在音乐方面，以四言诗合乐，又觉得呆板。于是兴起了新的诗歌句式——五言。从此以后，诗句字数不从偶数发展，而从奇数发展。故五言诗变而为七言诗。 　　六言诗是四言诗向偶数发展的一支细流。它最初也起源于楚歌，在五言句中加一个衬字： 　　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楚辞·九歌》)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同上) 　　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同上) 　　折疏麻以瑶华，将以遗兮离居。(同上) 　　每句六字，是偶数；但音节是每句三个，是奇数。例如第一例：“夫君”、“未来”，是两个音节。如果不用“兮”字，则单独一个“望”字，止有半个音节。添一个“兮”字，便凑合三个音节。第二例更为明显。“帝子”、“北渚”，两个音节。“降”字唱时用曼声，才成为一个音节。由此可以悟到，六言诗是五言诗的曼声改为实字。不过改曼声为实字之后，句子结构必须是整齐的三个音节(2+2+2)，不能象楚辞句法的“望+夫君+兮+未来”。 　　六言诗是指六个都是实字的诗体。任昉的《文章缘起》说六言诗起于汉代的谷永。杨慎说：《文选》注中引董仲舒琴歌二句，亦六言。时代在谷永之前。谷永的六言诗，今已失传。董仲舒的琴歌非全章。现在可见的六言诗有孔融所作三首，今录其第一首： 　　汉家中葉道微，董卓作乱乘衰。 　　僣【jian】上虐下专威，万官惶怖莫违。 　　百姓惨惨心悲。 　　晋代的陆机有乐府诗《董逃行》，也是六言句。今抄录二章： 　　和风习习薄林，柔条布葉垂阴。 　　鸣鸠拂羽相寻，仓庚喈喈【jie】弄音。 　　感时悼逝伤心。 　　日月相追周旋，万里倏忽几年。 　　人皆冉冉西迁，盛时一往不还。 　　慷慨乖念凄然。 　　孔融所作三首，已佚失题目，内容都是写董卓弄权肆虐的政治情况。陆机所作五首，都是慨叹人生多故，盛衰无常。二诗形式一致，都是以五句成篇，这恐怕不是偶然相同，而是配合乐曲《董逃行》的节奏写作的。孔融所作，可能也是《董逃行》的歌辞。因为《董逃行》的内容正是写董卓之乱的。 　　陆机还有一首乐府诗《上留田行》，六言九句，亦可注意。六言诗用于乐府歌辞，为什么最后都以一个单句结束呢? 　　嵇康有六言诗十首，各有题目，很象是一组詠史诗。今抄录二首以见一斑： 　　惟上古尧舜 　　二人功德齐均，不以天下私亲。 　　高尚简朴慈顺，宁济四海蒸民。 　　东方朔至清 　　外以贪汙内真，秽身滑稽隐名。 　　不为世累所婴，所欲不足无营。 　　十首诗全是逐句用韵，仍是乐府诗的形式，因此我怀疑六言诗起源于魏晋乐府歌曲。当时诗体质朴，这些诗实在没有诗味。现在我们且看三百年以后梁、陈诗人陆琼的一首六言诗： 　　蒲萄四时芳醇，瑠璃千锺旧宾。 　　夜饮舞迟销烛，朝醒弦促催人。 　　春风秋月恒好，欢醉日月言新。 　　此诗题为《还台乐》，见《乐府诗集》，可知也是乐府歌辞。六言六句，又是一体。中间“夜饮朝醒”一联，极为精妙。韩愈诗“银烛未销窗送曙，金钗半醉座添春”(《酒中留上襄阳李乡公》)，大有皎然所谓“偷意”的嫌疑。 　　初唐时，李景伯、沈佺期、裴谈，各有一首《回波乐》词，都是六言四句。沈佺期词云： 　　回波尔时佺期，流向岭外生归。 　　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 　　回波乐是舞曲。唐中宗时，内廷宴会，命词臣作歌词。沈佺期才从岭南赦回，尚未恢复牙笏绯袍，故作此词，表示希望。“齿录”对“牙绯”，也是假借对，“录”是“绿”的谐音。 　　以上从汉魏以来直到初唐，六言诗作者虽不多，但也未尝绝迹，所以我说这是诗史中的一股细流。不过从所有这些作品看来，六言诗仅用于乐府曲辞，而不是文人抒情述志的的诗体。所以古本书籍中仅称“六言”，而不称为“六言诗”。 　　到盛唐时，王维写了七首六言诗，描写他在“辋川”庄园中的闲居生活。今选录四首： 　　辋川六言 　　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林西日斜。 　　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 　　萋萋春草秋绿，落落长松夏寒。 　　牛羊自归村巷，童稚不识衣冠。 　　山下孤烟远树，天边独树高原， 　　一瓢颜回陋巷，五柳先生对门。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 　　花落家僮未扫，莺啼山客犹眠。 　　这是诗了。平仄粘缀，词性对偶整齐，可以称为六言绝句了。但是音调平板，不适合于吟哦，只能供朗诵用。“桃红复含宿雨”一首是著名的，但又见于皇甫冉诗集。 　　王维的诗友刘长卿也有五首六言诗，今选抄其二： 　　送陆澧归吴中 　　瓜步寒潮送客，杨花暮雨沾衣。 　　故山南望何处，秋水连天独归。 　　苕溪酬梁耿别后见寄 　　清溪落日初低，惆怅孤舟解携。 　　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 　　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 　　惆怅长沙谪去，江潭芳草萋萋。 　　“瓜步寒潮”一首又见于李嘉祐诗集中。《全唐诗》中还有许多六言诗，互见于几个人的集中，最多的是中唐诗人。大约当时六言诗盛行，互相传抄传诵，以致混淆了作者。“清溪落日”一首共八句，首尾用散句，中间二联用对句。这样，六言诗发展为律诗了。 　　但是，窦弘馀的诗集中，有一篇《广谪仙怨》，也是六言八句。他在诗序中说：玄宗在安禄山乱时，逃难入蜀的路上，很后悔不听张九龄之言，以致国家不可收拾。因此谱了一支笛曲，名曰《谪仙怨》。以寄托他悼念贤臣之意。这个曲子在大历年中盛行于江南。刘长卿降官为睦州司马时，在一处宴席上听到这个曲子，就谱作曲词，但刘长卿并不知道这个笛子的来历和寓意，因而他补作一首，名曰《广谪仙怨》，意思是增广刘长卿词的内容。 　　根据窦弘馀所述的故事，后世词家就把刘长卿这首六言诗改题为《谪仙怨》，把八句分为上下片，每片四句，于是这首六言律诗一变而成为词了。不过，不要紧。韩翃有《送陈明府赴淮南》和《河上寄故人》二首，都是六言八句，无论如何，总该算是六言律诗了。 　　六言律诗作者甚少，绝句则愈作愈好，宋代诗人如康伯可、王安石、秦观、参寥子等，都有很好的六言诗。现在选录张继一首，以结束唐人六言绝句。 　　奉寄皇甫补阕 　　京口情人别久，扬州估客来疏。 　　潮至浔阳回去，相思无处通书。 　　六言诗从古代乐府歌曲中解放出来，成为不合乐的诗的形式，为时不久，又被唐代新流行的歌曲吸收进去。与刘长卿、窦弘馀同时的韦应物有一首《三台》、一首《古调笑》，都是六言句的曲词。 　　三台 　　冰泮寒塘水绿，雨馀百草皆生。 　　朝来衡门无事，晚下高斋有情。 　　古调笑 　　河汉，河汉，晓挂秋城漫漫。 　　愁人起望相思，塞北江南别离。 　　离别，离别，河汉虽同路绝。 　　王建有《宫中三台词》二首、《江南三台词》四首。《三台》是当时新行的小曲，故后世称为《三台令》，认为是一个词调名。今选录《江南三台词》二首： 　　扬州桥边小妇，长干城里商人。 　　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 　　青草湖边草色，飞猿岭上猿声。 　　万里三湘客到，有风有雨人行。 　　王建也有《调笑》一首，即韦应物的《古调笑》，大约这是一个古代传下来的曲子，故韦应物加“古”字。后世称《调笑令》。 　　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 　　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絃。 　　絃管，絃管，春草昭阳路断。 　　戴叔伦有一首《转应曲》，就是《调笑》： 　　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 　　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 　　明月，明月，胡茄一声愁绝。 　　这是一首边塞词，在唐诗中亦为仅见之作。韦、王、戴三家所作，句式，韵法都相同，已成定格，故后世划入词调，名《调笑令》，或《转应曲》，但南唐词人冯延巳有三首《三台令》，却就是《调笑令》。由此可知，《转应曲》或《调笑令》，就是《三台》的变体。以六言四句为本体，加了四个二言短句。今选抄冯延巳一首： 　　南浦，南浦，翠鬟离人何处。 　　当时携手高楼，依旧楼前水流。 　　流水，流水，中有伤心双泪。 　　六言句不但用入了唐五代的曲子词，也用入了北曲小令。请读一支元人张小山的《晚步》，调名《天净沙》： 　　吟诗人老天涯，闭门春在谁家。 　　破帽深衣瘦马， 　　晚来堪画：小桥风雪梅花。 　　以上叙述了六言诗的起源与流变。另外，还有一首顾况的《渔父引》，六言三句，尤其是中唐六言诗的新体。但此诗不见于顾况诗集，而见于宋人记录。黄山谷、徐师川都很爱此诗，全文借用来作为《浣溪纱》的上片。因为无法证明此诗确是顾况所作，更无从知道这三句是否全篇，题目是否原有，故只能作为附录，以备参考。 　　渔父引 　　新妇矶边月明， 　　女儿浦口潮平； 　　沙头鹭宿鱼惊。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却上心头

97联句诗

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五年)春，起造了一座柏梁台。此台用香柏为梁，故名柏梁。元封三年(公元前一O八年)，在柏梁台上开宴，规定二千石以上的官，能作七言诗者，可以坐于上席。于是皇帝首先作了一句七言诗，亲王、大将军、丞相等按官位高低每人接下去作一句，都用皇帝所作第一句的韵脚。从此文学史上出现了第一首连句体的《柏梁诗》。“柏梁诗”既是诗题，又是诗体名词。后世的一切联句诗都可以称为“柏梁诗”或称“柏梁体”①。太初元年(公元前一O三年)十一月，柏梁台被大火烧毁。“柏梁诗”遂成为此台唯一的纪念文献。 　　柏梁诗 　　日月星辰和四时(帝) 　　骖驾驷马从梁来(梁孝王) 　　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 　　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石庆) 　　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卫青) 　　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倪宽) 　　撞钟伐鼓声中诗(太常周建德) 　　宗室广大日益滋(宗正刘安国) 　　周围交戟禁不时(卫尉卿路博德) 　　总领从宗柏梁台(光禄勋徐自为) 　　平理清谳决嫌疑(廷尉杜周) 　　修饰舆马待驾来(太仆公孙贺) 　　郡国吏功差次之(大鸿胪壶充国) 　　乘舆御物主治之(少府王温舒) 　　陈粟万石扬以箕(大司农张成) 　　擞【sou】道官下随讨治(执金吾中尉豹) 　　三辅盗贼天下危(左冯翊盛宣) 　　盗阻南山为民灾(右扶风李成信) 　　外家公主不可治(刺兆尹) 　　椒房率更领其材(詹事东掌) 　　蛮夷朝贺常会期(典属国) 　　柱枅樽栌相支持(大匠) 　　枇杷桔栗桃李梅(大官令) 　　走狗逐兔张罘【fu】罳【si】(上林令) 　　齧【nie】妃女唇甘如饴(郭舍人) 　　迫窘诘屈几穷哉(东方朔) 　　从梁王以下二十二人都是文武官员，每人作诗一句，讲他自己的职责。例如太常卿是礼乐官，他管的是“撞钟伐鼓”。宗正卿是主管皇族的，所以他知道“宗室广大”，贵族愈多。京兆尹是首都市长，他最怕“外家”和“公主”，他管不了。大官令是管理果树园的，他不会做诗，只会凄合果名七字。上林令是管理上林苑的，而上林苑是皇帝的猎场，“走狗逐兔”是他的本职。最后还有二人：郭舍人是武帝的管家，东方朔是文学侍从，此二人都以滑稽著名。故以诙谐的诗句结束。郭舍人说：我咬宫女的嘴唇，甜得象饴糖一样。东方朔说：我做不出七言诗，窘得简直没有办法了。 　　这里有许多官名，如大鸿胪、大司农、执金吾、京兆尹等，都是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O四年)所设置，元封三年还没有这些官职。梁孝王名武，是汉文帝的儿子，元封三年以前早已去世，怎么还能“从梁来”。这些都是疑点，因此有人以为是伪作，但此诗见于《三秦记》，即使是后人伪作，时代也相当早，它仍然可以说是最早的联句诗。 　　晋武帝司马炎的时候，有一个贾充，历官尚书令、司空、太尉。他娶李丰的女儿为妻。李丰得罪被杀，他的女儿也判处流徒。贾充便再娶郭配的女儿。后来李女得赦回来，皇帝允许贾充兼有二妻，称为左、右夫人。可是郭夫人不许李夫人同居，贾充只得为李夫人另建住宅而不与郭夫人往来。李夫人名琬字淑文，郭夫人名槐，字玉簧。李夫人有文才，贾充去看她，二人联句成诗一首。这是比较可信的一首最早的联句诗。 　　与妻李夫人联句 　　室中是阿谁，叹息声正悲。(贾) 　　叹息亦何为，恐但大义亏。(李) 　　大义同胶漆，匪石心不移。(贾) 　　人谁不虑终，日月有合离。(李) 　　我心子所达，子心我亦知。(贾) 　　若能不食言，与君同所宜。(李) 　　这是一首对话体的诗。每人二句，用同样的韵脚。贾充问：谁在屋子里叹气?李夫人说：我叹气是为了怕夫妻的情义有所缺损。贾说：夫妻情同胶漆，我的心终不改变。李说：这很难说，日月也有离合。贾充说：不用担忧，我们二人是彼此知心的。李说：只要你说话算数，我就与你一起过活。 　　此后，联句诗绵延不绝。齐代诗人谢眺似乎很高兴和朋友联句，他的诗集中还有七篇连句诗：其中《阻雪连句遥赠和》一篇，是和江革、王融、王僧孺、谢昊、刘绘、沈约共七人的连句，每人作五言四句，谢朓首唱。这首联句诗不是七人在一起时同作的，是用通信方法互相赠和的，故题目说明是“遥赠和”。这又是联句诗的创格。 　　梁元帝萧绎有《宴清言殿作柏梁体》，是摹仿汉武帝与群臣联句，每人各作七言一句，叙述本人的职责。可惜全诗已亡佚，仅存三句。 　　梁武帝萧衍有《清暑殿效柏梁体》一首，也是与群臣联句，每人作七言一句，各人讲他的本职。 　　梁简文帝萧纲有《曲水联句》，是他为皇太子时与朝臣王台卿、庾肩吾等人的联句，每人作五言四句，赋咏曲水。太子作结句。 　　梁诗人何逊也喜欢联句。他的诗集中有联句诗十六首，都是每人作五言四句，有《拟古联句》、《相送联句》、《至大雷联句》、《折花联句》等，题材有所扩大了。但象《送褚都曹联句》一首，全文止有四句，句下都不注明作者，显然是只保存了他自己所作四句，而没有保存其他作者的诗句。 　　齐梁以后，联句之风冷落了一时。到唐初，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三年(公元六二九年)，大破突厥后，宴请突利可汗于两仪殿，也效法汉武帝与群臣联句为柏梁体。《全唐诗》中收此诗，联句者为淮安王、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王禺】，太宗首唱七言一句。其后，高宗李治有《咸亨殿宴近臣诸亲柏梁体》一首，仅存高宗首唱“屏欲除奢政返淳”一句。中宗李显景龙四年(公元七一O年)正月五日在蓬莱宫大明殿看吐蕃人骑马之戏，也和群臣作了一首柏梁体联句诗。这首诗共十四句，中宗首唱之外，参加联句者十三人。皇后、公主、昭容作六句，都是女诗人。最后由吐蕃舍人明悉猎作结句，这又是联句诗的新样。以后几朝皇帝，不见有与群臣联句的记载，但中宗李昂与柳公权的联句却又是唐史上著名的事。 　　由于开国以后三朝皇帝的提倡，联句诗在唐代繁盛起来。《全唐诗》第二十九卷所收全是联句诗。从李白、杜甫起，有颜真卿、顾况、皎然、白居易、刘禹锡、韩愈、孟郊、段成式，直到皮日休、陆龟蒙，从开元、天宝至唐末，联句的风气没有中止过，可知联句诗特盛于唐代。 　　唐代的联句诗，有二人联句或数人联句。有每人作二句或四句的。有五言的，有七言的，也有三言的。但都是数人合作一诗，共赋一事一物，而没有对话体。象贾充和李夫人的对话体联句诗，文学史上恐怕仅此一首。 　　李白有《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是李白、高霁、韦权舆三人联句。李白先作二句，高霁续作二句，韦权舆再续二句，最后李白又作结尾二句。颜真卿有《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参加者有皎然、陆羽等二十八人。颜真卿作五言二句为首唱。接下去每人续作二句，成为一首五言五十六韵排律，这是作者最多的一首联句。 　　李益有《天津桥南山中联句》一首，参加者为韦执中、诸葛觉、贾岛，主客共四人，每人作五言一句，合成绝句一首。这是最简单的联句诗。诗云： 　　野坐兮苔席，(李)山行绕菊丛。(韦) 　　云衣惹不破，(诸葛)秋色望来空。(贾) 　　李绛、崔群、白居易、刘禹锡四人的《杏园联句》是每人作二句的七言律诗： 　　杏园千树欲随风，一醉同人此暂同。(群上司空) 　　老态忽忘丝管里，衰颜宜解酒杯中。(绛上白二十二) 　　曲江日暮残红在，翰苑年深旧事空。(居易上主客) 　　二十四年流落者，故人相引到花丛。(禹锡) 　　这首诗是崔群首唱。他先作两个起句。“上司空”是指定要谁接下去。司空是李绛的官名。于是李绛续作一联。指定要白二十二接下去。二十二是白居易的行次。白居易作了颈联，指定主客郎中刘禹锡作结句。这个办法，就是现代赌酒、赛球的“点将”。 　　白居易与刘禹锡，韩愈与孟郊，皮日休与陆龟蒙，是作联句诗最多的搭档。他们的联句多数是每人作五言四句。首唱者作起句二句，可以是散句，也可以是对句。接下去再作一联对句。第二人接下去作对句二联。如是轮番各作二联，到最后才以二个散句结束。这样的联句，可以成为五十韵、一百韵的长篇排律。 　　韩愈与孟郊的《城南联句》是一首著名的五言联句。它创始了一种新的联句法。韩愈先作第一句。孟郊作第二、三句。接下去韩愈作第四、五句。如此轮番写下去，最后韩愈以一句结尾，全诗长到一百五十四韵，三百零八字。这种联句方法，名为跨句联法。过去都是每人作二句或四句，概念是完整的，对偶也是由各人自己结构。现在韩愈改为从第二句联起，就必须先对上句，然后作第二联的上句，留给对方去找下句。这样就避免了一人自作对联。在思想内容方面，要先补足对方出句的诗意，然后自己提出半个概念，让对方去补足。这样的联句，就比较难做了。自从韩愈创造这个联句形式后，唐诗中止有陆龟蒙、皮日休、嵩起三人的《报恩南池联句》用过这个联法。宋代以后，联句作者很多，一般都是用跨句联法作五、七言律诗。每人作二句或四句的联句方法不用了。作长篇排律的也极少了。 　　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 　　①连句，齐梁以后称为联句。柏梁体是连句诗的名称。《沧浪诗话》以每句用韵的诗为柏梁体，非也。

却上心头

98唐人诗论鸟瞰

本文目的在将唐人关于诗的评论研究作一个鸟瞰。其实，我在讲诗的时候，已随时接触到这一方面的情况，本文只是再综合一次而已。诗论、文论，都属于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一个专题。关于唐代诗论，已有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诸家的专门研究成果，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得都很详尽，读者可以参阅。我也没有能力讲得更多，更好些。此外，陆佩如的《中国诗史》，也讲到过唐人诗论，读者亦可与各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参详。因此，本文只是把唐人诗论作一个简单的提纲，所以名之曰鸟瞰①。 　　文学批评，产生于文学繁荣的时代。繁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唐诗在继承齐、梁、陈、隋及北朝的基础上，逐渐繁荣，逐渐形成了本时代的文化特征。王、杨、卢、骆以后，诗风大盛，作为唐诗第一个特征的律诗，在声律、体制等各方面都成熟了。从初唐到中唐前期，诗人们所要研究的，主要是格诗的“格”和律诗的“律”。我们合称为“格律”。汉魏以来传统的五言古体诗，唐人称为格诗。格诗要讲究“风骨”。这个名词，到晚唐时，皮日休、陆龟蒙写作“风格”。可知，风格就是风骨。后世文论家没有注意这一字之变，往往把风格与风骨认为是不同的概念，因此就讲不清楚。律诗的“律”，是指音律而言，不是“法律”、“规律”的“律”。所以唐人论律诗，都注意于词句的音乐性。 　　初唐时期的诗论，较多的是关于律的研究。齐梁诗人沈约首创的四声八病说，在这个时期被重视而采用了。四声是平、上、去、入。在两句诗中，要使字声和谐，就创造并确定了调声的方法。就是所谓“平仄粘缀”。八病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都是上下二句之间的声病。例如平头是指上下二句第一字和第二字都同声。如“芳时淑气清，提壶台上倾”一联中，芳、提，都是平声；时、壶，也都是平声。读起来就不美听了。这叫做犯了平头之病。“避忌声病”，也是当时诗人所十分注意的。 　　律诗要用对偶句。如何作对，也是初唐人最关心的。上官仪首先归纳出六种对法：(一)正名对(即的名对。如以“天地”对“日月”)。(二)同类对(如以“秋雨”对“春风”)。(三)连珠对(如以“微微”对“漠漠”。又名叠字对，重言对)。(四)双声对(如以“槐黄”对“柳绿”。用双声字)。(五)叠韵对(如以“旁皇”对“尚羊”。用叠韵字)。(六)双拟对(如以“花明柳暗”对“月白风清”)。此后就有人接着研究对法。元兢作《髓脑》，提出六种对法。崔氏提出三种对法，皎然提出八种对法。 　　有一个日本和尚弘法大师，在贞元年间来中国求佛法。他也关心中国诗学。抄集了不少中国诗学资料，回国后编成一书，名曰《文镜秘府论》，以供日本诗家借鉴。我国初、盛唐时期有许多研究诗格的著作，例如元兢的《髓脑》，王昌龄的《诗格》，至今均已亡失，幸亏《文镜秘府论》中还保存了一部分。《文镜秘府论》的内容，即以研究声病为主，据此书的记录，八病已扩大到“二十八种病”，对法已增添到“二十九种对”。根据此书所反映的情况，可知唐代初期的诗论，集中于研究律诗的声病及对偶。 　　关于诗的风骨与作用，未见有专书论述。但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慨叹于“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李白作《古风》诗，也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杜甫作《戏为六绝句》，以表示他的诗学观点。他以为作诗应“方驾屈宋”，不应作“齐梁后尘”。这些论调，虽然仅见于片言只语，都分明看得出他们在诗的辞藻及思想内容两方面，都主张恢复到魏晋以上，直到《诗经》、《楚辞》。 　　元结编《箧中集》，就是针对当时诗家只讲究声病而不注意诗的内容及作用的。他在序文中说：“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汙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他虽然批评近世诗人的“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但并不否定这种诗。他以为这种“会谐丝竹”的诗，只能用于私室宴会，让歌儿舞女去讴唱，以供嬉乐，而正宗的诗，则必须风骨雅正，为“方直之士”、“大雅君子”所“听而诵之”。这个观点，就为后来白居易把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三类的根据。 　　贞元、元和、长庆这一段时期，经梁肃，柳冕、权德舆、独孤及而至于韩愈，古文运动的文艺理论在唐代文学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有许多思想观点，从初唐以来已有人分别提到，但到韩愈才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他在捍卫儒道的基本思想上，对文学的社会作用与创作方法，提出了明确的口号。他主张“文以载道”，就是说文学作品要有思想性。一般诗人都以诗的功能为“缘情体物”，即歌咏事物，以抒发性情。“载道”就是对“缘情”的否定。他主张为文要“能自树立，不因循”。又主张为文要“务去陈言”，“词必己出”。都是提倡文学的创造性，反对摹仿古人，反对袭用陈言滥调。这些话都是针对当对文风的弊病而说的。 　　白居易对诗的观点，更为积极。他在给元稹的一封长信中痛快淋漓地讲了诗的意义和作用。他主张诗要为政治服务。在上的统治阶级应当“以诗补察时政”，在下的诗人应当“以歌泄导人情”。诗必须通过比兴手法寓有讽刺时政的作用。所谓“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否则，但有美丽的佳句，而不起讽谕作用，无益于治道，那就只是“嘲风雪，弄花草”的无聊作品而已。他说自己在年轻时，做过许多诗，朋友都以为好。其实还没有认识到作家的任务，年长做官以后，与人谈话，常常关心时事；读书史时，多研求政治得失。于是，才知道文章应当为时代而作，诗歌应当为时事而作。这些话，就是说文学创作必须能够反映时代和社会。白居易的诗论，已接近了近代西洋文学中现实主义的理论，但另一方面，也还是继承并发扬了“六义”的传统诗教。 　　从韩愈到白居易的诗论，虽然如洪钟震雷，惊动当代。但在同时代诗人的实践中，可以说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温飞卿、李商隐反而把绮辞丽句推上了高峰。贾岛、姚合，仍然依靠风云花草，才能成诗。这时的诗家，已不必再研求四声的粘缀和八病的避忌，他们所注意的是搜集许多可以摹仿、抄袭学习的佳句。编成一本摘句图，作为自己的“枕中秘”。例如齐已有《玄机分别要览》一卷，摭录古人诗联，以风、赋、比、兴、雅、颂为分类法。姚合有《诗例》一卷，亦是摘取古人诗联，叙其措意，各有体要。李洞有《诗句图》一卷，取贾岛警句五十联及其他唐人警句五十联。郑谷有《国风正诀》一卷，亦是摭取诸家诗联，分为六门，注明其比兴意义。这些书现在都不传了。现在只存皎然的《诗式》五卷，张为的《诗人主客图》一卷。这两种书，仍是以摘选佳句为主。总之，从中唐后期至唐末，诗学研究都集中在律诗的句法。 　　司空图的《诗品》一卷，是唐代诗论中突出的著作。他用二十四首四言诗描写二十四种诗的境界，或说风格，例如他描写“典雅”的诗境云： 　　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 　　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 　　诗写得很好。但要从这样一首诗中体会典雅的诗境，至多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诗铭，我以为不能算是文学批评。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日 　　①“岛瞰”是个外来语，中国原来没有。它是bird—eyeview的译语。如鸟飞空中，俯瞰大地，虽见全形，实在只是一个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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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唐诗绝句杂说

本文曾在一九八一年《语文学习》发表过。当时应编者之请，为唐诗绝句写一篇专文，谈谈绝句的起源和发展。我曾计划就历代各种文学形式有系统地各写一文，从文学形式的角度探索其承先启后的情况。这个计划被教学工作与患病阻止了，迄未实现。现在只有这一篇，附在本书，聊以充数。原来不在本书的计划中。 　　一九八五年五月附记 　　(一)什么叫绝句? 　　绝句是以四句为一首的诗，每句五言或七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人会发问。现在要问的是：这种体式的诗，为什么名叫“绝句”?这个“绝”字是什么意思? 　　光是一句诗，不论是五言或七言，不可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例如《古诗十九首》第一首第一句“行行重行行”，第二首第一句“青青河畔草”，我们读了之后，得到什么概念呢?“走啊走啊”，走到那里去?“河边的青草”，又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读下去，读到第四句，才能获得一个完整的概念：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馀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这首诗一共十六句，四句为一节，表达一个概念，或说一个思想段落。这样的四句诗，在南北朝时代的文艺理论上，就称为“一绝”。绝就是断绝的意思。晋宋以后的诗，差不多都是四句为一绝。不管多少长的诗，语言、音节、思想内容，都需要连续四句，才可以停顿下来。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这首诗前段六句，后段四句，可见是汉魏时代的诗，四句一绝，还没有成为规格。如果齐梁时代的诗人做这首诗，他们肯定会删掉两句，或再加两句。 　　四句一绝，这个观念是自然形成的，从《诗经》以来，绝大多数诗都是以四句为一个段落。但它成为诗的规格，并给以“绝”的名称，则为齐梁以后的事。陈代徐陵编《玉台新咏》，收了汉代的四首五言四句诗，给它们加了一个题目“古绝句”，又收了吴均的四首五言四句诗，题目是“新绝句”。这里反映出“绝句”这个名词是当时新产生的。既然把四首原来没有题目的汉诗称为“古绝句”，就不能不把同时代人吴均的四首称为“新绝句”了。新、古二字是作品时代的区别，不是诗体的区别。这种诗体，只叫做“绝句”。但是，作《玉台新咏考异》的纪容舒却把“新绝句”改为“杂绝句”，又加了说明：“体仍旧格，不应云新。当由字形相近而误。”他以为吴均这四首绝句还是和汉代的四首同一体格，不是唐代近体诗中的绝句，所以不能说是新绝句，因此就大笔一挥，改作“杂绝句”。理由是“新”字与“杂”字“形近而误”。这是一种荒谬的校勘学，“新”字和“杂”字的字形决不相近，他的理由实在非常武断。 　　在北周庾信的诗集里，有两个诗题《和侃法师三绝》、《听歌一绝》，都是五言四句诗。庾信和徐陵是同时人，不过一在北朝，一在南朝，可见绝句在南北朝都已定名、定型，而且可以简称为“三绝”、“一绝”了。 　　《诗经》里的诗，大多数是四言四句，古人称为“一章”，实际上也是“一绝”。汉魏五言诗，以四句为全篇的很少，故没有必要把四句的诗定一个诗体名词。但在较长的诗篇里，四句一绝的创作方法已自然形成。到晋宋以后，由于民间歌谣的影响，诗人喜欢模仿四句的民歌，就大量出现了五言四句的小诗，这时候，才有需要给这一类型的诗定一个名叫做“绝句”。 　　宋元时代，通行把“绝句”称为“截句”。他们以为“绝句”是从律诗中截取一半。他们似乎不知道“绝句”的产生早于“律诗”。如果说绝句是半首律诗，就应该先有八句的律诗了。这个观点，是违反诗体发展史的现实的。 　　(二)古绝句与近体绝句 　　徐陵所谓古绝句，是指汉魏五言四句的诗。它们有押平声韵的，也有押仄声韵的。有第一句起韵的，也有第二句才起韵的。但是它们不讲究声调，也不谐平仄。吴均、庾信的绝句，出现了对句，也偶尔有平仄黏合的，不过还没有全篇平仄和谐的。除开吴歌西曲这些民间绝句以外，庾信似乎是文人中写绝句最多的。他的诗集第六卷，全是绝句，而且卷尾有三首七言绝句。 　　初唐后期，诗句的平仄和谐成为诗的声律。四声八病的理论，愈来愈被重视，五言古诗，七言歌行，各自发展成为五言律诗、七言律诗。齐梁时期的绝句也趋于服从声律，讲究平仄和谐，于是形成了唐代的绝句。唐代人把新规格的绝句和五、七言律诗都称为近体诗，而把传统的一切五、七言诗称为古体诗，或者干脆称为古诗。《玉台新咏》里的“古绝句”、“新绝句”，在唐代人看来，一律都是古体。 　　于是我们要改变一个概念：古体和近体是诗体的区别，而不是作品时代的区别。因为唐代诗人既做近体绝句，也还做古体绝句。 　　庾信的一卷绝句，最可以看出从古绝句发展到近体绝句的情况。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 　　协律新教罢，河阳始学归。 　　但令闻一曲，馀声三日飞。 　　——听歌一绝 　　这首诗第一、二句是对偶句，但对得还不工整。从词性看，“协律”是职官名，“河阳”是地名；“协”与“河”不成对，“律”与“阳”也不成对。但从全句看来，勉强可以算作对句。从声律看，如果用近体绝句的标准，那么这首诗中有五个字是平仄不合格的。“教”应用平声字，“令”应用平声字，“声三日”应用仄仄平字。因此，这一首还是古体绝句。 　　另外有一首： 　　刘伶正捉酒，中散欲弹琴。 　　但使逢秋菊，何须就竹林。 　　——暮秋野兴 　　这首诗的第一、二和三、四句都是合格的对句。平仄黏合，全部符合唐代近体绝句的标准，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首近体绝句。但这样完整的诗，在庾信集中，还是不多。 　　杂树本唯金谷苑，诸花旧满洛阳城。 　　正是古来歌舞处，今日看时无地行。 　　——代人伤往 　　七言四句诗，在齐梁时已出现不少，但庾信这一首最接近唐人绝句。这首诗只有第四句是不合声律的。如果把“日”字改用平声字，“时”字改用仄声字，“无地”改用仄平字，就是一首近体绝句了。至于第三句平仄组合与第二句相反，这种格式在唐人绝句中称为“拗体”，戏称“折腰体”，它可以使整首诗的音调健硬，亦是近体绝句的一格，不算声病。杜甫就很喜欢做这种绝句。 　　(三)律诗与绝句 　　现在一般人都以为五言或七言八句，中间有两联对偶句，这叫做律诗。五言或七言四句的诗，叫做绝句。于是，绝句就不是律诗。又有人把律诗称为格律诗，于是绝句就好象不讲究格律的了。还有，一般人都以为律诗的“律”字是规律、法律的“律”。现代汉语从古汉语的单音名词发展到双音名词，于是在“律”字上加一个“格”字，成为“格律”。于是“律”字的意义更明确地表示为规律的“律”了。 　　以上这些概念，实在都是错误的。这些错误，大约开始于南宋。在唐代诗人和文学批评家的观念里，完全不是这样。 　　律是唐代近体诗的特徵【zhi】。唐人作诗，要求字句的音乐性。周顒【yong】、沈约以来的四声八病理论，为唐代诗人所重视，用于实践。四声则分为平仄两类，属于仄声的上去入三声，可以不严格区别，所以四声的理论，实际上仅是平仄的理论。唐代诗人认识到诗句要有音乐性，必须在用字的平仄上很好地配合，于是摸索出经验，凡是两句之中，上一句用平声字的地方，下一句必须用仄声字，尤其是在每句的第二、四、六字，必须使平仄“黏缀”，这样的诗句，才具有音乐性。律诗的“律”，是“音律”，“律吕”的律，不是“规律”的律。我们可以举殷璠在他所编《河岳英灵集》里的一节话： 　　昔伶伦造律，盖为文章之本也。是以气因律而生，节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焉。宁预于词场，不可不知音律焉。 　　就是这一节，已经可以证明唐代诗人创造“律诗”这个名词，其意义是“合于音律的诗”，也就是“有音乐性的诗”。殷璠的意思是说：诗的声调合于音律，就会产生诗的气势，表明诗的节奏。(这两句是说诗的外形，即语言文学。)一首诗由于平仄黏缀得好，吟咏之时就容易透发作者的才情。(这一句是说诗的音乐性与内容的关系。) 　　既然如此，凡是一切要求讲究平仄、避免八病的诗，应该都是律诗。不错，唐代诗人是这样看的：绝句也是律诗。韩愈的诗文集是他的女婿李汉编定的，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和元稹的《元氏长庆集》，都是作者自己编定的。这三部书中的诗主要是按形式分类，总的分为“古诗”和“律诗”两大类。讲究平仄的五七言绝句，都编在“律诗”类中，不讲究平仄的古体绝句都编在“古诗”类中。这就可以证明唐代人以为近体绝句也是律诗。 　　南宋人编诗集，常常分为“古诗”、“五律”、“七律”、“绝句“等类，从此就把绝句排除在律诗之外。南宋人讲起近体诗，常常用“律绝”这个语词，绝句与律诗便分家了。唐代没有“律绝”这个语词。唐人只说“古律”，表示传统的古体诗和新兴的律体诗，或说近体诗。 　　用“格律诗”这个名词来表示唐代兴起的律诗，适恐怕是现代人开始的错误概念。在唐代人的观念里，格是“格诗”，即讲究风格的诗，也就是古诗；律是“律诗”，即讲究声律的诗，也就是近体诗。高仲武在他编的《中兴间气集》的序文中说明他选诗的标准是“朝野通取，格律兼收”，这是说：不论作者有无官职，不论诗体是古体或近体，凡是好诗都要选入。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分为前后两集，是他两次编集的。前集有“古调诗”九卷，“律诗”八卷，后集有“格诗”四卷，“律诗”十一卷。“古调诗”即“格诗”，都是指古体诗。另外有一卷题作“半格诗”，所收的诗，大体上都是古体，但常有对偶句，或者用平仄黏缀的散句。这些诗似古非古，似律非律，所以名曰“半格诗”。作《唐音审体》的钱良择注释道：“半是齐梁格，半是古诗，故曰半格诗。”又说：“格诗，是齐梁格也。”这个注释是错误的。在唐人观念里，无论汉魏、齐梁，都是古诗，不能把古诗和齐梁诗对立起来。“格”是风格，做近体诗要讲究声律，作古体诗要讲究风格。齐梁诗是一种风格，汉魏诗也是一种风格，不能说“格”是专指齐梁格的。唐人厌薄齐梁诗体的浮靡，要求继承汉魏诗的风格，这是从诗的内容讲的。“风格”这个名词，唐代似乎还没有，他们或称“标格”，或称“风骨”，所谓“建安风骨”，就是指汉魏诗的风格。《文镜秘府论·论文意》云：“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 　　以上这些引证，都说明“格律”是两回事，不能把唐代律诗称为“格律诗”。我们如果要一个双音词来称呼唐代的律诗(包括绝句)，应该名之为“声律诗”。 　　(四)绝句的结构 　　从前写文章的人，特别是学习唐宋八家古文的人，都讲究一篇文章的结构，要有“起、承、转、合”。这是从写作实践中归纳出来的创作方法。写文章不完全同于说话。说话可以较为随便，说颠倒了可以随即改口纠正，写成文字形式，就必须先考虑一下合于逻辑的次序。要说明一个观念，应当从什么地方说开头(起)，接下去应当怎么说(承)，再接下去，应当如何转一个方向，引导到你要说明的观念(转)，最后才综合上文，说明你的观念，完成这篇文章的目的任务(合)。这四个写作程序，事实上就是表达一个思维结果的逻辑程序，原是无可非议的。不过，有些滥调古文家太拘泥于这四个程序，甚至在八股文兴起以后，它们又成为刻板的公式：第一、二股必须是起，第三、四股必须是承……这样一来，“起承转合”就成为教条，成为规律，使能够自由发挥思想和文字的作者，不得不起来反对了。 　　诗和散文虽然文学形式不同，表达思想感情的方法也不同，但其逻辑程序却是相同的。我们在绝句这种诗的形式上，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到：一般的绝句，往往是起承转合式的结构。由于诗有字数的限制，文字的使用不能不力求精简，“之乎者也”这种语气词固然绝对不用，连动词也可以省掉，主谓语也可以颠倒。因此，四句之间的关系，就不象散文那样明显。但是，如果你仔细玩味，体会，还是可以发现大多数绝句的结构是可以分析出起承转合四个过程的。 　　我们先举王昌龄的《出塞》诗为例：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题目是《出塞》，诗人首先就考虑如何表现边塞。他从许多边塞形象中选出了“明月”和“关防”，再用“秦汉”来增加它们的历史意义。从这一句开始(起)，一个“塞”字就勾勒出来了。但是，光这一句还不成为一个概念，“秦时明月”和“汉时关”，怎么样呢?诗人接下去写了第二句(承)。这第二句，我们不必讲解，一读就知道他很容易地完成了征人“出塞”的概念。两句诗，还只是说明了一个客观现实：有许多离家万里的军人在塞外作战，不得回家。“出塞”的概念是完整了，但诗人作这首诗的意图呢，还无从知道。于是他不能再顺着第二句的思想路线写下去。他必须转到他的主题思想上去，于是他写下了第三句。这第三句和第一、二句有什么关系?看不出来，使读者觉得非常突兀。于是诗人写出了第四句。哦，原来如此，他把第一、二句的客观现实纳入到他的主观愿望里去了，主题思想充分表达，诗也完成了(合)。读到第四句，我们才体会到前面“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这些修辞的力量。如果胡马不能度阴山而入侵，则秦汉时的明月边关就成为新时代的明月边关，而万里长征的人也都可以还家了。 　　一首绝句的第三句，总是第一、二句和第四句之间的挂钩。绝句做得好不好，第三句的关系很大。唐诗中的五、七言绝句大多数用这种结构：四个散句的起承转合式。所谓散句，就是句与句之间，不讲究对偶。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这是李益的诗，题目是《夜上受降城闻笛》。此诗第一、二句是对句，“回乐峰前”就在“受降城外”，两句是平起，都是点明题目中的“受降城”和“夜”。所以第二句不能说是承句。第三句转到“闻笛”，第四句结束，说明“闻笛”后的征人情绪。凡是第一、二句作对句的绝句，常常只有起、转、合三段。 　　现在再看一首顾况的《宫词》： 　　玉楼天半起笙歌，风送宫嫔笑语和。 　　月殿影开闻夜漏，水精簾卷近秋河。 　　此诗第一、二句是散句，第三、四句是对句。第一、二句有起承关系，第三句既不是转，第四句也不是合。这两句的创作方法是“赋”，就是“描写”。它们是用来描写前两句所叙述的宫中夜宴情景，特别渲染了“玉楼天半”。这首诗有人说是写宫怨的诗，我以为看不到有表现“怨”的比兴意义。因为全诗四句都是客观描写，没有表现诗人的主观情感，也没有代替某一个失宠的宫嫔表现其怨情。所以题目只是《宫词》而不是《宫怨》。这祥的绝句，我们很难说第三、四句是合。凡是第三、四句作对句的绝句，它的结构方式常常有这样的情况。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这是柳中庸的《征人怨》，它代表了绝句的另一种结构方式。第一、二句是对句，第三、四句亦是对句，整首诗以两副对联构成。四句之间，非但没有起承转合的四段关系，甚至也体会不到起承关系。勉强分析，可以认为第三、四句是起，第一、二句是合，这是一种倒装的结构。从逻辑思维的顺序来讲，第三、四句是描写塞外荒寒的景色。在这样荒寒的塞外，征人岁岁年年驱驰于金河与玉门关之间，朝朝暮暮过着骑马挥刀的生活。四句诗全是客观描写，没有从正面写征人之“怨”，而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其“怨”。全诗的主题思想隐伏在第一、二句，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合”的部分。 　　作者在这首诗中，还运用了另一种艺术句法。在每一句中，都用了成对的语词。“金河”对“玉关”，“马策”对“刀环”，“白雪”对“青冢”，“黄河”对“黑山”。这种对偶形式，名为“当句对”，非但上句与下句成对，在本句中也还有对偶。当句对并不是两联结构式绝句的必要条件，这里引用柳中庸这首诗，只是顺便了解一下唐诗中有这样一种句法。 　　两联结构式的绝句，杜甫诗集中有好几首。他有一首题曰《漫成》的： 　　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 　　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刺鸣。 　　也是四句平行的描写句，比柳中庸那一首更分别不出起合关系，因此更难找出它的主题思想。作者题曰《漫成》，表示这是偶然高兴写成的，等于画家随手画一幅素描，只是一种练习方法。 　　以上所举诸例，李益的一首是一、二对句，三、四散句，正合于一首七言八句律诗的后半首。顾况的一首是一、二散句，三、四对句，正合于八句律诗的前半首。柳中庸、杜甫的二首是两联结构，正合于八句律诗的中段。至于用四个散句组成的绝大多数绝句，就等于八句律诗的首尾四句。因此，就有人说绝句是截取八句律诗的一半，从而把绝句称为“截句”。但是，在北周诗人庾信的诗集中，这些结构形式都早已出现了。上文所引的“协律新教罢”一首，就是五言八句律诗的后半首。“刘伶正捉酒”一首，就是八句律诗的中段。另外有一首《行途赋得四更》： 　　四更天欲曙，落月垂关下。 　　深谷暗藏人，欹松横碍马。 　　这就是八句律诗的前半首。庾信的时代，八句的近体律诗还没有产生，但唐诗绝句的各种结构方法却已具备，可以证明绝句并不是截取律诗的一半。甚至，我们还有理由推测律诗的句法是古绝句的发展。 　　唐代诗人对于诗的句法结构，随时都有新的创造，他们不甘心为旧的形式所拘束。在绝句这方面，元稹有一首值得注意的诗： 　　芙蓉脂肉绿云鬟， 　　罨【yan】画楼台青黛山， 　　千树桃花万年药， 　　不知何事忆人间? 　　这首题为《刘阮妻二首》(之二)的诗是咏刘晨、阮肇【zhao】入天台山，遇到仙女的故事。前三句是平行句，列举了天台山中的美好事物。第一句是说仙女的美，第二句是说仙山楼阁的美，第三句是说山中花草的美。(脂肉，即肌肉；万年药，即食之长寿的草药。)第三句以后，我们在讲的时候，必须补充一句诗人省掉的话“既然有这么好的生活环境”，于是得到第四句“你们为什么还要忆念人间而回来呢”。 　　这首诗是三句起、一句合的结构方式，极为少见，恐怕是元稹的创造。由此可见，起承转合，是一般性的诗文结构原则，变化运用。则是作者的创造能力。

却上心头

100历代唐诗选本叙录

我国文学，繁荣最早。商周之时，民间歌谣和士大夫的诗，据说已有三千多首。孔子删汰其十分之九，存其精华，得三百又五篇，编成一部最早的诗选集，现在称为《诗经》。孔子是最早的选家，也是最早的编辑。 　　孔子的编选工作，历代都有继承人。东汉王逸编《楚辞》，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陈徐陵编《玉台新咏》，这是汉魏六朝仅存的三部诗文选集。此外还有许多选集，均已亡佚。 　　唐代三百年间，文学昌盛，诗的繁荣，尤其凌驾前代。因此，诗的选集，随时有人编撰，几乎接踵而出。每一个选集，都代表当时的诗风，亦反映编选者的文艺观点。现在将唐宋以来最重要的唐诗选集编列书目，供研读唐诗者参考。 　　一、唐人选唐诗 　　(一)《国秀集》三卷国子生芮挺章编进士楼颖序 　　此书选录武则天朝诗人李峤、宋之问等至天宝末年诗人王湾、祖詠等共九十人的诗二百二十首。但现在所传此书已缺漏了吕令问、敬括、韦承庆三人的诗四首。所选各人之诗数，亦有与目录不合者。实在只有八十五人，诗二百十八首。又楼颖序称：“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谴谪芜秽，登纳菁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因此历来著录者，都以为此书编成于天宝三年。其实是楼颖的序文写得不明白。天宝三年是此书开始选编的年分。开元是秘书监陈公与国子司业苏公建议选编此书的年代。书编成于何年，序文中没有交代。大约在天宝末年，安禄山叛变之前。 　　“可被管弦者”是此书选诗的标准。当时正是律诗成熟的时候，故选家以音律和谐、可以配合乐曲的诗为合格。由此亦可知当时的五言古诗、律诗都可以合乐歌唱。 　　(二)《河岳英灵集》二卷丹阳进士殷璠集 　　此书有殷璠自序，又有《集论》一篇。序中略述历代以来诗的风格。“武德初，(轻艳的)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又叙述此书内容云：“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诗二百三十四首，分为上下卷。起甲寅，终癸巳。”甲寅是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癸巳是天宝十二年(公元七五三年)。这两个年分，可能是选诗起讫的年分，天宝十二年，未必是成书的年分。向来著录家都以为《国秀集》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唐人选唐诗集，现在看来，《河岳英灵集》的成书，可能在《国秀集》之前。 　　《集论》中讲到选诗的标准：“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这是说他选的诗新旧兼收。新声指律诗，古体指古诗。以下四句，都是分指古律而言。文是律诗，质是古诗。风指古诗，骚指律诗。气骨是古诗的要求，宫商是律诗的要求。 　　此书在每一位诗人名下，都有一段评论。先概括这位诗人的风格，然后举出他的一些佳句，开了摘句评诗的风气。例如评岑参云：“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至如‘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可谓逸才。又‘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宜称幽致也。” 　　(三)《箧中集》一卷元结编 　　元结的文艺思想是主张复古的。在散文方面，他是古文运动的先导。在诗方面，他认为新近流行的诗，“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因此他推崇沈千运、孟云卿等七人的五言古体诗，将箧中所有二十四首，编为一卷，以“传之亲故”。 　　此书选编宗旨，与《国秀》、《河岳》二集，截然不同。虽然只是二十四首诗的小集，却代表了当时五言古诗的精萃。 　　(四)《搜玉小集》一卷 　　此书无选编者姓名，亦无序跋。所选皆初唐人诗，最早者魏徵，最迟者刘希夷、裴漼。编次杂乱，似非成书。但郑樵《通志》已载此书名目，云是“唐人选当时名士诗”。则此书为唐人旧本无疑。旧目称入选者三十七人，诗六十三首。今本但有三十四人，诗六十二首。 　　此书时代当在《国秀集》之前，今附于《箧中集》后。 　　(五)《中兴间气集》二卷渤海高仲武编 　　高仲武自序谓选诗“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暮年，作者数千，选者二十六人。诗总一百四十首(今存一百三十二首)。分为两卷，七言附之。略叙品汇人伦，命曰《中兴间气集》。”此书于每一诗人，亦有评语，即所谓“略叙品汇人伦”也。“七言附之”一句，极可注意。可见大历时犹以五言诗为正宗，七言诗止是附庸而已。 　　(六)《御览诗》令狐楚奉敕纂 　　此书又名《唐歌诗》，又名《选集进》，又名《元和御览》。宪宗李纯爱好诗歌，元和年间命翰林学士守中书舍人令狐楚编录近代及当代名家诗进呈以供御览，即此书也。 　　此书不分卷，选大历至元和诗人三十家，诗二百八十九首。所选之诗，皆近体五、七言律诗及歌行，无古诗。由此可见，此一时期，近体七言诗正在盛行，古诗不为世重，与《河岳英灵》、《中兴间气》二集的编选宗旨恰巧相反。 　　(七)《极玄集》二卷姚合选 　　姚合为中唐后期著名诗人，元和十一年(公元八一六年)进士及第。此书当编于元和、长庆年间。原有自序，已佚缺，仅存四句云：“此皆诗家射雕手也。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凡念一人，共百首。”这是说，所选二十一位诗人，都是高手，现在从各人集中选其极玄之作。极玄，即是极妙。 　　此书所选从王维以下至戴叔伦，都是中唐前期诗人。全是五言律诗及绝句，无一首七言诗。姚合自己的诗，亦以五言律诗为最工。他的诗开晚唐诸家五律的风气，故此书于晚唐诗风大有关系。 　　此书于每一位诗人名下，附注小传，为研究唐诗者提供可靠的传记资料，亦为选集附作者小传开了先例。 　　(八)《又玄集》三卷韦庄编 　　姚合编《极玄集》以后七十年，诗人韦庄于光化三年(公元九OO年)续选了一部《又玄集》，自序称选“才子一百五十人，名诗三百首。”今传本仅有诗一百四十二家，或者是举成数而言。 　　此书所选诗，五、七言古律及歌行均有，不象姚合之专选五言诗。虽则沿用姚合的书名，其实宗旨已不相同。卷下所录有无可以下释子诗十家，李冶以下妇女诗十九家。亦为诗选兼收僧道及女子诗开了先例。诗家时代则从盛唐的李白、王维至同时代的方干、罗隐，几乎有一百七八十年之久，也和以前几部选集仅选最近几十年作品者不同。 　　此书在我国早已亡佚，明清人都没有见过。但在日本却有流传。一九五七年，日本京都大学清水茂教授读了夏承焘教授的《韦端己年谱》，知道中国已无此书，就寄赠夏老一份书影照片。夏老即交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今天我们才能见到此书全帙。 　　(九)《才调集》十卷韦縠编集 　　此书有编者韦縠【hu】自序，略云：“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各有编次。或闲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但贵自乐所好，岂敢垂诸后昆。今纂诸家歌诗，总一千首，每一百首成卷，分之为十目，曰《才调集》。” 　　此书今世传本亦十卷，诗一千首，从盛唐的王维、李白起到唐末。但无杜甫诗。序文云分为“十目”，但今本不见分目。从第一卷到第八卷，每卷第一人选诗特多，如第一卷以白居易诗十九首开始，第二卷以温飞卿诗六十一首开始。而第五卷中又有白居易诗八首，似乎有张为《主客图》的意义。原本每卷必有类目，今已佚失。 　　编者韦縠是五代时后蜀的诗人，官监察御史。当时的诗风继承晚唐的清丽一派，故所选多中、晚唐秾丽诗。温飞卿选六十一首，李商隐选四十首，元稹选五十七首，杜牧选三十三首，韦庄选六十三首。由此可知其倾向。北宋初的西昆体诸诗人即奉此书为圭臬。 　　以上九种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唐人选唐诗，为研究唐诗的重要参考书。从这些选集的评论或取舍中，可以见到唐诗各个时期的风尚。有些书中采录的诗篇，字句亦有与现代所传的不同，因此它们也是研究唐诗用的校勘资料。 　　(十)《珠英学士集》五卷崔融集 　　武后曾命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集》一千三百卷。参加修书的都是著名的文人学者，凡四十七人，称为“珠英学士”。崔融编集他们所作诗，为《珠英学士集》五卷，崔融自作序。 　　(十一)《正声集》三卷孙翌集 　　孙翌，字季良，开元间人。选时人诗三卷为《正声集》。此书已佚，不可得见。但知其以刘希夷诗为冠。又知其录陈子昂诗十首。 　　(十二)《丽则集》五卷 　　此书题李氏撰，不著名。选初唐至开元时人诗三百二十首，分门编类。贞元中，郑馀庆为序。 　　(十三)《南薰集》三卷窦常撰集 　　此书选韩翃至皎然三十人的诗三百六十篇，分三卷。不用上中下，或一二三分卷法，以为这样就有等级高低的嫌疑，故分题为西掖、南宫、外台三卷。每人均系名系赞。 　　(十四)《唐诗类选》二十卷顾陶选 　　顾陶是会昌四年(公元八四四年)进士，官太子校书郎。选唐一代诗一千二百三十二首，为《唐诗类选》二十卷。大中十年(公元八五六年)自为序。 　　(十五)《翰林学士集残本》一卷 　　此书为初唐诗文选集之残本。仅存诗一卷，计唐太宗、许敬宗、长孙无忌、上官仪以下十七家，并失名一家，凡诗五十一首，多不见于《全唐诗》。原本为唐人写卷子残帙，早年流传于日本。清光绪年中，贵阳陈矩访书日本，传钞得之。既归，刊本传于世。翰林学士，开元二十六年 　　(公元七三八年)始置。此卷无书名，而所收皆初唐人诗，疑《翰林学士集》，非其原名。 　　以上(十至十三)四种是已亡失的唐人选唐诗集。《唐诗类选》还存几个残卷，影印在《四部丛刊》三编中。《翰林学士集》有清光绪中贵阳陈氏刻本。此外，敦煌卷子中有许多唐诗写本，都是各人随意钞写以供吟诵的。原来并不是一个选集，罗振玉取诗数较多的一卷，刊入《鸣沙石室遗书》，题作《唐写本唐人选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此卷与其他九种唐人选唐诗合为一集，称《唐人选唐诗十种》，从此，学者就不必分别访求了。 　　二、宋人选唐诗 　　(一)《文苑英华》一千卷 　　这是宋太宗赵炅命学士李昉、徐铉等人编的一部大规模的文学选集。因为萧统的《文选》所收至梁代而止。此书继续《文选》，故从梁代开始，选录梁、陈、隋、唐的诗文辞赋。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九八二年)开始，至雍熙四年(公元九八七年)始成书。其中梁、陈、隋的诗文极少，诗的部分，可以认为是宋代第一部唐诗选集。当时唐人诗集还没有多少亡失，故所选录的资料都保持原本面目，亦为研究唐诗的第一手资料。 　　(二)《唐文粹》一百卷姚铉编 　　姚铉【xuan】亦北宋早期人，太平兴国年间进士，官至两浙转运使。他把《文苑英华》中唐代诗文选了一个简编本，名曰《唐文粹》。这部书和《文苑英华》不同。《文苑英华》是许多人合作选编的，选录标准不一致。《唐文粹》是姚铉用他自己的文艺观点选编的。唐诗部分，他纯取古体诗，不收五、七言近体诗，可见他是一个复古思想家。这部书的诗歌部分，可以目为唐代古体诗选。 　　(三)《唐百家诗选》二十卷 　　此书相传为王安石所编。晁氏《郡斋读书志》著录称宋敏求编，而由王安石改定的。不管是谁所编，它总是一部北宋时期的唐诗选。选诗一百O八家，诗一千二百六十二首。李白、杜甫、韩愈、王维、白居易等大家的诗都不选入，可知编选者是因为大家、名家的诗集，人人都有，易于见到，小家诗人多，诗集流传不广，故专选一本第二流以下的唐诗。 　　(四)《万首唐人绝句》九十一卷洪迈编 　　洪迈于淳熙年间编录唐人绝句五千四百首进呈孝宗赵昚。皇帝问：唐人绝句共有多少?洪迈答说有一万首。皇帝即命他编足一万首。到光宗绍熙三年(公元一一九二年)才编成进呈。全书原有一百卷，每卷一百首，现今传本已有残缺。 　　洪迈此书，为了凑满一万首，内容非常芜杂。有宋初人的诗混入。亦有从律诗中截取四句，作为绝句编入。学术性不高，仅可以供校勘用。但此书实际已不是选集，而是唐人绝句的总集了。 　　(五)《众妙集》一卷赵师秀编 　　赵师秀是南宋江湖诗人，作诗崇尚晚唐的姚合。他选了这一本唐诗，从初唐的沈佺期到晚唐的王贞白，共七十六人，都是五、七言律诗，不选古体。五言律诗占十分之九，七言律诗仅十分之一。这也反映了当时江湖派及四灵派都刻意作中、晚唐五言律诗，因而出现了这部选集，以供诗家揣摹。 　　(六)《谢注唐诗绝句》五卷赵蕃、韩淲选谢枋得注解 　　此书为宋元之间风行的唐人绝句选本。所选不过百首，皆浅显平正之作，用以教小学生。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他的评语，大多已抄入《唐诗品汇》。但我国已几百年不见此书刻本，直到清末才从日本传回来。 　　(七)《三体唐诗》六卷周弼编 　　周弼，字伯弼，宋理宗时江湖诗人。此书为研讨律诗作法而著。所谓三体，是指七言绝句，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周氏把律诗句法分为虚实二种。写景是实句，抒情是虚句。一首律诗的八句，必须虚实配搭得好，根据这个观点，他把七言绝句分为七种格式，七言律诗分为六种格式，五言律诗分为七种格式。 　　周氏此书，重视律诗句法，意在挽救当时江湖派末流诗人句法油滑之弊。但把作诗方法，归纳成许多定格，亦不免太机械。 　　三、金元人选唐诗 　　(一)《唐诗鼓吹》十卷 　　此书相传是金代诗人元好问选定的。现在流传的版本有元郝天挺的注，明廖文炳的解，清朱三锡东岩的评释。全书十卷，专选王维、高适以下至晚唐、五代七言律诗九十六家，诗五百九十六首，但是有宋初诗人胡宿诗二十三首误入。 　　南宋中晚年，诗人争学晚唐五言律诗；在北方的金元，则诗人都作中、晚唐七言律诗。故南宋的《众妙集》多取五律，而北方的《唐诗鼓吹》全取七律。 　　(二)《唐音》十四卷杨士弘编 　　此书为元人杨士弘所编，有至正四年(公元一三四五年)八月朔杨氏自序，可知书成于此年。全书十四卷。第一卷为“始音”，收王、杨、卢、骆四杰诗。他以为此四人诗仅是唐诗之开始，还不算唐诗正声。故此四家诗不属于初唐。第二卷以下为“正音”六卷，“遗响”七卷。就是把唐诗分为二级。但李白、杜甫、韩愈的诗都没有选入。 　　把唐诗分为三期：初盛唐、中唐，晚唐。给六韵以上的律诗定名为排律，都是杨士弘创始的。现在通行的《唐音》有明人顾璘的批点。 　　四、明人选唐诗 　　(一)《唐诗品汇》九十卷、拾遗十卷高棅编 　　高棅是元末明初人，此书初编九十卷，成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一三九三年)，选唐诗六百二十家，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洪武三十一年，又作拾遗十卷，增补作者六十一家，诗九百五十四首。 　　高氏此书编辑的观点，很受杨士弘《唐音》的影响。杨把唐诗分为三期，高分为初、盛、中、晚四期。杨分诗为正音、遗响二级，高分为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馀响、旁流等九级。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馀响。僧道妇女及无名氏诗为旁流。反映出来的仍是文学退化论。 　　(二)《唐诗正声》二十二卷高棅编 　　此书是《唐诗品汇》的简编本，专选编者所谓正声，故详于盛唐而略于晚唐。 　　(三)《唐诗选》七卷李于鳞选 　　此书虽题曰“李于鳞选”，但李于鳞(李攀龙字)实无此书。李有《古今诗删》三十四卷，选录古逸至唐代诗。唐以后即为明诗，多采录同时朋旧互通声气之诗，而宋元诗不采一首。盖明代前后七子作诗以盛唐为标格，李梦阳倡导“不读唐以后书”，故不选宋、元诗，以为宋、元诗不足学也。 　　坊贾取《古今诗删》中唐诗部分，别出单行，题曰《唐诗选》，在当时颇为风行，因其代表明代七子诗派的观点。至明末清初，对此书的非议就多起来了。 　　(四)《唐诗解》五十卷唐汝询解 　　唐汝询，字仲言、云间(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他五岁时就因病双目失明，靠耳听心记学习，博通经史百家之书。他根据《唐诗正声》及《唐诗选》二书，略有增减，给每一篇诗作了注解。这是第一部卷帙较富的唐诗注解本。 　　唐汝询是晚明人，但此书原本刻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一六一五年)，未见传本。现在一般所见都是顺治十六年(公元一六五九年)武林赵氏临云阁刻本。 　　(五)《唐诗归》三十六卷锺惺、谭元春同编 　　锺惺(字伯敬)、谭元春(字友夏)都是竟陵(今湖北天门县)人。他们继公安三袁之后，论诗主张发自性灵，以抗议前、后七子的摹仿盛唐。他们的文学理论被目为“竟陵派”。二人合编《古诗归》十五卷，《唐诗归》三十六卷，刻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一六一七年)。他们别出手眼，选释古诗及唐诗。当时以新奇炫人耳目，颇有影响。至明末清初，为钱谦益、吴伟业诸人批斥，追随者渐少。但对此书的评论，至今犹不一致。 　　(六)《唐诗镜》五十四卷陆时雍编 　　陆时雍，字仲昭，桐乡人。崇祯六年(公元一六三三年)贡生。他撰《古诗镜》三十六卷，《唐诗镜》五十四卷。论诗以神韵为宗，情境为主，似乎有对抗锺、谭之意，亦代表晚明一家诗论。 　　这两部《诗镜》久无刻本，不易见到。但其《总论》一卷已由丁福保抄出，刊于《历代诗话续编》中。丁氏称“其论汉魏迄唐各家诗，确有见地，非拾人牙慧者所可比拟。” 　　五、清人选唐诗 　　(一)《唐才子诗》七卷金人瑞选批 　　此书为金圣叹选批诗文刊本之一。书名全文为《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盖选七言律为甲集，其后或当有五言律为乙集，书未成而圣叹被杀。此书选讲唐人七言律诗六百首，分为七卷，每卷分上下二卷，实为十四卷。书名虽云选批，内容实为解释。 　　圣叹讲律诗，创始了分前后二解的办法。他以每首律诗的前四句为“前解”，后四句为“后解”。前解二联为起承句法，后解二联为转合句法。讲诗有妙悟处，也有迂腐处。金圣叹评点诸书，在清初风行一时，此书亦代表他的一家之言。 　　(二)《而庵说唐诗》二十三卷徐增著 　　此书有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年)徐增自序。略谓“诗道散失久矣。人皆狃于时习，不知古人之用笔。其选唐诗也，取其近乎己者，如高、李、锺、谭之选诗是也。则唐诗竟为高、李、锺、谭之诗，非唐诗也。故选唐诗，必先正其眼目，循其径路；升其堂，入其室，得其神理意趣之所在而选之”。这些话已说明了他是反对高棅、李攀龙、锺惺、谭元春的选诗标准的。至于他自己的选诗标准，则说得并未明确。 　　关于讲诗的方法，他也说到：“有才者纵横出奇，有学者博综示奥，有力量者气象开弘，有神韵者寄托玄妙。至于解数与起承转合之法，人多略之。后有作者，不免议其后矣。”由此也可知他的论诗是追随王渔洋的，讲诗是用金圣叹的方法。这两家正是当时诗坛的时髦人物。 　　此书大概盛行于康熙年间，乾隆以后，诗论家数渐多，唐诗选本亦日新月异，此书渐渐不为世人所知。 　　(三)《删订唐诗解》二十四卷吴昌祺评定 　　吴昌祺，字绥眉，别号樊桐山人，亦云间人。此书为唐汝询《唐诗解》的删节订正本。因唐氏注释太繁，且多重复，故删削大半。唐氏解诗有末顺未达者，吴氏以眉批订正之。但亦有唐解可取而吴解反而错的。 　　此书有吴氏自序，作于康熙四十年(公元一七O一年)，大约刊刻成书亦在此后一二年间。 　　(四)《唐音审体》二十卷钱良择编 　　钱良择，字木庵，虞山(今常熟)人。此书以辨体为主，故按各种诗体分别编选唐诗。在每一种诗体的卷前，有一篇总论，详述体式的源流演变。对于诗意，仅偶而有一些评注，不是此书撰述任务。 　　此书刊于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O四年)。 　　(五)《唐贤三昧集》三卷王士禛选 　　王士禛，字阮亭，别号渔洋山人，世称为王渔洋。其论诗主神韵自然，以救明代诗人之失。此书专选盛唐诗人之作，以见其所谓神韵的范例。 　　(六)《唐人万首绝句》选七卷王士禛选 　　此为洪迈《唐人万首绝句》的选本。选诗人二百六十四家。诗八百九十五首，分为七卷，约为原书十分之一。仍用其神韵说，为选诗标准，所选甚精。书成于康熙四十七年(公元一七O八年)，过三年，渔洋即去世了。 　　(七)《御选唐诗》三十二卷附录三卷 　　清圣祖康熙帝命词臣编《全唐诗》，于康熙四十二年编成，共九百卷。又命臣下精选一部可以代表唐诗全体面目的集子，由臣下分别选录，而由他自己决定。康熙五十二年编定，书名《御选唐诗》。因为是皇帝御选的书，无人敢评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只恭维它“博收约取，漉液镕精。”这不过是说他选得好而已。 　　(八)《唐诗别裁》二十卷沈德潜编 　　沈德潜，字確士，号归愚，苏州人。他是康熙、乾隆两朝的诗人及诗论家，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甚得皇帝信任。康熙、乾隆二帝的诗，大多是他的代笔。康熙中叶，诗家都学宋元诗，又是王渔洋的神韵说盛行的时候。沈德潜主张作诗当以李、杜为宗，不能局限于王、孟、韦、柳的清微古淡一派。他编选了这部《唐诗别裁》。初刻在康熙五十六年间世，到他晚年，又重新编定，扩大了选材内容，以求反映唐诗的全面。重订本于乾隆二十八年(公元一七六三年)印成，就是现在流行的版本。 　　此书在清代诗坛有很大的权威性，一方面纠正了宋元诗派的主理智，取清丽；另一方面又否定了神韵派的肤浅轻浮。但沈德潜颇有宋代道学家的正统儒学观点，他谨守温柔敦厚的诗教，以张籍的《节妇吟》为思想有问题， 　　“恐失节妇之旨”，故不选入。由此可见他的封建礼教思想十分迂执。这种观点，往往表现在他的评语中，不可不注意。 　　(九)《唐诗叩弹集》十二卷，续集三卷杜诏、杜庭珠编 　　康熙后期，掀起了唐诗的高潮，《唐诗品汇》又时行了。但《品汇》以初、盛唐诗为正宗，对中、晚唐诗，所选甚略。故杜氏选元和以至唐末的诗，为《唐诗叩弹集》，以为《唐诗品汇》的补编。 　　(十)《唐诗合解》十二卷王尧衢注 　　王尧衢，宇翼云，苏州人。作《古诗解》四卷，《唐诗解》十二卷，合称《古唐诗合解》，刊于雍正十年(公元一七三二年)。其后《唐诗解》传刻多，《古诗解》废而不刻，书名遂称《唐诗合解》，此“合”字已不可通。亦有单刻唐诗部分而仍题书名为《古唐诗合解》者，尤为谬误。然此书在清代嘉庆、道光以后，除《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之外，最为盛行。至民国初年，亦为畅销书。石印本甚多，皆名曰《古唐诗合解》。 　　此书选注五言古风二卷，七言古风一卷，五言绝句一卷，七言绝句二卷，五言律诗二卷，七言律诗三卷，五言排律一卷，总十二卷。选诗标准“取格调平稳，词意悠长，而又明白晓畅，皆时人所常诵习者。”注解方法则自云：“注古诗每于转韵分解处见神情，并字句之工而一一详说之。注律诗则分前，后解，写题中何意。并注明起承转合，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务必字字得其精神，言言会其意旨。注绝句虽只起承转合，分贴四句，其笔法多在转合反挑侧击，妙处不同。亦有一气浑成，能入化境者，则又不拘常格。” 　　以上选注宗旨，皆见于王氏自述《凡例》，可以代表清人读唐诗方法。此种方法，对一般初学青年，可以有启蒙入门的效果，但如果运用机械，则不免堕入评点八股文习气。 　　此书原刻本有圈点。《凡例》云：“体格兼胜，入题探奥者，用密圈。词气清新，景物流丽者，用密点。其有字关题眼，或旁挑反击，前后呼应，神情在虚字者，俱用单点点出。”这也是明清人评点古文、时文的方法。坊间重刻本，因刻工较繁，大多删去圈点。 　　此书注解，皆袭取前人旧说。诗法评论，多取李于鳞之说。分解讲诗，用金圣叹法。评论中多采金圣叹、徐而庵，亦兼取锺惺、谭元春。鉴赏观点，不主于一派。 　　(十一)《唐律清丽集》六卷徐日琏、沈士骏辑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一七五七年)春，乡试殿试均不考经判，而改试五言八韵唐律。于是徐、沈二人赶编了一部专收唐人五言长律的选集，分应制、应试、酬赠、纪述四门，自四韵至百韵，均有选录。这是一部供应举子投考学习的投机书。卷首有二十二年孟冬望日沈德潜写的序。徐日琏、沈士骏都是沈德潜的同乡和学生，沈又是沈德潜的族孙，大约此书是在沈德潜指导之下迅速编成的。虽然是一部应试投机书，但专选唐人五言律诗的集子，却只此一部。 　　此书每卷第一行题作《唐人五言长律清丽集》，这是全名。面页题作《唐律清丽集》，这是书名。书口题作《清丽集》，这是简称。“清丽”是选诗的标准。所选诗详于初、盛唐，略于中、晚唐，而选杜甫诗最多，仍是高棅以初盛为正宗的观点。 　　(十二)《唐律消夏录》五卷顾安评选何文焕增评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苏州人顾安，字小谢，评选了一部唐人五言律诗，分五卷。每诗有圈点，附评论。书名《丙子消夏录》。他在自序中说明他的评论注重于阐发“古人命意、立法、修词之道”。至乾隆二十七年，嘉善人何文焕重刻顾安此书，增加了他的评论，改书名为《唐律消夏录》，而扉页上却题作《唐诗消夏录》。 　　何文焕是一位诗人，诗论家，又是出版商。他曾于乾隆三十五年编订刊行《历代诗话》，卷尾附有他的《历代诗话考索》，议论见解，都有长处。顾安的《丙子消夏录》原刻本我没有见过，但看《唐律消夏录》中何文焕的增评，似乎比顾安的评论高明得多。 　　《丙子消夏录》出版后一年，科举考试才改用五言律诗。何文焕在乾隆二十七年重刻顾安此书，恐怕也是当时有此需要。 　　(十三)《网师园唐诗笺》十八卷宋宗元笺 　　宋宗元，字慤庭，苏州人。以四十年之力，选唐诗而笺之。其书刊于乾隆三十二年。宋氏自序，说明其选诗宗旨在以温柔敦厚为指归。他说：“窃谓诗以永言，敦厚温柔而已。舍是，无问平奇淡丽，皆所必黜。其或索枯险以为高，修容服以矜媚，是皆误于彼之所谓指归，而实倍乎诗人之指归者也。”这一段话主要是对锺、谭说的。因为锺、谭编《唐诗归》，正是所谓以枯险为指归也。“修容矜媚”一句，大概又兼指王渔洋了。 　　此书虽名曰笺，实则仍是注释典故。专以温柔敦厚为选诗标准，就不免有些道学家气。 　　(十四)《唐诗三百首》蘅塘退士编 　　此书为近代最通行之唐诗选本。卷首有蘅塘退士序，甚简短，今全录之。“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只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馀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 　　可知当时《千家诗》为童子学诗之启蒙读物，作者不满于其内容芜杂，故有此选。但此书既出，虽盛行数百年不替，而在清代，《千家诗》仍不能废。“三百千”犹为儿童启蒙必读之书。 　　此书非诗家评诗之选本，编者目的仅在作为青少年文学读本，但供一般人阅读，亦极适宜，故销行极广，使其他前人诗选大受冲击。接踵而出者有《唐诗三百首续编》、《唐诗六百首》，皆书坊投机牟利之物。 　　蘅塘退士向来不知为何许人。其书原刻本已不可见，不知刊刻年代。近人考得编者蘅塘退士为无锡人孙洙之别号，其人为清乾隆十六年进士。则此书必为其退隐后所编，编成刊本，当在乾、嘉之际。 　　以上清人评选唐诗十四种。其中一部分是流行广泛的选本，一部分是有专题偏重的诗选，都是近代研究唐诗者经常参考的书。 　　宋元以来，唐诗选本最多，本文所介绍的，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方回(字虚谷)的《瀛奎律髓》倒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唐诗研究参考书，但因为此书并非专选唐诗，故未列入这个目录。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文学视界yzhw120扫校，1987年上海古籍版。

却上心头

《随园诗话》，清代袁枚的一部有为之作，有其很强的针对性。本书所论及的，从诗人的先天资质，到后天的品德修养、读书学习及社会实践；从写景、言情，到咏物、咏史；从立意构思，到谋篇炼句；从辞采、韵律，到比兴、寄托、自然、空灵、曲折等各种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以及诗的修改、诗的鉴赏、诗的编选，乃至诗话的撰写，凡是与诗相关的方方面面，可谓无所不包了。袁枚（1716－1797年），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苍山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是乾隆、嘉庆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与赵翼、张问陶合称为“性灵派三大家”。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调做官，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政声好，很得当时总督尹继善的赏识。乾隆十七年（1752年）袁枚迫于无奈，终于违心再次出山。但袁枚与上司陕甘总督黄廷桂关系极不融洽，于是刚满一年，就请了长病假，急切地返归随园。[1]
三十三岁父亲亡故，辞官养母，在江宁（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世称随园先生。自此，他就在这里过了近50年的闲适生活，从事诗文著述，编诗话发现人才，奖掖后进，为当时诗坛所宗。袁枚24岁参加朝廷的科考，试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诗中有“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的妙句，然而总裁们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幸得当时总督尹继善挺身而出，才免于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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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

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新齐谐》24卷及《续新齐谐》10卷；随园食单1卷；散文 ，尺牍，随园食单说部等30余种。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哀婉真挚，流传久远，古文论者将其与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倡导“性灵说”。主张写诗要写出自己的个性，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主张直抒胸臆，写出个人的“性情遭际”。主张“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历作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追求，这样才能将先天条件和后天努力相结合，创作出佳品，认为“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之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饰，后天也”。主张文学应该进化，应有时代特色，反对宗唐宗宋。他讥讽神韵派是“贫贱骄人”，格调派是“木偶演戏”，肌理派是“开骨董店”，宗宋派是“乞儿搬家”。他也反对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说，认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主张骈文和散文并重，认为骈文与散文正如自然界的偶与奇一样不可偏废，二者同源而异流，它们的关系是双峰并峙，两水分流。诗歌清新隽永，流转自如。写景诗飘逸玲珑。
袁枚的文学思想有发展的观点，对封建正统文学观点及形式主义思潮有冲击作用。另外，他强调骈文作为美文学的存在价值，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的诗多叙写身边琐事，多风花雪月的吟哦，缺少社会内容，有些诗趋向艳俗，不免浅薄甚至浮滑。袁枚是个重视生活情趣的人，他爱金陵灵秀之气，在他任江宁县令时，在江宁小仓山下以三百金购得随园。随园旧为织造园（即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当时“园倾且颓……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荒废已久，袁枚购得后，加以整治，由于是“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因此称为“随园”。他在《杂兴诗》描写随园景致：“造屋不嫌小，开池不嫌多；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游鱼长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爱荷花，未敢张网罗。”如此诗情画意，令人想往，也难怪袁枚怡然自得，放情声色，不复作出仕之念。随园四面无墙，每逢佳日，游人如织，袁枚亦任其往来，不加管制，更在门联上写道：“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袁枚以文学为终身事业，是清代的文学家，性灵派创作理论的提倡者。性灵即性情也。他以为“诗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又说：“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他认为诗歌是内心的声音，是性情的真实流露。文章以骈体最为擅长，颇得六朝体格，享文章之盛名数十年。其为人亦如作文，坦白率真，讨厌矫情，却极重情义，其友沈凤司死后，因无后嗣，袁枚每年为他祭坟，三十年未曾间断，对友人的情义深重，令人感动。
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随园食单》……其中《随园食单》是一部有系统的论述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著作，全书分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杂素菜单、点心单、饭粥单……茶酒单等十四个方面。在须知单中他开宗明义地说：“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作须知单。”此篇可作为饮食通则，而戒单云：“为政者兴一利不如除一弊，能除饮食之弊，则思过半矣，作戒单。”此篇正好与须知单互为表里。
值得一提的是“茶酒单”一篇，此篇对于南北名茶均有所评述，此外还记载着不少茶制食品，颇有特色。其中有一种“面茶”，即是将面用粗茶汁去熬煮后，再加上芝麻酱、牛乳等佐料，面中散发淡淡茶香，美味可口；而“茶腿”是经过茶叶熏过的火腿，肉色火红，肉质鲜美而茶香四溢。由此可以看出袁枚是一个对茶、对饮食有相当研究的人。
六十五岁以后，袁枚开始游山玩水，游遍名山大川，浙江的天台、雁荡、四明、雪窦等山，安徽游过黄山、江西庐山、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地，喜爱品茶的他自然尝遍各地名茶，并且将它一一记载下来。他描写常州阳羡茶：“茶深碧色，形如雀舌，又如巨米，味较龙井略浓。”提到洞庭君山茶，他说：“色味与龙井相同，叶微宽而绿过之，采掇最少。”此外如六安银针、梅片、毛尖、安化茶等，也都有所评述。
此外还写下许多茶诗，如《试茶》诗：“闽人种茶如种田，郄【qie】【xi】车而载盈万千；我来竟入茶世界，意颇狎视心逌然……”描写福建人普遍种茶的情形，置身其中，彷佛进入茶世界。《湖上杂事诗》：“烟霞石屋两平章，渡水穿花趁夕阳；万片绿云春一点，布裙红出采茶娘。”描写身着红布裙的采茶姑娘在“万片绿云”的茶海中采茶，分外醒目。又《渔梁道上作》：“远山耸翠近山低，流水前溪接后溪；每到此间闲立久，采茶人散夕阳西。”可知他旅游时，除了欣赏群山万壑、山涧溪流的美景之际，亦不忘留意当地的“茶叶文化”，可看出他对茶的钟爱程度。
[url=][/url][url=][/url][url=][/url]品茶评茶藏茶袁枚70岁那年，游览了武夷山，对武夷茶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先前对武夷茶的印象是“茶味浓苦，有如喝药”，因此他向来不喜欢武夷茶，但是乾隆五十一年（公元一七八六年）他游武夷山，来到曼亭峰天游寺等地后，却让他对武夷茶的印象完全改观。他在《随园食单．茶酒单》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以后，再试一二杯，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犹未尽。”这位茶叶专家从所用的茶壶、茶具到饮茶的步骤、感觉与武夷茶的特色均做了详细而生动的描写，一杯好茶的确能涤净尘虑，抚平烦躁。
袁枚认为：除了有好茶必须收藏得法才能保存长久，而要泡出一壶好茶，除了要有好的泉水之外，对于火候的控制亦是一门极重要的学问。对此他也有一段精彩的描叙：“欲治好茶，先藏好水，水求中泠惠泉，人家中何能置驿而办。然天泉水、雪水力能藏之，水新则味辣，陈则味甘。尝尽天下之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然入贡尚不能多，况民间乎！”他以为要泡出好茶，需先有好水，在此他再度推崇武夷山所产的茶为天下第一。
接着他继续提到收藏茶叶的方法：“其次，莫如龙井，清明前者号莲心，太觉味淡，以多用为妙。雨前做好一旗一枪，绿如碧玉。收法须用小纸包，每包四两放石灰坛中，过十日则换古灰，上用纸盖扎住，否则气出而色味全变矣。”可说是研究得相当深入，至于烹煮的方法，他也有独到的妙法：“烹时用武火，用穿心罐一滚便泡，滚久则水味变矣！停滚再泡则叶浮矣。一泡便饮，用盖掩之则味又变矣。此中消息，间不容发也，山西裴中丞尝谓人曰：‘余昨日过随园，才吃一杯好茶，呜呼！’”
袁枚不愿在官场上争逐名利，遂能依自己的方式生活，无羁无绊，优游自在，故而能活到八十二岁高寿。

却上心头

一、诗言志

　　【原文】
　　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非止邓禹希文学，马武望督邮也。晋文公有妻有马，不肯去齐，光武贫时，与李通讼逋租于严尤。尤奇而目之。光武归谓李通曰：“严公宁目君耶？”窥其意，以得严君一盼为荣，韩蕲【qi】王为小卒时，相士言其日后封王。韩大怒，以为侮已，奋拳殴之。都是一般见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咏怀》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时诗也。玩其词，若不料此后之出将入相者。及其为七省经略，《在金中丞席上》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登甲秀楼》绝句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张桐城相公则自翰林至作首相，诗皆一格。最清妙者：”柳荫春水曲，花外暮山多。“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和皇上风筝》云：“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仗宝绳。”押“绳”字韵，寄托遥深。译文
古代英雄在没有找到用武之地时，大都没有立下远大的志向。这样的例子很多，如邓禹只通过文学来寄托希望，马武之希望做一名小小的督邮官。晋文公因有妻室和马匹，不愿意离开齐国。光武帝在落魄时，和李通因为拖税的事情到严尤处打官司。严尤因感到奇怪就盯着他看了几眼，光武帝回去后对李通说：“严公盯着你看了吗？”他的言下之意是，被严尤注视是一件荣幸的事情。韩蕲王还是无名小卒时，看相的人断定他日后必定被封王。韩大怒，认为看相之人是在讥讽自己，于是挥拳相向。以上这些人都表现了一个特点，即没有料到自己日后会有所作为。鄂西林相公曾在《辛丑元日》中写过这样的句子：“拿着镜子看自己快要老了，打开门却看到春草还未长出。”他还在《咏怀》中说道：“看来四十岁就已经这样了，那么老到百岁的样子也可以推知了。”这都是他做郎中时所作的诗。品味这些诗词，怎么也不会料到他日后将出将入相。他做了七省经略后，《在金中丞席上》说：“扪心自问，我们都很幸运地被提拔，屈指算一算，又有谁是真正的济世奇才呢？他还在《登甲秀楼》绝句中说道：“袅袅炊烟像千条轻丝飘浮在中午的天空，此时正是千家万户饭香菜熟之时。请问那年那月会招来济世救民的火焰？只见武侯旧祠被树缝中透来的夕阳照得金黄一片。”他居然以武侯自比，没有得志时的气象迥然不同了。张桐城相公则不然，他从做翰林一直到做宰相，所作诗歌都是一个风格。他最清秀的诗句有：“柳荫下的一湾春水曲曲折折地流淌，重重叠叠的山峦旁百花竞相开放。”“叶子底下开的花，人虽然看不见，一双蝴蝶却早已知道了。”“在溪边种花就会知道其中的意境，水中映花，一枝便化作两枝了。”他在《扈跸》上讲：“似乎让人怜悯的龙钟老头，却能趁着满天星斗骑马踏冰。”在他的《和皇上风筝》中又讲道：“风筝在九霄上空飞行，靠日光的照射而绚烂多彩，四面虽有旷野之风的吹拂，风筝却依然仗绳子的稳定作用而逍遥自在。”此处押“绳”字韵，寄托了内心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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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在骨不在格

　　【原文】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真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
　　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译文】
　　杨城斋说：“古往今来，天分低拙的人，大都喜欢谈论诗歌的格调，而不懂得其中的风情趣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格调只是空架子，只要有嘴就能描绘出来；而风趣专门描写性灵，不是天才就办不到，”我十分喜欢这段话。要知道，有了性情就有了格律，格律不会出于性情之外。《三百篇》中有一半是劳动者及思妇直率言情的，有谁为他们定过格式呢？又有谁为他们定过韵律呢？而现在谈格调的，能超过这个范围吗？况且，皋.禹时代的歌谣与《三百篇》不同；《国风》的风格与《雅》.《颂》不同。难道风格是可以用一定的规矩来制约的吗？许浑说过：“吟诗好比求道成仙，骨子里没有诗根就不要乱吟。”可见，诗歌的可贵之处在于风骨，不在于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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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存是去非

　　【原文】
　　前明门户之习，不止朝廷也，于诗亦然。当其盛时，高.杨.张.徐,各自成家，毫无门户。一传而为七子，再传而为钟.谭，为公安；又再传而为虞山。率皆攻排诋呵，自树一帜，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处，各有乖谬处，总要平心静气，存其是而去其非。试思七子.钟.谭，若无当日之盛名，则虞山选《列朝诗》时，方将搜索于荒村寂寞之乡，得半句片言以传其人矣。敌必当王，射先中马，皆好名者之累也！

　　【译文】
　　明朝的门户观念，不只是在朝廷上有，在作诗方面也有这样的表现。当明诗处于鼎盛时期，高.杨.张.徐各自成一家，却毫无门户观念。然而自他们之后，从明七子始，到后来的钟.谭及公安派，以及后来的虞山派,他们都互相攻击诋毁,打出各自的旗帜,真是十分可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自己的缺点，因此应平心静气，保留正确的而去掉错误的。试想明七子.钟.谭.，假如没有当当时的盛名，那么虞山选录《列朝诗》时，必须从荒村野岭那无人知晓的地方搜集，只不过搜得只言片语传给后人罢了。攻敌一定要先擒王，射人一定要先射马。批评人就要切中其要害，而门户观念只不过是喜好名声的人的牵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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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简刑清

　　【原文】
　　乾隆丙辰，余二十一岁，起居叔父于广西，抚军金震方先生一见有国士之目，特疏荐博学宏词。首叙年齿，再夸文学，并云：“臣朝夕观其为人，性情恬淡，举止安详。国家应远生才，必为大成之器。”一时司道争来探问。公每见属吏，谈公事外，必及余之某诗某句，津津道之，并及其容止动作。余在屏后闻之窃喜。探公见客，必随而窃听焉。呈七排一首，有句云：“万里阙前修荐表，百官座上叹文章。”盖实事也。公有诗集数卷，殁后无从编辑，仅记其《答幕友祝寿》云：“浮生虚逐黄云度，高士群歌《白雪》来。”《题八桂堂》云：“尽日天香生画戟，有时鹤舞到匡床。”想见抚粤九年，政简刑清光景。

　　【译文】
　　乾隆丙辰年间，我二十一岁，到广西去看望叔父。抚军金震方先生一见到我，就把我看作对国家有用之材，并特别推荐我入博学鸿词科。他首先问了我的年龄，然后夸我的文才学识，并说：“我早晚观察，他为人性情恬淡，举止安详。国家应运生才，他一定会成大器。”一时间司道争相前来探问。先生每次见自己的部下，谈完公事，必定谈到我的某首诗某句话，津津乐道，说时还带着表情和动作。我在屏风之后听了暗暗高兴。一得知金公有客人来，我必暗暗跟随到后边偷听。我曾呈给他一首七律，其中有句说道：“在万里边关还要写推荐别人的表文，在百官座上夸别人的文章。”这都是事实。金公有好几卷诗集，死后却没有人编辑，我仅记得他的一首《答幕友祝寿》说：“一生漂浮像云一样地虚度过去，交往的高士一起高唱《白雪》歌。”《题八桂堂》说：“满天都是香味，在我摆放画戟的屋里，有时会梦见仙鹤在枕边跳舞。”从这里可以想象出金公在广西做官的九年，其政治简练，刑法清明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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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切勿抄袭

　　【原文】
　　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故成之亦须十年.五年。今类书.字汇,无所不备。使左思生于今日，必不作此种赋。即作之，不过翻摘故纸，一二日可成。而抄诵之者，亦无有也。今人作诗赋，而好用杂事僻韵，以多为贵者，误矣！

　　【译文】
　　古代没有类书，没有志书，也没有字典，因此在《三都赋》.《两京赋》中，谈到树木就有若干，谈到飞鸟就有若干，一定要等到遍查群书，广泛采集风土人情，然后才能写成文章。如果能够达到才情半富，词藻华美，便会引起众人钦羡，轰动一时。左思所著《三都赋》，之所以能够洛阳纸贵，只是因为家中购置这么一本书，便可当作类书，郡志来读罢了。所以写成这么一本书页就需要个十年八载。现在的类书，字典，都非常齐全，假使左思出生在今天一定不会作出这种辞赋。即使作了，也不过是从故纸堆中翻出摘抄，一两天就可写成。而将它抄录下来背诵的人，也不会有。现在的人作诗写赋，喜欢运用繁杂琐事及冷僻险韵，认为篇幅越多越好，这其实是一种误区。

却上心头

六

　　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一韵中有千百字，凭吾所选，尚有用定后不慊意而别改者；何得以一二韵约束为之?既约束，则不得不凑拍；既凑拍，安得有性情哉?《庄子》曰：“忘足，履之适也。”余亦曰：忘韵，诗之适也。

　　

却上心头

七

　　常州赵仁叔，有一联云：“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仁叔一生，只传此二句。某《拟古》云：“莫作江上舟，莫作江上月。舟载人别离，月照人离别。”其人一生，所传亦只此四句。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庙》一绝云：“众响渐已寂，虫于佛面飞。半窗关夜雨，四壁挂僧衣。”殊清绝。孔东堂演《桃花扇》曲本，有诗集若干，佳句云：“船冲宿鹭排樯起，灯引秋蚊入帐飞。”其他首未能称是。

却上心头

八

　　嵩亭上人《题活埋庵》云：“谁把庵名号‘活埋’?令人千古费疑猜。我今岂是轻生者?只为从前死过来。”周道士鹤雏，有句云：“大道得从心死后，此身误在我生前。”两诗于禅理俱有所得。

却上心头

九

　　乾隆丙辰，余二十一岁，起居叔父于广西。抚军金震方先生一见，有国士之目，特疏荐博学宏词：首叙年齿，再夸文学，并云：“臣朝夕观其为人，性情恬淡，举止安详。国家应运生才，必为大成之器。”一时司道争来探问。公每见属吏，谈公事外，必及余之某诗某句，津津道之，并及其容止动作。余在屏后闻之窃喜。探公见客，必随而窃听焉。呈七排一首，有句云：“万里阙前修荐表，百官座上叹文章。”盖实事也。公有诗集数卷，殁后无从编辑；仅记其《答幕友祝寿》云：“浮生虚逐黄云度，高士群歌《白雪》来。”《题八桂堂》云：“尽日天香生画戟，有时鹤舞到匡床。”想见抚粤九年，政简刑清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