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关于“现象写作”的一些感想

无声的问候

　　　牵一发而动全身
——关于“现象写作”的一些感想
             易 生 陕西西安

　　顷收今年第5期《对联》杂志，翻至严海燕先生《为什么要在联界提出“现象写作”的概念》一文，精神不禁为之一振。去年在阅读《长安联苑》第2、3期的时候，笔者已留意到“现象写作”专栏，此次看到主办者对办栏缘由所做的说明，自然更加关注。“现象写作”是一个新锐话题，其中不少题材都是以往对联界未曾或绝少涉猎的，诸位作者慷慨陈词，满纸忧患；特别是严海燕对“现象写作”观点的阐述，既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又不无理论穿透力，对于深化当代对联创作的思想内涵，对于文学性对联回归真正的文学性，至少在理念设计上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

　　一、自主性写作
　　所谓“现象写作”，就是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积极从事自主性的对联创作。既不受参赛获奖的干扰，也不为长官的命令所左右。既真心歌颂真善美，同时也敢于鞭笞假恶丑。不媚世俗，不违良心，自找素材，自铸伟辞。
　　文学是一种自由的歌唱，对联要想成为真正的文学，增强联作者的主体意识，自是其中应有之义。刘太品先生在《<2011年佳作三百副>序》里指出，目前不少应征联“一味迎合主办方主题和评审者口味”，说是文学性对联，其实不过是“多抹了层文学性的油彩而已”。刘太品的批评有些刺耳，但却振聋发聩。一件文学作品首先是抒我之情，达我之意，所谓文学性“并不单指‘赋比兴’之类以及风花雪月式的联想和表现”（严海燕语）
　　必须说明，笔者并不排斥应征联这种对联品种。客观而言，应征联对于激发对联爱好者的创作兴趣，对于改变对联作品文采不足的伧俗之象，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笔者不过是借此引出一种认识而已，即非自主性对联（包括应征联）有一种天生的缺憾：为顾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作对联必须具有诗性（赏心悦目）和适宜性（不节外生枝）；如果题材太尖锐了、思考太沉重了、视角太另类了、手法太别致了，则可能不被看好。为此，严海燕曾于十年前提出建议：“‘见机行事’，最大程度地‘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对联：入史之后的沉思》），读者不妨参考。
　　
       二、现实性写作
　　所谓“现象写作”，就是发扬中国文人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继承中国文学“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严海燕指出：“任何一个描述生活的文学文本，其支撑点都应是现实背景；如果取消这种背景而代之以主观理念，则很容易滑向技术主义和反真实。”关于后者，严海燕特意提及“虚假浪漫主义”这一名词。依笔者的理解，即便我们不写眼前的现实，也最好不要忘记现实背景。何谓现实背景？就近十几年而言，如严海燕所概括的，中国农业社会被人为地、快速地解体，改革也进入深水区，从而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以及利益诉求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写现实，就要对现实敏感。自由文学需要敏感，对联等传统文体亦如此。贾平凹看到农村“空心化”，他很快写出了小说《秦腔》；余光中发现城市里的水泥森林使他听不到儿时的雨滴房檐声，于是在其散文《听听那冷雨》里反映了它。其实这些现象我们也意识到了，我们也可以写出类似的对联来。据李文西《<对联通论>读后随想》一文介绍，2009年严海燕将转基因等敏感话题引入对联。
　　有人以为严海燕在提倡讽喻联，专门揭露社会阴暗面，此乃对“现象写作”的误解。就笔者了解，严海燕的视点是现象的增减和文化的变迁。他明确说道：“我们是客观主义者，不打算一味歌颂或专意讽刺”。他自己既写渭河生态遭遇破坏的惨不忍睹，也写农村妇女于路灯下跳广场舞的美丽动人。“现象写作”所用素材，不单有来自媒体的报道，更多的是作者亲身感受和独立观察所得，这点与“联写新闻”之类不尽相同。
　　
       三、本色性写作
　　所谓“现象写作”，就是针对眼前的事实发言，并“结合日常生活常识”（严海燕语），有一说一。它不图解政策，不求“写本质”。这种缘于原生态生活的本色叙说，有时因为“跟不上形势”而缺乏即时效应，但不一定缺乏长远意义。
　　恩格斯发现巴尔扎克在思想上“是一个正统派”，但同时又认为其小说中的客观描写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个中道理即在于：虽然巴尔扎克观念保守，但他并不因此而歪曲现实，不然恩格斯从中不会看到“（巴尔扎克）心爱的贵族们”“不配有更好命运”的历史趋势。相反地，当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柳青，为了保持与当时政策的一致性，为了追求“历史本质故事”的叙说，而对《创业史》进行某种倾向性的修改，结果留下一大遗憾。我们现在的创作环境比柳青时代宽松多了，完全有条件记取“柳青后期现象”的教训。
　　所谓“结合日常生活常识”，表现在“现象写作”作者那里，就是以平常心多问几个为什么。以《题转基因二副》联为例，转基因到底是人类福音还是潘多拉盒子，至今难以定论，袁隆平认为，只有年轻人自愿吃转基因食品两年以上，而不影响自己生育和下一代健康才可以说是安全的，但这种“保守之言”除了体现一个正直学者的科学良知外，并无实质性的效应，充其量使转基因利益集团变得低调和迂回而已，于是《题转基因二副》作者发出两种追问：第一，既然有关部门宣传转基因食品无害，那为什么又严禁给某些享有“超国民待遇”的人吃？既然声称国内没有转基因农作物商品化种植，为什么《中国新闻周刊》披露湖北等地转基因抗虫水稻早已形成规模种植，且农民自己拒吃？第二，假如我是一个有茹素习惯的宗教信仰者，该怎样面对转基因食品？吃吧，Bt蛋白、北极鱼蛋白等也是生命，不吃吧，超市里绝大多数转基因食品都没有标识，让我无从选择。
　　这样的追问可以有很多，如“现象写作”里提到的强拆、城市同质化、本土植物消失等，凡是与普通民众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事件，凡是留在唐诗宋词元曲里的诗性记忆和元素，如昏鸦雁阵、民风节庆、自给自足等，我们均可做今昔对比，均可用“日常生活常识”进行考量。　
　
　　转自 中华楹联报 http://dhylw.com/szbz/20130905/index.htm

无声的问候

3月8日，由西安财经学院与陕西省楹联学会联合主办的对联的现实语境暨严海燕‘现象写作’研讨会在西安举行。来自北京、太原、西安、咸阳等地的对联界和评论界专家、学者刘太品、傅海青、张志春、解维汉、王天性、徐熙彦、张维社、支胜利、杨乐生等30多人出席会议。研讨会由该校文学院副院长卫亚浩主持，陕师大教授张志春做学术主持。周作斌、王即之分别代表西安财经学院和陕西省楹联学会致辞。
严海燕副教授系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在职教师，多年来致力于对联等传统文体研究。他不仅探讨深层次格律问题，更始终关注对联内容及其表达问题。他于近年在对联界提出了一个新理念——“现象写作”，即从往昔美好的意象（大雁、乌鸦、萤火虫等）和语汇入手，着力跟踪和记录转型时期普通人的生存、各种文化的处境以及诗意化变迁。“现象写作”倡导写真实，倡导对主客观世界敏感，拒绝刻意迎合他人，拒绝虚假浪漫主义。“现象写作”提出后即引起反响，《中华楹联报》、《对联文化研究》等发表了评论文章。
研讨会上，大家围绕着对联的现实语境、文学性以及“现象写作”三个话题展开热烈讨论，在一致肯定“现象写作”理念提出的及时性、合理性以及严海燕本人的学术敏感和学术勇气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不尽相同的看法。
中国楹联学会会长助理、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刘太品先生指出，在时代环境和对联文体特性的双重制约之下，现象写作很难占据对联创作主流。但我们不能满足于平平仄仄的争论，我们亟需创作手法和主题内容方面的引领，严海燕关于“现象写作”的观点可以说适逢其时。“现象写作”并非提倡专门写社会阴暗面。就如同一首歌中所唱的：“为什么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这种以敏锐的心灵所捕捉到的社会转型期的失衡，直指世界本身,直指我们的心灵深处，其微妙和犀利无法浮浅地用光明或者黑暗的概念来概括。
《对联 ·民间对联故事》编辑部主任傅海青主要介绍了为发表严海燕“现象写作”论文所经过的一番曲折和自己当初的顾虑，她表示，有了各位专家的支持和理解，她将在今后的日子里加强与各方面的沟通，继续关注和发表此类论文，包括严海燕新近投寄的《一个传统文学意象的现代命运——关于大雁的一点随想》。
西北大学文学院杨乐生教授认为，严海燕“现象写作”的提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界来讲新意不多，但对于对联界来讲极富意义。
著名对联家王天性先生、徐熙彦先生也谈到了现象写作。王天性认为，虽然对联具有天然的实用性、装饰性，说好话几成作联时的习惯，但要争取说真话，少写假话、空话、套话、大话。徐熙彦指出，“现象写作”的提出，为对联界敲响了一次警钟，同时打开了一扇窗口。孔子讲：诗经可以“兴观群怨”。就当下对联创作而言，体现“兴、群” 的较多，体现“观、怨”的太少。徐熙彦还当场朗读了他叙写社会真相、抒发自我真情的对联作品。
长安时钟社两位社长李文平、王小凤认为，“现象写作” 揭示社会现状，贴近社会现实，不仅对联需要，诗钟也需要。
西安市楹联学会名誉会长解维汉先生既赞扬了“现象写作”的担当意识，同时也认为“现象写作”也不必刻意自成一类，有意去捕捉方方面面社会表象进行写作。著名小说家马玉琛教授认为，征联或应酬也会出现好作品，关键问题在作者身上，作者要有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有了足够的营养，就有一定的高度。
陕西师大文学院张志春教授做了总结发言。他说：今天的研讨会有理论、创作、编辑、教师、书法各界同仁，与会人员的多重身份的构成本身就是一种理想的聚合，说明我们对联语性质的把握有一种理性的自觉。事实上从来也没有一个观点能够涵盖一种文体的全部，“现象写作”其实是一种深刻的偏颇，它敏锐地暗示出联语创作与当下语境某种意味的脱节与疏离，这本身就是有将价值的。
http://www.china-ysc.cn/03dz/viewthread.php?tid=4050

无声的问候

2013.11.25 《中华楹联报》

　　2013年四月出版的《对联文化研究》，刊登了严海燕《我为什么要在楹联界提出‘现象写作’的概念》一文。这是作者继1993年《向联界进一言》、2003年《对联：入史之后的沉思》之后，所发表的第三篇关于对联内容的重要论文。每隔十年，严海燕都要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形诸文字，其中贯穿的主线只有一条，即立足现代文学，立足现实生活来观照对联。
　　一、“风格多样化”
　　二十年前，严海燕曾提出关于对联创作风格多样化的理由：“对于个人来说，他当然有权利长期乃至终身吟风弄月或者歌舞升平，但是对于一个有着讽刺幽默文学传统的文明古国，在社会问题迭起丛生的时候，依然让一种文体呈现出清一色的明亮，而少有‘我为人民鼓与呼’的作者，这无论如何都是叫人费解的。”
　　然而“风格多样化”这句话，说起来不易，做起来更难。对联不仅讲究文字凝练，而且与旧体诗词比起来，还多了实用性、游戏性。春联、婚联，按照民俗习惯是不可说败兴话的。劳累了一天的联友，晚上上网玩联时也大都喜欢风花雪月。至于征联参赛就更不用说了，人家出钱“买”联，你不投其所好而是多发忤逆之言，会有好果子吃吗？
　　但这样一来，那些不一定美丽但却一定真实的生活以及对人们它的真实感受，要想在当代对联格局里找到自己的栖身之所，就不大不容易了。二十年后，严海燕特意为这些不受待见的对联开辟了一个园地——“现象写作”专栏。无论你莺歌燕舞或者感叹忧愁，只要你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贴着地面飞行‘，皆有希望入列其中。
　　二、“具体写作”
　　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在严海燕的论文里，中心概念“现象写作”有时写做“具体写作”。据严海燕讲，这是一次“粘贴”失误。原来他对这个概念有过一次修改，前后分别取名“具体写作”、“现象写作”，但由于疏忽，在最终成文时个别地方“粘贴”了“具体写作”的名称。为什么要取名“具体写作”、“现象写作”呢？据严海燕私下解释，开始取名“具体写作”是为了增强说服力，并防止被乱“扣帽子”——我写的都是我听到的、看到的，都是活生生的事实呀！后来改称“现象写作”，则是鉴于现当代文学“写本质”的深刻教训。谈到“具体写作”，严海燕说，他直到今天才真正体认了1980年代初台湾电影《搭错车》里的歌词：“什么时候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什么时候家乡变得如此的拥挤，高楼大厦到处耸立……”并认为那才是真正的转型题材文学。
　　有读者认为，“现象写作”无非是提倡现实主义，弃置浪漫主义。而实际上，“现象写作”除了强调叙写具体生活，也提倡表现真实自我。用严海燕的话说，他从不笼统反对古典情怀和浪漫主义，相反地，他连做梦有时都梦见三十年未见的大雁在空中翱翔。他只是认为，真正的浪漫主义是用以映衬现实，而不是粉饰现实的。他更愿意将“现象写作”视为一种对联创作态度，一个可以透视对联诸多问题的窗口。
　　三、写什么
　　“现象写作”，一写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及个人际遇，二写现实生活中事物的变迁。前一个是平民视角，后一个是文人视角。她不逃避现实，而是与时俱进，真正践行古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的文学主张。她只顾平实写来，不单纯倚重“长久的艺术生命力”，也不刻意追求“华丽、喜庆、浩大、诗意”的美学效果。
　　严海燕说，他曾看到一副《题找工作》的对联：“瞰四海千帆竞过，俯九原万马齐喑，应怜北战南征，偶曾梦话说三顾；相逢皆蹄虎之驴，所学尽屠龙之术，堪笑寒来暑往，无可奈何又一年”，并颇为欣赏，只是感到同类对联似不多见。事实正是这样。当下更多的对联作者“热衷于对预设主题的集体表现”，“而放松了对身边变化的境况的个人关照”（严海燕语）。君不见风沙已入侵长城内外，工业排废使河流、空气污染严重，而某些满脑子gdp和政绩意识的官员，却继续祭起“土地财政”的法宝不放；君不见中国贫富差别在拉大，原本属于革命时代的“土豪”一词重新进入流行词语之列，而仍有不少贫困地区和不少的贫困群众”……对此，不少对联作者似乎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仍整天穿梭于各类征联之间，你有奇思妙构，我有华词丽句，赞美不担风险，附和只有好处，争奇斗艳，乐此不疲。难怪有人借来两句“格言”来进行调侃：“情，是用来维系社会的；才，是用来粉饰社会的”。
　　“文学是人学”，凡认同高层次对联属于文学的对联作者，都应以人文关怀为己任。建议优秀的对联作者，在进行其他品种的对联创作之余，不妨将自己的才华与当下的现实结合起来，尝试着写出别样的对联来。也许，这是严海燕提出“现象写作’的初衷之一吧？

无声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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