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联语考辨二则【作者：天津大学 刘锋】

潇湘妃子

朱熹联语考辨二则
天津大学  刘锋

一

梁章钜《楹联丛话》中记录有朱熹对联13副。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沧洲精舍的对联，“朱子于绍熙五年，筑朱子于绍熙五年，筑沧洲精舍，时年六十有五矣”，计3副。第二类是摘录《朱子全集》卷后所附载联语，“《朱子全集》卷后所附载联语尚多，谨摘录如左，以见南宋时楹帖盛行，虽大贤亦复措意于此矣”。 计7副。第三类是“世有刻为木榜，悬诸堂楹，人所习见者”，计3副。
其中有一副联很有名，是从《朱子全集》卷后所附载联语中摘录的。联云：
十二峰送青排闼，自天宝以飞来；
五百年逃墨归儒，跨开元之顶上。
此联前有说明：朱熹“知漳州日，建书舍于天宝镇山开元寺后顶”。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南宋绍兴进士。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理学家。在理学上师事李侗，为二程（程颢、程颐）四传弟子。他发展了二程理学，世称程朱学派，在元、明、清三代被崇为“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成为地位仅次于孔、孟的“夫子”。
此联精于用典。上联写景极有气势，写景而能用典则颇为难能。“送青排闼”出于王安石诗《书湖阳先生壁》诗：“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然用在此处自然贴切，用典无痕。“天宝”，指福建龙溪县西的天宝山。天宝山群峰叠翠，向书院破门而入；比起“群山万壑赴荆门”（杜甫）尤觉气势磅礴。这是从侧面烘托书院。
下联用孟子的两个典故。“五百年”并非浪下，《孟子•公孙丑下》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孟子•尽心下》则对对这句话进行解释：“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
“逃墨归儒”也源于孟子。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孟子认为，墨子与杨朱实际上是各走极端，而儒家是符合中庸之道的。“逃墨必归于杨”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无论逃墨还是逃杨都必归于儒，这是最后的结果。所以，汉武帝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一句还另有现实意义。“开元”，即开元寺。朱熹于寺后山上建书院，故称“跨开元之顶上”，寓含书院比佛寺意义更大。
此副对联从联文来看，正大堂皇，气势磅礴，颇为人传诵。而且隐隐有中兴儒学，舍我其谁的气概。然而也有疑问。
第一个疑问是有关联律问题。
此联的上下联结字的平仄和一般对联情况完全相反，上联结字应仄反平，下联结字应平反仄。有人认为上下联次序弄颠倒了。然而对这一副联，上联平收，下联仄收，似乎也可以。
但是上联的起三字“十二峰”和下联的起三字“五百年”声律完全相同，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五百年”可能是因为用典，而“十二峰”是泛指，可以用其他词替代。当然自有此联之后，天宝十二峰就开始载入方志了。
另外，上联“自天宝以飞来” 和“跨开元之顶上”在对仗上有诸多出律处，也无用多说。朱熹的诗和文章俱在，作一副对联会如此多处出律吗？当不至如此。

第二个疑问是朱熹会不会引用王安石的诗入联？
据《宋史•王安石传》所载：“ 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这是朱熹指责王安石以利为先，儒学不纯，祸乱国家，词锋极其严厉。
据《朱文公文集•卷三四》所载：朱熹在“与东莱论白鹿洞书院书”一文中说：“王氏得政，知俗学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学未足以知道，於是老、释之似，乱周、孔之实，虽新学制，颁经义，黜诗赋，而学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
    所谓“俗学”，是指词章训诂之学。朱熹赞同王安石重经、黜诗赋的立场，然而朱熹认为安石所学是杂释、老，‘乱周、孔之实’，‘其学未足以知道’。朱熹此处也是指王安石儒学不纯，“其学未足以知道”，在儒学中揉合佛家和道家的学术。其实王安石还兼学法家。
朱熹和王安石两人政治理念不同，可以称为政敌；尤其是学术观点不同，而且势同水火，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朱熹当不会引用王安石的诗入联，更不会将此联题于自己所主讲的书院。
第三个疑问是梁章钜《楹联丛话》所指《朱子全集》是指哪一部书？
主要有三本书。其一是《朱子全书》。编印朱子的著作的人很多，清代达到全盛。康熙年间，大学士李光地奉敕编修的《朱子全书》，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朱子全书》全称《渊鉴斋御纂朱子全书》，六十六卷，（清）李光地等纂修。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内府刻本，共25册。
      李光地在编修时，将朱熹文集、语录进行整理删节，汰其榛芜，存其精华，以类排比编成此书。全书分为学类、论学、孟子、中庸、易、书、诗、春秋、礼、乐、性理、理气、鬼神、道统、诸子、治道、论文、赋词、历代十九门。因为删节和淘汰，虽称全书，并不完全。朱子此书另有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武英殿刻古香斋袖珍本，清咸丰元年（1851）墨格精抄进呈袖珍本。
其二是《大全类编》。清雍正八年，朱熹十六世孙朱玉将正集、续集、别集全部分类重编为《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一百一十一卷，又搜罗朱熹佚文作《补遗》，
《大全类编》以朱子正、续、别三集合而为一，俾诸体各以类从。每体之中，又以编年为先后，分为八册。一册为道学渊源、世系等，凡三卷。二册为赋、诗、诗馀，凡十卷。三册为封事、奏札，凡二卷。四册为政迹、宫观、经筵、表文、疏文，凡十一卷。五册为书劄，凡十四卷。六册为问答，凡三十五卷。七册为杂著，凡十五卷。八册为序记、祝文、碑文、行状、墓志、墨迹等，附编著书目，凡二十一卷。
此书虽然“用力颇勤”，但缺点也很多。首先是“割裂烦琐，究不及大全集之原本，为能存其旧也”。其次是“其间考订未精，多有误收及伪作者”。
有研究者指出：梁章钜所见很可能便是这一版本，所谓“卷后所附载联语”，则明显系书后的《补遗》，此朱熹“联语”不仅不是作者手定，其中有些作品是否真得为朱熹所撰，也存在很大的疑问。
其三是《朱子全书》。《朱子全书》共27巨册，共约1,436万字，23,604页。2003年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是目前为止收集朱熹著述文字以及朱熹研究资料最完备的《全书》。这一本书当然和梁章钜无关。
    又据曾国藩•道光21年7月14日日记所载  “……又至唐镜海先生处，向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集》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那么曾国藩所指《朱子全集》和梁章钜《楹联丛话》所指是同一本书吗？
第四个疑问是此副对联的史料记载情况是怎样的？
明以前的史料未能查到，明代的史料有两个：朱国祯著《湧幢小品》和焦竑著《国朝献征录卷》。
《湧幢小品》是明人笔记，朱国祯撰。朱国祯（?～1632）字文宁，浙江乌程（今吴兴）人，万历年间进士，历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该书共32卷。记载明 朝掌故，大而朝章典制﹑政治经济等，小至社会风俗﹑人物传记。作者熟悉明代之事，所记多质实可信。最早有明天启年间朱氏家刻本。
据《湧幢小品•肄器修祀》记载：“……適琉球使者過漳。聞而來觀。皆合掌捧手。稱歎而去。一日。習儀開元寺。見寺後有朱文公祠。已敝坏。祠後有峯。僧廬其下。仍舊額扁。為芝山書院。以事文公。陳北溪、黃勉齋、蔡九峯、為配。又遴選庠生數十人。讀書其中。士習丕變。郡父老相傳。文公嘗遺一聯云。十二峯送青排闥。自天寶以飛來。五百年逃墨歸儒。跨開元之頂上。蓋若有待云。守漳之三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句话“郡父老相傳。文公嘗遺一聯云”。而其时已是明代，距宋已远。
《湧幢小品》似乎出自《国朝献征录》。《国朝献征录》是明朝焦竑著，共一百二十卷。《国朝献征录》纪事上始于洪武，下至嘉靖，凡十二朝，收录各种神道碑、墓志铭、行状、方志等，并以宗室戚畹、勋爵、内阁、六卿等官职分类，于民间则以孝子、义人分类。
焦竑（1540～1620年），字弱侯，号漪园、澹园，山东日照人。明万历状元，著名学者，著作有《国朝献征录》等多部。据史载：乾隆年间，于敏中、钱汝为等主编《明史考证》，多依据《献征录》参校《明史》。
又据《国朝献征录》卷40，其中有蔣信著《兵部左侍郎高吾陳先生洪謨行狀》云：“公諱洪謨，字宗禹，高吾其別號，世居武陵之東村……”，是写陳洪謨生平事迹的。行状中所载有关朱熹对联之内容与《湧幢小品》全同，此处从略。
第五个疑问是此副对联逃墨归儒一词的源流是什么？
朱熹此联至明代才有记载。以后，清同治五年（1866）闽浙总督左宗棠在漳州曾应邀为芝山书院题写柱联，又用到“逃墨归儒”。联文是：“经始问何年，果然逃墨归儒，天使梵王纳士；筹边曾此地，大好修文偃武，我从瘴海班师。”
那么明清以前，是否有脉络源流呢？据资料，逃墨归儒一词，自孟子以后一直到宋代，之间始终没有找到脉络源流，但是元代有，而且是一个和尚，名字是释大圭。
逃墨归儒一词是否有别解？据《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明诗综》卷90载：大圭字恒白，晋江人，泉州开元寺僧，有《梦观集》。恒白语法侣云：“不读东鲁书（儒家书籍），不知西来意（佛家教义）”，此逃墨归儒之言也。
释大圭(1304～1362年)，俗姓廖，字恒白，号梦观，元代泉州人。大圭自幼习儒学，擅长诗文。及长大，大圭遵从父教，到泉州开元寺出家为僧，拜高僧广漩为师。大圭由儒入释，故能贯通儒释两家。他曾说：“不读东鲁书，不知西来意。”
据《四库全书总目》卷167•集部20•別集类20：《梦观集》本24卷。首为《梦法》1卷、《梦偈》1卷、《梦事》1卷，次为诗6卷，次为文15卷。所谓梦法、梦偈、梦事者，皆宗门语录，•••删除其《梦法》等卷，并删除其杂文，惟录古今体诗编为5卷。
可惜的是，《梦观集》所删太多，现在已无法见到全貌了。

二

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
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
这副对联据说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任福建漳州知州时，为创办的白云岩书院写的一副对联。梁章钜《楹联丛话》中记录有朱熹对联13副，但不含此联。
初读这副对联也很快被吸引了。再读之下，就有了几点疑感：一是有些字句很熟，似乎在唐诗中见过；二是因为朱熹是所谓的儒学圣人，理学大师，不应有逾分的言论，得守规矩；三是联的4字句和7字句，联意不能统一，联理不暢。似乎不应是朱熹的作品。
先进行考证。检读唐诗，手边常用的有潘德衡的《唐诗评选》。在348页载有唐宣宗的2首诗：其中一首题名《百丈山》，詩曰：
大雄真迹枕危峦，梵宇层楼耸万般。
     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长在掌中看。
     仙花不间三春秀，灵境何时六月寒。
     更有上方人罕到，暮钟朝磬碧云端。
此诗也有几个版本，字句略有不同，如第6句何字通常作无字。
这一首诗的主旨是写百丈寺。百丈寺建在百丈山，山在江西省奉新县。 百丈山,又名大雄山,坐落于江西省奉新縣西北部的西塔乡，峰巒高耸，嵐光四射，霧繞雲飛，景色迷人。据光绪版《江西通志》记载：“百丈山在奉新縣西140里，馮水倒出，飛下千尺,西北勢出群山,又名大雄山。”百丈寺歴史悠久，源遠流長，迄今已有1,200余年歷史。据《辞海》記載:唐徳宗興元元年（784）邑人甘贞延请大智禪師懐海(720~814) 担任主持，易名百丈寺。
此诗以“日月每從肩上過，山河長在掌中看”一联最为人称道。日月经天，一肩担起; 山河万里, 己在掌中。这是何等胸襟，何等胆魄。潘德衡评为：“尤为矫矫不羣”。这一联气势非凡，非大有作为者不能道，非帝王不敢道。何物唐宣宗能作此诗？
唐宣宗是有这个资格的。唐宣宗李忱（810年~859年），唐朝第十八位皇帝，初名李怡，前身是光王，在位13年。而且唐宣宗还是一个强势皇帝。据史载：唐宣宗李忱在位期间干了三件大事，每件都不容易。第一件事是以铁腕消除党争，使“奸臣畏法”， 使“权豪敛迹”； 第二件事是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使“阍寺詟气”； 第三件事是一项巨大的历史功绩，收复了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已经被吐蕃占据了将近百年之久的河、湟地区(今甘肃及青海东部)。历史上评价他说，“宣宗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唐）太宗”。
强势帝王固有此气概，但是为何却作于佛门。据说唐宣宗李忱曾经在百丈寺5年。
那么从什么时候，唐宣宗之诗演绎成宋朱熹之联呢？于史无征。在《朱熹对联选》中倒是查到此联。但此书所收对联真伪莫辨，其它对联内容也和此联风格相去甚远。朱熹的书我们是读过的，朱熹的诗也是读过的，似乎和此联風格颇为不同。那么所谓朱熹之联有无可能袭用唐宣宗之诗呢？结论是不可能。首先因为不敢，而且也不会，拾人牙慧不是圣人干的事。
再来读这副对联：有人以为上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是形容学者两袖清风，可昭日月；下联‘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 是形容学者读书品万物识时局。也有人以为上联写仰视所见，比喻书院像山岩一样地位超迈。下联写俯视所见，“门庭开豁”暗示这里人文茂盛。这些解释都过于牵强，而不着边际。
细绎联意，清高是写品质，或谓可比吁翰林，但只能用地位清要；翰林品级较低，谈不上地位清高。区区书院学子还是草根；“日月每从肩上过”，言大而狂，在专制社会是要惹上文字狱的。至于下联，“门庭开豁”可写书院，开豁是说敞开，“江山常在掌中看”，是谁把“江山（放）在掌中”，还常看？别忘了那是封建社会，一个儒生有帝王思想是要杀头的。
另有人也看出了“日月肩上过”、“江山掌上看”，气魄太过宏大，想象太过奇伟，不合朱熹的身份；但又以为是“宋明一些理学家好说大话、好唱高调的思维特点”。但是好唱高调也是有底线的。而且：一方面南宋理学朱（熹）陆（九渊）泾渭分明，斗争也很激烈；另一方面当局对理学控制也严；如此大话也容易惹祸的。
朱熹（公元1130年~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晚年自称晦翁，别号紫阳夫子，谥“文”，故称“朱文公”，祖籍安徽（今属江西省）。1148年登进士第，1190年改知漳州。朱熹一生“笃意学校，力倡儒学”，漳州白云岩紫阳书院也正是朱熹任漳州知事一年内创办的。
另据《漳州府志》载：“公在漳，首尾仅一期。未至之始，吏民闻风竦然，望若神明。及下车莅政，一以道德正大行之，人心肃然以定。官曹厉志节而不敢纵所欲，豪猾敛踪而不敢冒法，郡中讼谍无情者畏惮不敢复出”；注意下面这一段：“平时习浮屠为传经礼塔朝岳之会者一禁而尽息。良家子女入于空门者悉闭精庐归复人道。”朱熹对儒佛的态度是清晰的。
总的来说，以朱熹的道德文章和见识，将皇帝写寺庙（佛家）的一首诗，取出颔联，加上4个字，变成一副对联，以后又题于书院（儒家），这是匪夷所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