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说儒家、儒学、儒教

潇湘妃子

联说儒家、儒学、儒教

文\张兴贵

    在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盛行，诸如道家、墨家、法家、农家、阴阳家、儒家等。这些家，对我们来说应该都不太陌生，每一家的学说就称为道学、墨学、法学、儒学等。在这众多家中，道家发展成道教、儒家发展成儒教。就“儒”来说，儒家是一个阶层、儒学是一种学说派别、儒教是一种宗教。
    儒学，是春秋时期由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去世于公元前478年，今山东曲阜人）创始的一个哲学流派，是儒家这个社会阶层的学术体系，刚开始仅是先秦诸子百家中普通的一家学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家受到重大打击，到了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下，儒学受到空前的推崇，深远地影响了汉代以来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联曰：
    脉出先秦，位列百家开一派；
    学传后裔，道归三教是同源。

    一、为何要将孔子学说称为儒学呢？
    我们先看一下古代的“儒”者身份。
    中国人历来重视丧葬祭祀礼仪，至少在殷商时代就有了专门负责丧葬祭祀的祭祀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巫师与术士。他们精通当地的丧葬礼仪，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由于这种职业地位低微，收入也少，加之他们本身崇尚礼仪，不会强争豪取，所以形成比较柔弱的群体性格特征。
    孔子生来崇尚周代礼仪，可谓情有独尊。《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意思是孔子在儿童时期玩游戏，就常常摆起各种祭器，学做祭祀的礼仪动作。孔子曾担任过鲁国的代冢宰，这个官职类似于周代的太宰，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管理祭祀之事。《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云：“以八则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驭其神。二曰法则，以驭其官……”正因如此，在《易传》中，孔子这样说：“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意思是：我只不过是着力追求圣人的道德而已，我与祝史和巫觋本是同一类的人，从事的事业不同而已。在《论语·八佾》有这样一段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 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意思是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问祭祀官。有人就说，谁说孔子知礼呢？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问？孔子听后说：这就是礼啊！从中也可以看出孔子对祭祀之礼的重视与对祭祀官的尊重了。
    祭祀之礼，是“儒”者之事，孔子对“儒”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将他的学说称为儒学，不能说与此没有一定的关联。联曰：
    子有本心兮，祖述前贤开祭祀；
    文崇儒气也，传承显学著春秋。

    然后，我们再看看“儒”字的本义。
    《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清代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中说：“人之柔者曰儒，因以为学人之称。”意思就是“”性格柔弱的一个群体被称为儒，是因为他们有学问”。可见在许慎之前，“儒”字的本义为“柔”，与殷商以来“儒”的职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徐灏的这一结论是有依据的，其一是，《周礼·天官·太宰》中说周代诸侯安抚百姓的九项整治措施时这样说：“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唐代经学家贾公彦注释云：“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掌养国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
    另外，《周礼·地官·大司徒》云“（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曰媺（读音同美）宫室，二曰族坟墓，三曰联兄弟，四曰联师儒，五曰联朋友，六曰联朋友。”汉代经学家郑玄注释：“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贾公彦则认为“师儒是致仕之贤者。”
    从以上典籍可以得知，“儒”，在周代，是从事教育工作的贤能有德之人。
    孔子推崇周礼，又是中国开创私学的第一人，是举世公认的大教育家，因此，将他的学说称呼为儒学，也就顺理成章了。


    于心独仰圣人德；
    在意惟求君子儒。

    二、儒家学术为什么两千年长盛不衰呢？
    儒学在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中，仅是普通的一家，且在秦始皇时期，遭到了重大打击。为什么在汉武帝时期，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得到“独尊”，然后两千多年影响了中国文化并对世界文化也产生了影响呢？
    这不得不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说起，秦国是通过商鞅变法而逐步强大起来的，秦统一六国以后，李斯权倾一时，而商鞅与李斯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也就是说，秦始皇推崇的是法家学说。那时候知识分子创办的私学经常议论朝廷的法令，于是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开始打击儒学，杜绝私学。本以为这样会巩固政权，结果是引来儒家以外其他学派的强烈不满，秦王朝很快就被灭亡了。联曰：
    嗟尔无谋，上古书香焚火内；
    昭然有鉴，前车辙印在坑中。

    汉代取代秦朝初期，推崇的是道家的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的思想盛行。但是汉武帝是一位胸怀大略的人，清静无为的思想肯定让他不满意，于是他就要寻找取代道家思想的另一种学说来为其服务。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博学之士到长安，亲自询问治国大策。时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的董仲舒写了一篇文章《举贤良对策》，系统地阐述了“天人感应”、“大一统”的理念，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建议，主张“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许是汉武帝没有忘记曾经“焚书坑儒”的秦王朝灭亡的前车之鉴，他对“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观点很感兴趣，因而就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儒家学说终于天赐良机，成了诸子百家中独领风骚者。汉武帝独尊儒学以后，终于迎来了汉武盛世，这与强大的秦王朝迅速灭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对后代帝王不能没有启示。西汉平帝和东汉和帝分别于公元元年和公元92年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和“褒尊侯”，公元492年，北魏孝文帝追封孔子为“文圣尼父”，孔子成了圣人。此后历代皇帝对孔子屡有追封，直到公元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追封其为“大成至圣先师”。联曰：
    一人献策尚儒风，圣贤迭出；
    百代承恩传国祚，鼎鼐长安。

    为什么从汉代开始，孔子与儒学的地位历经不衰呢？儒家学说以“仁”为核心，衍生成的“仁义礼智信”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了解一下儒学的源泉也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孔子的追求。《论语·八佾》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周代的仪礼借鉴夏商两代，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啊，我推崇周代的制度。众所周知，周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礼仪制度周密完善，是以礼治国的典范。孔子倡导的“克己复礼”，就是希望恢复周朝的礼仪。此乃其一；其二，“四书”之一的《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里边有这样一句话“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意思是孔子十分推崇五帝之中的尧舜与周代的文王武王的治国之道。在《论语·述而》中，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意思是我仅是阐述古人的学说，自己并不创作，相信并崇尚古人是我的爱好，就像殷商时代的贤大夫彭咸一样。要知道，尧舜文武，是古代享有盛誉的帝王，孔子的学术思想与他们一脉相承，不能不被历代帝王重视。联曰：
    思则无邪，圣意从周因好古；
    述而不作，儒心复礼在齐贤。

    其实，孔子不光推崇接受尧舜文武之道，他对被誉为三皇之一的伏羲也是敬仰有加。众所周知，《周易》对中国文化具有巨大的影响，而《周易》的源流就在伏羲那里。《周易》是由“伏羲画卦”（先天八卦）、文王演卦（后天八卦）、孔子做翼，经历了上古、中古、近古三代和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才最终形成其完整的思想体系（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是《周易》之“经”，《十翼》为《周易》的“传”）。正因如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周易） '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也就是说，影响深远的《周易》是经过伏羲、文王、孔子三代圣人，才形成“经”、“传”水乳交融的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不难看出，伏羲、文王的思想对孔子有重要的影响，也不难看出《周易》是儒家学术的重要源泉。也就是说儒家思想与伏羲、尧舜、文武思想一脉相传，这是历代帝王推崇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道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道家重视的是如何做人，尊崇的是天道，儒家重视的是如何做事，尊重的是人道。对欲有所作为的统治者来说，清静无为的思想肯定不如修齐治平的思想，因此，晋代道学家葛洪在《抱朴子·塞难》中说：“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进入帝王时代以来，儒家被推崇，看来是必然的了。联曰：
    哲学寻源归易学；
    古人问道启今人。

    三、儒家对中国的贡献
    儒家对中国的贡献，历代有无数的理论家进行了阐述，这里我先用一个数字来说明一下。据《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个权威组织的统计数字，足以说明儒家思想对世界文明与科技发展具有重大贡献。在十八世纪前，中国虽然几经分合，但始终在世界各国中处于引领地位，不能说与儒学无关。

    第一、儒家推出了一大批旷代名家与经典名作。
    由于儒学涉及的范围很广，因此在战国就成为“显学（在社会上有着显赫地位的学说）”。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在其著作《显学》中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就是后来有“八儒”之说的源头。需要说明的是“八儒”并非八个人，而是八个流派，其人物众多不言而喻。在这八派中，对后世影响大的主要有以孟子为代表的理想主义派与荀子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派。而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孔子被尊为“至圣”、孟子被尊为“亚圣”人人皆知。同时，被孔子以“贤哉回也”而感叹闻名的颜子（颜回）被尊为“复圣”；著有《大学》的曾子（曾参）被尊为“宗圣”；著有《中庸》一书的子思（孔子之孙 孔伋）被尊为“述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儒家五圣”。除此以外，战国后期的赵国人荀子、西汉的董仲舒、唐代的韩愈、北宋的程颢程颐、南宋的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李贽、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子等均是大名鼎鼎。
    在这众多的孔子继承人中，孟子提出了“性善论”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荀子提出了“天道观”与“性恶论”；曾子在《大学》中提出了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子思在《中庸》中提出了“不偏不倚”、“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提出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朱熹提出了“理气论”、“动静观”、“格物致知论”与“人性二元论”，从而形成了理学的完整体系；王阳明提出了“心即是理”思想，主张“知行合一”，从而形成独特的“心学（王学）”。
    儒家学说的著作，因为旷代名家众多，也就种类繁多了，其中最为有名的当然是“儒家十三经”了，它们是：孔子修订编撰的 《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论语》（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语录）；传为孔子著作的《孝经》；《孟子》（孟子的语录）；左丘明编著的《左氏春秋传》（《左传》）、子夏弟子公羊高口传，汉景帝时由其玄孙公羊寿与胡母生将其著入帛书而形成的《春秋公羊传》、以及子夏口传，谷梁赤记录成书的《春秋谷梁转》，合成“春秋三传”；被誉为“辞书之祖”的中国古代第一部词典《尔雅》。
    在十三经中，《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谓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谓之“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在地位上，经最高，传次之，记为第三，尔雅最后。
    此外，《大学》（《礼记》中的一篇，曾参作）；《中庸》（子思所作）；《荀子》（荀子著）；《春秋繁露》、《天人三策》（董仲舒著）；《师说》、《进学解》（韩愈著）；《二程全书》（程颢程颐著）；《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朱熹著）；《陆九渊全集》；《王阳明全集》、《传习录》、《大学问》（王阳明著）；《焚书》、《藏书》（李贽著）； 《明儒学案》、《四明山志》（黄宗羲著）；《日知录》（顾炎武著）；《春秋世论》、《读通鉴论》（王夫子著）等等，均在历史上赫赫有名。

    历代潜心以学，传出类真经，修文说起涵世味；
    群贤捧砚而书，著堆山杰构，屈指数来是家珍。

    第二、儒家为中国的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
    孔子不但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实践与理论家，被尊为“万世之师”，他一生的教育实践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开始办学，到去齐国求仕之前约7、8年时间；第二阶段，自37岁（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从齐国返回鲁国到55岁（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周游列国之前共计18年；第三阶段，自68岁（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周游列国结束回到鲁国，到他去世共5年。在三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他培育出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可谓古今中外首屈一指。他的教育观直到现在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主要表现为：1、有教无类思想；2、因材施教思想；3、身教胜于言教思想；4、启发式思想；5、随时随地随事教育思想。他的学习观，则至今依然有借鉴意义，可以概括为“学、思、问、用”四个字。学者如“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思者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问者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用者如“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孟子对教育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他不仅授徒讲学，培养出了乐正子、公孙丑、万章等优秀的学生，他注重对教育方法的改进，提出的“易子而教”的教育方法影响深远。
    唐代的韩愈，对教育的贡献也是十分巨大的，他在《师说》中说的“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进学解》中说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堪称是至理名言，字字千金。
    北宋二程，广收门徒，倡导的“穷经以致用”之学风惠及无数弟子，而杨时为求学，留下的“程门立雪”典故则成为好学而尊师的杰出范例。
    朱熹是孔孟之后儒家最有成效的教育家，他重视自学、主张互相交流切磋，特别是关于依据年龄，将学习分为“小学”与“大学”的教育理论，为中国古代教育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他总结的“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被称为“六条朱子读书法”，令许多人受益匪浅。
    如果没有以上儒家代表人物对教育的实践与论述，很难想象中国古代何以人才辈出，发明与发现前赴后继。联曰：
    钦一个杏坛，同思孔圣情怀，贤良熟读诲人句；
    看满朝槐位，俱属儒家弟子，谨慎深谙为政篇。

    注释：
    1、杏坛。相传当年孔子讲学的地方，是一个高台，其周围有四株杏树，于是就称这个高台为“杏坛”，杏坛一词以后就成为教育工作的代称了。
    2、槐位。槐树在古代备受推崇，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太师、太傅、太保三公朝见天子时，要面向三槐而立。后因以三槐喻三公。槐位，指三公之位。



    第三、儒家为国人贡献了诸多积极思维
    一切成果都是思想的具体化，而思想离不开思维，这就是“思路决定出路”的道理。儒家思想代代传承并发展、儒家的学术成果令人叹为观止，充分说明儒家的思维方式值得探讨，这无疑也是儒家的贡献之一。儒家的思维方式非同一般，与孔子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孔子的思维方式，具有如下特点：
    1、“叩其两端”思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发散思维：其论述见于《论语·子罕》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 有郧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说：“我有知识吗?其实没有知识.有一个乡下人问我，我对他谈的问题本来一点也不知道，我只是从问题的两端去问，这样对此问题就可以全部搞清楚了。”发散思维的特点是：不要拘泥于一个方向思考问题，要善于从多角度思考问题。
    2、“中庸思维”，这就是不走偏颇思维，其论述见于《论语·先进》：“子曰：‘过犹不及。’”太过分与达不到，都是不可取的。其特点是不要把问题看的太复杂，也不要看的太简单，不要全部肯定、也不是去全部否定，不要勉为其难，也不要不敢挑战，总之一切要恰到好处。
    3、“四毋思维”，这就是辩证思维，其论述见于 《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思是不主观臆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其特征是，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看问题，而不是单独、孤立地看问题。
    4、“ 譬如北辰”思维，这就是形象化思维。其论述，最典型的就是《论语·为政》中的，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一句尽管是一个比喻句，但足以说明孔子善于运用形象化思维，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地表述清楚，形象化思维无疑对创新有着重要的影响。遍读《论语》，精彩的比喻是随处可见的比如：君子不器； 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最为经典的是，孔子面对水，曾一口气打了11个比喻，据《大戴礼·劝学》记载：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启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 这难道不是形象思维的结果吗？

    上智致深谋，思则无穷，八荒以内心裁出；
    中庸归大道，学而不厌，一瞬之间蹊径开。


    四、独特的儒教
    在中国有一句话“三教九流”，其中的三教指的就是佛教、道教与儒教。儒教固然有一定的祭祀场所与仪式，但是它与佛道两教有着明显的区别，这就是儒教不祈求通过祭祀，求得得道成仙、长生不老。
    儒教的的源流是尧舜禹时代的“五教”，也称“五常之教”， 《书·舜典》云：“敬敷五教在宽。”《左传》云：“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又云：“义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为五常耳。”从中不难看出，儒教的源流“五教”的宗旨就是构建五种和谐的家庭人伦关系，与佛道两教的宗旨有着明显的区别。
    儒教一词最先出现在《史记·游侠列传》：“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到了汉代末年，儒者蔡邕正式使用作为名词的儒教：“太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 魏晋以后，儒教这个术语被广泛运用。
    儒教也有自己信奉的“神”，名曰“天”、“帝”、“上帝”、“天帝”、“皇天上帝”等。《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论语·尧曰》：“敢诏告于皇皇后帝”。不过，这些称谓的含义，其实就是祖宗神，最优秀者当属于黄帝和炎帝，也就是说这些人其实就是中国人的祖宗，他们代表着玄妙的“天”。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尚书》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天地君亲师”就是儒家祭祀的对象。这与佛道也有明显的区别。
    “儒教”之“教”的含义，就是教育、教化，但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教育、教化，而是借助神祗进行的教育教化，这里的神祗就是祖宗，这就是儒教的“神道设教”， 儒教圣经之一的《周易》云：“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儒教以十三经为经典，以古代官僚机构为组织，以天坛、宗庙、孔庙、泰山为祭祀场所，以郊祀、祀祖、祭社稷、雩祀、释奠礼、五祀为祭祀仪式，以孔子为至圣先师。
    孔子死后第二年（西元前四七八），鲁哀公下令在曲阜阙里孔子的旧宅立庙，即今天的曲阜孔庙。孔子生前所住的三间房屋改成寿堂，将孔子生前使用的衣、冠、车、琴、书册等保存起来，并且按岁时祭祀。这是诸侯祭孔的开始。当时儒教敬奉的是“周（周公旦）孔之道”。
    儒被作为一种国家宗教是从汉代开始的，当时被认为是“国教”与“圣教”，核心思想是教化人民。当时的国家政权接受了儒者梅福的提议，封孔子为商汤的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到东汉，国家才正式把孔子作为国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唐代，命令每个县都要建庙祭祀孔子。每年春秋两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学官主持，后来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后，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加。清代，孔子祭祀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

    古代蒙童入学也要举行祭拜孔子之仪式，儒教的宗教色彩很浓郁，但是，自始至终，在人们的心中，孔子是一个圣人而不是一个“神”。儒教始终与别的宗教有着明显的不同。
    儒教具有世界影响，先后被传入东南亚各国，对世界文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联曰：
    皇皇后帝开祥，以五教常规，春秋合祭，肃穆而祈天下服；
    默默先师在位，致八儒古礼，俎豆同陈，虔诚所至庙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