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漫谈之一百五十一：回复绝谷野樵

之达

      思无邪漫谈之一百五十一：回复绝谷野樵
            
       老樵就我对于他诗的评论回了三点意见，因为涉及了有关文学理论问题，故再成文回复。
       当时是览过pk规则的，在老金贴。记得是：写“疫事，有内容，有真情”，不得用那些疫事常语，这是要点。也搭眼便知，这种要求，是给pk增加了难度，它要诗要含蓄，要形象化而去概念化。
        回答四点：
        一、写抗疫并非一定是逆行者。
       文学写出真情、本质、个性，并非一定是在场及其身临其境。诗歌是文学，它要的是艺术真实而非生活真实，靠的是虚构和典型化。史诗或名著，当然有不少是亲历亲为者，《红楼梦》、《毁灭》、《母亲》、《保卫延安》、《红旗飘飘》、《红军不怕远征难》、《大堰河我的保姆》等等，这都是身在其中者的作品。但更多的，应该并非在场当事者。如《荷马史诗》、《哈姆雷特》、《水浒传》、《西游记》、《三个火枪手》、《战争与和平》、《诗人之死》、《三大战役》、《雷锋之歌》、《小草在歌唱》等等，等等，不胜枚举。所以，非逆行者写抗疫，非在场写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情节、典型人物，应该居压倒多数。文学毕竟属于创作，纪实性的有，更多的还是想象和虚构，不需要一定是亲历。
        这里应该尤其补充一句，即：在举国上下一心、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抗击疫毒的当下，普天之下皆为参与者，没有旁观逍遥派。即使禁足在家，也是全国一盘棋中的一颗棋子，亦是一种大局需要。你裹足在家保护了自己，也是保护他人，这就起到了阻断流毒流传的作用。所以在家，也是抗疫，也是抗疫生活，因此有资格为抗疫而歌。
        二、正面写抗疫是当下文学的主流表现。
        正面反映抗疫，与高调和概念口号化之间并不是等号。任何时代，都会有概念化作品，亦有唱高调的，但这并不妨碍大家有真情实感的艺术化的去表现，不能因噎废食。老樵有暇，可看看人民日报文艺版和有关诗刊，那里与当年反映汶川地震一样，有大量鲜活、生动、细腻、饱满、动人的新诗和旧体。而这些诗，绝非是“跟风”，亦非邀宠，更非媚俗，正是“合为时著、合为事做”，正是载道言志，正是文学属于时代。为时代而歌，跟踪时代，是文学不可推卸、不能躲避的时代责任和历史责任。
        三、文学要有思想性这是中华文学的传统。
        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它们都要追求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都要最大限度的实现作品的人民性。现实主义重在客观描写，但即使如此，依然不能理解为纯粹客观，它到底还是社会生活在作家诗人头脑中的反映。生活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文学不是照相，是择取生活又经过提炼加工后的艺术真实再现。文学要有思想性，这是文学功能之一，它是审美教化的。而作品要有思想性，并不等于就是“与政治混为一谈”，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没有审美，没有对客观的评价，没有倾向，这是绝不可能的。文艺不等于政治，但文艺不能不讲政治。作为中国文学，它的真善美，它的人民性，它的中华伦理，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它鲜明的民族性亦即政治性。讴歌抗疫中的中国体制、中国精神、中国速度、中国文化、中国民众······这就是当下文学的政治。
        四、风格以及陶渊明说辞于你诗风马牛不相及。
        陶渊明以田园诗著称，但其诗亦分三大类（饮酒、咏怀、田园），并非全部都是田园，也有“猛志固常在”。其田园诗，着重自然，着重劳动，既是对自然和劳动的讴歌，亦是对污浊现实的厌恶，不是没有倾向。而他的隐逸，本身就是对当时腐败官场的不满和抗拒。你写的抗疫，实质离开了抗疫，用陶渊明来给自己辩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你根本没有写出抗疫，而陶渊明诗对现实的不满确是古今读者都可以读到的。还有，你既然参与pk抗疫诗，你就不能游离主题。再说风格，只有成熟且产生一定影响的诗文作者(小说散文诗歌的作家和诗人），才可以说他有何种风格，如浪漫主义屈原，现实主义杜甫，飘逸李白，旷达苏轼，陆放翁奔放，辛弃疾雄壮······而一般诗者或爱好者，还没有资格说我是什么风格，因为还不成熟，还处于学习、发展阶段，怎能遑论风格？而任何风格，与诗的立意和思想性，没有冲突。
        匆匆回复，恕我直言！讨论起来好。
      （2020-04-14）

岳家枪

讨论诗词，须以理论为基础。看来老樵对有关理论还不很清楚。主贴运用理论回答，是有理有力的！

绝不先发

绝谷老樵，思维混乱，懵懂理论。
主贴观点鲜明，有理论基础支撑，反驳得体有力，说理透彻。。

岳家枪

又读。有理有据，观点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