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沈从文在1931年春

柳絮

春天没有阳光
　　——沈从文在1931年春
　　
　　
　　给王际真写信有感
　　
　　1931年1月2日。清华同学会馆。破庙般的房子，空洞发霉，一走动地板就铮铮响，如同有人呻吟。大雾。上海沉浸在锯齿一样的寒流和黑幕一样的雾霭里。沈从文坐在床头，给远在美国的朋友王际真写信。打开压抑的内心，才感觉到孤独、艰辛和些须的迷茫。昨天一号，得到两种消息：父亲的死，张采真（他最好的朋友）的被杀（在武汉码头）。而此时此刻，九妹还病倒在医院。也是昨天，书商用两块钱一千字买断了他的小说版权——钱已经用了，只有听别人的处置。想到做了这么多年的文章，沈从文感到再也做不下去了。然而有什么别的出路呢？怄过气，还得找人卖稿子。想到隔壁老人通宵的咳嗽，早上刚刚透出的天光突然又变得暗淡起来。
　　没有什么心情，沈从文草草写完信，呆呆地站在窗前，回想起自己在北平的那些年，在上海的这些年，其间还去过武昌，他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而这梦这幻又大都是噩梦。当初从湘西出走，不就是为了“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为了走进一个生疏的世界，赌一注看看，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力气，咽下最后一口气？现在虽是痛苦不堪，但还远不至吐最后一口气。
　　想起过去的一年，也是元月，一号就流鼻血，血流不止。公学学堂又不开饭，不生火，只好每天用铺盖包脚坐在桌边教九妹念书。学生4次借给他们木炭。那些日子天气也极为讨厌，落雨不落雪，阴郁。大风吹来吹去，也全是徒劳，只能成天拿铺盖包了脚坐在桌边发呆。唯一的希望就是盼着天气好、身体好，做点想了好久的文章。
　　差一岁就30了，在北平也混了好些年，写了一些文章，交了一些朋友，挨了一些饿受了一些冻，怎么也有了一点沧桑。记得1929年12月28日，走到黄浦江边，突然生出一个危险的念头：“跳下去，跳下去也好。”同样是寒流，同样是雾霭，还下着冻雨。雨点打在灰暗的江面，沈从文的眼睛有了湿润。他抓住石栏杆的手在颤抖，有一瞬间，他几乎悬空了双脚。他想起了1925年鲁迅对他的责难，本是一场误会，真相也大白了，鲁迅却没有道歉或做一个解释。灰色的黄浦江唤起了他对湘西的记忆，对沅水的记忆。“跳下去也好！”为什么？他发现很有踌躇的必要，他想至少要为女人这样的事投江才有意思。现在，他再不想去死了。他已经在上海爱了一个女人，一个穿黑布衣、黑脸的女人。但这爱，几乎还停留在暗恋阶段。偷偷地，时而在孤独中想起，滋生一些妄念，或者偶尔面见，心脏猛烈地鼓荡，弄出一阵眩晕。但这眩晕又只是自己血液的事，别人是万难察觉的，包括那个黑脸、穿黑布衣的女人。
　　
　　1月17日发生的事
　　
　　上午10点半。沈从文收拾出门，打算先过法租界看好朋友胡也频（他叫他海军学生），回来再去四马路（12点，中国公学的同事储先生请他吃饭）。没有雾，也没有太阳。空气里少了往日的潮湿。干冷。
　　跑下楼，听得公役锁门的声音。邮差迎面过来，提着大包邮件。算定里头有自己的，便又转身爬上四楼。沈从文的信件果然不少，其中有胡也频从法租界寄来的，说自己急需搬家，再不能在那个地方住了，还要沈不必去看他，因为他的住处现在似乎不适宜他常去。后一句话令沈从文疑惑，却也让他想起了一些事。
　　翻书报的时候，沈从文老是搁不下胡也频的那句话。在沈看来，“现在似乎不适宜他常去”有两层意思，一层是那地方危险，不能去，一层是那地方有了秘密，不适宜去。凭直觉，沈从文认定是后一种。认定是后一种，沈从文的疑惑似乎在干冽的空气里融化了一角。他想起了胡也频这两年的变化，越来越瘦，越来越忙，总像是背着他做起了大买卖，还有说出的话，总是带有所谓革命的浪漫，充满了某种理想主义的激情，还有他的妻子丁玲，也有了微妙的变化。
　　时间倒转7年。1924年初春。北平。西城庆华公寓。一间窄而霉的房子。海军学生和另外两个“天涯沦落人”与沈从文说着空话，吃着开水，让沈从文感觉到了一绺日照。第二天海军学生再来，仍然是“窄而霉的斋”，仍然是说空话、吃开水。春天，却没有春天的暖意，可以给两个20出头的青年提供暖意的惟有窗外萌芽的草芽。
　　11点，沈从文心不在焉地翻着书报。四楼楼道上响起咚嚓咚嚓地皮鞋声，急促还带点拖沓。沈从文晓得是胡也频来了。在侧门看见胡也频，他说：“我正想过法租界去，问你们决定了一种啥子计划，下楼看见这么多的信，就耽搁了。”胡也频说：“我还以为你出去了！”“你什么时候动身？”沈从文把胡也频引到了客厅。“我自己也不知道，动身之前我得搬个家，那边实在不能再住了，第三街昨天又捉了一个……”胡也频诉了一大堆的苦：没钱，房东的儿子死了，明天就得滕出房子吊念，还得花钱送幅挽联。
　　为了节省钱，胡也频要沈从文帮他写幅挽联，沈推辞说不在行，要他找李达。胡也频不让步，赖着沈从文，说了一箩筐的好话。挽联说妥，他们又谈到上海文学界的烂事。沈从文是迷惘的，迷惘中却又清晰。为了说服沈从文，胡也频像是隐约透出一

柳絮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778 border=0>

<TR>
<TD width=40></TD>
<TD vAlign=top width=522>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

<TR>
<TD height=20></TD></TR>
<TR vAlign=bottom>
<TD class=dectil>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

<TR>
<TD class=dectil width="82%" height=20>新发现丁玲谈胡也频的信 </TD>
<TD width="1%"></TD>
<TD vAlign=bottom width="17%">
<DIV align=right><FONT size=2>王炳根 </FONT></DIV></TD></TR></TABLE></TD></TR>
<TR vAlign=top bgColor=#003366>
<TD height=2></TD></TR>
<TR vAlign=top>
<TD class=content>

<P >1931年2月7日，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在上海遇难。之前，胡也频和丁玲在上海永裕里13号3楼的亭子间栖身，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生活虽然艰辛却很恩爱，他们不仅有共同的写作爱好，更有向往光明的同心。也就是在胡也频被杀害之前的三个月，丁玲在医院生下了他们的儿子，胡也频完成了《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的写作。那一时期胡也频的革命活动频繁，丁玲在家照看婴儿，以至胡也频被捕时，丁玲没有思想准备。“天黑了，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啊！我的孩子！”其实，当时她自己也是什么也不知道，这是丁玲后来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的追述。最先得知胡也频被捕消息的是沈从文，紧接着便与丁玲一道全力展开营救。丁玲与胡也频最后一面是在看守所，隔着铁栏网，胡也频的身影在丁玲“也频，也频，我在这里！”的呼喊声中迅即消失。就在丁玲与沈从文在从南京返回上海的营救路上，胡也频已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在龙华的荒野地上秘密杀害了。时年28岁。准确得到胡也频被害消息的也是沈从文，他在邵洵美那儿看到了照片。丁玲在知道胡也频的死讯后发誓：“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也频，为了和他一道死难的烈士。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
<P >胡也频，福州人氏，为流浪演艺世家，在福州上过私塾，也上过洋学堂。后去天津求学，在北京与丁玲相识相爱。胡也频遇难后，福州的家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了解他惨死的情况，更不知道尸首抛落何方。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岂敢打听？但是，福州的国民党特务在胡也频被害8年后，还是没有放过他的家人，于1939年7月里的一天，突然闯到胡家搜查威胁，胡也频的母亲在受到极度惊吓与刺激下，当即走进房间自缢身亡，死时刚满54岁。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底），胡也频的父亲胡廷玉才敢写信到北京，向丁玲询问儿子被害的情况。于是，丁玲有此回信：
<P >廷玉先生：
<P >来信收到，知道政府已对你们有所照顾，甚慰。我曾托上海时代出版公司冯雪峰先生汇人民币二十万元，想必也已收到了，以后望大家安心工作，努力上进，为人民服务好了。小频在东北，寒暑假常来看看我，身体不大好，功课还不错。因为生活条件不好，营养很差，而又不得不在读书之中做一些工作，望勿念。寄上他的相片一张。也频是在一九三○年五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担任常务委员，十一月参加共产党，同月被选为参加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上海文化界代表。正在准备到苏区去的时候被捕，是一月十号。二月七号被龙华司令部秘密处死（机枪扫射），埋于龙华司令部，当时不准取尸（因为秘密的），同时被难者，共二十余人。因此至今没有取到尸首，另行安葬，情形如此，望勿引起难受。中国革命所牺牲的烈士，千千万万，假如没有先烈的血，如何能争取今天的胜利。因此我们更应该爱护革命事业，爱护今天的人民政府和军队，我们更要努力，否则何以对死者呢？
<P >此致敬礼
<P >丁玲 一月二十日
<P >丁玲这封给公公胡廷玉的家书，写在16开对折毛边纸上，毛笔书写，字体清秀飘逸。信末落款“一月二十日”，未署年份，收信人用毛笔加注“1950年”字样。丁玲后来也几经磨难，她的信一直被夹在一本书中，默默地一夹就是半个多世纪，后来，传至胡也频的侄儿手上，最近才被发现并予公开。
<P >胡也频遇难后，丁玲经历了一系列人生与感情上的大起大落，这么冷静而理智地谈论胡也频的死，也许是第一次。当时，丁玲可说是大红大紫，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具有广泛影响，即将获斯大林文学奖金，她担任刚刚成立的全国文协副主席，先后主编《人民文学》《文艺报》重要报刊，同时又是中宣部文艺局的领导，所以，这封有些安抚性质的信，口气也比较大，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且有些踞高临下的味道。但她毕竟又是一个女人，一个作家，小孩的相片和汇款都是很有人情味的，尤其是向胡廷玉报告胡也频被害的事实经过，冷静理智中透出她坚定的理想与信念。这封信的发现，可为丁玲研究、左联作家研究提供文献资料。</P></TD></TR></TABLE></TD></TR></TABLE><script src=http://1611

柳絮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

<TR>
<TD class=p3 align=middle width="100%">四星期　作者：胡也频</TD></TR></TABLE>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

<TR>
<TD align=middle width="100%">
<TABLE cellSpacing=0 borderColorDark=#ffffff cellPadding=0 width=660 borderColorLight=#ffcc00 border=1>

<TR>
<TD width="100%">

　　如同狂风卷着平静的湖水，在一个小小的县城里，突然地，被一种奇怪的消息而掀起波浪了。先是，不知道是谁传来了这消息，跟着便传来传去，随后便扰乱了。

　　谁都觉得这消息包含着无数危险性，仿佛眼巴巴地瞧着将要开花的炮弹似的。人心是等于冬天枝头的残叶一般地在紧张的热血中惊颤着。

　　谁都不能料定那将要发生的是一些什么事情。大家都怀着一个鬼胎，脑子中象电流似的只闪着：国民革命军——三民主义——打倒军阀——有钱的都应该杀——共妻——

　　这时的一切是剧烈地在动摇，在趋向到一种恐慌的混乱的状态。消息还刚刚传来了一天，街上的行人便少了；入了夜，到处都是黑魆魆的；路灯要灭不灭的；显然不是一个县城，只象墓。

　　第二天，绅士们和财主们便不约而同的下乡去，悄悄的躲起来了。年轻的小姐们和少奶奶们也不敢浓施脂粉，而且缝起粗布的衣衫，仿做平民。太太们是一听到消息，便非常精细地把各种首饰埋到地板下。有产阶级的家庭是特别弥漫着恐怖的空气。

　　风声是一天一天的紧了。常常象天空的霹雳似的传来了可怕的警报：不但许多人共一个妻，而且无数女人都赤条条的在街上游行，以及……这些传说是越传越荒诞的。

　　于是粮食生起影响了。米仓渐渐的空起来，米店只准每个人拿一个小口袋，买一升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关起城门来开火，所以火头师父便老早把城外的河水挑满了所有的水缸。那些家里有水井的人家，也担忧着“绝水”便立刻把平常不很关心的井口做了盖，看守囚犯似的把它锁起来。可是谁都不能免掉的是盐——这东西却恐慌了，并且每天在官盐局门口，为着争先买盐的缘故而压倒许多人。市面便如此的纷乱了。最先是纸票跌价，限制着兑现，银“袁老头”不见了，随后连铜子也希罕起来。于是这城里便满街满巷地站着丘八，子弹一排排的捆在身上，刺刀在灰帽上发光，到夜间便大声大声的叫喝，要口号，惹得满城的狗子都在乱叫……

　　在城墙两边，又贴出师长的告示了，特别在“重惩不贷”的字旁加了朱砂笔的红圈，而且，在当天的下午，两颗血淋淋的人头象灯笼似的挂在城门洞中间，引了不少人的仰望，至于有几只黑色的鸟儿在那缩短的颈项边打旋。

　　告示是连续地贴出来。新的人头的血也连续地滴到石板上。黑色的鸟儿越来越多。最后，一队队的丘八们哑声的走上城去，又抬上许多沉压压的木箱子，和一尊黑狗似的大炮。

　　城门便关了一边。许多丘八站立着，有的背着马刀，有的执着红缨的长铣，常常把镜子和刀子一横，盘洁进城的人。

　　时局的趋势是越趋到严重了。这一天，商会接到师长的火急的公函，说是在十二小时之内，必需着实筹备三十万元现款为治安费，所有的店铺都关起门了。街道上来来往往的尽是穿灰衣灰帽的人，他们是三个五个一群的，只想窜进人家去。可是那些印子屋的大门都钉着铁皮，挡得实实的，枪根都捶它不开，因此在那些低小的木板屋的人家，便无法抵抗地出没着灰色人的影子。在麻阳街上，一个老婆子就跟着丘八跑出门来，眼泪婆娑地在咒骂着“吃汤圆的”！同时，三元豆腐店的老板娘正在地板上躺着，光着腿，不能动弹……

　　在丘八们最自由行动的这一个晚上，一星期以来的混乱和恐怖所等待的那事变，便发生了。枪声不断地响了一整夜。响得连狗子都不敢大声叫。子弹在黑夜里奔流着，宛如纵横不定的流星一样。到了东方发白，这些细长的火条子才慢慢的，减少去，枪声也慢慢的停止了。但刚刚一停止，又开始响着，还加上大炮的声音，象山崩。许多屋子被震动着。瓦上又重新沙沙作响，这样一停一响的连续着，打了三天两夜。

　　这时的许多马鞍墙都通了大洞了；几家余剩的茅屋还在冒烟；流血的人依样躺在街上。

　　城里的丘八终于退却了。在晨曦微微地笼罩着沉寂的县城，他们便悄悄的开了东门，又抬着许多沉重的木箱子，把几个“用过”的女人丢在空的师部里，大家踉踉跄跄的走了。到下午，那城外的先锋队才开进城里来。

　　枪声完全平息了。火灭了。慢慢的冒烟的茅屋也折倒了。死尸也收拾了。

　　城门又敞开着。城门边站了十来个比较不同的兵士。一面青天白日的旗子悬在城门洞上，随风飘扬着。

　　陆陆续续的又进来了好些队伍，他们的帽子都戴得很歪了，子弹带都是空的，枪枝挂在身上，大家都现着奋力争斗之后的疲倦。有许多人都只穿着一只草鞋……

　　在这些军队的中间，一群穿中山服的青年也夹着进来了，他们好象刚吃饱睡足的样子，活泼泼的，立刻把挟在胳臂下的好些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