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文
中国古代魏晋以后產生的一种文体。又称駢儷文。南北朝是駢体文的全盛时期。駢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称駢体。在声韵上,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駢文注重形式技巧,往往束缚内容的表达,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南北朝駢文中也不乏内容深刻的作品。如鲍照的《芜城赋》,通过对比广陵昔盛今衰的兴亡变化,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豪华奢侈,抒发了华屋丘山、人生无常的感慨;孔稚珪的《北山移文》辛辣地嘲讽了身在江湖、心在魏闕的假隐士;庾信的《哀江南赋》描写了自己的身世之悲,谴责了梁朝君臣的昏庸,表达了对故国的怀念之情。这些都不失為优秀的駢文。唐以后,駢文的形式日趋完善,出现了通篇四、六句式的駢文,所以在宋代一般又称駢文為四六文。直至清末,駢文仍在流行。
駢文知识
駢文曾经流行於中国文坛一千八百年,有过辉煌的业绩,也遭到眾多的责难,可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然而五四以后似乎消声匿跡了。很少有人写作和研究,一般文学史避而不谈,即使提到亦多諡為“形式主义”、“唯美文学”,几乎毫无价值,人们渐渐把它淡忘了。但近一二十年来,駢文逐渐又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1〕。
虽然比不上古代散文和辞赋研究之盛,总算在学术论坛上佔有一席之地了。正因為长期不受重视,研究者对駢文的认识自然难於一致,某些概念理解和使用不同,有些新的观点尚待深入。為此,笔者不揣冒昧,拟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引起学界对駢文的关注。
一、駢文的名称
究竟什麼叫駢文?张仁青《中国駢文发展史》罗列出二十五种,莫道才《駢文通论》归纳為十三项。我以為,其中使用比较普遍而且比较恰当的是駢体文和四六文。駢文是駢体文或駢儷文的简称,四六文可简化為“四六”。
有不少人把“丽辞”、“丽语”、“偶语”、“俳语”当作駢文的代词。準确地讲,它们是指对仗、对偶,属於句式和修辞方法,并非专指駢文。有人认為,《文心雕龙·丽辞》篇是讨论駢文的。其实该篇主要从修辞角度立论,所举对偶句例,有诗,有赋,有文,并不属於文体论。有人称駢文為“美文”、“贵族文学”、“庙堂文学”,那是对其性质的评估,而非科学的定义。
駢文在梁陈时叫做“今文”,唐宋时叫做“时文”,皆相对於古文而言,意思是时下流行的文体。有的古人称之為“六朝文”,未免以偏盖全,无视当时还有非駢体文存在。
如果下定义,可否说,駢文是以对偶句為主介乎散文与韵文之间的一种美文。这句话包括三点:
一、以对偶句為主,这是駢文本质所在,舍此不成其為駢文;
二、对音律的要求在散韵之间;
三、讲究辞藻华丽的美学效果。
从文体角度考察,駢文、散文都是就其语言方式的大致概括,古人并没有当作具体的文章类别来使用,它们的名称出现都比较晚。“散文”一词最早使用於南宋,与之相对的是“四六文”〔2〕。
“駢文”一词使用於清代,与之相对的是“散文”或“散体”。以“四六”作為駢文专集之名始于唐末李商隐的《樊南四六》,继后,北宋欧阳修、夏竦等人亦将其所作駢文列為专集以四六名之。南宋始有专论駢文的著作如王銍《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
杨囦道《云庄四六餘话》,与诗话词话同列。然而,四六文并不完全等於駢文。六朝前期,駢文多用四言单句对。梁陈以后,多用四六言隔句对。唐代駢文以四六為正宗,宋駢爱用三句以上长联,清人也有学魏晋之四言駢体者。所以,后来的“四六文”实际上是駢文的概称。
明代以前,有駢文别集而无总集。明代出现不少四六选本〔3〕,多為公私应酬文字。以王志坚《四六法海》较有学术价值,该书起魏晋止南宋,名取四六法式汇编之意,但并不限於四六对偶之文。清代駢文总集有:李兆洛《駢体文钞》(起李斯止隋陈,编者主駢散合一,故所选并不都是駢体)、许梿《六朝文絜》(专收南北朝短篇駢文)、王先谦《駢文类纂》(起屈原止清末,歷代皆选,是目前收文最系统的选本)。此外有:陈均《唐駢体文钞》、彭元瑞《宋四六选》、曾燠《国朝駢体正宗》、张鸣軻《国朝駢体正宗续编》等等。清代仍有人以“四六”命名駢文专著,如陈维崧《四六金针》、孙梅《四六丛话》、李渔《四六初徵》、陈云程《四六清丽集》等。五四以后,学界通称駢文。
有人认為,駢文最早的名称是连珠。连珠是一种微型文体,始于汉,盛于魏晋,绵延于唐宋明清,有其独立的发展歷史。它对駢文形成有所啟发,但并不等於駢文,也不是駢文的源头。西晋傅玄《连珠叙》说:“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彻悟,合於古诗劝兴之义。欲使歷歷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连珠与駢文相似之处在於对仗和用典。不同之处是,连珠尚不成其為文章,每首仅几句话,表述一个简单的命题,只能算文章片断。是当时文人為模拟奏章而作的练习,故每首皆以“臣闻”开头。常常许多首连在一起,但意义互不连贯。若比之现代文体,颇接近散文诗。至於真正代表駢文初始的文章,如蔡邕《郭有道碑》,仲长统《乐志论》,与连珠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
二、駢文的界定
清代駢文号称中兴。駢文家為了与古文家争地盘,极力主张駢文自古有之,一些駢文选本把入选范围搞得很宽,以壮大駢文声势。有的现代学者承袭清人,竟主张,“凡不涉(唐宋)八家藩篱者,皆不得不归之駢文之列。……古文既不足以概散文,则駢文当包括汉魏赋家,以迄于宋四六,乃至近代似駢非駢之应用文字,亦皆在其中。”〔4〕这种说法,从文体学看并不科学,必须加以厘清。
(一)駢文和散文
如前所述,以对偶句(駢句)為主的文章叫做駢文。与之相对,以非对偶句(散句)為主的文章叫做散文。作為句式来讲,駢散自来并存,往往互相搭配,自由组合。散文中可以有少量駢句,駢文中可以有少量散句。散文駢文之分不在駢偶对仗之有无,而在其数量多少。说駢句自古有之是对的,说駢文古已存在则不妥,因為句子不等於文章。
某些清代学者(如阮元)从《尚书》《周易》《诗经》等先秦古籍中搜集一些对偶句子,就认為那即是駢文了。他们是混淆了文体与句式这两个不同的范畴。现当代研究者有时也没有区别清楚。于景祥《唐宋駢文史》把相当一批以散句為主的文章,如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袁家渴记》,范仲俺《岳阳楼记》、《严先生祠堂记》,李纲《议国是》,岳飞《五岳祠盟记》,皆当成駢文。这些作品,不但当代选家视為散文代表作,清代各种駢文选本亦未见收录。于先生也许是看中里面有少量对偶句子。倘若有对偶即為駢文,恐怕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文章皆可算作駢文了。
应该指出,駢文和散文的区别,不仅在於对偶句的多少,还在於文章风格的追求。明王志坚《四六法海》“总论”说:“古文如写意山水,儷体如工画楼臺。”现代学者钱基博指出:“主气韵勿尚才气,则安雅而不流於驰骋,与散文殊科。崇散朗勿矜才藻,则疏逸而无伤於板滞,与四六分疆。”(《駢文通义》)臺湾学者张仁青说:“散文主气势旺盛,则言无不达,辞无不举。駢文主气韵曼妙,则情致婉约,摇曳生姿。”这些见解相当精闢。张氏又说:“散文得之於阳刚之美,即今世所谓壮美者也;而駢文得之於阴柔之美,即今世所谓优美者也。”“散文家认為文章所以明道,故其态度是认真的,严肃的,盖以文章為经世致用之工具也。……駢文家之见解则以文章本身之美即為文章之价值,故其态度是淡泊的,超然的,盖以文章為抒写性灵之工具也。”〔5〕如此概括恐未必尽然。駢文中并不乏阳刚柔之美如骆宾王《讨武氏檄》,散文中也有擅阴柔之美如晚明小品。駢文亦可经世致用如陆贄,散文亦宜抒写性灵如公安竟陵派。究竟如何从美学上探究駢文与散文的不同,是一个有待开拓的新课题。
(二)駢文与辞赋
研究者大致有三种意见:一、駢文包括辞赋,二、不包括,三、包括駢赋而不包括其他赋体文学。
我认為,辞赋与駢文是并存的两种文体,各自有其独具的特色和產生、发展、变化的歷史。在古代文体分类中,赋从来自成一家。在当代赋学研究著作中,辞赋并不隶属於駢文,駢文亦不被视為赋体。二者有交叉关係,那就是六朝駢赋。至於汉晋大赋和抒情小赋,唐之律赋,宋之文赋,都不宜算作駢文。
駢文与辞赋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从修辞看,駢文以对仗為主,辞赋以铺陈為主;
从句法看,駢文以对偶句為主,辞赋以排比句為主;
从音律看,駢文有时要求平仄而不求押韵,辞赋除平仄外还要求句尾押韵;
从题目看,绝大多数的赋以赋命题,駢文则没有固定的文体标誌;
从功用看,辞赋用於描写与抒情,駢文除此二者还可议论并充当应用文。
铺陈是指对事物或现象的方方面面作周详的描绘陈述。排比是指三个以上句型相同句意相近的句子连续使用,是实现铺陈的手法之一。如果只有两个句型相同句意相近的句子,那往往是对仗或曰駢偶,而不能叫排比。排比是对仗的增加,对仗有时是排比的组成部分。辞赋以排比為主,也不乏对偶句;駢文以对偶句為主,也可用排比句。
姜书阁《駢文史论》认為“汉赋尚未成為駢体,只是駢之初始而已。”这是对的。但又主张律赋应归駢文,似欠斟酌。于景祥《唐宋駢文史》把散体赋(即文赋)的代表作《秋声赋》、《赤壁赋》等当作駢文,未免过宽。不但当代各家駢文选本没有先例,古代駢文选本亦罕见。
駢文和赋的界限,古代駢文家在写作中是意识到了的。如陆机《豪士赋》、庾信《哀江南赋》,前有序,為駢文,序之后才是赋的本体。只要读过这类文章,就不难发现其间的区别。序不押韵而赋押韵,序句参差而赋句整齐。如果说序是駢文,赋也是駢文,无视二者的界限,无论解释古代作品或是面对今天的读者恐怕都讲不清楚。
清代及臺湾有些駢文选本往往兼收駢赋,那属於“从宽处理”。如同清代古文选本以散文為主也往往收少量駢文及散体赋一样。这表明古今选家文体概念有时可以适当放宽而不拘泥,并不能证明駢文、散文和赋之间没有确定的界限。古人若主张“从严处理”,駢文亦可不收赋,如王志坚《四六法海》、李兆洛《駢体文钞》、陈均《唐駢体文钞》等是。
(三)骈文和八股文 有些研究者认为,八股文隶属于骈文,或称之为骈文的余绪,这是不确切的。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专用文体,又叫时文、时艺、制艺、经义。它起源于宋代,题目出自《四书》、《五经》中的一句话或几句话,内容以阐释儒家经典为宗旨,性质属于议论文,但不得发表与正统注解不同的个人意见,不能抒情叙事。其文体属于散文,句子长短不齐,不用四六,不讲藻饰,不用典故,不许巧设比喻,不许引用战国以后史实。因为是“代圣贤立言”,故尽量模拟先秦人说话口气。这样的文章,往往空洞无物,枯燥无味,矫揉造作,与极力追求辞章之美的骈文旨趣大相迳庭。 人们之所以把八股文与骈文相联系,主要因为它也讲究排比。八股文的文章结构要求有八个部分,即破题、承题、起讲、前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其中前中后束四股每股由两段(又称两扇或两股)互相对偶的文字组成,合起来八小股组成四大股,于是俗称八股文或八比文。比者,排比也。这两扇对偶文字,既不是四四对句,也不是四六对句,往往比宋四六中常见的三四句长对还要长,一般有五六句至十来句之多。即使偶尔用两三句短对,也不是四六对,而是散句对,虚词连词都要求相对。两扇之间虽然也讲究气势韵味,却不要求平仄和押韵。至于破题、承题、起讲、大结,则纯用散句,勿需对仗排比。从文章学来看,八股文最重视的是章法,结构程式化,而不重视句法。它不是以句与句相对偶为特色,而是以段与段相对称为基本规范。 明清时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主要进身之阶。入门的童生试,只考八股文和试帖诗,以致许多人不得不花很大精力去学八股。八股会了,再练古文,因为乡试会试除八股外还用散文写表判策论,殿试更不用八股。骈文通常被认为与考试关系不大,虽然有时也流行于官场和社交应酬,如书启、庆贺、祭吊之类。这种文章,当官的并不自己动手,而由师爷(幕僚)代笔。所以,凡科举出身的官僚,没有人不会八股,却有人不会骈文。故尔清人孙梅《四六丛话》“凡例”说:“至明代,经义兴而声偶不讲。”“声偶”即指骈文。今人认为八股与骈文有渊源关系,乃是轻信阮元重骈轻散以八股为“文之正统”之故。
1、骈文既反映了中华民族讲究均衡对称的传统美学心理,也体现了同中求异的创新追求。 均衡对称的传统模式,最早可以上溯到八卦。八卦所代表的事物都是对称的。天地、水火、山泽、风雷,以及扩而大之的阴阳、上下、君臣、男女、夫妇……由之而滋生出无数系列的成双作对的概念,已深入到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成为一种习惯心理。不但上升到政治和哲学领域,也不及于日常生活各个角落,处处事事时时都有表现。例如门前放石狮必须成对,门上贴神像左右各一,案头置烛台必用双数……。有的外国人不理解,每每发问:为什么中国人送礼往往是两件同样的东西?这就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差异。 均衡对称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的基本原则。从半坡村陶器上的花纹图案,殷周青铜器上的雕刻,到汉墓出土的画像砖石,无不体现。中国古代建筑如宫殿、官衙、寺观、民居,无不崇尚均衡对称之美。骈文正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文学之花。
2、骈文重视用典,反映了作为古代士大夫的作者和读者,都具有追求古雅,崇尚历史知识的共同文化心态。 用典来源于举例引证,后来发展为带有比拟隐喻性质,以达到含蓄、委婉、典雅的修辞目的。早期用典以历史故事即事典为主,宋以后用经典成句即语典渐多。从明用到暗用,从正用到反用,从借用到化用,脱胎换骨,点石成金……,总之是挖空心思从古代书籍中寻找适当的语言资料来表达自己要说而不愿直说的思想。用典是否妥贴、精巧、繁富,乃是古人衡量骈文水准的重要标志,也是显示作家知识学问的主要手段。南北朝时,贵族文人之间流行用典比赛,多者有奖。如王铚与何宪,陆澄与王俭,沈约与刘显之间都有过此类赛事。梁武帝因为比不过刘峻而醋意大发不再引见他,因为比不过沈约而恼羞成怒竟要杀沈。典故的妙用,的确可以在极精炼的语词中,隐括一系列的人物故事,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避免平板的叙述,使作品具有象征性、趣味性,从而唤起读者连翩的浮想与无穷的回味。让有限的文学符号包容更多的信息,使读者的阅读过程也就参与再创作。这样的作品就能发挥出最大的艺术感应。
3、骈文讲究句调音节之美,充分发挥了汉字汉语的文化特质,具有与古代诗歌不同的韵味追求。 汉字是单音节字,一字一音,有声调变化,有双声、叠韵、重言等音韵上的特点,容易形成抑扬顿挫的音乐感。汉字是方块字,不仅字音字义可以整齐对称,而且字形排列也是整齐对称的,给人以视觉美、建筑美。汉语不像其他语言文字那样因为格位、时间、数目、人称、性别等范畴的不同而有语尾变化,汉语主要以逻辑次序表示格位及词品,并用副词、连词、语气词、助词表示时间、动态及感情色彩,这样就容易组成工整相对的骈偶,呈现出精致简洁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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