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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墨缘真人 于 2016-6-17 19:22 编辑 <br /><br />清官石瑛
发布时间：10-09-09
石瑛小传
石瑛（1879～1943），字蘅青，通山县燕厦乡人。1904年留学欧洲，学习海军专业。次年，结识孙中山。1921年，任临时大总统秘书。同年，转为国民党员，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二次革命”失败，再赴英国，研修采矿冶金，获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次年，任武昌高等师范校长。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后，历任上海兵工厂厂长、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南京市市长、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1943年，病逝于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他的学生将其文稿汇编成《石蘅青先生言论集》。
在通山近代历史人物中，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中国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创始人之一、国民党首届中央执行委员石瑛是一位令后人景仰的楷模典范。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历任湖北省建设厅长、浙江省建设厅长、南京市市长、湖北省参议会议长等职，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湖北三怪”之一。石瑛为官，廉洁奉公，终生安贫若素；勤政务实，所在皆有政声。而尤其使他在民国官场显得特立独行的乃是他那不畏权贵、疾恶如仇的刚烈之举，被誉为“民国第一清官”。
赤心报国，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
石瑛1879年生于通山县燕厦新庄坪。少时，读书过目成诵。1897年补博士弟子员，1901年中秀才，1903年参加湖北乡试中举。后游学省城，与田桐、居正等结为盟兄弟。
1904年，石瑛因受进步思想影响，放弃会试，转而考取张之洞组织的官费留学名额，赴欧洲求学，初到比利时，继而转入法国海军学校。在校时，由于法方歧视外籍学生，凡新战术与新兵器之类的课程均不让外国留学生学习。为了获得先进的设计，石瑛便与另一名中国籍学生向国华一起将校藏的图纸带到比利时拍照，准备带回国，事泄后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后经田桐介绍，与孙中山建立联系，不久转赴英国，入伦敦大学学习铁道工程。1905年，与吴稚晖等接受孙中山指示，在英国组织同盟会欧洲支部。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从美国回国途经英国，并在英国开展革命活动，石瑛每日追随其左右，多方协助。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石瑛奉召回国任孙中山军事秘书和机要秘书，全国禁烟（鸦片）公所总理，全国同盟会总部干事，湖北同盟会支部长。孙中山辞职后，石瑛奉派回鄂主持同盟会湖北支部，并转为国民党员，当选湖北省议会议员与国会众议院议员。袁世凯窃国后，石瑛上《万言书》痛骂袁世凯，遭到袁世凯的通缉而被迫再次赴英国，入伯民瀚大学学习采矿冶金。历时9年，边学习边打工，边考察英国及欧洲社会，作为以后回国参政的借鉴，并获硕士学位。
1922年石瑛回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赴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在北大期间,他与湖北同乡李四光、王世杰等结为知己，课暇经常在一起研讨学术，分析时事。1923年任武昌高等师范校长。1924年1月，石瑛被孙中山亲自指定为代表南下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3月为孙中山抬灵；11月参加北平西山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认为“容纳共产党人跨党参加国民党，将必使国民党形成有名无实之躯壳”，“公开声明联俄，不免开罪西方国家，在外交方面亦非明智之策。”1926年夏，辞去委员职，赴粤任广东石井兵工厂工程师。1927年秋，转任上海龙华兵工厂厂长，为除积弊，增收节支，所产机关枪、迫击炮同德国克虏伯兵工厂产品不相上下，显示出较强的管理才能。
情系桑梓，甘任湖北省建设厅长
1927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改组湖北省政府，蒋介石采纳了居正、张知本等人“鄂人治鄂”的主张，以清一色的辛亥革命元老组成湖北省政府：原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长张知本任省主席；北伐名将严重任民政厅厅长；日知会发起人之一张难先任财政厅长；化学博士刘树杞为教育厅长。在物色省建设厅厅长、武汉市市政工程委员会主席人选时，张难先选中了两度留学欧洲，时任上海龙华兵工厂厂长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石瑛。严、张、石三人，均是民国少有的清正人物，常素衣步行于街市，有识者常认为是“乡下老”，加之三人行事，与当时因循官僚、贪污成风的官场风气格格不入，因此被一些官场老手称之为“湖北三怪”，而民间则称之为“湖北三杰”。
石瑛任湖北省建设厅长后，以其干练的作风，马上投入到革除旧弊、刷新吏治的工作中。第一，成立湖北公路局，改善交通。修筑襄（阳）花（孝感花园）公路和沿用川汉铁路路基开辟汉（口）宜（昌）公路；整顿武汉轮渡与内河航运，设武汉轮渡事务所和内河航运事务所，检修“利湘”、“普安”两艘旧铁壳渡轮，增加轮渡船，以保障轮渡的通畅。第二，整顿官营企业。改组大冶象鼻山之湖北官矿机构；扩建武昌电灯公司；新建武昌自来水厂；恢复武汉火柴长；整顿“一纱”“震环”“裕华”“申新”四大棉纺厂；整治黄鹤楼下黄鹄矶沿江而下至大堤口一带红砂石坡岸，并沿岸新建三处轮渡码头；拨专款整修阳新韦源口至海口段的长江堤岸。第三，发展水利，改良农作物品种。成立湖北水利工程局、湖北农业试验场、湖北林业试验场、湖北棉业改进所等有关国计民生的管理机构。汉阳门大道，是石瑛任职湖北的一项重要政绩，同时这个不算太大的工程，又是令他最头痛的工程之一。汉阳门城门洞为武昌城最矮的城门洞，西城居民每日必经此洞到江边挑水，挑夫、人力车争相夺道，洞内长年泥水淤积，路人叫苦不迭。拆除城门，修筑马路，势所必行，但一些居民迷信祖传风水不可动，拒绝搬家拆房。石瑛不得不亲自走街串巷，进行宣传，破除迷信，终于拆除旧城门洞，让出马路基地，很快建成了武昌第一条新式街道，这就是今天仍在使用的武昌民主路。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8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任命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树杞为武汉大学代理校长，同时任命李四光、王星拱、张难先、石瑛、叶雅各、麦焕章等人为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负责勘察新校址及校舍建筑工程。武汉大学是由武昌大学演变而来的,石瑛对武汉大学有着浓厚的感情，经堪察，确定风光秀丽的武昌罗家山最适于建校。当年冬，因罗姓山主不愿舍弃自己的“风水宝地”，石瑛亲自上门进行说服动员。罗山主听说来人就是为改变武汉市政、交通劳心劳力的石厅长，当即表示：“石厅长亲自出面，罗某甘愿将罗家山不要一文钱奉送！”当武昌百余名坟主以新校舍破坏风水为由而阻碍新校址的圈定和校舍建设时,石瑛积极支持王世杰。反对迁坟的人多次写信给他，恭维他“节用爱民”，希望他也反对迁坟。但石瑛以“建校乃千年大计，不要迷信风水”严厉地驳复了这批人，为罗家山新校址的选定贡献了力量。此后，罗家山改名珞珈山，很快，一幢幢具有罗马式拱门和绿色琉璃瓦的高大建筑，在东湖之滨小丘上拔地而起。不久，石瑛毅然辞去省建设厅厅长、武汉市市政工程委员会主席的要职，受聘出任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卸任时，他将厅长任内个人每月600元的办公费及应得的公款利息数万元，全部捐赠新筹建的“湖北棉花改良委员会”，用于棉花良种引进和技术推广工作。石瑛在担任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一年多的时间里，为工学院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造福同胞，赴任浙江省建设厅长
1930年12月，张难先出任浙江省主席后，举荐和邀请石瑛任省建设厅厅长。石瑛以怀才救国、不负好友征召的心情，辞去武大工学院院长赴浙上任。石就任之初，又举荐老友、曾留学日本的胡忠民任水利局长。石、胡首先视察了长期闹水灾的西湖及其水系，了解到：省府每年滥用二分之一的水利经费招聘德、澳籍水利专家，这些人各自在西湖湖滨滥建别墅、洋楼，寓所周围又乱设篱笆、杂物，堵塞水道，泛滥成灾。石瑛果断地辞去这些洋人，责成胡忠民根治西湖。胡忠民不负重望，不久即根除了西湖水患。
省建设厅在定海设有水产学校，校内有渔轮两艘和一家罐头制造厂。校长恃其岳父、前任省主席张静江之势，平时只申报渔轮出海、燃煤、燃油、买猪、宰牛等消耗支出，却不将捞鱼、制罐头等列具收入。此人还以买渔具为名，到日本游山玩水，耗洋数百元，回来找建设厅报销。建设厅审计主任郑尧夫遵章不予报销。张静江闻讯，心想本人虽已下野，但凭国民政府最早的常委之一、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当今国府主席的老师，石瑛也该“不看僧面看佛面”吧！于是他给石瑛写信道：“请厅长看在昔日同居法国、患难与共的情谊上，手下留情！”石瑛见信冷冷一笑，当即批示：“依法追究。”张静江得知，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张静江在任时，曾筹策兴建杭（州）江（山）铁路，因财力、人力、物力困难颇多而畏难告退。张难先接任后，将此重任全权授命于石瑛。石瑛1904年留学比利时皇家自然科学院时，选学的就是铁路专业。当时他曾暗下决心：回国后亲手修一条属于中国人民的铁路。现在可大展宏图了。钱塘江大桥是杭江铁路线上最大一项工程，其总工程师茅以升系地道的中国工程师。石瑛与茅以升紧密配合，按西方的科学管理方式施工，这座由中国人设计、中国人施工的铁路、公路两用桥终于建成。石瑛在张难先的全力支持下，靠向实业界筹款，完成了前任因资金短缺、几度瘫痪的杭江铁路工程、钱塘江大桥工程、杭州电厂及自来水工程。今日浙赣铁路的浙江段即当年的杭江铁路。
为国为民，三辞南京市长
1932年春，蒋任命石瑛为南京特别市市长兼财政局长和蒋自任主任的首都建设委员会秘书长，以进一步发挥石的胆识和才干。4月9日，石瑛到达南京，他身穿长布衫、脚穿布鞋，避开市里组织的欢迎队伍，径自来到市府大楼。上任伊始，他宣布约法三章，作为市府办事的准则，一是紧缩，二是廉洁，三是公正。他说，凡是不必要的消耗，都要尽量节省，以减轻市民负担。如有违反此原则者，市民可以举报。尤望市民随时对市府加以批评。
石瑛在任内三辞市长职，前两次因蒋介石、汪精卫的极力挽留而复任，第三次由于不愿媚日而坚决辞职。第一次1933年2月中旬，他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出席中央党部会议。会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提了一条提案，说1929年建造的孙中山陵园太狭小、简陋，为纪念总理逝世10周年，应该扩大陵园，添建亭榭。国民政府主席说的谁敢不同意？加上又是为孙中山先生的陵园，谁敢背上对先总理不敬的罪名？于是会场上附和的人不少，没有附和的也不吭声。惟有石瑛站起来发言，说：“诸位，纪念总理固然是党国大事，可这样一来，那些因为扩大陵园而被迁出的百姓到哪里去落脚安身？况且，现在是什么时候？日本人的炮火就在眼前，总理倘是九泉有知，绝不会同意此举。”但林森是主席，扩充总理陵园的议案最后还是通过了。身为一市之长的石瑛眼见百姓受扰而无能为力，便以辞职表示抗议。2月28日，《中央日报》披露了市长“因病辞职”的消息。此时，蒋介石在西南，立即回电慰留，表示同意将扩大陵园的提案暂且搁置。石瑛这才同意复职。林森对石瑛顶碰自己的事一直耿耿于怀，后来在审阅新国民政府委员名单时提笔划掉了石瑛的名字。
石瑛的第二次辞职是在1934年初，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拨给南京市的市政经费中取消了铁道部协助款12万元。石瑛不知何故，元月中旬中执委开会，会间休息时，石瑛走到孔面前，问道：“为什么取消铁道部给南京的协助款？”孔祥熙显得有些不安，支吾道:“经费困难……”石瑛一听，大声说:“经费困难？你难道不知道南京从一个中型城市跃为国都，增加了多少中央机关，这些机关除大员们之外，还有小职员要生息，孩子要受教育……”“你的捐税收入不是很可观吗？”孔祥熙的话里带着嘲讽味。石瑛任南京市长后，把税收的矛头直指巨商买办洋行，迫使他们第一次依法纳了税，孔祥熙、林森一次就缴了现洋好几千元。“不错，可你莫忘了，全南京市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及你私产的百分之一！”石瑛说着，竟随手抓起桌上的墨盒朝孔祥熙掷去。立刻，孔祥熙的美国毛料西服上溅满了墨污。当在场者还未从惊愕中清醒过来，石瑛已拂袖扬长而去。
石瑛深知自己这样做的后果，次年元月27日，他以“财政困难无力解决”再度提交辞呈，拟动身回武汉，蒋介石、汪精卫闻讯后立即进行劝阻。石瑛的第二次辞职，引起南京工商、教育、新闻界的极大关注。《中央日报》不得不辟“市长问题”专栏，隔三差五向市民报道石瑛动向。蒋汪当局此时很清楚，轻易去掉石瑛这个深得人心的市长会给社会增添不稳定因素，况且从内心来讲，蒋介石向来钦佩石瑛为人刚直，敬重石的资历。尽管石瑛绝不能与蒋的心腹嫡系相提而论，而且有时令蒋恼火、难堪，但此时蒋还需要用石瑛。从元月至3月，蒋汪不断去电并派人再三挽留，市工商界联合去电敦请石瑛复职。蒋介石给石瑛的函电中表示设法恢复铁道部协助款12万元的协定，希望石瑛“于当前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并肩艰巨之时势”。4月12日，石瑛乘船由汉口返南京。那天大雨如注，市府职员和500多市民代表在码头摇旗欢呼，迎接他复任。
石瑛的第三次辞职是1935年3月，起因是石不愿同汪精卫一样巴结日本人。当时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一味采取对日妥协、媚日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石瑛是绝不买汪的账。行政院每周开一次工作会议，每当讨论中国与日本关系问题时，汪精卫必有妥协言词。石瑛每次听到，必予以反驳。当时外国对一国之首都市长是很重视的，新任外交使节拜会已成世界通行惯例。石瑛深悉其理，故对外交官员的来访，按国际礼节接见，但惟独对日本使者例外，绝不接待。当时南京市经常进行防空演习，石瑛是主要的组织者、领导者。一天，南京市正在进行防空演习，石瑛驱车市区各处指导，不料在最繁华的新街口，碰到了他最不愿见的日本外交官须磨的车。须磨对石瑛说，他们正在找市长。翻译在旁边进行翻译。石瑛回答说:“这么忙，谁还有时间会客？”接着，石瑛转而装着不知道面前的这位就是新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须磨，恼脸训斥道:“难道你们不知道，中国防的什么空？不就是防备你日本人偷偷地来丢炸弹么？我们搞防空，你们还好意思在街上跑，真是无耻至极!”
1935年3月，日本将派《朝日新闻》访问团到南京，汪精卫亲自打电话给石瑛:“明天下午，市府科长以上的职员全体到机场迎接日本贵宾。”石瑛坚决地说:“我的科长决不迎接敌人!”“啪”地一声，石瑛挂上了电话，脸色冷漠地向秘书口授指示:“明天下午，全体市府职员放假半天!”说完便写辞呈。汪精卫起用石瑛的初衷是为了给自己装点门面，可石瑛却如此不买他的账，总是与他的“亲日和善”唱反调。接到石瑛的辞职报告后，这次他提笔就批准了。
4月2日，石瑛启程离宁前往昆山避居，南京城内万人空巷，数不清的市民自发拥立在三条巷至下关火车站沿线为石市长送行。当身着土布长袍、土布鞋的石瑛的高大身躯出现在人巷中时，一群高举“永恩不忘”、“爱国爱民”锦锻匾的人跪拜在石瑛面前，他们是南京土布机行业及马车行业的工人代表。石瑛在南京任市长期间，曾与金陵大学合办黄包车合作社，创建相当规模的“南京国货公司”，并拨专款扶植濒临绝境的苏宁绸缎业，使之复兴。面对民众的厚爱，一向性格刚强的石瑛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他默默地扶起跪拜的父老，慢慢爬上小汽车缓缓前行。沿途鞭炮声声，不时可见焚香燃烛的老人、啜泣不止的妇女儿童、挥舞小旗的小商人小职员。
心忧抗战，再任湖北省建设厅长
石瑛去职以后，面对日寇步步紧逼，深感国家内忧外患严重，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意识到只有举国团结，才能战胜曰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1937年2月，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石瑛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位中委一起重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主张重建国共合作，统一抗曰的提案；石瑛还积极参加由宋庆龄等左派国民党人士、共产党人筹备组织的“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这一切都说明，晚年的石瑛已经不再是参加西山会议时的那个石瑛了。
1937年，抗战爆发，为赴国难，石瑛再度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努力抢修公路，筹划指挥省府西迁。11月，国民党党政军重要机关迁至武汉办公，首脑人物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何应钦等都到武汉，社会名流、文化界人士亦云集武汉，中国共产党早在当年10月就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一时间武汉成为抗战的临时首都。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石瑛亲赴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拜访昔年的同窗、辛亥战友董必武。董必武向石瑛介绍了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今后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等重大问题，要求石瑛考虑如何运用所管的建设厅等机构，做一些有益于抗日战争的工作。石瑛正想为抗日做点有益工作，当场表示很愿意为抗战出点力。
石瑛向董必武表示:“建设厅有个农村合作委员会，由我兼任主委，这个委员会所担负的任务是，训练合作干部到各县农村开展工作。我想用共产党的教育方法办训练班，培养一批农村合作指导员，发动群众抗战，请共产党派人领导，你看如何?”石瑛的想法与董必武不谋而合。训练班很快招收了来自华北、东北和湖北本地大学生60多名，由陶铸带领前往应城汤池。1937年12月20日，汤池训练班第一期正式开学，并连续办了3期，每期一个月。训练班在陶铸具体负责下，办得像“抗大”一样，被人们称之为“小延安”。
汤池训练班开办后，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各地要求入学者越来越多。国民党顽固派对石瑛施压，特务头子质问石瑛:“汤池红了半边天，你知道不知道？”石瑛说：“现在是国共合作，红了半边天有什么不好？何必大惊小怪。”后来国民党方面直接提出来要石瑛停办汤池训练班。为避免国民党顽固派的纠缠,董必武与瑛石商量，将第4期训练班的地点改在武昌，并同时在汤池开办“汤池临时学校”，以临时学校名遮人耳目，实为“换汤不换药”。1938年4月中旬,汤池训练班第4期在武昌中正路(今解放路)120号开学，招收学员100多人。与此同时，汤池临时学校亦开始招生，不到一个月，招收学员80余人，办了两期。汤池训练班4期的学员共300余人，加上汤池临时学校毕业的300余学员，共计600余人。毕业的学员大多以农村合作指导员的名义，到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各界抗日救亡团体，设立夜校教群众识字、唱革命歌曲，推销《新华日报》及进步的书刊，并秘密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一些地区的基层组织。学员们后来大多成为鄂中鄂豫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1938年 6月，石瑛因失眠症而辞职，迁居建始县城。
退而不隐，出任湖北参议会议长
1939年6月，经蒋介石提名，已退避隐居的石瑛当选新组建的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当时，正值汪精卫叛国，石瑛领导湖北省参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就通过了通电声讨汪逆投日叛国罪行的决议。石瑛还委托著名实业家、老友李范一在龙风坝创办棉麻纺织合作社，其产品或半价出售、或廉价供应军队、或捐赠医院，其薄利或津贴小学教师、或奖励成绩优异的学生。
石瑛任省参议会议长之际，正是最艰苦的抗战相持时期，数万公教人员云集本来就物资贫乏的恩施，更是物力维艰。身为党国元老、省参议会议长的石瑛，谢绝了应享有的待遇。石瑛一家及随从、厨师就住在祠堂后面一栋由牛屋改建、既潮湿又阴暗的平房里。中间堂屋里一张饭桌，几条木凳，一把靠背椅还是三条腿的。石瑛住进牛屋后，省主席陈诚要派一个班的士兵作警卫，后又提出为石议长建新房，均被石谢绝。他在牛屋前后开荒种菜，自己劈柴，常年吃玉米糊和干蒸玉米粗粉。春节时，在咸丰车站当站长的乡邻石雍如给石议长拜年，顺便送来一块腊肉，结果被石瑛骂了一顿后坚决退回。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宜昌沦陷后，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兼湖北省府主席。陈诚在湖北恩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搞了“二五减租”、“耕者有其田”；针对当时物资匮乏，陈成立了“湖北平价物品供应处”，实行凭证供应；对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公费教育；严惩贪官污吏、禁烟禁毒；实行新的兵役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任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的石瑛对省府各项有利于国家民众的措施多方给予支持和协助。当时“省府”与“省议会”两大机构的关系比较协调，两大机构的首脑间设有专线电话，可以随时联系并交换意见，并能互相尊重，使许多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另一方面，省参议员们在石瑛的领导下，大都敢说敢为，使省临时参议会这个民意机构真正起到了监督省政府的作用。在省参议会开会时，常质询省府要员(包括陈诚在内)，对某些官员的渎职、贪污、营私舞弊、祸害地方等丑行大加揭露、鞭挞、弹劾。陈诚的亲信、省建设厅厅长朱一成因贪污受到省临时参议会的弹劾。军管区徐司令纵容部下胡作非为，副议长胡忠民给予了严厉的斥责。
传奇老人，病逝重庆歌乐山
1943年11月4日，石瑛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病逝于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病入膏肓的石瑛最后一次从昏迷中醒过来，昏黄的眼珠出乎意外地发亮，嘴不停地蠕动，似乎想说什么。一直静候在身旁的司法院院长居正，连忙将耳凑近石的嘴边，隐约听到了石瑛发自肺腑的声音：“……抗战……救国……”居正贴近盟弟的耳边，大声哽咽着说：“……蒋主席已由开罗会议回国，国际形势已趋好转，国内战况甚好，胜利在望，请勿系念……”弥留中的石瑛，静静听完了盟兄的话，然后永远合上了眼睛。人们发现他临终时，全身内外没有一衣一带不是土布制成。
石瑛一生，屡任要职，但仍清兼自守。他平时乘火车坐三等车，乘轮船坐统舱，虽为中央执委、南京市长，仍不改变“三等车主义”，节衣缩食，家人毫不例外，这在民国官场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石瑛的逝世，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央日报》辟专栏纪念石瑛，编者加按语《一代楷模》为题写道：“我们纪念石瑛先生不仅是石瑛先生值得纪念，并且是为了我们的读者于此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教训……石先生虽不是古人，他是今人之中难得的一个典型，就在古人里面也不易多见。”老报人龚德柏在《我所知道的石瑛》一文中回忆说：“我在南京办报五年，骂了不少人……我办报期内，石瑛正任南京市长……但我不但不骂他，有时还替他骂别人，这当然是我对石氏人格佩服所致。”石瑛逝世后的第二天，中共《新华日报》发表短评说：“石瑛先生特别值得我们追忆的是他从政的清廉自守和对官场的奢浮嫉恶如仇。石瑛先生做官并不小，发财并不难，可是他安贫如素。在抗战的今天，这样的操守是特别可贵的。我们举目四顾，今天像石瑛先生那样清苦廉洁的人，能有几个？”
12月27日，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及湖北省府、省参议会的代表500余人，汇集在陪都重庆夫子池新运总会服务所，为石瑛举行国葬公祭仪式。庄严、肃穆的大厅里，阵阵哀乐又引起人们对逝者清廉公正的情操和风格的缅怀、惋惜。数不清的花圈、挽幛、挽联。灵堂正中是蒋介石亲笔书写的挽幛：勋留党国；高风亮节。居正的挽联是：律身以俭，接物以诚，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挽联格外引人注目：人传清操真余事；世际艰难悟大贤。石瑛的老友、“湖北三怪”之一的张难先的挽联更是催人泪下：哭公只有泪；提笔竟无言。国民党元老、老报人冯自由的挽诗，有人为之击掌，有人为之摇头，诗曰：世风日下竞贪污，高洁如君德不孤。铁面无私继包拯，园陵界址不含糊。
蒋介石没有参加同一天举行的中央执监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上将的追悼会，却身穿藏青色丝棉长袍、臂带黑纱，缓缓步入石瑛的灵堂，向这位为三民主义鞠躬尽瘁一生的元老虔诚地三鞠躬，插三柱香，默哀3分钟。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也以个人的身份前来悼念两湖书院的同窗契友、辛亥革命的战友。他久久默立在这位由科学而政治、由政治而科学，辗转求索人生道路的盟友的灵柩前……
石瑛清正廉洁、爱国爱民的情操与品格也受到了国际友人的赞颂，1948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中仅有3位中国人，而石瑛就是其中的一位。（廖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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