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联探源”研讨会在上海市松江区举行

乘风扬帆

继“仓城杯”看世博楹联大赛成功举办以后，另一项楹联文化的大型活动——“中国对联探源暨陆云在对联发展史上的地位”全国学术研讨会，于明日上午十点在上海市松江区红楼戴斯宾馆举行盛大的开幕仪式。中楹会主要领导和来自10多个省的嘉宾将出席本次大会。
明日北山一客与乘风扬帆将继续给各位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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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较真

“中国对联探源暨陆云在对联发展史上的地位”全国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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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题目怪感动滴！
俺只知道，谈到楹联发生时代，目前并没有神马新材料、新观点。
湖北闻楚卿、涂怀珵坚持的李道宗联被质疑，谷向阳、余德泉引用唐代杜牧的摘句联等也被指摘。
上海房地产商既然慷慨解囊，支持上海楹联学会开次盛会，且轰轰烈烈，大概新的发现吧？
请主办方发几篇主要论文上来，或者新观点也阔以，让俺学习学习。

虢风

感谢楼主报道。

危机揭秘

揭秘：中楹会和上海楹联学会主要人物参加了评审会，您再查查获奖者名单，会发现一个大秘密。

韵海钩沉

祝贺祝贺！

有时较真

重复对联起源上的“晋代说”、“陆云说”
一、没有学术价值
二、对上海方面有利

金光玉宇

揭秘：中楹会和上海楹联学会主要人物参加了评审会，您再查查获奖者名单，会发现一个大秘密。
危机揭秘 发表于 2010-12-30 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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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不是传说中的潜规则？

有时较真

《中国对联探源》（序）

    丁锡满

    二0一0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国对联探源——暨陆云在对联发展史上的地位学术研讨会”在松江举行。本书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

    早在今年春天，在杭州举行全国楹联集成工作会议的时候，我们同孟繁锦会长谈起，春联始于五代蜀后主孟昶，已是普遍认同，但是松江的同志说，对联的起源应该早于春联，是晋代松江人陆云和洛阳人荀隐首先创作的。对联的源流，应该是先有“云间陆士龙”，后有“新年纳余庆”。我对孟会长说，我们做对联做得那么热闹，连对联始于何时还没有搞清楚呢。我们想开个学术研讨会，大家议论议论。孟会长一听，十分高兴，立即说“好啊，要开就开成全国的。”并且给我们出了题目：“中国对联探源——暨陆云在对联发展史上的地位学术研讨会”。

    孟会长的支持，使我们十分兴奋。杭州会议一结束，我们就商请松江区委宣传部，着手筹备这次会议。

    对联探源，正是全国楹联界的共同愿望。事实上，寻访对联源流的“探源队”、“考古队”早已有之，只是没有集中起来交流成果罢了。这次研讨会，是全国各路对联“考古队”的一次大会师，是全国对联理论界学术研究成果的一次大检阅。

    关于对联的起源，众说纷纭，未有定论。取其要者，有下述几种：

    一是五代说。这是清代文学家梁章钜提出来的。他认为五代蜀后主孟昶春节所题门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最早的对联。梁章钜是楹联理论权威，他的说法被广泛认同。但是在这次征集“对联探源”的论文中，赞成五代说的为数不多。

    二是唐代说。赞成唐代说的联家较多。他们认为唐诗的对偶句已很成熟，这是产生对联的时代基础。即使诗中的对偶句不算对联，唐代也已有标准的对联存在。唐代说比五代说提前了一个朝代。

    三是梁代说。清代学者潭嗣同认为南朝梁代刘孝绰罢官后在自己门上题的“闭门罢吊庆，高卧谢公卿”早于唐代。这次征文中，持此说的不多。

    四是晋代说。此说的论家最多，以当代联坛大师马萧萧为代表。他们认为松江人陆云和洛阳人荀隐在文学家张华家的通名联“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是最早的对联，这副通名联比孟昶的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早六百七十五年。不同意晋代说者认为，对联必须是独立创作的，不能把古诗中的对偶句、律诗中的律句和诗歌中的联句作为对联。主张晋代说的联家则认为，产生对联有两个条件，一是对偶，二是平仄声韵，而晋代已经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完全符合当代公认的对联标准，并且完全是独立创作、单独存在的对联，并非偶然的“孤证”。

    虽然五代说、唐代说、梁代说、晋代说，众说纷纭，但是比较集中的意见，还是属意晋代的陆云与荀隐。因为是陆云先出对，有人就提出松江人陆云是对联的鼻祖。在我看来，马萧萧老先生和中国楹联学会几位领导的论据比较有说服力，晋代说还是站得住的。

    当然，学术问题不能以票数的多少作为定论，也不能由某个权威拍板敲定，必须通过反复论证，趋向认同。我们不期望一次松江会议就定出对联起源的年代，但是对联探源研讨会必定会推动关于楹联历史的学术研究，促进楹联创作的繁荣。

    无论始于晋、唐还是五代，对联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到了明代，由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提倡，对联十分流行。到了清代，对联文化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即使到了民国时代，凡风景名胜、祠堂庙宇、楼堂馆所、迎春接福、婚丧寿庆、店铺民居，凡有建筑，必有对联；凡有活动，必有对联。对联无处不在。过去，孩童启蒙也从对课开始。对联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联成了最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大众艺术。对联为大众所应用，与大众的接近，绝对超过诗歌。诗歌只高坐于文学殿堂，没有走向大众，没有走向门户，没有走向公共建筑，没有走向商铺店家。没有那一种文化能像对联那样普及。

    但对联不仅是大众的、草根的，它是高雅艺术。对联是文学百花园中一支独特的奇花异草。对联有严格的格律，文字最为精炼，含意又极深远。“擎天柱地两行字，汲古涵今一副联。”虽然字数不多，但能包涵今古，包容天地，又讲究平仄韵律，词对意联，耐咀耐嚼，意味无穷。创作对联的作者多是文人雅士。像解缙、纪昀这些大学问家都是对联大家。

    中国文学史是诗的历史。中国文学的长河，流淌的都是诗歌。从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到明代杂剧的唱词，诗歌一脉相传，成为每个朝代的文学主流。清代的文学主流就是对联，对联的血统从诗而来。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从周至清，中国文学史就是诗的历史。对联源于诗、文的对偶，从诗、文中走了出来，成为独立的文学体裁。从晋至今，对联一直是中国文学大家庭的姐妹，诗、词、曲、联，这文学四姐妹在中国文学史上应当有同样的地位。我们这次对联探源研讨会，既是探寻对联的源流，也是向社会表明，必须重视对联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

    这次研讨会自始至终得到中国楹联学会的关心和指导。孟繁锦会长等中楹会多位领导不但亲临研讨会，还亲自撰写论文，参加讨论。中国楹联学会、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和上海市文联还欣然同意作为这次研讨会的指导单位，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松江区委宣传部还作为主办单位，松江区委宣传部还指示岳阳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和上海市松江历史文化研究会具体承办了这次学术研讨活动。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上海天威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为这次学术研讨会提供了帮助。这些都说明，楹联这一传统文化的奇葩一直受到宣传文化领导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赏识。对此，我们十分欣慰，在此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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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方面下老了宣传功夫哟！
一般读者不了解内情，
只看见媒体在铺天盖地： 晋代陆云、荀隐开创了对联历史！


中国对联探源学术研讨会在松江举行_上海频道_新闻
对联探源 起源晋代2010年12月17日   A31：艺文   稿件来源：i时代报   
专家：对联“始祖”是松江人_大众网

有时较真

对联起源浅探兼论陆云在对联发展史上的地位(2010-12-08 15:54:03)转载标签： 杂谈  
对联起源浅探兼论陆云在对联

发展史上的地位

山东省临清市第一中学 刘跃文

    关于对联的起源，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通常的说法是五代后蜀主孟昶题写的春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也有人提出晋代松江人陆云和洛阳人荀隐的通名联“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早于孟昶。我个人认为，对联的起源，其实还要早得多，应该是long long ago的事了，我们可以大胆地向前追溯，甚至可以说从有文字记载之始，就有了对联的萌芽。

    对联起源于偶文。对偶的运用，是人类使用语言、文字的自然产物。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在朴素的对称美观念的影响下，无意地创造了对称性的语言。文字产生以后，文人们将这些语言、思想记录下来，就产生了对称性的文句即偶文。《吴越春秋》中载有上古时期的一首原始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是我国最早、最短的一首古诗，据说是黄帝时期的，那么离现在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

这首歌谣，记述了我们的先民狩猎的全过程。歌辞的大意是：砍断竹子，连接成弓；装上泥丸，飞射野兽，追逐那跑着的肉（野兽）。前两句写制造打猎工具，后两句渲染了打猎的紧张场面，把整个狩猎过程描绘得淋漓尽致。歌辞两言一句，共8言4句，节拍短促，节奏感很强，反映了当时人类的生活。用现代汉语语法分析，四个短句都是动宾结构，已经形成偶文，一、二句构成对偶，三、四句构成对偶，尤其是三、四句，已是对仗非常工整的偶文。如果我们用《联律通则》“六要素”来检验一下，发现除了“平仄对立”这一条外，其余五条全都符合。（只分析三、四句）字句对等，二字一句，上下相对。词性对品，（断、续）飞、逐，都是动词，（竹）土、肉，都是名词，上下对品。结构对应，动词和名词构成动宾结构，相互对应。节律对拍，二字一个节奏，自然对拍。形对意联，形式上对偶，意思上自然承接，形成天然的流水对，记述了打猎的过程。“飞土，逐肉”，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对联，但是通过我们的分析，它符合《联律通则》“六要素”中的五条（除了“平仄相对”这一条外，那时还没有发现四声平仄，不能太苛求古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它应该是最原始的对联，是对联的发端、源头。如果这个认识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对联的历史已经有5000多年了，和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同步，这难道不值得我们炎黄子孙骄傲吗？

    之后，对偶这种语言现象在古书中屡见不鲜，先秦重要典籍《诗经》（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尚书》（如“谦受益，满招损”）、《易经》（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老子》（如“大音稀声，大象稀形”“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都有很多对偶的句子。

    而孕育对联的重要母体，应该是汉魏晋南北朝骈体赋以及唐代兴起的格律诗，对联是先后在这两个母体中吸收营养，逐渐成熟，最终脱胎分化，独立出来。因此我认为后来出现的对联从形式上来分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符合律诗格律的五、七言律句（它是从五、七言律诗的中间二联独立而出），可称之为律句联；除此之外的对联可统统划入非律句联（当然，其内部的子分句也可能有律句）一类——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骈体联。

汉末、魏晋时期，正当骈体赋大兴盛的时候，文人们为显示才华开始有意识地安排语言的对偶，包括在他们清谈的时候。《世说新语》（排调篇）载：“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具会张茂先（张华）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说的是，西晋时，吴地松江（今属上海）人文学家陆云（262—303）与其兄陆机（时人称“二陆”，名门之后，为原东吴丞相陆逊之孙），到京城洛阳去闯天下，在丞相张华（232-300）家里，巧遇颍川人荀隐（他自称是洛阳人），张华说，你们都是当今名士，都有大才，希望你们初次见面不要说常人的俗话。这时，陆云首先上前一步拱手道：“云间陆士龙（我是云间的陆士龙）。”荀隐还礼道：“日下荀鸣鹤（我是日下的荀鸣鹤）。”（当然，接下来这位说“久仰久仰”，那位说“幸会幸会”，这初次见面时的客套话估计也是少不了的。）“云间”、“日下”，分别是陆、荀二人的家乡，松江古称云间；洛阳是西晋都城，封建社会以帝王比日，因此皇帝所在之地称为日下（相当于说天子脚下），故荀隐自称“日下荀鸣鹤。”（以“云间”对“日下”，对仗工整，意境优美，后来成为诗家常用的骈语。唐王勃《滕王阁序》：“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清李渔《笠翁对韵》：“名动京畿，西蜀三苏来日下；壮游京洛，东吴二陆起云间。”）“士龙”、“鸣鹤”分别为二人表字，构成了天然的对偶。云从龙，日照鹤，更有自高身价之意。这两位当时的名士初次会面时的“脱口秀”竟是一副艺术性颇高的人名对，这本是二人的自报家门、自我介绍，却不期对而成对，成为技巧和意境完美结合的对联的珍品和极品。更巧的是，尽管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四声，更不知道平仄（四声是南朝梁人沈约（441-513）发现的，那已经是差不多二百年以后的事了），但二人的对语却是一副典型的五言律联，平仄格式是“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尽管不是有意为之，却已暗合声律（已有了平仄的交替与对立），已是“规范”的五言律句了。

    陆云的一句潇洒的“出句”：“云间陆士龙。”引出荀隐的一句精彩的对句：“日下荀鸣鹤。”我们可以想见魏晋时人清谈的洒脱飘逸、文采风流。这1700多年之前的“人名对”，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也奠定了陆云在文学史（特别是对联史）上的地位。

    陆云上承东汉五言诗及汉魏骈体赋，下启沈约等人的四声平仄论，以致南朝、隋朝五言律诗的雏形，到唐代格律诗（这里只说五言律诗）的成熟定型，再到后来五言律联从五言律诗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文体（这最早应在唐中期以后），陆云在这其中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5000年以前的《弹歌》，是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对联的源头，1700多年以前的陆云（和荀隐的人名对）是五言律联的开山鼻祖，陆云在对联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2010年10月29日星期五 定稿

（刘跃文：中国楹联教育基地山东省临清市第一中学语文教师，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全国优秀楹联教师）

（本文为“中国对联探源”研讨会优秀论文）

（邮编：252600）

有时较真

研讨会咋整地，咋还评奖？

获奖名单在哪里？
获奖论文在哪里？
新鲜观点在哪里？
不拾人牙慧的新证据在哪里？

韵海钩沉

祝贺“中国对联探源”研讨会在上海市松江区举行，来学习~~~

东木帮南火助

时习之发表于 2010-2-27 10:25:00
|关于对联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专业对联网站恶人谷珠楼对此的网上调查竟然提供了从殷周到明清共七个备选答案，由此可见一斑。这几年来看了一些书，查了一些资料，想了一些问题。把东鳞西爪的一些想法写出来，与各位探讨。

一 梁章钜在《楹联丛话》卷一“故事”中，第一条就写著名的“余庆”“长春”联。文字不长，照录在下面： 尝闻纪文达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但宋以来，春帖子多用绝句，其必以对语，朱笺书之者，则不知始于何时也。按《蜀梼杌》云：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此在当时为语讖，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如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一段话其实还包含着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信息。 首先，“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是梁章钜的老师“纪文达师” 即纪昀的观点，而纪昀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大学者，据《清史稿?纪昀传》记载，“（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大学士刘统勋举昀及郎中陆锡熊为总纂。从永乐大典中搜辑散逸，尽读诸行省所进书，论次为提要上之，擢侍读。上复命辑简明书目。”可以说纪昀由于工作需要几乎读遍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全部古籍（包括后来因为没有收进《四库全书》而失传的古籍），“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这句话由他口中说出来，其分量是不言而喻的。以纪昀的博览群书，以乾隆时期古籍之多，尚且没有发现更早的关于对联的记载，现在的几个“专家”动不动就“发现”了，“突破”了，真是谈何容易！
其次，“余庆”“长春”一联是出现在“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查查历史资料，可以知道后蜀归宋是在公元965年（后蜀广政28年，北宋乾德3年），由于阴阳历的差别，其“前一年岁除日”实际也已经是在公元965年，距公元960年五代最后一个朝代后周的灭亡和北宋的建立已有5年之久。因此与其说这是五代联，倒不如说这是宋代联更符合事实。

二 梁章钜在《楹联丛话》卷一“故事”中，第二条写的是： 吴越时，龙华寺僧契盈，吾闽人也。一日，侍忠懿王游碧波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辏。王曰：“吴越去京师三千里，谁知一水之利如此！”契盈因题亭柱云：“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时江南未通，两浙贡赋率由海达青州，故云。时人称为骈切。 梁章钜在记载前代对联时，大多注明出处，但这一条却没有注明。其实这一条出于《五代史补》（宋陶岳撰），内容是： 僧契盈，闽中人。通内外学，性尤敏速。广顺初，游戏钱塘。一旦，陪吴越王游碧浪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王喜曰：“吴越地去京师三千余里，而谁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契盈对曰：“可谓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时人谓之佳对。时江南未通，两浙贡赋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 《五代史补》的记载与梁氏的记载相比有一些出入。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五代史补》明确记载时间是在“广顺初”，广顺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年号（吴越王钱俶奉中原王朝正朔，不自用年号），即公元951—953年之间（广顺只有3年），早于孟昶“余庆”“长春”一联10年以上，而且当时北宋还没有建立，是真正的五代时期。二是《五代史补》只说“契盈对曰”，没有说“契盈因题亭柱”，就是说契盈只是口说了一个七言对仗句，因此是联是诗就大可存疑，说这是“最早的胜迹联”也失去了有力的根据。

三 清人谭嗣同在其《石菊影庐笔识?学编》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考宋（按：应是梁）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其门曰：“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三妹令娴续曰：“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此虽似诗，而语皆骈俪，又题于门，自为联语之权舆矣。 谭嗣同在文中用了“考”字，应该是有所本的。元人《诚斋杂记》有类似的记载，或者就是谭嗣同所本（《诚斋杂记》多是辑录前人文字，此条也当另有更早的出处），但内容有所不同，录在下面： 孝绰屏门不出，为诗十字，以题其门。曰：“闭户罢庆吊，高卧谢公卿。”令娴续之曰：“落花扫更合，丛兰摘复生。” 元人作的《诚斋杂记》明说是“为诗十字”，而不是在门上题一副对联。清人谭嗣同却认为是联，其理由是这样两条：“语皆骈俪”和“题于门”。其实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只要仔细分析，即使没有《诚斋杂记》“为诗十字”的记载，也不难看出刘孝绰所题的不是对联。因为文中并没有说明“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这十个字是怎样题在门上的。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一扇门上的呢（这样相当于贴了一张“请勿打扰”的告示）？还是写在两张纸上分贴在两扇门（或两个门柱）上的呢（这样就是贴了一副对联）？而这十个字是不是对联的关键正在这里。幸好有其三妹刘令娴的续句，能帮助我们弄清这个问题。如果刘孝绰的十个字是按第一种方式贴的，那么刘令娴是续在同一张纸上，结果形成了 “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 这样一首押韵的五言诗，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刘孝绰的十个字是按第二种方式贴的，那么刘令娴就是在两张纸上分别续上五个字，结果形成了“闭门罢庆吊，落花扫仍合；高卧谢公卿，丛兰摘复生。”这样每边两句的一副“对联”，可是这样还象对联吗？可见刘孝绰的十个字是不可能按第二种方式贴的，说这是“联语之权舆”其实并不合适。

四 《世说新语》记载的陆云与荀隐互相通名的“云间陆士龙”与“日下荀鸣鹤”也常被认为是最早的对联之一。《世说新语》的有关文字不长，先录在下面： 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谓云龙骙骙，定是山鹿野麋，兽弱弓强，是以发迟。”张乃抚掌大笑。 从上下文看，陆云与荀隐之间，共有两个回合的对答，前一回合的对答形成相当工整的对仗，而后一回合的对答则毫不对仗。因此，与其把前一回合的对仗看作两人有意为之合作而成的一副对联，不如看作为了“勿作常语”而无意间巧合形成的一组对仗句，更接近事实一些。

五 目前在网上可以找到的被称为“唐联”的对联，大概有三十多副。经过现实联界和网络联界多人的考证，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被否定，如所谓的李泌对张说联“方若棋盘，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聘材，静若得意。”，其实是“赋方圆动静”而非对联，张说先示范，李泌依格式赋（见《新唐书?李泌传》。
所谓的唐江夏王李道宗题江夏灵泉寺联“深山窈窕，水流花发泄天机，未许野人问渡；远夜苍凉，云起鹤翔含妙理，惟偕骚客搜奇。”经考证灵泉寺建寺在李道宗死后一百多年。
所谓的唐太宗李世民题晋祠联“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其实是后人集杜甫诗句而成的集句联，不可能出于李世民之手。
所谓的郑谷题钟祥莫愁湖联“一片湖光比西子；千秋乐府唱南朝。”其实是清人题南京莫愁湖水阁联（见《楹联丛话》），而且“西子”是宋代以后对西湖的称呼，唐人郑谷也不可能写出“一片湖光比西子”的句子来。
另有一部分其实是作者（或他人）的诗文，即使后来被人用作对联，也并不可以称作唐联。如所谓的李邕题太平公主南庄联“流风入座飘歌扇，瀑水侵阶溅舞衣”，杜牧题汉阳渡口联“残灯明市井，晓日辨楼台”，陈蓬自题居所联“竹篱疏见浦，茅屋漏通星”，骆宾王题杭州西湖韬光观海联“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骆宾王对宋之问联“岩边树色含风冷，石上泉声带雨秋”，王感化题怪石联“草中误认将军虎；山上曾为道士羊”等都是收入《全唐诗》的诗句，而所谓颜真卿手书联“人心无路见；时事只天知”则是其《奉命帖》中的文字。
从以上这些例子不难看出，现在的某些“专家”们（编者注：特别是领导型“专家”）在“发现”和“突破”时是多么浮躁，多么缺乏严谨的科学精神。（笔者注：看来本届政府大跃进式政绩观也传染进楹联圈子啦）

六 探讨对联起源问题，其实也就是探讨对联发展史，应该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因此不能离开历史学的方法。对于某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确认，如果没有可靠的实物（比如出土的遗址、甲骨文、竹简、青铜器、石刻或者传世的文物等等），至少应该有当时人或稍后时代人的文字记载，而且不能是孤证。如果只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的单个文字记载，而没有其它可以佐证的史实，是不能确认为历史的，正如我们并不将盘古氏开天辟地看作历史一样。而目前某些“专家”们“发现”的相当一部分“唐联”所依据的就是诸如清代的地方志和家谱、现代的“地方文史资料”和报纸，甚至某位老人的口述，而且全部是孤证。初步统计了一下，在目前这些“唐联”中出于地方志的有8副，出于家谱的有2副，出于地方文史资料和报纸的有4副，出于老人口述的有1副，加起来几近总数的一半，其可信度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其中就包括本文第五节所记已经被否定的“唐联”）。在没有其它足以确认的事实相佐证之前，还是不要迫不及待地把它们认定为“唐联”的好。

东木帮南火助

七 文学史上一个新的文学体裁的出现，和生物进化史上一个新的物种的出现应该是有其共同之处的。一个新的生物物种的出现，需要有适合其生存的自然条件，应该是有足够数量的种群而不是单一的个体，代表其新物种的特点应该能够通过繁衍一代一代地遗传下去。如果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对联，那么西晋的“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不能算对联，梁朝的“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也不能算对联。道理很简单，就如同某一只古猿偶而直立行走了几步不能算人类起源，白虎不能算虎的一个新亚种一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律诗还没有出现，除了骈文，还没有必须使用对仗的文学体裁；在实用方面也没有人们在各种建筑物的门上、柱子上、墙上张贴或悬挂对偶句的任何记载；而关于类似上述那样的单独使用对仗句的记述在当时和稍后一段时间内也极少见于史籍；因此说对联的起源晚于魏晋南北朝应该是能够站住脚的。

八 律诗在唐代的出现、定型和大发展为对联的产生准备了极好的条件。唐代以诗取士，这就象如今的高考指挥棒一样，迫使无数的读书人去学习作诗，可以说唐代的读书人无不能诗。由于律诗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为了学习作诗，对课应运而生，大量的对仗句作为对课的作业而单独存在；在作诗的准备过程中，灵感来时的佳句被即时书写下来，相信在李贺的锦囊里，以对仗句形式存在的诗句一定占了相当的比例；在律诗的创作过程中，单独对颈联和颔联的长时间思考也并不鲜见，例如贾岛的“推敲”之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正是对这种情况的一个写照；在欣赏律诗的时候，人们也会单独挑出其中最出色的一联来，张说对王湾“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的欣赏，顾况对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联的欣赏就都是如此，这些被单独挑出来欣赏的佳句也会脱离全诗而单独流传（张说就曾把王湾那两句“手题于政事堂”）。虽然这些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单独存在的对仗句在形式上已经具备了五、七言对联的一切特点，但它们仍然是诗而不是对联，就象我们不能把蝌蚪与青蛙分成不同的物种那样。但正是这些大量独立存在的对仗诗句，为对仗句的单独使用孕育了条件，对联就象足月的胎儿是必然要瓜熟蒂落的。随着对仗句一次又一次被偶然地单独使用，对联的出现就成了一种必然（有些酒令也是单独使用对仗句的另一种形式，本文不拟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把中唐到五代时期称作对联的萌芽时期，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九 事物的发展都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对联的发展也不能例外。从单句联到多句联，需要一个必要的发展过程。多句联不可能早于单句联出现，甚至不可能与单句联同时出现，就象在哺乳动物还没有出现的地层里不可能发掘出猿人化石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没有事实能够证明灵泉寺建寺在李道宗死后一百多年，所谓的江夏灵泉寺联“深山窈窕，水流花发泄天机，未许野人问渡；远夜苍凉，云起鹤翔含妙理，惟偕骚客搜奇。”也不可能是与李世民同时代的江夏王李道宗的作品，除非主张者能够证明了早在隋代甚至南北朝就已经有了相当数量和相当水平的单句联和两句联（事实上目前可以见到的北宋联中就几乎没有两句联）。据于同样的理由，所谓的林嵩自题草堂联“大丈夫不食唾余，时把海涛清肺腑；士君子岂依篱下，敢将台阁占山颠。”也十分可疑，更何况所依据的仅仅是一部清代嘉庆版的《福鼎县志》。

十 在明清时代，对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那个时代的人们从小就看惯了门上、柱子上、墙上到处都张贴或悬挂对联的情景，多数人自然就会形成“对联古已有之”的思维定势。这一点从明清人所写的前代小说中可以得到印证。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描写镇元子的五庄观“二门上一副春联”是“长生不老神仙府；与天同寿道人家”，这是写的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事。李汝珍在《镜花缘》中描写小蓬莱泣红亭有对联是“红颜莫道人间少；薄命谁言座上无”，这是写的武则天改唐为周时期的事。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探春房里有颜真卿所书“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一联，这是说的颜真卿在世时期即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至唐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之间的事。施耐庵在《水浒》中写到江州浔阳楼门边柱上有“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十个大字，这是写的北宋宣和年间的事。北宋虽然已经有对联，但还处在一个逐步普及和逐步增加对联种类的时期，商家使用对联还没有见于正式的记载，这一点从没有人在大量的宋代话本中发现对联，也没有人从《清明上河图》中发现对联可以反证。
从以上的例子不难看出，明清时代的人大多数对于对联起源于什么时代是不甚了了的（除非是对此作过专门研究的），而一般地方志的作者特别是县级地方志的作者其学问见识还远在上述几位大作家之下。因此单纯地依赖明清时期的地方志来“发现”几百上千年前的古代对联是极其危险的。

一点说明：本文原作于2006年，曾发表于若干网络论坛，本次为上海松江征文需要，作了一些实质性的补充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