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人历时三年,已完成《中华对联通论》初稿。全稿凡20章70余节约100万字,《对联的产生和发展》乃其中之第二章。由于这一章的内容涉及许多史料,而唐代的对联史料又多为转录,初发表者既无实物佐证,也多未说明引自何书,其准确性难免令人质疑。现将本章提前发表出来,目的是向广大联友征求意见:
1、希望联友指谬。
2、希望联友帮助提供确凿的出处包括实物图片。
3、希望联友帮助提供新的可靠资料。本人在此拜托并先谢了。 ——余德泉
第二章 对联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节 对联不可能产生在齐梁以前 首先有两个概念必须明确。 第一个:对联是独立使用的对仗句。 所谓对仗句,一般定义为诗词赋中的对偶句。由于诗词赋中的对偶句对偶平仄要求都比较严格,所以确切一点说就是对偶平仄要求都比较严格的对偶句。 “对联是独立使用的对仗句”这句话有两重意思。第一重:不是对仗句而仅为一般对偶者不是对联。第二重:是对仗句但没有独立使用者,也不是对联。 第二个:导致对联产生有一些基础因素,但任何一种基础因素都只是对联产生的一个源头而已,不能与对联本身混为一谈。 导致对联产生的基础因素,除了独具特点的可以排列得很整齐方块汉字而外,主要有对偶、隔句对和联句。对偶是对联产生的最根本的依据,隔句对即扇对是推进对联由每边一句向多句发展的最主要的启迪,而联句则是推动对仗句独立使用的最直接的方式。 对偶之使用由来已久。先秦两汉之古籍,几乎没有一本没有。如《诗经·伐木》之“出自幽谷,迁于乔木”,《论语·泰伯》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史记·张仪列传》之“车千乘,骑万匹”,等等皆是。 对偶和对联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以说凡对联都是对偶,却不可以说凡对偶都是对联。这是由于一般对偶只是一种修辞格,而对联是—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一般对偶通常都寓于诗文之中,而对联总是单独使用;一般对偶则只要句式相应就行,出现重字和词语相对不大工整没有关系,而对联不仅要求句式相应,而且讲求对偶工整,平仄协调,字数也要相等。由于对偶与对联有这些区别,就不能等同视之。所谓探讨对联的历史发展,就是要探讨对联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即从作为修辞格的对偶中分离出来单独使用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怎样发展下来的。不明白这一点,把力量放到探讨一般对偶的历史发展上,就会徒然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不会取得应有的结果。但通常探讨对联起源的文章,却常常把对联和一般对偶搅在一起,有时甚至以探索一般对偶之源来代替探索对联之源,这是很不妥当的。其所以如此,就是没有弄清对联和一般对偶二者的界线。 隔句对,又称扇对。所谓隔句对,指第一句对第三句、第二句对第四句这种跨句相对的情形。这样的例子《诗经》中就有了。《小雅·采薇》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四句,已肇其端。如果将第三句与第四句移至第一句第二句下作双行排列,就形同一副每边两句的对联: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这里只说“形同”而不是等同,是因为对联同这种诗的隔句对比较起来,又有不同之处。诗为平声韵脚,除有时首句入韵外,都是单句仄声不入韵,双句平声入韵。这样一来,平行的对仗句句脚,平仄就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同的了。绝句入律者,等于半首律诗,亦不例外。《诗经》除主要是四言句和押韵而外,无其他格律可言,押韵的情形各诗大体相同。再看《采薇》这四句的句脚:“依”与“霏”都是平声,“矣”为仄,“思”为平,是上古用韵不如律诗严格所致;而对联要求上下联句脚平仄应当相反。若全联四句,则上联句脚为“平,仄”,下联句脚为“仄,平”,不能随便打破。此外,为隔句对者,四句的字数都一样多。对联不然,出联各句的字数可以有多有少,对句的字数,要求与出句相等。诗之隔句对每边只有两句,对联每边的句数可以超过两句。对联与诗之隔句对的这种不同,正是对联之所以是对联而非诗的隔句对的本质所在,也是对联在隔句对基础上的一个发展。 联句,本是旧时作诗的一种方式。由两人或多人共作一诗,相联成篇。多为一人一句一韵或一人两句一韵者,依次流转。后来习惯于一人出上句,续者对成一联,再出上句,轮流相继。这种方式相传起于汉武帝的《柏梁台》诗,是否可靠姑且不论,在唐代已很常见,这是事实。 唐大历九年(公元774年)三月,颜真卿和陆羽、李萼等十几位文人相约游览潘氏竹山堂书院时,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联句活动,影响深远。联句依次如下:
竹山招隐处,潘子读书堂。(颜真卿) 万卷皆成帙,千竿不作行。(陆羽) 练容飡沆瀣,濯足咏沧浪。(李萼) 守道心自乐,下帷名益彰。(裴修) 风来似秋兴,花发胜河阳。(康选) 支策晓云近,援琴春日长。(汤清河) 水田聊学稼,野圃试条桑。(皎然) 巾折定因雨,履穿宁为霜。(陆士修) 解衣垂蕙带,拂席坐藜床。(房夔) 檐宇驯轻翼,簪裾染众芳。(颜粲) 草生还近砌,藤长稍依墙。(颜颛) 鱼乐怜清浅,禽闲熹颉行。(颜须) 空园种桃李,远野下牛羊。(韦介) 读易三时罢,围棋百事忘。(李观) 境幽神自王(旺),道在器犹藏。(房益) 昼饮山僧茗,宵传野客觞。(柳淡) 遥峰对枕席,丽藻映缣湘。(颜岘) 偶得幽栖地,无心学郑乡。(潘述)① 上述联句见于《全唐诗外编》,故宫博物院藏有颜真卿手书墨迹。这是一人两句一韵者。若将各人的对仗句抽出独立运用,都是一副对仗工稳的对联,只是这里上承下接,没有分开,有些对仗句也不适合作对联罢了。 又《唐才子传》卷一云:
宋之问(656-712)贬还,道出钱塘,游灵隐寺。夜月,行吟长廊下曰:“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未得下联。有老僧燃灯坐禅,问曰:“少年不寐,而吟讽甚苦,何耶?”之问曰:“欲题此寺而思不属。”僧笑曰:“何不道‘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② 这也是一种无形中的联句。而“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独立使用就是一副很好的胜迹联。 也有一人出上句一人对下句者。《北梦琐言》卷四即有记载:
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未第进士对之。(温)庭云乃以“玉条脱”续,宣宗赏焉,又药名有“白头翁”,温以“苍耳子”为对,他皆类此。3 温庭云即温庭筠。一人两句一韵与一人出上句一人对下句这两种联句的方式后世均加以采用。一人单独完成一个对仗句或者将别人的上句对成一联的方式,这同后来之所谓“对对子”毫无二致,在对课练习中尤其常见。从已存的书目来看,隋代就有对课启蒙读物,尽管尚未见到书的内容,但可以肯定没有明清两代编的那么好。既有启蒙读物,上述两种联句方式就很难说不存在。这对推动对仗句的独立运用以致对联在唐代的产生都是可以想见的。 此外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也推动了对联的产生。比较明显的就是摘句与书壁。 摘句就是从诗特别是律诗中摘出对仗句来独立运用。律诗之“联”转化为对联,是有条件的。这一点,香港梁羽生先生在《律诗之“联”不同于对联》这篇短文中,以杜甫《蜀相》等两诗为例,说得很清楚。他说:“(《蜀相》)中的颈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可说是囊括了武侯生平,因此可以抽出来,‘独立’作为武侯祠的楹联;颔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是承接首联,进而描写祠堂的景物的,它就不如颈联之有独立性了,不过,可以用作表现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景物联。这类诗联是不大适用于作一般对联的。杜甫另一首《送郑十八》的七律,其中颈联‘苍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写的是两人间的私事,那就不能作为对联了。”4 《唐语林》卷二刘禹锡云: “予尝为大司徒杜公之故吏,司徒冢嫡之薨于桂林也,柩过诸宫,予时在朗州,使一介具奠酹,以申门吏之礼。”为一祭文云:“事吴之心,虽云已矣;报智之志,岂可徒然。”5 从一篇祭文中摘出一个对仗句单独使用,挽联即由此而生。可以认为,对联之长短句式,正是以摘文章中之长短句式为发端的。受词句的进一步影响还是后来的事。《渔隐丛话》的酒令(见下文),句式上也是受这种摘句影响的结果。文中的对仗句亦可摘而成联,可见摘句成联非律诗的专利品。只是律诗之摘句成联比其它文体之摘句成联,机会要多一些罢了。 程千帆先生在《关于对联》一文中说: “将一篇作品中特别精彩的句子(按不限于律句)摘出来,加以评赏,此风始于六朝。钟嵘《诗品》中即有其例。唐代批评家又用‘摘句图’这样一种形式,将标举警句这种批评方法固定下来,这些句子就更容易传颂人口。其结果,往往使得这些作品流传的并非全篇,而只是其中的某些警句了。”6
搞摘句图,是自觉的摘句。而常见的则是有意无意地摘句的情形。一篇诗作,如果其中有个精彩的对仗句,人们拿出来单独使用,不胫而走,无形中就摘了句。比如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今许多人不能全背这首诗,但这两句却记得很熟,这就无异于记下了一副摘句对联。 摘句这种形式,对于对联的独立发展,影响是显然的。 书壁就是把诗或者句子写到壁上。唐代诗人,多为书家,常有题壁的习惯,或在酒后,或在其他情况下。李白(?)《草书歌行》一诗,就有怀素上人“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的描述。颜真卿和杜甫都有题壁对联,比孟昶所题门联早二百余年,例见本章第二节“人心无路见,时事只天知”。据说无锡惠山也有一副唐张祜题在石壁上的对联:“小洞穿斜竹,重街夹细沙。”7此联出自张祜《题惠山寺》。如果真是张祜当年将此书于石壁,比孟昶题门联也要早出一百余年。
有人认为,在桃木板上写“神茶”和“郁垒”,实际上就是神名对神名,可算是二言对子,是对联的雏形。表面看来,的确如此。其实,这种看法是有些不妥的。因为“神茶”与“郁垒”恰好成对,纯属偶然。当时人们在门上写这几个字,只想借这两个神来保佑自己,何曾虑及它们之间对与不对、联与不联的问题。如果两个神当中,有一个神的名字是三个字或四个字,也会照样写上去的。而每户人家写的都这么几个字,这与后来的对联,也没有相同之处。至于后来人们把桃木板上的神茶、郁垒二神名换成其他对仗句子,是否由此得到一些启发——比如见其对得整齐,有美感,而老这么几个字,又太单调,于是加以改造——这倒是有可能的。 庐陵何绍先在《对联汇海》中说:“考古家谓对联即桃符遗制,始于孟昶而盛于明孝陵(即朱元璋),不知此指门联而言。若堂室之题句,则诸葛武侯之‘淡泊以明志’,孔北海之‘座上客常满’,巳为滥觞。”8“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出自诸葛亮《戒子书》;9“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出自《后汉书·孔融传》。⑩特别是孔北海的两句,对得很工,所以何绍先把它们说成是对联“堂室题句”之“滥觞”。按此,对联就产生在东汉末年了。但是诸葛亮与孔北海的句子都只是行文的一部分,并未独立使用,把它们视为对联堂室题句之“滥觞”,是不对的,否则时间更早之司马相如与扬雄赋中的许多平行句式,就得视为“滥觞”的滥觞了。 《世说新语》载,陆士龙与荀鸣鹤某日在张华处相遇,两人自我介绍,陆云:“云间陆土龙。”荀答:“日下荀鸣鹤。”11有人据此把对联的产生定在两晋,这也是不妥的。因为陆、荀在报名时只是按照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习俗道出姓名而已。而“云间”与“日下”正好是他们的籍贯,如果其中一人的籍贯在别的地方或者字数不一样多,相对可能就没有这么工整了。所以《野客丛谈》卷二十五说这是“不期对而对”的产物,正说明这两句之合于对仗,不过是二人自报家门时的一种巧合罢了,尽管两句对得很工,纯属偶然,也不能算是对联。 以上两例均早于南朝。学过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南朝以前没有对联也不可能产生对联这种文体。这是因为构成对联的两大基本要素对仗与平仄,特别是平仄,是南朝齐梁年间才有所认识,齐梁以前还没有概念。 我在《对联格律 对联谱》中,曾有这样的论述: 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周颙等人创立律句,要求在作诗时严格避免声韵的不合理搭配,而应通过平仄的抑扬和谐来构成诗歌的弦律美,即所谓“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间,轻重互异”,加上在诗中自觉地使用对仗,便开了唐代律诗的先声。只是诗句的句数不限,平仄尚不如唐代律诗那么严,对仗句的位置也不固定罢了。这种诗被称为“永明体”。看谢朓之《入朝曲》(字下之“-”表示平声,“·”表示仄声,下同):
①江南佳丽地,②金陵帝王州。 ③逶迤带绿水,④迢递起朱楼。 ⑤飞甍夹驰道,⑥垂杨荫御沟。 ⑦凝笳翼高盖,⑧叠鼓送华辀。 ⑨献纳云台表,⑩功名良可收。
这首诗共十句,前八句全是对仗。从平仄看,律句的四种格式,即“平平平仄仄”(第①句)、“仄仄仄平平”(第⑧句)、“仄仄平平仄”(第⑨句)、“平平仄仄平”(第⑥句),全有了。只还没有像唐代律诗那样讲求粘对。 又阴铿《江津送刘光禄不及》: ①依然临江渚,②长望倚河津。 ③鼓声随听绝,④帆势与云邻。 ⑤泊处空余鸟,⑥离亭已散人。 ⑦林塞正下叶,⑧钓晚欲收纶。 ⑨如何相背运,⑩江汉与城闉。
这首诗也是十句,中间六句对仗。在这首诗中,还出现了“仄平平仄仄”(第③句)和“平仄仄平平”(第②④句)这样的平仄格式。后世五言联句之首字为领字、全句作一四节奏者,如“看东骧神骏”(昆明大观楼长联)之类,可能正是从这种平仄格式得到启发而发展来的,只是这首诗的停顿还不是如此。12
“永明体”中有意识地运用这种对仗句和几种平仄格式的情形,是过去所没有过的,不仅奠定了唐代律诗产生的基础,也奠定了对联产生的基础。 尊师王力先生说:“六朝以前未有四声的名称,所以我们不知道上古汉语的语音里共有几种声调。”又说:“四声之说,始于南北朝(余按:具体地说是公元六世纪前后南朝齐梁年间)的沈约(441-513)、周颙诸人。”13有意识地运用在四声基础上产生的平仄并形成一定的规则也是在南朝“永明体”的诗中。《南史·陆厥传》: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官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14
宫商,本指音乐的两个调,这里指平上去入交替使用,相当于今天之所谓平仄。又《沈约传》云: 约撰《四声谱》,……自谓入神之作,(梁)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15 王力先生评论说:“就这两段史料看来,四声的系统在当时虽已成立,但还不曾为一般人所意识到,沈约等不过是先知者而已。”在此之前,人们尚不知道四声为何物,更不用说平仄的运用规则,对对仗的使用,也处于朦胧阶段,即使其时,对四声的知者和运用者还只是极少数“先知者”,既然如此,既讲究对仗又讲究平仄的对联,如何能够一下子就产生呢! 谭嗣同在《石菊影庐笔识》中说:“考宋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其门曰:‘闭门罢吊庆,高卧谢公卿。’其三妹令娴续曰:‘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此虽似诗,而语皆骈俪,又题于门,自为联语之权舆矣。”16。刘孝绰是齐梁年间(非宋)人,已生活在构成对联的两大要素已经出现的时代。但是构成对联的两大要素已经出现并不等于对联就马上出现。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个时期直至隋朝出现的堪称对联的材料,也说明了这一点。再说刘氏兄妹不过续诗而已,而非续联,两人之作,同押一韵,尚未从诗中脱胎,也算不得真正的对联。如果说“语皆骈俪,又题于门”就是对联,那么古代对偶押韵的桃符诗句题于门者也应作对联视之了。因此,南朝齐梁年间虽已有对联产生的条件,但刘孝绰兄妹这样的句子,还不能以开先河之例视之。这一点也提醒我们:不要看到齐梁乃至齐梁以前偶然对得工整一点的对偶句子就轻易说他们是对联。 人们通常把对联的产生定在五代,其根据是迄今所见史书记载最早的一副对联是这个时候写的,《宋史,蜀世家》:“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置寝门左右。末年(广政26年即964年),辛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17这是实实在在的对联。何绍先说这是门联之始而非整个对联之始。说非整个对联之始是对的,但说是门联之始便不对了。因为不管是门联还是非门联,此前均已出现。这只能说是正史记载最早的一副对联中的门联而已。就后蜀而言,孟昶写对联也不是广政二十六年才开始的。《宋史·蜀世家》云,孟昶“每岁除”都“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孟昶是公元934年即位的,若从此时算起,《宋史》所载对联的题写时间又可上推三十来年,离李唐的灭亡不过四十年左右。在五代时,如果对联尚未发展到被社会接受的地步,作为一国之主的孟昶是肯定不会把它贸然写到门上去的。孟昶以“以其非工”为由,否定辛寅逊的题联,很重视对联的写作内容与技巧,这也说明对联已发展了—个相当的时期,只是一般人没有孟昶这样的权威,在这以前即便写了,也没有谁替他们录到史书里去,加上只有两句的对联,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诗文相比,实在不算什么,又没有大人物首肯,登不得大雅之堂,于是自生自灭,埋没了。这恐怕就是我们至今没有从正史里看到比孟昶题联记载更早的对联的原因。而且把对联仅仅局限于门联,就等于否认门联之外,还可能有通过其他方式产生的对联。人们正由于长期受这种认识的束缚,所以对对联历史特别是对对联产生的历史的研究,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事实上,社会上使用的对联,作门联用者当然不少,未作甚至根本不作门联用的,也相当多。而今你出上句我出下句互相属对以为娱乐者,或者捏个对仗句对事物加以总结或对他人加以嘲讽者,仍时有所见。如果我们承认通过这些方式产生的对句也是对联的话,那么把最初的对联仅仅局限于门联,便没有多少道理,看来将对联产生的时间定于五代,又太晚了一些。 第二节 对联当产生于唐代 蔡东藩云:“对联一门,谐偶文之变体也。谐偶文始于诗赋。古人之作诗赋也,只以声韵为主,未尝专尚对仗。至唐以律诗律赋取士,于是谐偶兴焉。俪青骈紫,判白妃红,文字中含有一种美术,未始不足观者。厥后或拟诗一联,贴于门楹,称为楹贴,亦号楹联。”18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我同蔡东藩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导致对联产生的途径,除对偶的修辞手法而外,最关键的就是律诗。我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见:律诗发端于南朝而定型于盛唐。它要求中间两联即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且合一定的平仄。对联也讲对仗平仄。这说明对联之为对联,其最基本的东西,正是从律诗直接继承发展来的。就是说先有律诗然后才有对联。通过对对联的深入研究,我修正了这个观点。 从已发现的材料看,对联与律诗是平行发展的。它们的发端都是南朝齐梁年间的“永明体”。从产生到真正成为一种文体,都是在唐朝。 “永明体”到了唐代,一方面将句数定为八句,平仄讲粘对,又将对仗句固定在中间两联,这就形成了律诗。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将对仗句独立使用,这就产生了对联。对联在与律诗平行发展的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尽管也受过律诗的影响,但二者并不是从属关系。 初唐时期非律诗对仗句的独立运用,可以看出对联与律诗平行发展的一些端倪。《大唐新语》卷八: 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时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于朝堂立语。李戏之曰:“吾所依者何树?”嘉隐对曰:“松树。”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隐曰:“以公配木,则为松树。”无忌连问之曰:“吾所依者何树?”嘉隐曰:“槐树。”无忌曰:“汝不能复矫对耶?”嘉隐曰:“何须矫对,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儿作獠面,何得如此聪明?”嘉隐又应声曰:“胡头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勣状貌胡也。19 此条《唐语林》卷三(117页)亦有载,只文字小有差异。獠面,面貌凶恶。胡头,谓头象胡人,此指李勣。李勣和长孙无忌,都是唐代开国元勋。“胡头尚作宰相,獠面何废聪明”一联并非两个诗句,是有意捏出来嘲笑李勣的,既承前文,又相对独立,出现的时代背景和条件与孔北海均有所异,不同于一般对偶句。初唐之时,律诗尚未定型,这种非诗句与非一般对偶句,只能以口头对句视之。其出现,说明对联产生并不比律诗的产生来得晚。 据唐祖闳《从初唐灵泉寺联质疑谈对联溯源》一文说,颜真卿于公元784年题有如下一联于驿舍墙上: 人心无路见, 时事只天知。20 颜真卿就义的时间有两说。一说在784年,一说在785年。所题的地方亦有两说。一说再驿舍墙上,一说在囚舍壁上。不管那一说,都是在颜就义之前不久。唐文谓此为颜真卿“独立运用、留存于世的楹联绝笔”,见于宋拓忠义堂法帖《奉命帖》后,现存于故宫博物院。原文为:“真卿奉命来此,事期未竟,止缘忠勤,无有旋意。然中心悢悢,始终不改,游于波涛,宜得斯报。千百年间,察真卿心者,见此一事,知我是行亦达于时命耳。人心无路见,时事只天知。”从唐文言之凿凿来看,应是唐代现存最珍贵之对联史料。因其时律诗刚刚成熟,自然也是对联与律诗平行发展最切实的佐证之一。 又据李庆东引《鄜州志》杜甫题杜公窑石壁联: 州西北三十里采铜川,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6年5月)杜甫避乱聚家居此,有杜公窑,石壁上题云:
长天叆散千山月, 远水霞收万里云。
是拾遗旧迹。壁间后人题咏甚多,土人苦有司骚扰,湮之。”21 杜甫与颜真卿为同时代人,只出生比颜晚4年,又比颜早15年去世。 又《孟浩然集·序》云:
(孟浩然)间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嗟其清绝,咸搁笔不复为继。22
孟浩然等人的联句如果进行下去,与颜真卿等人的联句情形应大致相同,只是其他人都没有续句而已。今《全唐诗》卷160仍然只见此两句。由于没有后续,被称为“断句”。这种“断句”在同卷所录孟浩然的诗中还有“逐逐怀良驭,萧萧顾乐鸣”和“北阙辞天子,南山隐薜萝”。但正是这个“断句”反而成了一副独立的对联。 有些诗是先得到比较精彩的一联然后才配成全诗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对联与律诗的平行发展。上文宋之问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续诗和孟浩然“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联句,也是很好的例证。如果说孟句后来是否也入了诗,不得而知,那么贾岛《忆江上吴处士》一诗的产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据《唐才子传》载: (贾岛)逗留长安,虽行坐寝食,苦吟不辍。尝跨蹇驴,张盖横截天衢。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遂吟曰:“落叶满长安。”方思属联,杳不可得。忽以“秋风吹渭水”为对,喜不自胜。因唐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旦释之。23 唐突,指冲撞了仪仗。“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在未入《忆江上吴处士》一诗之前,先相对独立了一段时间,此时就相当于一副对联。只是后来又入了诗,因此才未被视作对联了。贾岛主要活动在唐宪宗前后,这个例子似乎晚了一点,但类似的情形初唐时期的诗人亦当有之,只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发掘出来罢了。 初唐以降,逐渐产生了多种类别的对联。就已知的材料,可以分为口号、酒令、应对、题赠和堂室对联等几种。这些对联其所以称之为对联,是因为它们都是独立使用的对仗句,有些仅仅是未写到楹柱上去而已。 口号,即信口捏两句话,对某些事情加以总结或者嘲讽。这信口所捏的两句话,也有对仗与不对仗的。如果是对仗的,就等于一副对联。这种对仗的口号,可能在齐梁以后至唐以前这段时间就有萌芽,但唐末进士王定保于五代时所撰之《唐摭言》中的例子,都是唐代的。 带总结性的如卷十: 何绢,湘南人也,业辞。尝为《潇湘赋》,天下传写。少游国学。同时潘纬者,以古镜诗著名。或日:“潘纬十年吟古镜,何绢一夜赋潇湘。”24 何绢,或写作何涓,唐宣宗大中年间人。 带嘲讽性的如卷八: 彭伉,湛贲,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即湛姨也。伉举进士擢第,湛犹为县吏。妻族为置贺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尽倾。湛至,命饭于后阁,湛无难色。其妻忿然责之曰:“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湛感其言,孜孜学业,未数载一举登第。伉常侮之。时伉方跨长耳纵游郊郭,忽有僮驰报湛郎及第,伉失声而坠。故袁人谑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驴。”25 彭伉,唐德宗贞元七年进士。长耳,驴也。关于唐代的对联材料,有唐人直接记录的,也有后人补记的。不管属哪一类,因都背景介绍,在今天看来,同人们之所谓联话者并无实质性差别。下面再述几副。 赵璘《因话录》卷三: 司徒玄佐……贵为相。因(其母)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须务捐躯,故玄佐始终不屈臣节。是时乡里姻旧,以地近,多投之。司徒不欲以私擢居将校列,又难置于贱卒,尽署为将判官。此职例假绯衫银鱼袋,外示荣之,实处散冗。其类渐众,久之,有献起诉于公者。其一联云:“覆盆子落地,变作赤烘;羊羔儿作声,尽是没益。”公览而笑之,各改署他职。26 刘玄佐,唐代宗至德宗时人。覆盆子,蔷薇科落叶灌木。花果均红色,只略,只略有深浅。赤烘,此藉以形容所安置着绯衫之人太多。没益,即咩——,既为羊叫声,又指这样安置毫无好处。 又《因话录》卷五: 秘书省内有落星石,薛少保画鹤,贺监草书,郎余令画凤,相传号为四绝。元和中,韩公武为秘书郎,挟弹中鹤一眼,时谓之五绝。又省之东,即右威卫,荒秽摧毁,其大厅逼校书院,南对御史台。有人嘲之曰:“门缘御史塞,庙被校书侵。”27 门与庙,均指右威卫。元和,唐宪宗年号。 又《唐摭言》卷二: 荆南解比,号天荒。大中四年,刘蛻舍人以是府解及第。时崔魏公作镇,以破天荒钱七十万资蛻。蛻谢书略曰:“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28
解比,指选送应举者参加州府组织的考试。天荒,指无生员选送。
又《唐摭言》卷二: 同华解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镇三峰,时及秋赋,榜云:“特加置五场。”盖诗、歌、文、赋、帖经,为五场。常年以清要书题求荐者,率不减十数人;其年莫有至者。虽不远千里而来,闻是皆浸去;唯卢弘正尚书独诣华请试。公命供帐,酒馔侈靡于往时。华之寄客毕纵观于侧。弘正自谓独步文场。公命日试一场,务精不务敏也。弘正已试两场,而马植下解。植,将家子弟,从事辈皆窃笑。公日:“此未可知。”既而试《登山采珠赋》。略曰:“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剖莫得之。”公大服其精当,遂夺弘正解元。后弘正自丞郎将判鹾,俄而为植所据。弘正以手札戏植曰:“昔日华元,已遭毒手;今来鹾务,又中老拳。”29 卢弘正,亦作卢弘止,恐系笔误。唐宪宗时进士。文宗时被人坐赃,险被杀,后为节度使。“略曰”之后所引乃为摘赋文联。 又《唐摭言》卷三:
苗台符六岁能属文,聪悟无比,十余岁博览群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张读亦幼擅词赋,年十八及第。同年进士,同佐郑熏少师宣州幕。二人尝列题于西明寺之东原。或窃注之曰:“一双前进士,两个阿孩儿。”30 苗台符。唐宣宗时人。 又《唐语林》卷四: 咸通末,郑浑之为苏州录事,谈铢为鹾院官,钟辐为院巡,俱广文。时湖州牧李超、赵蒙相次俱状元。二郡地土相接,时为语曰:“湖接两头,苏连圣尾。”31 咸通,唐懿宗年号。两头,指湖州李超、赵蒙。三尾,指苏州郑浑、谈铢和钟福。 又《北梦琐言》: 唐道士陈子宵登华山上方,偶有颠扑。郎中宇文翰改书戏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悬之又悬。”32 上得不得,改老子《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而成。悬之又悬,改同书第一章 “玄之又玄”而成。用的手法是同音飞白。又《明道杂志》: 世传朱全忠作四镇时,一日与宾佐出游,全忠忽指一地方曰:“此地可建一神址。”试召一视地工验记,而召工久不至。全忠甚怒,见于辞色,左右皆恐。良久工至,全忠指地视之。工再拜贺曰:“此所谓‘乾上龙蛇尾’,建庙固宜。然非大贵人不见此地。”全忠喜,薄赐而遣之。工出,宾僚或戏之曰:“‘若非乾上龙尾,定当坎下驴头’矣。”33 朱全忠,即朱温,曾参加黄巢起义军,降唐后赐名全忠,封梁王。哀帝天佑四年(907),篡唐自立,国号梁,从此五代开始。视地工,看风水的人。乾和坎都是八卦卦名。宾僚们将坎谐指砍,嘲讽风水先生巧于奉承,才保住一条性命。 酒令,为旧时饮酒中助兴取乐的一种游戏,当由应对之第二种分出。推一人为令官,余人听令轮流所说的一两句话,有的不要求对仗,有的要求对仗。要求对仗者,事实上就成了一副对联。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十一“香山居士”条所载的一个唐人酒令,属这种情形。 [令]鉏麂触槐,死作木边之鬼; [答]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34 鉏麂,春秋时晋国力土。据《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恨大臣赵盾多次进谏,派鉏麂行刺之。清晨前往,见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不忍下手,退而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35触槐而死。《史记·豫让传》云,春秋战国间晋人豫让,初事范中行氏。后事智瑶。智氏为赵襄子所灭,豫让改名换姓,以漆涂身,吞炭自哑,多次谋刺赵襄子,欲为智氏复仇。被赵襄子所获后,赵问豫何以不事中行氏而反事智瑶,答曰:“范中行氏以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愿伏诛,请得赵襄子衣服,拔剑三跃而击之后,自刎而死。36“木”、“鬼”,“槐”也。“山”、“灰”,“炭”也。这个酒令同后来的析字联已没什么两样。同条还载有另一个酒令: [令]马援以马革裹尸,死而后已; [答]李耳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37 这个酒令亦对的很工稳,与后世对联无异。 题赠联,亦称交际联,是为赠送友人而撰写的对联。有两副。一副为唐穆宗御赐楚国公陈师孟,原载湖北黄梅《陈氏宗谱》。联云:
麒麟阁上精神爽, 虎豹关前胆气豪。 一副为唐僖宗赠陈氏义门。联曰: 九重天上旌书贵, 千古人间义字香。 联载于湖北黄梅、咸宁、大冶等地之《陈氏宗谱》。安徽白启寰先生发现《江州义门陈氏家谱》亦有载。至今,陈氏宗词还刻有此联。考宋真宗时期兵部尚书曾制诏总裁胡旦撰写《义门记》,记中有“夫家法既行子孙,孝义自播朝庭,唐僖宗旌以‘义门陈氏’笔金字,见於唐中和四年也”之语,仅提赐扁而未言赐联之事。但从联语看,意在提醒陈氏义门要持行孝义,不要辜负皇上的嘉勉,又似乎出自宫廷。 堂室联,即题于楼堂馆阁之对联。有些相当于而今之所谓胜迹联。下文所举之若干副,有关湖北的部分多为武昌闻楚卿先生搜集。 清代《咸宁县志》载有李邕题太平公主南庄联: 流风入座飘歌扇, 瀑水侵阶溅舞衣。 李邕,唐高宗至唐玄宗时人,官北海太守。文学家兼书法家。因忤权贵,屡遭贬斥。唐玄宗天宝六年,被林甫杖杀于狱中。长沙岳麓山之《李北海碑》,乃书法珍品。 《中国对联集成·湖北卷》载释晓然题武昌灵泉寺联:38 千崖竞秀旷怀远, 万壑争流法眼宽。 晓然,俗名李峒,为李邕长子。其父被害后,入灵泉寺为僧,并创建灵泉书院,对江夏文化颇有贡献‘ 又李峒之子李鄘题灵泉寺联: 绝绝清泉映白日, 奇奇绿树霭苍烟。39
又唐代名僧慈应禅师题蕲州三角寺联:
三角山前三角寺, 九龙桥上九龙庵。40 方东先生在《霞浦县志》和《福鼎县志》上也发现了三副唐代的堂室对联。一副为唐乾符(僖宗年号)进士林嵩所题。联曰: 大丈夫不食唾余 时把海涛清肺腑; 士君子岂依篱下.敢将台阁占山巅。 林嵩,字神降,福建霞浦人。唐成通中读书于礼岙草堂,此联即题于草堂之上。另两副为陈蓬所题。一曰: 竹篱疏见浦, 茅屋漏通星, 一曰:
石头磊落高低结, 竹户玲珑左右开。 陈蓬,号水仙,唐乾符驾舟从海上来,家于后崎,上两联自题于居所。 据福建李仁考证,嘉庆11年的《福鼎县志》上并无此联以及林嵩题草堂联的记载。此三联如何进入《福鼎县志》,还需作进一步研究。 又《唐语林》卷三载有一副: (骆浚)典名郡,有令名。于春明门外筑台榭,食客皆名人。卢申州题诗曰:“地甃如泉石,溪横似叶舟。”即骆氏池馆也。41 唐代尚将对联视为诗之一部分,故此曰“题诗”。骆浚,唐宪宗时人。卢氏为其池馆所题的这一联诗句,在今天看来,就是一副胜迹联。 又日本人用汉文所写之《史馆茗话》一书,记有唐人如下一联:
闭门唯闻朝暮鼓, 登楼遥望往来船。42 此联题于何处,因未见原书,尚不清楚,但从内容看,是一副题胜迹性堂室的对联。 钟祥亦有一副郑谷题莫愁湖水阁联: 一片湖光比西子, 千秋乐府唱南朝。 郑谷,唐僖宗时进士,此联为其游钟祥时所题。 莆田延寿溪有一副徐寅题藏书楼联: 壶公山下千钟粟, 延寿溪头万卷书。 徐寅为唐乾元(肃宗年号)进士,延寿溪人,壶公山在其境。联语见于《福建通志》。 上文所引,还只是手边所有的唐代对联资料。若作进一步搜集,肯定还会有新的发现。 第三节 清代是对联发展的鼎盛时期
对联从五代以降,逐渐有长足的发展。历经宋元明后,到清朝达到了鼎盛时期。明代喜欢撰写对联的人已有不少,清代更是高手如云,数以千计。孙髯翁、郑板桥、邓石如、纪昀、梁章钜、李渔、曾国藩、左宗棠、俞樾、赵曾望、钟耘舫、王闿运、李篁仙等等,都鼎鼎有名。有关他们的一些对联轶事,至今尚在流传。他们所写的对联,许多都已集而成册。 对联汇集,远在宋元两代,就已经出现了。周守忠的《姝联》和钱德苍的《玉堂巧对》就是。但它们都是作为一本书的附录出现的,算不得专门集子。宋王明清《挥麈后录》云:“明清于王岐公孙晓浚明处,见岐公在翰苑时令门生辈供经史对偶全句十余册,恨当时不曾传之也。”43《宋代楹联辑要》名为“楹联辑要”,实则大都是春帖和端午帖,乃立春之日和端午剪贴于宫门帐的诗句,且为近人曲滢生所辑。 元代可能由于立朝时间太短,社会矛盾也多,未见有专门的联书。但对联是绝对有人写有人用的,只是规模不大罢了。无名氏之《对类》,已收有若干幽默对联。赵孟頫等人亦有对联传世,因数量不多,未形成集子。 明代杨升庵所著之《谢华启秀》,是今天所见较早的一部对联专辑,但梁章钜在《巧对录》中又说它是“盖偶然札记之本以备作骈体之料,后人得其残稿刻之耳”,而且“其中多全引旧文两句,旧诗一联,殊乖命名之义”,44价值并不甚高。乔应甲的《半九亭集》收的对偶句约五千个,但仔细考察,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还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对联。李开先之《中麓山人拙对续对》是明代对联中比较突出的一部,不仅对联有1500多副,而且三句以上,句脚平仄均按单平单仄安排,规律性很强,且为后人所效仿,被我命名为“李氏规则”。赤心子辑之《奇联摭萃》与冯梦龙之《金声巧联》顾名思义主要收对联之奇巧者。而释担当之《网措斋对联》所收对联,内容多含禅理,自与其身份有关,实开后世大写佛教对联之先河。 清代为对联的鼎盛时期。其所以对联在清代能达到鼎盛,有三个因素起了重大作用。 第一个是元明以来小说的流行带动了对联的扩散。即以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与罗贯中的《水浒传》、明代中叶吴承恩的《西游记》、清乾隆年间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这几部最著名的小说来说,其每一回的标题,都是用对联来作的。例如“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三国演义》第八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候火烧草料场”(《水浒传》第十回)、“观音院僧谋宝贝,黑风山怪窃袈裟”(《西游记》第十六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红楼梦》第十九回)、“常熟县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等等。在这几部小说中,有的不但每回的标题用对联,回末也用对联作结束语。例如《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末:“陈登曰:‘某有一计,可退曹操。’正是:‘既把身孤离虎穴,还将妙计息狼烟。’不知陈登说出甚计来,且听下文分解。”又如《水浒传》第十四回末:“吴用不慌不忙,迭两个指头,说出这句话来。有分教:‘东溪庄上,聚义汉翻作强人;石碣村中,打渔船权为战舰。’正是:‘指挥说地谈天口,来诱翻江搅海人。’毕竟智多星吴用说出甚么人来,且听下回分解。”这个结尾甚至可以认为是用了两副对联。余不赘引。由于这些小说都在读书人中广为传览,又于书场中被说书人不断传播,自然会推动对联在清代的发展。在《红楼梦》中,曹雪芹还精心撰写了二十来副用在各种场合的对联,其水平之高至今令人叹服。如第一回题太虚幻境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第五回题于上房内间处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第十七回题于蘅芷清芬处联:“吟成豆蔻诗犹绝,睡足茶縻梦亦香。”第一百十六回题于福善祸淫宫门联:“过去未来,莫谓智贤能打破;前因后果,须知亲近不相逢。”鉴于曹雪芹的名望,这样的对联对社会之影响更是可想而知。
第二个是可读性很强的对仗启蒙读物大量出现,从基层教育上推动了对联的长足发展。明代司守谦的《训蒙骈句》、车万育的《声律启蒙》、李渔的《笠翁对韵》、李调元的《精选幼学对读本》等等,皆为此类童蒙之书,既是习作诗赋也是习作对联的好教材。这些读物,或承其前,或启于后,皆对仗工稳,合乎平仄,想象丰富,辞藻美丽,熔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炉,既通俗易懂有很有文气,读起来朗朗上口,有很好的文学享受,很受学生欢迎,对初学诗联者打基础极有好处。《训蒙骈句》从一字到十一字按韵编排。《声律启蒙》与《笠翁对韵》均仿其体例而注以新的内容。《精选幼学对读本》有习对歌、习对定式、切韵谱诀和巧对门四个内容,从二字到二十字,顺次排列。五字花木类之“花王初报信,梅子已成仁”、七字天文类之“水共长天同一色,雷无皓月两交辉”等等。这些书籍多被私塾所采用,几百年来,印行的版本非常之多。由于许多私塾的学生,有的甚至还在幼儿阶段,都不仅读过而且能背诵这些书,加之在学校经过日常练习,从小对平仄对仗就有感悟,其后作诗作对联,自然就不困难了。 第三个是对子摊的流行。所谓对子摊,就是在平时特别是春节这样的节日在街头巷尾书卖对联的摊子。这种摊子在明代就出现了。冯梦龙《警世通言·饨秀才一朝交泰》中即有所述。该文言福建文人马任流落北京,因衣食无着,“喜逢新岁写春联”以“趁几文钱度日”。45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是明代开国之初提倡写春联,已成习俗,百姓中能写字的人太少,自然要请人代笔。二是科举考试落魄文人太多,有些缺乏生计,给人写点春联,也确实可以生点小财。进入清代,社会逐渐繁荣,对联使用面更广,加上康熙乾隆等帝王不仅爱好对联,而且都是撰写对联的高手,上行下效,社会需求量大,对子摊便得到长足发展。《燕京岁时记》说:“自入腊月以来,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屋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46这是真实的记录。有些地方,教书先生写不赢,还把学生组织起来帮着写。这样,学生既可得部分酬赏,又练了书法,求联者的欲望满足了,先生也不至太累。生意能到这个程度,足见对子摊在清代的盛况。对子摊的盛行,客观上又起着推动对联在清代进—步普及的作用。 梁章钜在《楹联丛话》中说:“凡值大典庆成,皆有进御文字。万寿盛典,亦有绘图一门,而楹联附焉。”47各地名胜、祠庙、学堂等等也到处刻挂对联。由此可以看出对联在清代的普及程度。康熙、乾隆年间曾两次编辑,因未见其书,不知面目如何。康熙御定的《分类字锦》六十四卷,分借对、数目、干支、卦名、彩色等等门类,如“山骨泉心”、“羊角鹅毛”(指风雪)、“八座三台”、“嫣嫣红,楚楚青”之类,亦非对联直录。康熙中,高士奇所著《续编珠》二卷,分岁时、人伦、文学、花木、鸟兽、鱼虫,附于所刊杜公瞻《编珠》之后,性质同杜氏之书也差不多。汪升刻了一部《评释巧对》,汇集康熙以前之趣巧对联,可称当时趣巧对联之集大成者。乾隆年间,李谦堂所著《联经》,凡四卷,集儒家经语或据经意自撰成联,虽其意在宣传经义而不在艺术,宽对甚多,如“清(清廉)任(负责)和(随和)各成仁于三代,果(果敢)达(通达)艺(多才)同授政于一朝”,上联联意取自《孟子》万章下并参告子下,下联联意取自《论语,雍也》,但比较工稳的也不少。缪莲仙诸人的几本《四书对语》,情形大致相同,只范围限于“四书”而已。嘉庆间,尚有王有光的《吴下谚联》(今与清李光庭的《乡言解颐》合于一书)即《北庄素史集》。 “北庄素史”为王有光别号。该书博采江浙一带谚语,集成对联,并加以注释,亦庄亦谐,俗不伤雅。所辑谚联,从二字至十二字,对仗工整,“若历阶然”。如“纱帽底下无穷汉,纺车头上出黄金”、“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要知山下虎须问过来人”之类,内容有可取之处,但因受谚语的影响,平仄亦有失调之处。嘉庆进士梁章钜于道光年间所编著之《楹联丛话》、《楹联续话》和《楹联三话》(后集印为一书),影响最为巨大,价值也很高。梁书收集面广,资料具体丰富,但在对联理论上基本上没有涉及。道光八年李彦章之书院弟子也为之出了一本《榕园楹帖》,是乃较早且质量较高之个人专集。如 “别开小径成松路,忽有朱栏出竹间”(集句联)、“四面楼高先得月,三元花丽正争春”等都很清新。此后陆续出了一批集印对联的书籍,但都是单纯的对联汇集。中有咸丰五年初刊邱日虹的《对联汇海》与同治二年初刊何绍先的《对联汇海》等等。光绪五年出的《楹联集锦》八卷,所收的对联,主要是集字联。五言的如吴平斋集座位帖联,六言的如何子贞(绍基)集禊帖联,七言的如丁心斋集《兰亭集序》联,等等。又常麟《楹联集韵》二卷,所收对联,皆集诗句而成。如“已抽身向园林下,犹寄形于逆旅中”,集白香山(居易)诗句;“刘伶避世唯沉醉,平子归田不必穷”,集韦庄诗句。《楹联名迹》三卷,所收全是一些名士的对联墨迹。除“泉为葛天味,松是羲皇声”一副为明人高攀龙所题,“整顿乾坤将相,归休林壑渔樵”一副为明人张瑞图所题而外,其馀皆出自清人之手。曾国藩的《求阙斋联语》、左宗棠的《盾墨馀沈》、俞樾(曲园)的《楹联录存》、李篁仙的《天影盦(同庵)联语》、吴劭之《绮霞江馆联语》、姜济寰的《寅清阁联语》、曹秩庸的《邺吟馆联语》、王壬秋(闯运)的《湘绮楼联语》,等等,所集乃本人所作对联。民国22年,湖南浏阳人卢希裴将曾、李、吴、王、姜、曹六人联语,集为《六家联语合钞》,推崇备至,说:“吾于六家,固已五体投地,不敢遽言绝后,要为自有联语以来,不愧泱泱大风也。”48因涉及面较大,艺术性也较高,在清末所出的同类著作中,比较著名。章太炎、吴恭亨等,也有专门的对联集子,而且中多精华,可从中看出时代前进的脚步。清末民初,新疆也出现了对联的石印本,主要记录新疆边塞对联,质量也很高。在此前后,还出过一些诸如民国14年壬文濡等辑的《对联大全》之类的书,专门供人抄用,都比较一般。 清代对联的发展,在四个方面比较明显。 一是越写越长。乾隆年间号称“海内第一长联”,“古今第一长联”的昆明大观楼长联,有一百八十字,已属洋洋大观,但就字数来说,光绪以来有不少对联就使它望尘莫及。本书“长联”部分还会专门叙述。 二是越写越巧,把许多艺术手法都用上了,有些手法还很特别。本书“对联的词语运用技巧”部分,已总结出了60余种手法,后面将详细讲述。 三是使用越来越普遍。某地风物甚佳,写副对联描状咏叹;某人寿诞,写副贺联以表祝福;某人逝世,写对联以表哀挽;感于世情,写副对联以述心志;欲售货品,写副对联以广招徕;闲来无事,会同一二好友,以一事或一物为题,彼此属对,以为娛兴:诸如此类,为官为民,皆常有之。甚佳者,篆刻于胜地,录载于书籍,流传于民间,用梁章钜的话来说,真如“天章稠迭,不啻云烂星陈”,49稍许留意,即随手得。 四是对联独有的整套声律规则——马蹄韵以及朱氏规则、李氏规则不仅形成,而且已经完善。拙著《对联格律,对联谱》一书对马蹄韵已有系统阐述。后文还将对马蹄韵以及相关规则分别介绍。 清代的联书,从已见的目录看,已有好几百种,如果将各地图书馆与私人收藏尚未流行的刊本和抄本都发掘出来,估计有数千种之多。对联数量,见诸文字者,不下百万副,且质量高者居多。对联在清代如此登峰造极,不仅为其前其后的时代所未有,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学形式相比,也非常突出。因此,若谓清代以对联最为发育,并以“清对联”同“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并论,并不过分。
第五节 关于联话
所谓联话,乃《江南赵氏楹联丛话》序之所谓“钞纂楹联,附以记述”者。也就是说,每副对联除了对联本身而外,还加上一些说明性的文字,或介绍作者的情况,或介绍对联产生的背景,或介绍对联所含的内容,或介绍对联特有的技巧,等等。这样的“联话”在梁章钜的《楹联丛话》中,比比皆是。看下面几个例子:
谢蕴山启昆知扬州时,修葺史阁部祠墓毕,梦阁部来见,因问:“为公修葺祠墓,公知之否?”曰:“知之。此守土者之责也。然要非俗吏所能为。”问己官位,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问:“将来有子否?”曰:“与其有子而名灭,不如无子而名存。”因问:“公祠中少一联,应作何语?”曰:“一代兴亡关气数;千秋庙貌傍江山。”谢为书丹勒石,今存祠内。50 丹书勒石,即以红色书写,刻于石上。此联之话交代联语之由来以及联语之现状。
相传阮芸台先生于江西百花洲集句一联云:“枫叶荻花秋瑟瑟,闲云潭影日悠悠。”既合风景;而句又在人人意中。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但余又闻之彭春农学士云:“此语饶州烧作磁联,其欵或署曹文恪,或署先文勤公。实乃旧句,非芸台师集成者。”51 此联之话极称联语之妙处,并在“相传”二字所作伏笔之下,以“又闻”之言道其真伪之疑。一“传”一“闻”,给读者留下考证空间。
鲍觉生先生桂星才气冠时,徒以傲兀凌人,为世所嫉。临终自撰挽联云:“功名事业文章,他生未卜;嬉笑悲歌怒骂,到此皆休。”遗命悬于灵几之前。则仍是本色语也。52
傲兀,指性情高傲。几,案也。此联之话既交代联语之由来,亦表达对联语之评价。
彭文勤公自书京邸春联云:“门心皆水;物我同春。”日下士大夫颇以出语为话柄:“不过以‘门心’二字强捏耳。”然古人此等句法甚多,唐贾岛《题长江厅》诗有“言心俱好静”之句,意境正与相似,则用之楹帖,有何不可?况对句甚浑成乎!后汪锐斋仪曹德钺仿其意云:“臣心如水;王道犹龙。”则青出于蓝,而不能青于蓝矣。53 邸,旧指高官居所。此联之话乃就士大夫以彭文勤所题春联之“门心”二字为话柄,引古今之例为彭辩护。
笠翁芥子园门前二柳,门内二桃。桃熟时,人多窃取,因戏书一联于户云:“二柳当门,家计逊陶潜之半;双桃钥户,人谋虑方朔之三。”人以为嘻而不虐。又题歌台云:“休萦俗事催霜鬓;且制新歌付雪儿。”又题大门云:“孙楚楼边觞月地;孝侯台畔读书人。”孙楚酒楼为白门古迹,太白觞月于此;周处读书台,则与芥子园适相邻也。54
梁章钜《楹联丛话》早期版本
笠翁,即清代李渔。东晋陶渊明之宅门前有五柳树,而笠翁门前只二柳,故联曰“家计逊陶潜之半”,逊,不及也。钥,锁也。东方朔,汉武帝时人,神话传说他是岁星所化,曾到西王母桃园偷食蟠桃三次。人谋,指为门加锁。虑,担心。雪儿,唐李密爱姬,能歌舞。密每见宾僚文章有奇丽入意者,即付雪儿叶音律歌之。觞月,对月喝酒。周处,西晋江苏义兴人,少时横行乡里,父老将其与蛟虎合称三害。后斩蛟射虎,发愤改过,终为一代名臣,后战死,谥孝侯。首联之话交代联语内容之所出,第三联之话则主要释其用典。 联话之形制大致如此。 《楹联丛话》直到如今还有很大的影响。其后许多联话都部分取自梁书。光绪十八年(1892)出的《江南赵氏楹联丛话》,为江苏丹徒人赵曾望、邵筵父撰。该书何以也称《楹联丛话》,赵氏在序中特别作了说明。他说:“福州梁苣林(章钜)中丞钞纂楹联,附以记述,名之曰《楹联丛话》。吾乡李十二丈钞纂楹联,附以记述,名之曰《楹联剩话》,踵中丞之后尘,且避同也。(李)后阅中丞《归田琐记》,又先有《剩话》之名,欲易不及。然心悔故,续编之成,乃命名《赘话》,以自示异。……余此书本名《对联丛话》,以联也者,或膀(同榜)于门,或膀于壁,楹非专属也,继思不必与中丞立异,特改而同之。”55从上述命名介绍中还可以看出,后世有关联话之书,撰辑方式都差不多,都是“钞纂楹联,附以记述”。 《楹联丛话》以后出现的联话书,除了赵曾望的《江南赵氏楹联丛话》、李十二丈的《楹联剩话》(或者说《赘话》)等以外,还有同治年间李廷鉽的《楹联补话》,光绪年间李承衔的《自怡轩楹联剩话》,朱应镐的《楹联新话》,林宗泽的《平冶楼联话》等。进入民国以后,对联除内容更新和出现一些初步的理论探讨文字而外,其他方面进展不多。这个时期出现的联话书,有古直愚人的《颐和园联话》,陈方镛的《楹联新话》,吴恭亨的《对联话》,窦镇的《师竹庐联话》,丁楚孙的《古今滑稽联话大观》,范笵的《古今滑稽联话》、粟山居士的《悯斋联话》,董坚志的《滑稽联话》,杨祚昌《西湖联话》,无名氏的《绮云楼联话》,雷瑨的《文苑滑稽联话》和《楹联新话》,李澄宇的《未晚楼联话》,刘大白的《白屋联话》,等等。民国年间把诸多联话专门成集,同一般对联区分开来,在认识上是一个发展。 同梁章钜的《楹联丛话》一样,这些书作为“联话”都不是十分纯粹,因为书中仍有一些对联只有“联”而无“话”。而今有些报刊杂志开辟了“联话”栏目,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有些就只“钞纂楹联”而已,并没有“附以记述”,说明栏目编辑对“联话”的内涵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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