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杜甫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原因探析

雪之

杜甫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原因探析 翁玉玲 内容提要 《河岳英灵集》作为我国盛唐的诗歌选集，这个时期的主要诗人如李白、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崔颢等人的优秀诗篇都得以入选，从整体上反映了盛唐诗歌的面貌。然而书中却独独没有著名诗人杜甫的诗作。这一直为文艺界所关注和争论。笔者以为中国古典文学史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在不能还原当时情形下，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相关史料大致推测历史曾经的可能性。由于《河岳英灵集》遴选诗歌的标准比较客观、正确，通过对《河岳英灵集》和杜甫生平及诗作的分析，可推测杜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大致有两种可能：一、杜甫在殷璠选编《河岳英灵集》时尚未蜚声诗坛；二、杜诗风格与编选者的主张及当时诗歌审美的主流相悖。 关键词 河岳英灵集；杜诗；盛唐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特殊的繁荣时期，一时人才辈出，各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光辉的艺术成就，争奇斗胜，呈现出一片缤纷壮丽的色彩，这就是人们所称颂的诗歌的盛唐气象。这个文学史上的不寻常现象，不只后来者在回望那遥远的文学史上的高峰时景仰、赞叹，就是身当其时的人，也对展现在面前的崭新、兴盛的景象，感到欢欣、振奋。当时的丹阳进士殷璠就是一个有卓越见识的人，他在天宝末年遴选了开元、天宝年间著名诗人的诗作，编成了著名的盛唐诗集《河岳英灵集》（1），以记录当时诗歌的繁荣。由于《河岳英灵集》有比较正确的观点作为遴选诗歌的标准，这个时期的主要诗人如李白、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崔颢、崔国辅、祖咏、储光羲、常建等人的优秀诗篇都得以入选，基本反映了盛唐诗歌的面貌。然而书中却独独没有著名诗人杜甫的诗作，其原因历来为文艺界所关注。笔者以为，一个诗人的诗歌是否被选入某个诗歌集原因是多方面的，存在许许多多的可能性，我们无法复原当时的情形，只能根据现有的材料作大致推测。要澄清杜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的原因，就应当从了解《河岳英灵集》的遴选标准和诗人杜甫生平、诗作及当时的社会状况入手。

    《河岳英灵集》是盛唐的诗歌选集，选取诗歌的时间段是“起甲寅，终癸巳”，即唐开元二年（714）至天宝十二年（753）；选录了这个时期自常建至阎防[1]24家诗234首[2]。编者殷璠认为，诗人“不可不知音律”，但又不可“专事拘忌”，流为“矫饰”。他批判了齐、梁以来诗歌“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的不良倾向，指出唐代诗歌正是在纠正上述诗风中“去伪存真”，逐步向前发展，到了开元中期“声律风骨始备”。殷璠评诗注重“风骨”和“兴象”。他选录的标准是“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1）（P40-41）

    书中所选诗歌以王昌龄为最多，共16首，且多是五言古诗，王维和常建次之，各15首；并略仿南朝钟嵘《诗品》，对入选各家诗歌的艺术风格都作简括的评论，其中有不少精辟之见为后人所称述。这种把评和选结合起来，在体例上实属创举，为后来许多评选本诗文集的滥觞。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杜甫的生平及诗作。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其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他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他的生活从20岁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漫游时期，从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年（745）。这期间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过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然而却无著名诗作问世。

    长安时期，从天宝五年（746）至天宝十四年（755）。这一时期，杜甫谋求仕途发展，从诗的最主要活动就是投诗干谒，诗作多为应景之作；及仕途受阻、落魄京师，开始关注人民疾苦，诗风逐渐转变，写了一些述说个人落魄和反映人民疾苦的诗作。

    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从唐肃宗至德元年（756）至乾元二年（759）。在这段时间，中原大地正经历着安史之乱，杜甫也亲身经历了陷贼、流亡、任左拾遗、出贬华州、洛阳道上、秦州寄居、入蜀行程——无论是人事关系或是自然环境，变化都很悬殊。这让他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人民的痛苦，写下了许多不朽诗篇。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漂泊西南时期，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至唐代宗大历五年（770）。杜甫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漂泊西南，在成都浣花溪畔建了草堂，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这也是他诗歌创作的高峰期，他一生中半数以上诗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

通过以上对《河岳英灵集》和杜甫生平及诗作的分析，笔者以为杜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大致有两种可能性：一方面杜甫在殷璠选编《河岳英灵集》时尚未蜚声诗坛，另一方面杜诗风格与编选者的主张及当时的诗歌审美的主流相悖。

一、            杜甫在殷璠选编《河岳英灵集》时尚未蜚声诗坛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河岳英灵集》是盛唐的诗歌选集，选编诗歌的时间段是唐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二年（714-753），所以我们探究杜诗未能入选《河岳英灵集》在时间上的因素，重点要讨论杜甫在盛唐时期——即杜甫在“漫游时期”和“长安时期”（731-755）的诗歌创作和诗名。

    由上文史料可知，杜甫是一个大器晚成的诗人，虽是盛唐诗人，在盛唐时期却没有什么佳作问世，当时并无诗名，而是愈到老年成就愈大。他诗集中的诗，半数以上都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至四年（766-769）。他的名作“三吏”、“三别”、《春望》、《剑门》、《客亭》、《江上》、《江汉》、《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也都是作于“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和“漂泊西南时期”（756-770）。如果把杜甫的一生分为盛唐和中唐两个时期的话，我们可以说他成名作和代表作产生于中唐时期而非盛唐时期。明代王世懋在《艺圃撷馀》中认为，以杜甫的诗歌创作历程来看，把他归为中唐诗人更为合适些。到后来，清人蘅塘退士编选《唐诗三百首》，甚为推崇李杜，虽然选杜诗多达34首，但其中也不过只有两三首是杜甫盛唐时期的作品。

    同样，从杜甫在盛唐时期的生活经历可知，杜甫在35岁前的青壮年时进行了两次长期漫游，过着“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1]的生活。他访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虽然汲取了不少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然而却没有什么著名诗篇问世或广为流传。在这期间杜甫与当时很多著名诗人也都有交往，并与之唱和。然而，在当时众多的盛唐著名诗人如李白、王维、岑参、高适、贾至、严武等人的作品中，对杜诗直接评价之词却鲜见存留。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杜诗当时是没有受到重视和推崇的。

杜甫漫游生活结束后到了长安，在长安居住十年，过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屈辱生活，使他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变化。他来长安的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所以这一时期，他为了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职，往返于豪门贵族之间，投诗求引，前后拜访过汝阳王李璠、左丞韦济、翰林学士张璠等诸多权贵，这时的诗歌也多是些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应景之作，并无太大艺术成就。“恭郑庄之宾客，游窦主之园林”（《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就是很好的证明。但杜甫进入仕途的愿望并未能实现，却落魄到了挨饥受冻的地步，这从客观上让他认识到了统治阶层的腐败，同时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体会到了人民的疾苦。所以这一时期，杜甫的诗风渐变，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一些反映人民疾苦、揭露豪门骄奢的诗作。这些作品虽已颇显功力，有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在当时依然没有广为流传。其实直到后来，晚年的杜甫虽然在诗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仍未被时人所重视，直至他逝世四十年以后，始见重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所以笔者以为，在殷璠选编《河岳英灵集》时，因杜甫尚未蜚声诗坛而未能入选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二、            杜诗风格与编选者的主张及当时诗歌审美的主流相悖

前面我们分析，杜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杜甫在盛唐时期诗名尚未大著。这是根据史料推测出来的一种可能性，如果我们纵览一下唐代的诗歌选本就会发现，不但《河岳英灵集》未选杜诗，即使是以大历前后诗人为对象的选本《中兴间气集》（唐·高仲武选编）及稍后的《极玄集》（唐·姚合选编），也都没有把杜诗选入。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考虑，杜诗未能入选《河岳英灵集》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其实在文学史上，一种文学样式的作品选本，常常是选家们对于这一文学样式的某种观点、主张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同时，选编者为适应社会文化心理和大众审美要求也会对诗歌有所取舍。所以选编者的主张以及这种文学样式、当时的审美主流，对编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选家们依据当时社会的审美主流，把自己的理论观点、见解主张或贯彻于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之中，或按照这一理论、见解的具体要求来选出符合这一要求的作品，从而以此宣扬选家自己的主张和观点。《河岳英灵集》也不例外。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的集论中说：“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1）（P41）无疑，从殷璠这一阐说来看，其对诗歌强调风骨声律兼备，持论确谓公允。然而，我们综观《河岳英灵集》，特别是细审其所选的作家作品及其对作家作品的“品藻”，却会发现：他对诗人诗篇的具体选录与其理论主张是不一致的，存在明显的距离。即持论虽谓公平允当，而选诗却时见偏激。具体说，殷璠于“风骨”和“声律”之二者，显然更为重视“风骨”，而并不太强调“声律”。例如，他在对诸多诗人品评时，屡以“风骨”或“气骨”相称。上文我们已经交代过，《河岳英灵集》选诗以王昌龄为最多（共16首），其中又以五古居多。我们看看殷璠是如何评价王昌龄的诗的，他说：“昌龄以还，四百年内，曹、刘、陆、谢，风骨顿尽。顷有太原王昌龄、鲁国储光羲，颇从厥迹。且两贤气同体别，而王稍声峻……多惊耳骇目之句。”（1）（P98）又如评高适云，“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1）（P77）评崔颢云，“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1）（P83）评陶翰云，“既多兴象，复备风骨”；（1）（P69）评薛据云，“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尔”。（1）（86）可见，其专门标举“风骨”，而未标举“风骨声律”兼备，更未单以“声律”标举。不仅如此，他还明曰：“夫能文者，匪谓四声尽耍流美，八病咸须避之。纵不拈缀，未为深缺。”（1）（P41）“故词有刚柔，调有高下，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便是知音。”（1）（P41）至此，于“风骨”和“声律”两端，殷璠所尚者为“风骨”。换言之，即殷璠选编《河岳英灵集》时对诗歌的要求是不拘形式、“声律”而以“风骨”作为首要标准的。但我们知道，杜甫以律诗见长，而律诗属近体，虽长于文采，却须合格律平仄，诗句讲求对偶工整，故难显“风骨”。较之近体诗，古体诗风貌质朴、明朗有力，语意偏于动态的流贯，从而“风骨”易显。而殷璠所选诗以古体诗居多，也正说明了殷璠选编此集时是偏重于“风骨”的。而长于抒情、语意偏于静态的细味、讲求平仄和对偶，故而难显“风骨”的杜诗不能入选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个较有代表性的诗歌选本往往浓缩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它所编选的每一个诗人，甚至每一首诗都与选家鉴赏观念及当时所流行的美学风范有关。《河岳英灵集》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盛唐诗歌选集，自然也不例外。前面我们分析了殷璠选编《河岳英灵集》的个人观点，下面我们就通过《河岳英灵集》再来讨论一下盛唐的社会风貌和诗歌审美主流。

    《河岳英灵集》中选诗仅次于王昌龄的是王维和常建，殷璠在诗评中说，“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著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1）（P58）“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1）（P49）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对盛唐时期诗歌的审美主流略窥一斑，当时的统治者和所谓士林更欢迎流连风景、游心物外、清新淡远的诗歌。而这种诗的风格，在杜甫的诗中是很难找到的，他那富有人民性和独创性诗篇的写实风格与这种风格是存在极大差异的。钱鍾书先生认为这种差异是唐诗与宋诗的分别，他在《谈艺录》中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2）（P2）正是因为有这种差异，所以杜甫的诗在盛唐时期的主流文坛上是不被重视的，甚至于他死后四十年被韩愈、元稹、白居易等大力提倡仍不能为时人接受。也正是这种纯艺术审美主流的影响和渗透，《河岳英灵集》才推崇王维、常建的神韵一派，而不选杜甫的写实主义诗歌。

    至此，我们可以说，杜诗因风格与选编者的诗歌理念及盛唐乃至唐朝的诗歌审美主流不符，也是其未能入选《河岳英灵集》的重要因素。

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充满了复杂性，不但文学史与思想史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就连诗学理论与文本创作，甚至诗论家个人在不同场合所说的话都经常互相背离。所以我们要探究杜诗未能入选《河岳英灵集》的原因，也就只能根据杜甫诗歌的风格特点、创作历程和《河岳英灵集》选编者的主张及当时社会的审美风尚作大致的推测，寻找历史的可能性。

注释：

[1]常建和阎防均为盛唐时期著名诗人，因《河岳英灵集》卷首选的是常建的诗，卷尾选的是阎防的诗，故如此说。

[2]今本实为229首。

[3]本文所引杜甫诗作均引自高文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全唐诗简编》，并随文注出篇名。

雪之

《河岳英灵集》未收录杜甫诗歌的原因分析_主观原因
时间：2011-05-25  作者：秩名

论文导读:：《河岳英灵集》是盛唐时期最优秀的诗歌选本，杜甫是盛唐时期著名诗人，是中国诗坛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表面看似矛盾，实则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试图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对学界观点进行评述，同时认为，杜甫未入选《河岳英灵集》的原因更主要是因为与殷璠诗学理论的矛盾。
关键词：杜甫诗歌，《河岳英灵集》，客观原因，主观原因，诗学理论的矛盾

　　《河岳英灵集》被公认为是盛唐时期最优秀的诗歌选本，作者殷璠遴选了盛唐时期二十四位代表性的诗人，几乎囊括了盛唐诗学界精英，唯独“诗圣”杜甫，虽诗名显赫，却未被录取，历代研究者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河岳英灵集》为何不收杜诗，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客观原因，杜甫在《河岳英灵集》的选录时间内尚无名气，几乎没有佳作问世；另外，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短时间内杜甫诗作的传播范围有限，偏居丹阳的殷璠无法接触到杜甫的诗歌。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主观原因，杜甫的诗歌风格与《河岳英灵集》的选录标准大相径庭，选本选录诗歌风格与杜甫诗歌风格迥异。
　　持第一种观点的诸多学者认为杜甫的诗歌未入选《河岳英灵集》的原因是客观的，如明代胡应麟在《诗薮·外编》中阐述了对此的看法：“《河岳英灵》不拾杜遗，《间气》、《极玄》兼遗供奉，宋人未必有意，非也。《英灵》集于天宝，杜诗或为盛行。”[①]【164】李珍华与傅璇琮的《河岳英灵集研究》是近代研究《河岳英灵集》最权威的本子,认为是受客观条件的制约才造成了杜诗未入选的遗憾：“一是由于杜甫刚入诗坛不久，二是由于当时交通条件，使僻居丹阳的殷璠，不能及时得到困居长安的杜甫的诗歌创作。”[②][p31]
　　诗人杜甫生活在公元712年至公元770年，殷璠《河岳英灵集》所收录诗歌的时间段主观原因，一般认为是公元714年到公元753年，两个时间段有重叠。但是杜甫是大器晚成的诗人，直至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后才创作出大量的优秀诗篇，杜甫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出现在《河岳英灵集》的选录终止时间以后。从杜甫的创作年表来看，他的创作在天宝十年（751）年左右发生了深刻变化，写出《兵车行》（751）、《丽人行》（753）等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可见杜甫的优秀诗歌是从天宝十年（751）开始的，是《河岳英灵集》收录诗歌终止时间的前两年，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是这一客观原因造成了《河岳英灵集》不收杜诗的遗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杜甫几乎同时期的诗人岑参（715—770），《河岳英灵集》却收录了其7首诗，其中《终南双峰草堂作》一首，写于天宝十载由安西归后隐居终南之两三年内[③][p202]，另一首《终南云际精舍寻法澄上人归高冠东潭石淙秦岭微雨作遗友人》也是诗人归隐以后的作品，《观钓翁》与《戎葵花歌》创作于天宝十二载之前。[④][p207-p209]这些诗歌与杜甫的上述佳作的创作时间几乎相同。另外杜甫优秀诗篇的创作虽略早于《河岳英灵集》收录诗歌的终止时间，但《河岳英灵集》的收录终止时间并非编者殷璠接触诗歌的最终时间，殷璠是在天宝十二载（753）后的若干年才编录此书的，例如《河岳英灵集》收录的高适的诗歌《见薛大臂鹰作》，作于至德二载（757）[⑤][p187]，因此殷璠编录此书的时可以推后，那时的杜甫的诗歌创作可能已经佳作频出，因而无法据此肯定地判断殷璠没有收录杜诗是由于时间上的客观原因所致。
　　杜诗未被收录的另一客观原因是盛唐时期诗坛尚未认同杜甫当时的创作，也是许多学者所说的殷璠在编选《河岳英灵集》时杜甫未蜚声诗坛期刊网。杜诗在当时直至晚唐都不被社会理解和提倡，这点可以解释，唐人选唐诗现存的十三个本子中除晚唐《又玄集》收录了杜甫七首诗歌之外，其他本子均未收录杜诗。《河岳英灵集》反映了盛唐时期诗歌的整体风貌，既然杜诗与唐代整体创作风貌相冲突，那么《河岳英灵集》不收录杜诗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如前所述，杜甫早年过着游历的浪漫生活，与其他著名诗人交往唱和，曾先后结识高适、李白、王维、岑参等，但在其他诗人的作品中鲜有对杜甫的评价，这说明杜诗在此时没有受到推崇。杜甫在盛唐时期甚至在中唐时期都未得到应有的名誉和地位，直到死后四十年，杜诗才受到韩愈、元稹等人的大力揄扬，由此说明杜诗是在杜甫死后多年才得到认可，他在天宝十载左右写的诗篇也是在他死后才得到应有的评价和推崇的，可见胡应麟、李珍华、傅璇琮等学者的说法似乎也是可以成立的。至于李珍华、傅璇琮所说的交通不便，僻居丹阳的殷璠未能接触困居长安的杜甫的诗歌，这种观点似乎有些牵强。长安是唐朝最繁荣的城市，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殷璠虽生平事迹不详，但也做过官，应该对长安有所关注。其次在《河岳英灵集》收录的二十四位诗人中多有仕途不顺，历经坎坷者。他们游历边关，不少为边塞诗人，如高适、岑参；或被贬官、隐居在僻静之地，信息闭塞主观原因，如岑参就隐居在终南山，但他们的诗作都有收录，可见李珍华和傅璇琮先生的这一说法很难成立。
　　综上所述，可见杜诗未被殷璠收录很可能不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实际上，《河岳英灵集》编录的终止时间（757）前，杜甫具有影响力的诗作已经开始出现。杜甫的生活年段与《河岳英灵集》的收录年段有三十九年的重叠，杜甫虽大器晚成，但早有诗名，早期也有佳作问世，在当时殷璠没有接触到杜诗的可能性非常小。
　　如此看来，《河岳英灵集》未选录杜诗的原因极有可能是主观的。杜甫的诗歌风格与殷璠的选录标准相悖，也就是与整个盛唐时期的诗坛创作倾向相悖。通过对杜甫诗歌风格与《河岳英灵集》选录标准之间的比较，可以大致解析殷璠为何不收录杜诗。
　　殷璠在《集论》中说“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俦，论宫商则太康不逮。”[⑥][p4]殷璠提倡“建安风骨”，是诗歌的一种俊爽刚健的风格；声律方面则汲取南朝诗人的研究成果。殷璠名为“文质半取”，实则重质轻文，他注重诗歌的内容表达，胡震亨道“殷璠酷以声病拘，独取风骨。”[⑦]【p322】罗根泽也同样认为“殷璠选诗虽‘文质半取’，然实鄙薄声律。谓‘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的诗歌，‘虽满箧笥，将何用之’，可见，他虽然“不轻视诗之美，但尤重视诗之用；固不轻视诗的艺术价值，但尤重视诗的人生价值。”[⑧][p59]殷璠选诗首推“风骨”。
　　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的是律诗，其诗炼字精到、对仗工整，格律的存在限制了诗歌风骨的体现。元稹说“律切则骨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⑨]杜甫诗歌多顾声律，少风骨。杜甫创作的古体诗歌不多，这说明杜甫的诗歌整体在内容上不属于“风骨”类的诗歌，杨胜宽据此认为《河岳英灵集》不录杜诗的原因是：《河岳英灵集》收录诗歌多为古体诗歌，尤重五古[⑩]。但是杜甫这段时间的古体诗歌不少，《丽人行》、《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其次《河岳英灵集》收录的孟浩然的诗歌则以五律居多。可见简单的以此作为原因来进行分析是不充分的期刊网。
　　天宝十载，诗人开始了大量的写实主义诗歌的创作，这些诗歌初具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内容上贴近写实，形式上格律严谨，感情上，平实淡雅。这与盛唐蒸蒸日上的社会气象大相径庭，闻一多先生也曾说过“奇怪的是盛唐诗几种诗歌选本没有一本选过杜甫的诗，可见他的作风在当时就跟《箧中集》相近主观原因，只因那只是太平时代，这种社会描写不太被人重视。如果杜甫不长于各种诗体的话，他的诗很有可能被淹没”[11]。这才可能是杜诗未被录取的深层原因之一。
　　殷璠的选录标准在《序论》和集论以及具体诗评中有明确的体现：重“风骨”，同时重“兴象”，殷璠追求“新”、“奇”、“僻”的诗境。杜甫的诗歌属于现实主义诗歌，在新意上很难有所作为，其诗刻画入微，他的诗歌就像是“叙事诗”、“诗史”。他的诗歌与殷璠的喜好也颇不同道。殷璠注重诗人内在的气质，推重人品，杜甫在困居长安十年的时候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这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李白相比，可能不被殷璠所接受。
　　杜甫的诗歌创作走出了诗人对自己和内心的关注，开始关注社会、人生，用叙事性的语言为我们描写了一个诗人关注的世界。但是盛唐时期的繁荣发展，诗人内心的强大以及文人的秉性，使得诗歌创作的主流是关注并抒发内心，殷璠所提倡的“风骨”，也是强调诗人内在的一种骨气，所倡“兴象”是指诗歌内容的有现实的根据，并且有诗人强烈的主观感受。“神来、气来、情来”也是强调诗人创作时的状态。不难得出，殷璠的诗学理论处处是围绕着诗人的内心的，这与殷璠的个人生活经历和遭遇有关，殷璠的这种理论又符合了盛唐的主流观点。由此可见，杜甫未入选《河岳英灵集》的原因更主要是因为与《河岳英灵集》诗学理论的矛盾。

参考文献：
[①]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②]李珍华、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2.
[③]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M]四川：巴蜀书社出版社 ，2006.
[④]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M] 四川：巴蜀书社出版社，1995.
[⑤]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M] 四川：巴蜀书社出版社，2006.
[⑥]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M] 四川：巴蜀书社出版社，2006.
[⑦]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⑧]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⑨]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⑩][⑩]杨胜宽.从<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说到殷璠的选诗标准〔J〕.《杜甫研究学刊

塞外声

这很正常。说明不了什么。这种选集各取所好，并非代表国家集体选定的最高水平的诗集。现代也有人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如郭沫若。

神飞

此贴好，是内行文章，分析得有道理。
有国学纵横扈三娘，偷来来此招摇，这为一些网人特点。没有自己，偷人观点，蒙骗网上。还有夜半钟声、沉沉一线之类，或偷古人，或偷当代，拿来炫耀，浅薄虚荣至极!

学鸣诗韵

杜甫是一个大器晚成的诗人，虽是盛唐诗人，在盛唐时期却没有什么佳作问世，当时并无诗名，而是愈到老年成就愈大。

这点可算是主要原因。但李白成名较早，晚年因为永王的问题，挫折较大。李白和杜甫死后的年间，二人的名声都不是如日中天。直到韩愈时期，才有起色。但白居易元稹等人是扬杜抑李的。杜甫真正声名鹤起只是到宋朝时。李白的名声到晚唐时还是知名度不高，这里面虽由李阳冰、魏颢、范传正等人的弘扬，但毕竟影响不大。

而作者似是江湖诗人，入选的角度多是小官小吏为主或与之熟悉酬和的诗人，圈子也比较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