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到深处好作文

思无邪兮

情到深处好作文
----我写《双城赋》   


       朋友们要我谈谈《双城赋》，对他们的要求却之不恭，我不能不遵命谈几句。
       家乡、故乡，这是文学创作一个永恒的主题。古今中外名家大师们在这一主题上都有佳篇杰作。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春望》，鲁迅的《故乡》，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刘绍棠的《运河浆声》，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等，太多了，不胜枚举。我们在这些巨人面前应该是侏儒，能力无法对比。但深爱家乡的情怀，应该是差不多的。
       作为双城人，可能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南有辽阳府，北有双城堡”。去年清明节前后，我就想以这句话的后半句即“北有双城堡”为题写篇散文。题目很有意思，用意显而易见。借题发挥，说说双城。说双城的由来、双城的历史、双城的开发、双城的发展、双城的现状和双城的人物等等。写“北有双城堡”，就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南有辽阳府”。说来也巧，我1972年冬参军所在新兵连的驻地，就是辽阳。所以我对辽阳的情况早就知道一点，而前几年战友聚会辽阳的时候，又注意搜集了一些，手中所掌握的材料就写一、二篇散文来说还是够用的。
       在构思“北有双城堡”的时候，其他写作角度和方向也在头脑中闪现过，这在写作中也是经常出现的。比如，完全可以以探究这句话的时间和出处为基本内容而成文。我否定了，那不是我要写的。但在阅读县志研究素材时，我明晰的感觉到：这句话在时间上应该是出自于清末，创作发明者应该是双城人。这里不去细说，以后另文再述。
       大约到了7月中旬，我才动笔。起初用的是白话散文语言，后来改用了散文诗的语言。开头是这样的：“一域黑土，几许城墟。在泱泱九洲版图中肯定是个点，在茫茫东北大地上不过是个县”。这句子我是满意的。中间则有这样的句子：“先民女真崛起于十二世纪，金戈铁马裹挟着北方的寒冽所向披糜”。仍然感觉可以。在写到大金被宋朝和蒙古灭亡之后是这样写的：“一个强悍的民族，马蹄声声忽啸而过只留下微弱的袅袅烟尘；一个血性王朝，主宰半壁由盛而衰只留下寥廓的漫漫沉寂”。这已经是诗了。这样已经写了全篇的六分之一，但又犹豫，想改回通常白话散文语言。这时突然想起二OO一年《文艺报》上一篇写北京的《西城赋》，很不错。那就改弦易辙，用赋体写吧，题目再直接些，就叫《双城赋》。
       说到赋，大家都知道，它是我国文学之诗词歌赋中一种。而最初，它是作为动词出现的，还不是一个文体。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这明显是动词，是“诵”的意思。对赋最早的解释是《汉书·艺文志》，有这样一句：“不歌而颂（诵）谓之赋”。这与现在有人常说的“赋诗一首”一样，是把“赋”作为动词即“诵”或“作”来用的。
       赋作为名词也就是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出现，是从战国晚期荀卿开始的。他的《赋篇》，是标志赋所以成为赋的开山之作，用刘勰的话说是“荀卿蚕赋，已兆其体”。对于名词——赋的解释，郑玄的《周礼注》是：“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刘勰的《文心雕龙》是：“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已经很清楚了，名词的赋或者说作为一种文体的赋，就是“直陈其事”，这是它的定义。
       赋的出现是受了《楚辞》的影响，其从先秦战国晚期荀卿的《赋篇》开始到宋玉的《神女赋》为赋的雏形，西汉枚乘的《七发》标志汉赋正式形成，同时代晚些时候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扬雄的《长杨赋》使逞辞大赋走向成熟，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和西晋左思的《三都赋》则把汉赋推向顶峰。这之后，赋体创作就江河日下了，其间虽也有个别篇什如庚信的《哀江南赋》、王勃的《滕文阁序》、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和苏轼的《赤壁赋》灵光一现、偶有点缀，但终难止住赋体创作在整体上的颓废之势。
       赋创作与格律诗词写作比较，前者比后者局限大，后者比前者灵活；前者要敷衍成文，后者不必太考虑谋篇布局文字量小。赋体形式在写作上的不灵活和成文难度以及难于创新，决定了它后来的不利被人所用。这也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盖一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
       元明以后，赋体创作就非常少了。而新中国成立后，赋体创作已几乎绝迹,既使有，也属于凤毛麟角。当然也有不少现代散文冠名以赋的，如碧野的《秋色赋》、王蒙的《苏州赋》等等，但这已经是广义的现代的白话语言的赋而并非原来意义上的汉赋了。
       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它的特点是凝炼、整齐、押韵(有的无韵），以四、六、七言为主。赋的性质，有的说归诗歌范畴，有的说属散文领域。各执一词，都有理由，莫衷一是，难下定论。但宋代以后赋日益散文化，也是不争的事实。
       就赋的性质和风格来说，有“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赋”和“以赋为诗”的说法，我的这篇赋应属于“以文为赋”。
       下面谈《双城赋》的成篇内容和方法。
       写作无非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先说“写什么”
       一写全景全貌。不但要写双城的现实，也要写双城的历史；不但要写解放后及现在繁荣的双城，也要写草创开发时期的满清民国的双城；不但要写双城的风景风情，更要写双城的经济文化；不但要写建设年代的双城，也要写阶级斗争岁月的双城；不但要写双城的事儿，也要写双城的人。如此写，才是整体的双城、全景的双城、或者说是立体的双城，而不是某一角度的双城或某一个侧面的双城。
       二写人物众生。历史是人创造的，文学是人学。写双城，其实是在写人奋斗下的双城、人创造下的双城，离开人去写双城是不能想象的。近二百年的双城历史，是双城人艰苦开发的历史，英勇斗争的历史，前赴后继的历史，改天换地的历史，不断创新的历史。无论是封建政权及其官僚，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和群众，或是不同时期的社会贤达，都为开发双城、创业双城、发展双城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尤其众多普通人民群众，他们在推动双城社会发展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应该以唯物史观来看待和总结这些。所以，我在人物方面列出了各个时期不同领域的先人、先辈、先烈、先优、英豪以及平民。有封建和民国时期有作为的文官武将，有为国捐驱的豪杰英烈，有新中国的党员干部，有工农学商的先进模范，有文学艺术的精英杰士，有社会上的开明贤达。我这篇赋与其他城市赋的最大不同，是那些赋只提了大人物和名人，而我的这篇赋不但写了历史名人，同时也写了普通人，我特别注意一定要坚持历史是英雄和老百姓共同创造的历史唯物史观。在人物方面，我还尤其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提出了于大头，这是我一直耿耿于怀的。因为看到和听到很多人在平时或接待外地人的时候常常以不无骄傲的口吻提到于大头，这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极其虚荣而又不知传统道德和民族气节的态度，我很是反感，也感到这不是小问题。在封建社会，人们尚且知晓气节是人之根本。在岳飞墓前清代秦姓官员甚至发出这样的自省：“人自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而我们身处教育和文化都已很发达的二十一世纪居然还不能分辨起码的善恶美丑，令人焦虑。因此我写下了：人之要者，谓之忠义气节。有此是谓君子丈夫，无此是谓小人奸邪。幸吾古堡多丈夫，无奈耻有败类男；耀洲群英芳千古，大头寡丑臭万年。
       三写个性特征。我这里讲的不是艺术创作的个性特征，是指历史风云中双城最具特点、最富个性的东西，这应该属于鲁迅先生的“画眼睛”。双城的个性特征是什么？我以为就是她的永不满足、永不止歇的创业开发活动。写双城，这内容应该是最主要的内容。近二百年的双城历史，其实就是不断创业开发的历史。无论是满清1814年的拓土开疆，还是民国伊始的各业发展，或者是新中国之初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抑或是改革开放的全面振兴，双城都在万众一心、有声有色的演绎着这个主题，没有间断过。每一次演绎都比上一次更生动更精彩，每一个时期都比上一时期实现了显著的社会进步。而尤其新中国和改革开放，更把这个演绎推向了极致。毫无疑问，写双城应把这个特点做为最主要的内容，离开这个富有特点的内容，那这个双城会是极度贫肉贫血的。所以我用了很大篇幅，“直陈”了双城是如何创业开发的，战略是什么，开发了什么，建设到什么样子等等。有朋友说，如果你退休了，再写《双城赋》会是另外一个《双城赋》。不会的，其实我满意的恰恰是这篇东西目前的这些内容，这些才是双城的主流和本质。我崇拜屈原、杜甫、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范仲淹、鲁迅、郭小川、贺敬之，不大喜欢周邦彦、宋之问、胡适以及鸳鸯蝴蝶派还有什么张爱玲；我仰慕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伏尔泰、别林思基、托尔斯泰、高尔基、马雅柯夫斯基，不喜欢王尔德·卡夫卡和乔伊斯。
       我主张作家、艺术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放大小我，关心时代，紧贴百姓，不要把身子蜷在象牙塔，“走出彼得堡”，拥抱生活，拥抱人民，拥抱时代。离开时代和民众的那种文学艺术不是太苍白、轻飘了吗？！还有价值和生命力吗？
       在注意个性特征的选择方面，除主要选择创业开发这些属双城特点、优长的内容外，我还很注意的选择了双城的名牌盛产，如双城粮食生产、双城奶牛业、双城乳品业、双城蛋禽业、双城烤醋、双城兆中等。我觉得，写进了这些，才能够给人以鲜明的“这一个”的地方形象，才能将双城区别于别的县域或城市，才是双城而非阿城或肇东。